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七月，我在南京看《南京》
今年七月份，是我第一次去南京。在梧桐树和房地产广告之间，尽管阳光炙人，南京仍是舒适而慵懒的，几乎没什么痕迹能让人记起曾经的血腥。大屠杀纪念馆之行也因被告知其正在“重修装修”而作罢。不过机缘巧合，《南京》正好在南京上映，所以我得以和许多南京人一起观看了《南京》。(尽管确实没有看《变形金刚》的人多，但和其他纪录片的惨淡市场相比，看《南京》的人已经不少) 那天下雨，在走出电影院的时候，踩在湿滑的路上，我简直疑心是大地不断涌出的鲜血使我几乎要扑倒其上，我的血会自然地流出，与之完全融合在一起……那一刻，我终于打破了隔阂感，如此真切地感到身上流动的血是幸存者的血。我是他们的后人!作为一个八十年代出生的人，在我所接受的粗陋的历史教育中，南京大屠杀的死难者们仅仅被化约为数字“三十万”，而他们所经历的痛苦，仅用“烧杀淫掠”四字就可以概括。因此，此前我从未认为“南京大屠杀”应当是属于我的记忆。那一夜就如同昨夜——我看完《南京大屠杀》一书，久久不能入睡。
经历一次对此暴行的回顾之后，可有人能安然睡去？震天的惨叫充塞于耳，化不开的鲜血压得睁不开眼睛……鬼魂们争先恐后地涌来，希翼我们可以呼出他们的名，传述他们的痛，以此帮助他们从怨恨和恐惧中超度，让他们得以真正的安息。但是我们张开了嘴，却惊觉软弱的舌头竟无法吐出半个词句！我们甚至不知道他们是谁！如何能抚慰他们的亡灵？被无故夺去生命如此可怕，更为可怕的是非得受尽折磨和凌辱而死，但最为可怕的则是在后人的健忘中，这些生命的价值日益归零，对于血的回避使得他们恰恰不是在历史中被祭奠，反在时间之流中丧失了姓名。且不说那些死者罢，对于仍然在世的幸存者们，我们又投注了多少关心?感谢张纯如，是她向我们展示了一种真正的历史书写的巨大力量，让“南京大屠杀”得以与我们再度相连，不再遥远，同时她也逼迫我们面对“我们的” 历史写作的长期缺席。
当真是我们这一代的青少年没心没肺，麻木薄情么？且看看这几十年来我们的长辈为我们提供了怎样的历史著作和文艺作品，怎样对我们进行教育。近年来，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出版物也不在少数。但举目望去，更多地是种种“日记”。虽然那些鲜血淋漓的景象必须被揭露出来，但没有历史研究的深入，仅仅是回忆无法与我们的当下紧紧相依。而文学家和艺术家也不在意这一主题。看看《大红灯笼高高挂》、《英雄》中的中国人形象是怎样？看看余华、莫言等“名”作家笔下的中国人形象是怎样？他们教我们跪倒在强权脚下，屈服于不义，教我们做奴隶做畜牲。尽管也有张承志这样的作家，但毕竟凤毛麟角，逼得孩子们仍然去翻鲁迅。几十年来，我们的思想文艺竟退化如此田地。阿多诺有一句广为流传的名言“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对于我们的诗人而言，在写诗之前，不妨自问能否一一叫出“南京大屠杀”那些死难者的姓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