杨朝明 从《穷达以时》看孔子的“时遇”思想
从《穷达以时》看孔子的“时遇”思想
——兼谈《论语》“学而时习之”章的理解问题
杨朝明[1]
(曲阜师范大学 孔子文化学院，山东 曲阜 273165)
Exploring Confucianism from the Book of Qiong Da Yi Shi
——Expatiate the Interpretation from the chapter of Xue Er Shi Xi Zhi in Lun Yu
Yang Chaoming
(College of Confucian Culture, Qufu, Normal University, Qufu , 273165, China)
Abstract：Abstract: compared with other relevant documents, the bamboo book of Qiong Da Yi Shi enlightened us not only the book of Lun Yu has internal and logical structure , but also that Confucius` thought of opportunity is more important. Lun Yut has clear theme as well as well-organized structure which has been confirmed by the book . Confucius correctly interprets the different functions of the man and of the haven . Facing the difficulties, he spares no effort. But his theory can not be accepted by his time. This book reflects what happened to him ,which just indicates his magnificence on the contrary.The bamboo book of Qiong Da Yi Shi places an important role in research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fucius and his time.
Key words： Confucius, Qiong Da Yi Shi, Time, Opportunity
郭店楚墓竹简有《穷达以时》一篇，其中内容与包括《论语》、《孔子家语》、《庄子》、《荀子》、《吕氏春秋》、《韩诗外传》、《说苑》、《风俗通义》在内的众多传世文献相互联系，十分引人瞩目。按照笔者的理解，该篇的重要价值还在于体现了孔子思想与当时社会的关系。孔子追求用世，希望能够实现政治理想，但他认为自己生不逢时，“无道”的现实决定了自己的政治命运。不过，他坚定自己的信念，相信自己的学说，无论在怎样的困苦境遇中，都应当坚守节操，不忘修德，以君子人格自律。作为孔子裔孙子思的著作，《穷达以时》印证了孔子对自己政治命运的深刻理解，将该篇与包括《论语》首章在内的其他有关资料综合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孔子的“时遇”思想。
一、“天人之分”与“穷达以时”
人生处世，有穷有达。“穷”与“达”是怎样决定的？如何理解人生的困厄与显达？对于这样的问题，历代都会有人进行深度不同的思考。
郭店楚简《穷达以时》说：
有天有人，天人有分。察天人之分，而知所行矣。有其人，无其世，虽贤弗行矣。苟有其世，何难之有哉？
这里明确提到“天”和“人”，论述了二者的关系，格外引人注意。此处的论说与通常所说的“天人合一”不同，在这里，“人”与“天”被两分， “天”与“人”各有其“分”。何谓“分”？《礼记·礼运》郑玄注曰：“分，犹职也。”故“天人有分”是说天、人各有其职分，天、人互有不同。
说到儒家的天人论，一般认为，“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哲学尤其是儒家哲学的基本特征，“天人相分”观念由荀子提出，不像“天人合一”思想那样形成早，影响大。实际上，“天人相分”应当像“天人合一”那样历史悠久，人们长期以来忽视了“天人之分”的观念，才产生了错误的认识，这是《穷达以时》的发现给我们的重要启示。梁涛先生说得好：“根据竹简的内容，天人之分其实也有深刻的历史渊源，而且从思想史的发展看，天人之分与天人合一总是相伴而生的，没有不讲天人之分的天人合一，也没有不讲天人合一的天人之分。”[2]
既然“天”与“人”是二分的，那么何谓“天”？在中国古人的观念中，“天”的内涵有所不同，它可以是有意志、有目的的神学天，也可以是“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的自然天。而《穷达以时》中所说的“天”则是决定人生显达与困厄的命运天、时运天，它可以决定人生的升降浮沉，可以使人一生不遇，也可以使人宏图大展。所以，竹简《穷达以时》说“遇不遇，天也”。如果境遇不佳，即使为人贤能同样无济于事。
人生穷、达决定于“天”，却并不是人们在“天”的面前无可为、无所为，认识到“天人有分”，才可以更好地确立人生态度，正确对待人生。除了《穷达以时》，郭店楚简其他篇章中还有论说天人问题的内容。例如，竹简《语丛一》有曰:“知天所为，知人所为，然后知道，知道然后知命。”所谓“天所为”、“人所为”，当然是其职分和作用。既然天与人不同，天的力量又十分巨大，那么，首先搞清楚天人之分就十分必要，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知道”、“知命”。所以，《穷达以时》说“察天人之分，而知所行矣”。
这里涉及到如何对待人生命运的问题。“察天人之分，而知所行”，实际是一个人道如何适应天道的问题，因为“人”与“天”虽然两分相并，但“天”与“人”并不相等，在很大程度上，“天”决定着人的命运，决定着人生。所以，从对待“天” 的态度的角度言，“人”应当尊重“天”，应当顺应“天”。这又由“天人相分”走向了“人”自觉与“天”相互和谐的路子上。很显然，不知其“分”便难得其“合”，不了解“人”与“天”的区别，就难以正确对待人生。
郭店楚简所说知“天人之分”与“为学”、“知道”、“知命”之间的联系，使我们想到了孔子。孔子曾经总结自己的人生历程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孔子之“学”乃是改造社会的学说，朱子《集注》说：“此所谓学，即大学之道也。”孔子熟悉历史，深刻认识现实，他了解天地运行之道，因而自称“五十而知天命”。皇侃《义疏》以为：“天命，谓穷通之分也。谓天为命者，言人秉天气而生，得此穷通，皆由天所命也。”有学者说：“知有仁义礼智之道，奉而行之，此君子之知天命也。知己有得于仁义礼智之道，而因推而行之，此圣人之知天命也。”[3]我们认为，郭店《语丛一》所谓“知命”就说孔子所说的“知天命”。
竹简整理者指出，《穷达以时》篇的内容见于《荀子·宥坐》、《孔子家语·在厄》、《韩诗外传》卷七和《说苑·杂言》。认真比较各项材料，它们虽文字多有参差，内容却大体一致，肯定有共同的来源。人们认为，《穷达以时》出于子思学派，这是可信的。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同意郭沂先生的看法，即《穷达以时》应为孔子裔孙子思著作中记录的孔子言语。[4]这不仅是因为在子思著作中确有一部分内容专记孔子言论，而且《穷达以时》和各书之间，无论思想内容还是文字表达都相当一致，而记述史实的部分尤为接近。我们认为，将该篇记载与《孔子家语·在厄》比较，可能看得更为清楚，各有关记载应该都本于孔子向弟子阐述自己对陈蔡之厄的看法，《穷达以时》的性质也应该如此。
《穷达以时》为子思著作记录孔子言语，那么，该篇的思想便不仅属于子思学派，也应该属于孔子。我们在认识孔子和理解《穷达以时》时，可以将相关文献结合起来。例如，《穷达以时》中与“人”两分的“天”，《荀子》中则表述为“时”。《穷达以时》的“遇不遇，天也”，《荀子·宥坐》为“遇不遇者，时也”，《穷达以时》的“天”作为决定人生显达与困厄的命运天、时运天，也就是后来所谓的“天时”。
《穷达以时》反映了孔子的思想，我们可以据而对孔子的“天命”思想进行新的认识。依照我们的认识，《论语》材料不是随意的编排，而是有内在的逻辑联系，人们认为《论语》各篇都有一定主旨的看法应该是对的。[5]在这样的基础上，便可以对孔子关于自己人生历程的叙述进行新的认识。
《论语·为政》篇开头的几章是：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由于《论语》是语录体著作，语句简略，所以，《论语》各章材料有无主旨，历来学者各执己见。实际上，《论语》第一篇《学而》在总说“务本之意”后，接着在第二篇《为政》中就谈论孔子最为关心的问题。作为思想家，孔子所关心的首先是社会的治乱问题，是家、国、天下的问题。《为政》首言以德治国；接着谈论《诗》，孔子认为，为政治国应当以王道施行教化，而《诗三百》则蕴含王道，为孔子所格外重视。当时就曾经有人说：“夫子之施教也，先以《诗》”[6]，孔子认为《诗》可以教化人心，他说：“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7]；然后，《为政》接着谈论德、刑关系，这是孔子谈论政治问题的最要话题。在此之后，便是孔子的自述。
夫子自述被放在这里，昭示了孔子所说的“学”，不应该是作为动词的“学习”，而应该是作为名词的“学说”，是他修齐治平的政治学说。这一点，前已言及，此不赘述。
孔子常常谈到“天”，《穷达以时》的发现，可以与《论语》等材料相互比对发明。《论语》中就有孔子所说的“不怨天，不尤人”的句子，至于孔子关于天、命的言论则更多。这样，孔子自称“五十而知天命”，也包含甚至主要是指对自己“学”之不行于时的认识与感悟。结合竹简《语丛一》中所说的“知天所为，知人所为，然后知道，知道然后知命。”可以认为，孔子知“天人之分”，也“知天所为，知人所为”，是一位“知天命”的人。孔子认为，自己在五十岁前后的时候，就已经清楚了自身学说的本质特征，也知道自己不用于世是因为与“天”、“时”不合。
二、“博学深谋”与“世不我用”
孔子“博学深谋”，这一点，他本人自然十分自信，并不讳言。例如，《孔子家语·在厄》篇记孔子对弟子子路说：
君子博学深谋而不遇时者众矣，何独丘哉！
孔子临终前还说：
天下无道久矣，莫能宗予。[8]
孔子认为自己的学说思想足以治世，但“天下无道”，难以得到施行而已。孔子认为自己所处的时代“天下无道久矣”，他感到无力摆脱这样的客观现实。这就是他所遇到的“时”或者“天”，就是他的“时遇”。
在孔子看来，历史上博学深谋的人很多，其能否用世，决定于自身的时遇。在《孔子家语·在厄》篇的记载中，孔子与子路交谈时，他从“不遇”的角度说到伯夷、叔齐、王子比干、关龙逢、伍子胥等人：
汝以仁者为必信也，则伯夷、叔齐不饿死首阳；汝以智者为必用也，则王子比干不见剖心；汝以忠者为必报也，则关龙逢不见刑；汝以谏者为必听也，则伍子胥不见杀。
《穷达以时》又从“遇”的角度立正面立论：
舜耕于历山，陶拍于河浒，立而为天子，遇尧也。邵繇衣苔盖，帽绖蒙巾，释板筑而左天子，遇武丁也。吕望为臧棘津，战监门来地，行年七十而屠牛于朝歌，举而为天子师，遇周文也。管夷吾拘繇束缚，释械柙而为诸侯相，遇齐桓也。百里奚转鬻五羊，为伯牧牛，释板□而为朝卿，遇秦穆。
孙叔三斥恒思少司马，出而为令尹，遇楚庄也，初韬晦，后名扬，非其德加。子胥前多功，后戮死，非其智衰也。骥厄张山，骐塞于邵来，非无体状也，穷四海，致千里，遇造父故也。
孔子不被用，使他空负治国平天下的一腔热情。但孔子对自己思想学说的命运是理解的，惟其如此，孔子才能在困境中甚至还能够“慷慨讲诵，弦歌不衰”。毕竟，孔子弟子有人对孔子的学说是理解的，正如子贡所言：“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夫子。”
颜回的理解更使孔子得到安慰，颜回说：
夫子之道至大，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世不我用，有国者之丑也。夫子何病焉？不容，然后见君子。
就孔子本人来说，一方面，他认为自己“博学深谋”，道术足以治世，而另一方面，时代不容，“世不我用”，无道的现实使自己难以施展抱负，这怎能不使孔子陷于深深的思考之中。
严酷现实造就了孔子，孔子的政治境遇使他的思想更加深邃。孔子的人生境界正是在这样的苦闷中提升的，孔子“晚而喜易”或者与之有关。《论语·述而》记孔子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史记·孔子世家》也说：“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於易则彬彬矣。’”司马迁说得好：“《易》之为术，幽明远矣，非通人达才孰能注意焉！”[9]“博学深谋”的孔子晚年才深深喜好《周易》，正与他极其丰富的人生阅历有关。
《周易》中最具特色的是其中关于“时”的哲学。因为《易传》与孔子的密切关系，《易传》的思想属于《周易》，也属于孔子。刘彬先生曾经认真研究了《周易》中“时”的哲学，他认为，《周易》哲学揭示，“时”是天道的展现和实现形式。在宇宙生化论意义上，“时”以一个个的“时下”、“当下”而存在，同时又“时”“时”相续，展开为一条囊括终始、统摄八极的永恒宏伟的大流。正因为各卦都表示了一个个的特定、具体之“时下”、“当下”。《彖传》才直接指出了三十卦的“时”义，如《豫·彖》曰：“《豫》之时义大矣哉！”《颐·彖》曰：“《颐》之时大矣哉！”《大过·彖》曰：“《大过》之时大矣哉”等等。[10]
显然，《周易》中的“时”既指时间，也指空间，是时间和空间的综合体。王弼在《周易略例》中说：“夫卦者，时也”，又说：“卦以存时”。惟其如此，孔子才对其中的一些卦格外重视。例如，从马王堆帛书易传《缪和》的记载中可以看出，孔子对《困》卦格外重视。该篇记载说：
缪和问于先生曰：“凡生于天下者，无愚知贤不肖，莫不愿利达显荣。今《周易》曰：‘困，亨；贞，大人吉，无咎；又言不信。’敢问大人何吉于此乎？”子曰：“此圣人之所重言也，曰‘又言不信’。凡天之道壹阴壹阳，壹短壹长，壹晦壹明。夫人道尤之。是故汤□□王，文王拘于□里，〔秦缪公困〕于□，齐桓公辱于长勺，越王勾贱困于〔会稽〕，晋文君困〔于〕骊氏。古古至今，柏天之君，未尝困而能……也乎？困之□为达也，亦猷……故《易》曰：“困，亨；贞，大人吉，无〔咎；又言不信。’此〕之胃也。”
帛书易传《缪和》中的“子曰”何指，学者间有不同看法，将该篇与相关文献比较，便不难理解“子曰”就是孔子无疑。《说苑·杂言》载：
孔子曰：“…吾闻人君不困不成王。列士不困不成行。昔者汤困于吕，文王困于□里，秦穆公困于□，齐桓困于长勺，勾践困于会稽，晋文困于骊氏。夫困之为道，从寒之及暖，暖之及寒也，唯贤者独知而难言之也。《易》曰：‘困，亨；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圣人所与人难言信也。”
将帛书易传《缪和》与《穷达以时》以及《说苑》等文献合而比对，不难发现他们在论说的精神上是一致的。用缪和的话说，人之生于天下，都希望“利达显荣”，但孔子说：“人君不困不成王”，所以，“困之为道，从寒之及暖，暖之及寒也，唯贤者独知而难言之也”。
孔子重视《周易》中的“困”卦，与他自己的历史经历和人生感悟有关。帛书易传《缪和》谈论“困”、“达”的问题，但此时的孔子，人生境界已经提高到了新的层次。他已经清楚地看到，人作为一种“时”的存在，应该能自觉其“时”，从而用“时”。这种觉“时”、用“时”即构成了“时”的人道内涵。所以王弼在《周易略例》中说：“夫卦者，时也；爻者，适时之变者也。”孔子关于《周易》的大量论说，正明确显现了这一点。
孔子“周游列国”时，他处在“世不我用”的困顿中，孔子不得其“时”，但仍然希望用“时”，因此，他往往表现得矛盾与苦闷，一方面，他似乎已经意识到自己的思想与当时的不洽，但总是又希望能有机会一试身手，一展抱负。《穷达以时》说：“苟有其世，何难之有哉？”《论语·阳货》记孔子说：“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 都似乎是孔子的喃喃自语。这里的“世”与“时”意义相通，“有其世”自然“有其时”，也就是“有用我者”，有适合自身发展的空间。
三、“学而时习”与“独善其身”
人生有穷有达，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利天下。《孔丛子·记问》所引述的孔子之言，在《孟子》中作“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对于人生的“穷”与“达”，孔子有清晰的应对态度，《孔子家语》、《说苑》乃至《穷达以时》都有很好的反映。那么，孔子的这一人生态度在《论语》中有没有体现？如果有，是如何体现的？
孔子孜孜以求的是天下国家的平治问题，孔子后学编辑《论语》，难道不会有所表现？更何况，人们公认，《论语》是研究孔子的可靠材料，具有“正实而切事”的特征。由此，我们不能不再次思索《论语》首章的理解问题。
《论语》开篇说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对于此章，一般理解它是说学习、交友之类的事情，其实不然。我们曾说：“学而时习之”中的“学”和“时”与《庄子·天下》篇“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相近。学：有作动词用的“学习”，有作名词用的“学说”等，这里应为后者，指思想主张，对社会、人生的总体认识。程树德《论语集释·学而上》即指出：“‘学’字系名辞。”清人毛奇龄《四书改错》曰：“学者，道术之总名。”这样理解，还突出了《论语》首章的思想中心，不至于让人感到孔子的这些话有些散乱，没有主题。后人编辑孔子之言以成《论语》，把本章放在首篇，又作为首章，必定不应只谈论学习、交朋友一类的事情，该有较为重要的主题。[11]
“学而时习之”是人生显达的一种结果，“人不知”则是心怀天下者最为苦闷在状态。显然，《论语》首章所言也有如何对待人生穷达的态度问题。自己的学说被社会、被时代共同遵循、实践，自然令人喜悦。孔子心怀天下，关心社会治乱和人生疾苦，他更为看重“学而时习”。“学而时习之”的“时”，正是“穷达以时”的“时”，孔子没有赶上这样的“时”，在他的心目中，社会的理想状态是三代圣王之世，《孔子家语·礼运》说：“昔大道之行，与三代之英，吾未之逮也，而有记焉。” 这里的“与”字不是连词，应该当动词讲，是“谓”、“说的是”的意思。该字之训，清人王引之《经传释词》有说。[12]这句话可以翻译成：大道实行的时代，说的是夏商周几位贤明之人当政的时代，我都没能赶上，但有相关的记载可以看到。孔子认为，自己所处的春秋末年已经是“大道既隐”的时代。
人生非时，政治主张不为时代所用，但仍然不能忘记“修道立德”。“学而时习”令人中心喜悦，而人不我知可能更为难能可贵，这是“君子”人格境界的要求。《论语》首章“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正与《穷达以时》对应，《穷达以时》说：
动非为达也，故穷而不怨；隐非为名也，故莫之知而不吝。芝兰生于幽谷，非以无人嗅而不芳。无茖堇，愈宝山，石不为开，非以其善负己也。穷达以时，德行一也。誉毁在旁，听之弋母。缁白不釐，穷达以时。幽明不再，故君子敦于反己。
人生穷达由“时”决定，但真正的“君子”应当德行始终如一。君子追求显达，是为了兼济天下。有时生不逢时，仍不应当忘记“修道立德”，应当做到“独善其身”。《孔子家语·在厄》篇的记载也是如此：
芝兰生于深林，不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谓困厄而改节。为之者人也，生死者命也。是以晋重耳之有霸心，生于曹、卫；越王勾践之有霸心，生于会稽。故居下而无忧者，则思不远；处身而常逸者，则志不广。庸知其终始乎？
对于“君子”，其基本的要求就是“独善其身”，即“修道立德”和“德行一也”。所谓“德行一”，就是不论人生显达还是身处困厄，都应不改其节，即“不谓困厄而改节”。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君子思远志广。
实际上，孔子的不少论述都可以在这样的解释下得到理解。例如，《论语·里仁》记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孔子承认人人都向往富贵，不愿贫贱，正如政治追求上人人向往显达，不愿困厄。也就像马王堆帛书《缪和》中所谓“凡生于天下者，无愚知贤不肖，莫不愿利达显荣。”但是，追求显达必须遵循其“道”，就像追求富贵同样有道一样。对于人生，人们的态度有很大不同，道德君子会要求自己努力做到“无终食之间违仁”，即使身处困厄之中依然如此。
人人向往富贵显达，但由于时运不济，并非人人都能够达到这样的理想或愿望。如果是这样，人就应当“知天命”，人所要做的，是正确思考如何按照“君子”人格律己，如何按照“君子”要求处世。无论“天”、“命”还是“时”、“世”，作为一种外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可抗拒的力量，人在其面前无能为力，但却不应无所作为，不应只听从天命的摆布。那么，人应该怎样，或者说人应该采取怎样的应对态度，在孔子那里，答案是十分明确的，用《穷达以时》的话说，就是“君子敦于反己”，用《论语·卫灵公》中孔子的说法便是：“君子求诸己”。既然穷达取决于时运，毁誉在于他人，这些都属于天，是自身无法决定的，那么人就应当求于自己，因为人的德行如何只能取决于自己，与“天”无关。正因如此，人不应该停顿在现实的“不遇”中不能自拔，应当“尽人事以待天命”，努力完善德行，并以之作为追求的目标。
孔子的政治主张不为时代所用，并不是说孔子不懂得“时变”。相反，包括孔子在内的原始儒家，恰恰是主张“时变”的，他们的思想特色之一，正是主张在变化了的时势中找到合适的切入点。《论语》、《中庸》都有孔子的相关论述，如孔子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这里的“时”就是指不断变化的具体时势。孔子曾说“过犹不及”，他反对冒进，反对“过”，但同时也反对“不及”，反对脱离事物发展的做法。关于这一点，孔子还有更为明确的表述。孔子说：“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孔子把泥古不化、不知时变者，与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的人并列，认为一定会招致失败的结局。
孔子主张“时变”，绝不是认同无原则的苟合，对于此类问题，我们不能进行简单的理解。《孔子家语·致思》有“孔子论管仲”一节。由于对管仲的所作所为是否合乎“仁人之道”感到困惑，孔子弟子子路就此请教孔子。对于管仲，孔子显然颇为熟悉和了解。孔子很少以“圣”与“仁”许人，却高度评价管仲，认为其人“仁也”。《论语·宪问》篇云：“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又云：“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管仲如果像召忽那样为公子纠而死，也就难有后来的“一匡天下”的历史伟业了。在孔子看来，管仲“通于变”，转而辅佐齐桓公，泽及后世，这正是仁人的作为。由此，我们应该对本篇孔子论管仲有更深刻的认识，从中可以看出孔子的理想和抱负。在孔子看来，“管仲……欲立子纠而不能，不遇时也；……事所射之君，通于变也；不死子纠，量轻重也。”孔子的“遇时”与“通变”思想可见一斑。
据《庄子·渔父》记载，有人对孔子说：“嘻！甚矣，子之好学也！”孔子再拜而起，曰：“丘少而修学，以至于今，六十九岁矣，无所得闻至教，敢不虚心！”孔子所说的“少而修学”恐怕与他所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可以相互发明，这里的“学”应该就是《论语》首章“学而时习之”的“学”。
《孔丛子·记问》篇最后记载了这样两个故事。其一曰：
楚王使使奉金币聘夫子。宰予、冉有曰：“夫子之道至是行矣。”遂请见，问夫子曰：“太公勤身，苦志八十而遇文王，孰与许由之贤？”夫子曰：“许由，独善其身者也，太公兼利天下者也，然今世无文王之君也，虽有太公，孰能识之。”乃歌曰：“大道隐兮，礼为基。贤人窜兮，将待时。天下如一，欲何之。”
这里记载的是孔子关于“时”的看法。孔子认为自己所处非时，不能兼利天下，只有独善其身了。从孔子弟子的言语中，不难看出孔子对于“道”之不行的心境，也很清楚地看出孔子对于“穷”与“达”、对于所处之“时”的认识。
《孔丛子·记问》篇的另一故事是：有人樵於野而获兽，众人莫识，孔子认为应该是麟，事实正是如此。孔子非常感叹，说：“天子布德，将致太平，则麟、凤、龟、龙先为之祥，今宗周将灭，天下无主，孰为来哉？”遂泣曰：“予之於人，犹麟之於兽也，麟出而死，吾道穷矣。”乃歌曰：“唐虞世兮，麟凤游，今非其时吾何求？麟兮麟兮我心忧。”
《孔丛子》前五篇记录孔子言语，而于最后一篇的末尾记录孔子“待时”，慨叹“今非其时”，确实意味深长！
这样，通过对竹简《穷达以时》与相关文献的比较，我们发现孔子对待“时遇”，对待天人之分和人生穷达问题，所采取的态度是正确的。人认识到“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也应认识到“谋事在人，成事在天”。通过区分“天”、“人”，孔子主张张扬人的主体性，从而也充分体现了人之为人的价值和尊严。
《论语·宪问》记孔子曰：“莫我知也夫！”弟子子贡不解，曰：“何为其莫知子也？”孔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事实上，越是困顿，越是显现出人格的高贵，诚如《孔子家语·在厄》中所记颜回对孔子所说，孔子之道至大，“天下莫能容”。天下不容没有什么可以忧虑的，因为“不容，然后见君子”，君子所做的，是不忘时时“修道立德”，“独善其身”。
正确理解《论语》首章是读懂整部《论语》的关键，是认识孔子的关键。只有正确理解了这一章，才可以真正理解孔子的政治思想，理解孔子的政治命运，进而认识孔子的政治追求，了解孔子的一生。在这方面的认识，郭店楚简《穷达以时》给了我们很好的启发！
--------------------------------------------------------------------------------
[1] 作者简介：杨朝明（1962—）中国，博士。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孔子、儒家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
[2] 梁涛：《竹简〈穷达以时〉与早期儒家天人观》，《哲学研究》2003年第4期。
[3] 程树德：《论语集释》卷三《为政上》引“刘氏《正义》”，中华书局，1990年，第一册第75页。
[4] 郭沂：《子思书再探讨——兼论〈大学〉作于子思》，《中国哲学史》2003年第4期。
[5] 杨朝明：《新出竹书与〈论语〉成书问题再认识》，《中国哲学史》2003年第3期。《韩国哲学论集》第13辑，韩国哲学学会，2003年9月。《〈论语〉首章与〈孔子家语·屈节〉篇》（孔子政治命运悲剧的两个诠释），载韩国温知学会编：《温知论丛》第10辑，2004年6月。俱收入黄怀信、李景明主编：《儒家文献研究》，齐鲁书社，2004年。
[6] 《大戴礼记》记卫将军文子问于子贡曰：“吾闻夫子之施教也，先以《诗》。”《孔子家语·弟子行》作：“吾闻孔子之施教也，先之以《诗》、《书》”。
[7] 《孔子家语·问玉》、《礼记·经解》。
[8]《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家语·终记》的记载与之类似。
[9]《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太史公曰”。
[10] 刘彬：《论〈周易〉中“时”的哲学》，《理论学刊》2003年第2期。
[11] 杨朝明：《新出竹书与〈论语〉成书问题再认识》，《中国哲学史》2003年第3期。
[12] 杨朝明：《〈礼运〉成篇与学派属性等问题》，《中国文化研究》2005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