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寞

出处不详
有不少人想当然，以为金庸小说不过是武侠小说，谈不上有什么精神价值，顶多是谈武说侠而已，殊不足道。
　　也有人为之辩护，说金庸、梁羽生的新派武侠小说大多有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思想主题，因而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又有人更进一步，看到了金庸小说与传统文化的密切关系。除了武侠小说本身就是中国文学的一种传统形式外，金庸。梁羽生等人的小说还将传统文化中的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医卜星相等等写入了书中，更将传统的儒、佛、道兵的传统哲学精神化为小说中的人格模式及艺术境界。
　　在今天，在大陆，在这样一个商潮滚滚、文化退缩又贬值的时代；在这样一个几代人经历了“文革”从而断绝了与“传统文化”的血脉联系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无所适从因而祭起传统文化的法宝，掀起传统文化热的时代，金庸小说被这样认知，自是很正常的。
　　20世纪的历史，造成了中国文化的巨大变革。“传统”一词，长期以来差不多变成了一个贬义词，而“反传统”则是20世纪的主流。妙的是20世纪的后半叶，造成了几代人——包括笔者在内——没有了传统文化的根底，却也不断地反对传统，像是要不断地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又像是对着月球开火。结果我们仍然在地球上，而月光照样普照人间。时过境迁之后，明智者发现了自己的不足与缺陷，不禁独自冷汗淋漓：要批判已没了对象，要建设又没有本钱，真可谓悲哀矣！所以到四世纪末，有人来个180度的大转弯，重新对传统文化顶礼膜拜起来。之所以如此，正因为我们对此知之甚少。所以面对金庸小说，看到书中浓郁的文化气息，作者将传统文化玩得如此开心随意，不禁大声欢呼：“金庸小说，好就好在传统文化！”——好在让人既能娱乐消谴，又能“开卷有益”，学到不少的文化知识。在某种意义上，金庸小说也确实称得上是一种传统文化的普及读物。——这么说，海外华侨将金庸小说选为“中文读本”，不仅要让其只懂当地语言而不懂祖国汉语的子女学习中文字、中文文学，还要让他们学习中国文化，可谓一石三鸟了。
　　“金庸小说好在传统文化”，这当然也是一说，并且不无道理。只可惜对金庸小说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其一”是金庸小说中确实有传统文化的内容，而且还十分丰富；“其二”则是金庸小说对此进行了选择的继承、批判的借鉴、洗汰后的重铸。在某种意义上，金庸小说的“现代性”统制着其中的传统文化。
　　准确地说，金庸小说的文化内容，是现代人对传统的一种审视、选择和表现。武侠小说是以古代历史为背景的，自然少不了对古代历史文化的表现，若非如此，那就有些似是而非了。但若不加选择与审视，那又不符合现代人的价值观念及欣赏口味。我们在金庸的小说中看到了作者深厚的传统文化修养以及丰富的传统文化内容，同时又看到了作者对传统文化及历史审视的目光无处不在。作者实际上是在寻找一种继承传统的方法和途径，寻找传统与现代结合的策略和形式。金庸小说中的传统文化的内容，想必凡是读过金庸作品的人都会有深刻的印象。有一件事也许能说明不少问题。
　　1993年11月2日的《人民日报》上有一则报道，是写北大考古系副教授晁华山对新疆吐鲁番地区的摩尼教遗址的考察结果的，这次考古发现，被认为是本世纪摩尼教文化考古的第三次大发现。“因为摩尼教自波斯传入中国，曾经兴盛一时，但到了15世纪就神秘地消失了，以后再也难找到头绪，今天无论是在它的发源地波斯（今伊朗）及传播地中国都很难找到踪迹。晁华山副教授的考古发现令人兴奋、更令人惊奇的是，该报道中还提及，晁华山写信给金庸，称赞他在《倚天屠龙记》一书中对摩尼教——即书中的明教——的描写“惊人的准确”，并认为这是一种无法解释的奇迹，因为《倚天屠龙记》写于1961年至1962年，而晁华山副教授的考古发现的公布则在30年之后！——这个例子说明金庸对他笔下所写的内容，是相当严谨的。
      
金庸小说中的关于诗、词、歌、赋的引用，有数百处之多，无不准确恰当，简直天衣无缝。而且将诗文以及琴。棋、书、画等等还“化”成了武功的套路。妙的是金庸不但能雅，而且能俗，书中的民间小曲、地方小调，乃至青楼瓦舍、市井坊间的绮词艳曲，无不运用得当。且对联、谜语、书法碑贴、古玩名画，也都让人看得信服。《射雕英雄传》中的黄蓉为洪七公烧的那些菜肴，令人垂涎三尺；而《倚天屠龙记》中张无忌跟名医胡青牛学医所读的医书、所开的药方，无一不是让中医点头称道（笔者曾专门向中国中医大学的有关专家请教过）。至于儒典、道藏、佛经，在金庸的小说中更是不胜枚举。无论是《论语》《孟子》《老子》《庄子》，还是《金刚经》《法华经》及《达摩祖师人道四行品》，乃至佛家也感到头痛的《楞枷经》《楞严经》，在金庸的笔下，都被“活学活用”，有如《笑傲江湖》中的“独狐九剑”，简直神妙非常。
　　作者对北宋以后的中国史十分熟悉，而又熟读北宋史家、政论家司马光的名著《资治通鉴》，对中国古代历朝历代的政治历史亦有深厚的学养。作者之所以将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北宋以后至满清乾隆时代这一段历史上，恐怕有两个原因，一是北宋是中国历史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且从此以后，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国家）冲突一直绵延不断，更有蒙古人建立了统一的元朝，正式入主中原；继而又有满清人再次入关，成为中原之主，这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这为金庸的武侠小说提供了复杂、动荡、冲突的背景；二是金庸一直在重点关注在
异族的压迫和统治下的中国人的心态，这恐怕又与香港地区的读者的心态有某种潜在的关联。在这方面，金庸完全可以称为专家。有一个例子又可以说明问题，那就是他在写完《碧血剑》之后，觉得不过痛，又写了一部《袁崇焕评传》附于书后，这可是一部专业书，其中关于袁崇焕与崇祯的个性冲突的假说，新颖独到而又言之成理，令史学界人士称道。
　　以上这些，都是可以由各个专业的专家学者来品评和检测的。
　　金庸对于传统文化，无疑怀着一份深情。但是，金庸决不是传统的膜拜者。
　　金庸住在中西交汇的香港，办的是不左不右的《明报》，受的是半旧半新的教育，而又有不偏不倚的理性，并不像大陆许多人那样要么是“国粹派”，要么是“（全盘）西化派”；要么极端（盲目）的狂妄自大，要么极端（盲目）的自卑自弃。
　　金庸小说中，有几点值得注意之处。一是不语神仙鬼怪，这与其说是继承了孔子不语怪力乱神的传统，不如说是具有现代人的理性。我们在金庸的书中看不到巫术迷信、神功法宝，看不到卜占星相——金庸对《易经》也非常的熟悉（在《天龙八部》中不仅以此为基础创造了“凌波微步”，而且还让段誉“背卦”自嘲自解），但却决不以此故弄玄虚，这与后来的武侠小说作家，以及80年代中期以后巫风大起的大陆上的某些知识分子、严肃作家大不一样。看起来这也许没什么了不得，但在武侠文学界，却是大不易。
　　再一点，是作者对于封建王朝的反感，自然也就不怎么将“忠”字放在眼里。第一部书就戏弄了乾隆；第二部书更厉害，将“明帝清酋”都当成了复仇的对象，而将农民起义英雄李自成写得颇有光彩且大得人心。——这里又有一个小故事，据说台湾60年代初查禁武侠小说，尤其要查禁金庸的小说，因为《碧血剑》中的思想观点“像共产党”，是“赤化宣传”，而《射雕英雄传》中的“射雕英雄”与“毛” 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的著名诗句太过近似，自然也是“不妥”（以至于此书曾一度改名为《大漠英雄传》出版：仅仅因为“射雕”二字犯了“忌”）。扯远了，我们还是接着以上的说。——《射雕英雄传》的郭靖虽是爱国的英雄，却从未将南来君臣放在眼里，也没有任何好感，对皇帝只有蔑视、痛恨和厌烦，黄蓉则要加以嘲弄。至于《鹿鼎记》中的康熙形象那是因为作者觉得这个人确实还不错，而且少年有为，老亦未昏，是中国历史上，尤其是宋元明清四朝的历史上难得的好皇帝。所以就写成了书中的这个样子。
　　上海的曹正文先生不喜欢《鹿鼎记》这本书，觉得是美化了一个小流氓及一个坏皇帝，大为不妥云。我倒觉得“美化”二字用得不妥：书中无论是对韦小宝，还是对康熙，都谈不上美化。相反，随着康熙年纪渐长，他与韦小宝的“友谊”也渐淡；而炮轰伯爵府，以及发诏书说韦小宝杀了陈近南等等阴招，也都出自康熙，这是什么美化？若将这一形象与国内的历史小说《少年天子》相比，就能看出孰高孰低来。不过，这已超出了我们的话题范围，打住。
      第三点，是金庸小说中写的虽都是古代之事，但在爱情婚姻方面却又遵从现代的习惯，搞一夫一妻制，乃至一对一的恋爱。这种“改造”，一方面表现了作者写作的严肃性，不以什么“乱爱”与“艳福”之类的浅薄招术来诱引读者；另一方面也是作者要以此“规定性”来研究和表现人的情感及其痛苦与欢欣。陈家洛对霍青桐与香香公主喀丝丽，若换一位作者，早让他二美全收了。《碧血剑》中的阿九何必出家、宛儿何必违背心愿嫁给自己不爱的人？胡斐就更惨啦，在《雪山飞狐》中，他与苗若兰一见钟情，苗人风却要找他比武拼死，无论他砍不欲苗人风一刀，情事总是黄啦！在《飞狐外传》中，爱他的人为他而死，他爱的人则又是尼姑，虽也有情，却不能还俗。《倚天屠龙记》中的张无忌似乎想四美全收，弄它一个皆大欢喜，但到最后，命运似乎只许他选择了一个，而他也终于知道了自己原来最爱的是赵敏。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这里所说的“现代性”，是一种“现代人的理性”， 而非“现代派”，更非‘浪漫新潮派”，若是那样，何用费那么大的功夫来痛苦选择，“潇洒走一回”吧。或许有人觉得金庸的这种写法，实在是太保守了，太古典啦。这才恰好说明金庸的特点：古人明明可以三妻四妾，他偏要让他们一夫一妻，这种“改革”无疑会让保守派及书呆子感到“不真实”或“太新潮”；而金庸写人的情感的痛苦及感伤，又被现代派及新潮者认为是“太陈旧”或“太保守”。相信读者可以从中认识到金庸小说的这方面的特征和价值。我们要说的也正是，金庸一直在寻找一种折衷、妥协，结合传统与现代的“生长点”。以为金庸是照搬古董，那就大错特错了。上面的几例，正好说明了问题。
　　真正能说明问题的当然还不止上面几点，金庸小说主人公的人格模式的发展演变，或许更能说明问题。
我们又要来谈金庸小说的主人公了，这一回谈的不是他们的性格形象，而是他们的人格模式，即，他们是按照一种什么样的理想价值观念塑造形象的？这种人物形象的实质是什么？
　　简单地说，金庸小说创作历程，一共（至少）有下列6种人格模式：
　　（l）“儒家之侠”（如陈家洛、袁承志、郭靖）；
　　（2）“道家之侠”（如杨过）；
　　（3）“佛家之侠”（如石破天）；
　　（4）非侠——侠之消亡（如狄云）；
　　（5）浪子——自由斗士（如令狐冲）；
　　（6）反侠——侠之讽喻（如韦小宝）。
　　上面的六种人格模式的发展和演变，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作者对“侠文化”的观念的转变及思想的深入——这可能会让许多侠文化爱好者失望又不解—— 即由大侠的塑造～非侠～反侠，走向了侠的尽头，又走向了侠的反面，并对此进行讽喻，一如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唐·吉河德》之于欧洲及其西班牙的骑士文学。
这六种人格模式的演变，正好可以反映作者对传统文化的真正的态度，及其思想与心灵的历程。当然也包括作者要求新求变的艺术追求及其推动力。
这是认识金庸小说及精神价值的关键。
　　我看需要对上述人格模式及其演变做些解释。读武侠、谈武侠的人或许不用管，但写武侠的人，尤其是有追求、有品味的武侠作家，必然要遇到一个问题：侠是什么？换一个角度说，是你心目中的侠是什么样子？你以为侠应该是什么样子？你想将侠写成什么样子？
　　历史上的侠其实各种各样的人都有，它只是一种“带剑者”的身份及称谓，并无统一的道德标准及人格模式。是司马迁第一次将他们进行了一番总结，并大加称赞，从此“侠”便不仅是一种历史存在，同时又是一种文化观念。而且，越到后来，存在越来越少，文化观念倒越来越多、越强。终于，它成了一种纯粹的文化范畴。我们知道的侠，无非是替天行道、锄强扶弱、济困扶危；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一诺千金，勇敢无畏……等等。
　　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儒教大国里，侠也被儒家化了。《水游传》是《忠义水浒传》；《三侠五义》更不得了，是《忠烈侠义传》。江湖英雄、武林豪杰，当了朝廷命宫的跟班、打手，能不忠、孝、节、义吗？
　　闲话少说。现代人写武侠小说，从二三十年代起，就有了各式各样的选择，可以自由发挥，直至面目全非。梁羽生、金庸都是儒学传统的继承者，所以在他们的创作之初，自然有一种关于侠的独特理解：“为国为民，侠之大者。”
　　我们来看金庸的创作设计。
　　在金庸武侠小说创作的第一阶段，几乎毫不犹豫地与梁羽生保持一致，塑造为国为民的“大侠形象”。我们称这种人格模式为“儒家之侠”，需要稍作一些解释。因为无论是陈家洛、袁承志或是郭靖，都不完全是按照儒家正统的人格模式来设计的，而是作者对这一传统的理想人格模式进行了某些现代意识观照下的改造。也就是说，这些人物不一定一一符合儒家的理想标准及道德价值，只是他们的基本轮廓是按此完成的而已，你称之为“新儒家之侠”，也未尝不可。
　　有人说金庸笔下的大侠都是“修身、持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之侠的典型，这未免太简单化了。一来金庸小说中绝非“都是” （下面我们会谈到）；二来亦不是“会洽”。说起来，儒和侠在先秦时代曾有过一段“难友”的关系，即韩非说“儒以文乱法，依以武犯禁”；但一旦儒家成为“正统”，对侠的态度如何，却要又当别论。后世作者要将侠往儒家正统上靠，那是历史的情境及其厉害关系决定的。而梁羽生、金庸等人，所取的最大的一点，是其民族主义、爱国主义这一适合于现代读者、尤其适合殖民统治下的香港读者心理的价值标准来加以创造，当然是有所革新。
表面上，陈家洛离儒侠的标准更近些。这是因为
（l）他本来就是一个儒生，中过举人，然后才进入江湖当义士的，从儒生到义士，岂不是儒家之侠的典型？
（2）他本人外形儒雅，武功又高，是文武双全、内外兼修，这也正符合“儒侠”的标准。
（3）他的事业虽看起来是“犯上做乱”，但书中专门安排了一段他与胞兄乾隆皇帝在六和塔上的辩论，以忠、孝、节、义来说服、打动了对方，表明了他的真正的儒家思想立场；若乾隆是“明”君（做汉人的皇帝，而非满人的皇帝），陈家洛自会“忠”之；若乾隆顾全兄弟之义，则陈家洛自会“悌”之。（
4）陈家洛在“国家大事”与“私人感情” 的矛盾中，终于决定牺牲私情而顾全国事，将香香公主喀丝丽拱手奉献给乾隆——这是我本人一直不能原谅陈家洛的一件事，但恰恰表现了他的儒侠的立场。
由此可知，《书剑恩仇录》是按照儒家之快的标准来设计主人公陈家洛的形象的。可是他虽有心，而乾隆终究无意，在乾隆看来，民族大义及兄弟情义，终究没有皇帝宝座那么重要。因而不忠不义在前，又不仁不信在后，设宴欲将陈家洛及红花会一网打尽，一方面顾全了史实，另一方面也是对陈家洛的一个致命的打击与讽刺。
　　到了《碧血剑》情形又不一样了。袁承志的父亲袁崇焕可谓是儒家忠臣良将，却被崇祯杀了。袁承志因而要为父报仇。按理说，为父报仇报到了皇帝头上，这是尽孝而违“忠”。不符合儒家道德，儒家道德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哪有敢向皇帝报仇之理，这不是犯上做乱是什么？崇祯可是汉人的皇帝而非异族的皇帝。但，现代人对那种“君要臣死”的狗屁理论谁也不会当一回事；再则有“君君臣臣”之条例可以援引，既然“君不君”，那就休怪“臣不臣”，这也不违背儒家的传统。传统的理论碰到了新情况、新问题，自然也应该变通。袁承志不再是儒生，也算不上文武双全，但他“以天下为己任”，并能奉献牺牲的精神，实际上却是忠实于民族文化的传统价值，并顺应历史发展大潮流的一种选择。所以说袁承志仍是“儒家之侠”这个大框架中的一个形象，他没陈家洛那么标准，但却要比他更活泼、更可爱得多。这恐怕也正是作者所要追求的变革。
到了《射雕英雄传》的郭靖，又再一次发生了变化。郭靖一非儒生，二无儒雅之气，是在蒙古草原上长大的一个地道的草莽青年。但他却有一股浩然正气，令人不敢轻视之，而且自从听了女友黄蓉讲解了几段孔子语录，如“国有道”如何如何“强者矫”；“国无道”如何如何“强者矫”什么的之后，他已对此理论推崇备至，而且身体力行。在对聪明的范田泛舟五湖之上，及文仲终于被杀的历史的判断中，他表现出了“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儒家的风骨；而自从得了抗金名将岳飞遗著的《武穆全书》之后，更将它当成了自己的精神宝典；而在他华山论剑结束，岳父黄药师允婚的大喜之日，闻蒙古铁骑侵犯襄阳，义无反顾地前往解困抚危，不怕牺牲，为国为民，更是成全了他的侠之大者的形象。此人虽无儒雅之气，却有真正的儒家精神。他的“忠”与“义”并不是献给皇帝一人，而是奉献给民族国家及天下百姓。这可谓是（新）儒家之侠的典范。而他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精神，又成为今天的读者的一种精神楷模。

     物极必反，自然规律如此，艺术规律也是如此。郭靖的形象高大至极，儒家之侠再无啥可写，金庸笔法一转，写出了《神雕侠侣》及其主人公杨过的形象。
　　杨过与郭靖两人相比，不仅是我们在前文中所说的性格不同，而且还有精神境界、价值观念的不同，也就是作者设计的人格模式的不同。郭靖是儒家之侠，杨过则是道家之侠。
　　郭靖的特点，是为国为民，牺牲自我；而杨过的特点则是至情至性，实现自我。
　　郭靖的形象表现了（儒家）侠的崇高，而杨过的形象则表现了（道家）侠的风流。
　　如同郭靖虽堪称儒家之侠的典范，却不是儒生一样，杨过虽是以至情至性，表现出道家之侠的风流洒脱，却也不是什么道流。非但不是道士，连道家之书也未必学过。但这不要紧，他的性格中自有一股道家血脉，他到全真派门下拜师学艺，而又反叛师门，那是因为他比那些（书中的）全真派道士们更懂得自然之道，及自我之道。他在剑魔独狐求败的剑冢中发现的剑、剑道，以及神雕促使他在洪水中、雪花中、海潮中练武，亦正体现了自然的道之精神。
　　杨过与郭靖的最大不同，在于对“礼教大防”的态度上，郭靖这时已是名满天下，而且人到中年，早已成了儒家礼教的卫道士，连他的夫人黄蓉居然也近朱者赤，反对杨过和小龙女师徒之恋。而杨过虽然明知礼教之大防，却仍坚持自己的选择，不惜牺牲，亦不畏牺牲，敢于在天下英雄面前袒露胸襟，甚至公然宣战：“你们就是打死我，我也要坚持到底。”他的唯一的理由，是自己与师父小龙女恋爱，既不妨碍他人，更不危害他人。
　　杨过气愤欲狂之时，我们看到了至情至性的典型形象；而杨过赴海潮边练习武功，并终于练成黯然销魂掌——此掌法与“正常武功的理路相反”（这是他的人格的表现，也是一种提示）——时，我们更看到了情之至极、性之至极。甚至杨过继承了父亲杨康的三分风流，到处与少女调情挑逗，惹得不少少女为之肠断心伤，这也是人性之自然之道的表现。
　　杨过的形象，是对郭靖的形象及其儒家之侠的人格模式的一次反叛。我们看到，这是离人性更近了一步，而且也是对过于理想化的人格的一种背反。这正表现了金庸的与众不同之处，开始了一个新的创作阶段。
　　《倚天屠龙记》中的张无忌的形象，是由道家之侠向佛家之侠的一种转换的产物。我们仍可以将他列为道家之侠的形象系列，因为他的人格模式是以道家的“无为”二字撑起来的。这可以说是道家人格模式的另一种型号。
　　所谓道家，有老子之道，亦有庄子之道。老子之道力主冲虚宁静，绝圣弃智，无为而无不为；庄子之道则热情奔放，自然自在，自我自由。——不恰当的比方是：若说杨过所继承的是庄子之道，则张无忌所师法的是老子之道。张无忌总是上当受骗，是他弃智绝圣的结果，本来很聪明，可是不愿意往那方面去想；张无忌顺应自然而又拖泥带水，那是他“无为无不为”的表现；当明教的教主，这也符合自然之理。倘是儒家正统，那就连想也不敢想。而辞明教教主，同样符合宁静之道，没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主张。
　　正当张无忌形象诞生之时，作者可能已开始研读佛经。书中的张无忌的义父金毛狮王谢逊，就是按照佛经的“狮王”形象创作出来的，他的结局，更是按佛理写成。张无忌受其影响，本来洁净无为，只因一心慈悲，才有一番惊天动地的作为。不过张无忌的“无忌”二字，仍透示了道家之侠的秘密信息。这当然都是只能意会而不能言传。
　　写到《倚天屠龙记》，其实已经是到了侠的人格模式的尽头，因为道之“无为”，与侠之“有为”显然矛盾对立。此后应该进人“无侠”的时代，也确实进入了“无侠”的时代。金庸写出了无侠的小说《连城块》。
不过，我们既谈了儒，又谈了道，不能不接着来谈佛。
　　尽管金庸的佛家之侠写于“无侠”之后，我们还是来先谈佛，后谈“无”，好在“无”既与道有关，又与佛有关，更与真实有关。这样或许会使读者的思路更加顺畅。
　　佛家讲空，讲无，讲出世，本来与侠相距甚远；但佛家又讲慈悲喜会，做苦海慈航，也奉法降魔，甚至愿下地狱而救苦救难，这又是更高一级的“侠”的精神。这就是我们要说的《侠客行》及其石破天形象的依据。
　　这是一个典型的“佛家之侠”。
　　如果说儒家之侠是为国为民牺牲自我；道家之侠是至情至性实现自我；佛家之侠则是无欲无求无人无我。三者对“我”之态度截然不同。
石破天这一形象可谓是奇中之奇。我们必须把这本书当成寓言来读。
说石破天是“佛家之侠”第一条理由是，此人无名。没有名字，这就奇怪之极了。他在书中出现，自始至终，都没有以自己的名字出现。一开始他自称“狗杂种”；别人以为他是一个“小乞丐”；白阿绣称他是“大粽子”；丁不四兄弟叫他是“大傻瓜”；史小翠（阿绣的奶奶）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叫“史亿刀”；而长乐帮中的贝大夫将他请去做替罪羊，又叫他是“石破天”，——书中大部分时间都称他为石破天，我们在前文中也一直这么叫。但我们都知道，他不是真正的石破天，而且一直为别人的误会而苦恼，世人不知他的“真面目”，也不想听他申诉，只是先人为主，固执己见，以为他就是石破天，甚至石清、闵柔夫妇也把他当做儿子石破天（石中玉）——其实石破天乃是石中玉的一个化名。这一有趣的现象背后，正有“无名无相、真人不露”，以及“真即是幻，幻即是真”的佛家哲理在内。世人愚昧贪痴，不识“真佛”之面，只以“假名”称之，岂不妙哉？
　　石破天不仅无名，更妙的是他的“无求”。人到无求品自高。连道家的祖宗老子也感叹过“吾之患在苦有身”因而不能无欲无求；但石破天因为他那性格古怪的妈妈（又是一个“假”妈妈）从小就不让他有求，让他养成了无求的习惯，可真是天衣无缝。弄得谢烟客想要他求之一件事以了结玄铁令的承诺，心愿也不成，气急败坏，而又无计可施，只有别出心裁，想让他自练武功、走火入魔。没想到这倒成了他的一种“助缘”。
　　上面的情节又引出之三、之四。——之三，是石破天（我们总得称呼他）的养母梅芳姑之所以将他取名“狗杂种”，并不许他“有求”，原来是因为此人因失恋伤情而导致心理变态，将情人（实际上只不过是她的单恋）石清的儿子抢了来，以施报复，这又是佛家的“有情皆孽”及“贪嗔痴三毒”的表现。之四是石破天逆来顺受，这又符合佛家之旨，且因祸得福、运气奇佳，每一次遭厄，都成了他的“助缘”。这乃是佛家的“报应”之说的应验。这叫做善有善报，时候已到。
　　再接着往下说之五，是石破天此人心地极好，正是佛家的赤子衷肠。虽然明知长乐帮拉他来做替罪羊，到侠客岛去“送死”，在真的石破天——石中玉被找到之后，他还是愿意代他接下了赏善罚恶铜牌，答应代之为长乐帮解厄，这可谓“我不入地狱，谁人地狱”的佛家之旨的最好的表现。再进一步，他到了这一步，挨过了丁当的巴掌，却仍愿代石中玉赴雪山派的凌霄城去“领死”，再一次证明了石破天的愿入地狱的精神。他虽不求人，但为了石中玉，却开口求了谢烟客，让他不要杀人，而去教导石中玉，搞得谢烟客哭笑不得，而读者则忍俊不禁。
　　之六，是石破天到侠客岛之后，去看“侠客行武学”，原本“无心”又“无欲”，不料恰恰因为他既无心又“无知”并“无障”，才解开了这一套武学的“密码”，练成了盖世武功。这一情节，一方面是戒人之贪与痴，另一方面则是佛家的“所知障”的最好说明，只有“断执着，斩无明”才能真正地获得大智慧，得到“侠客行武学”的真谛。
以上证明石破天确实是“佛家之侠”，妙在看似一切“无常”，且主人公又“无心”为侠，甚至对人情世故一窍不通，全凭天生赤子衷肠而演出这样的人生故事。更应了佛家之似空似幻似真的妙谛真旨。
《天龙八部》我们留待后文专门说，这里先说《连城决》。
前文已经说过，《连城块》的出现，标志着金庸小说“无侠”时代的开始。
（《侠客行》）之类的“佛家之侠”，其实已是“无侠”之变相而已，是作者在佛学与侠小说之间做了一次有趣的试验和探索）《连城诀》的主人公狄云，压根儿就没想成为什么侠，而且他在书中也确实没有什么侠行。以这样一位人物做小说的主人公，也只有金庸才敢这么做。而且，也只有到这一地步，才能表明金庸之于武侠小说及武侠文化，一方面在创造与探索，另一方面又在不断的反思和批判：真实的人间、真实的江湖，当真有什么侠吗？当真有那样的理想人格吗？如若有，那也是作者虚构而成的。金庸本人也进行过这样的虚构，但写到现在，他终于要一反常规，写一写真实了。
　　《连城块》中不但主人公狄云不是什么侠，而且该书中“非侠”的题旨也非常明显，要揭露侠的“真相”。——前面我们曾说过“江南四侠陆、花、刘、水，作者有意写成“落花流水”，并让花铁干这一人物做出人意料的示范表演：在死亡的考验面前，他终于露出了原形，而且一反常态，将心中隐藏着的潜在的丑恶与歹毒全都释放出来。到此成了真正的“反面人物”。而且设计陷害水笙，以维护自己的侠的形象。原来侠就是这个样子！
　　书中的“铃剑双侠”汪啸风、水笙，一开始也让人感到是“真正的侠”。但水笙被血刀老祖掳到藏边雪谷，几个月时间过后，我们亦看到了汪啸风的真面目：这是一个心胸狭窄的小男人，同时又是一个爱慕虚荣，只讲自己面子而不顾情人心灵的懦夫。所以，汪啸风离开了水笙。而最后也加人了抢宝夺珍的行列，也就不那么令人奇怪。
　　书中唯一的正面形象大约是丁典了。但此人一来命运不济，因深情而被毒害；二来他也正因如此，而没有什么作为。对狄云的态度，也未见得是侠之所为。即使他勉强算是侠义道中人，也只是一个匆匆过客，于事无补，于世无益，殊不足道。
　　书中正面所写的狄云的生活环境，那就更是令人齿冷心寒了。他的师父戚长发貌似老实巴交，其实私欲膨胀，狡猾歹毒，无义无情，杀师欺徒，是真正的邪恶之人。而狄云的大师伯万震山、二师伯言达平，同样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万震山的儿子万圭，以及他的一干徒弟也都让人齿冷。反倒是血刀老祖对秋云有一二分眷顾，但此人又恰恰是万恶不赦的淫僧，是真小人。
　　面对这样一个世界，怎能不让人“拔剑四顾心茫然”？
　　这一无侠、非侠的世界，无疑是作者对人世间的一种真实感受的表现，可谓真实人世的一种折射。作者打破了“侠之理想”的迷梦，揭开并摔碎了“理想之侠”的面具，写出了狄云这样一位智力一般、人格平庸的凡常不过的乡下小子的形象，其意义当然是对武侠“迷”们的一种点拨。
　　武侠迷既然是“迷”而“痴”之，能否真正领会并接受这种点拨？那就要看具体情况而论了。在作者，是尽到了一份责任。
　　在操作技术上，读者对侠的要求，限制了作者的“非侠”之举。既然“无侠”，那还叫什么武侠小说，又怎能让谈者满意？这对金庸是一个挑战，更是一个考验。
既然从侠的迷梦中醒来，自是不会再回到迷梦中去，更不愿轻易地制造迷梦以让世人得到暂时的和虚假的陶醉。但另一方面，既然要写武侠小说，又不能完全置武侠小说的规矩于不顾。于是，金庸选择了一种奇妙的妥协的方式，为武侠之侠找到了一个“代用品”，这就是《笑做江湖》中的令狐冲。之所以说令狐冲是“侠”的“代用品”，是因为我们不能在传统的道德规范中找到此人的标准解释。他的人格模式已属于现代意识的范畴，——他是现代意义上的一个典型的浪子。这种浪子，曾被现代中国大作家林语堂先生在《生活的艺术》一书中大肆称赞过，说这是上帝的调皮的宠儿，是人类自我拯救的“最后的希望”，他是一切（现存）秩序的挑战者和反抗者，是自由的斗士。
　　自由是令狐冲性格的核心。他的人格模式，可以说是现代人文主义精神的体现，即将个人的尊严、利益及个性置于首要位置，而且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其主要价值依据和理想道德。有着自由自在的天性，并且有“不自由，毋宁死”的气质。这样的人格，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在传统的理想人格的类型中，我们找不出原型来。
　　当然令狐冲毕竟是一个中国人，而不是西方人；他毕竟是古人（妙的是作者在这本书中没有写时代背景，意在象征整个的中国古代历史，乃至延伸至古今中外的历史），而不是现代人，所以作者自要给他进行适合其规定性的包装：使他看起来与“道家之侠”有某种相似之处。大约有不少读者这么认为，笔者本人以前也是这么看的，但后来却不这么看了。
　　令狐冲所求之“道”，即是自由，是个性与个人尊严，是平等与博爱，是与整个的传统体制对抗。
　　《笑傲江湖》一书是一部政治寓言，作者也对此直言不讳。书中的邪派日月神教固然是邪得厉害，无论是东方不败或是任我行，都是为掌权、夺权而无所不用其极。而——与以前的作品中不同的是——书中的“正派”人物，一样的“不正”，甚至比邪派邪得更厉害：五岳剑派的盟主是那样的霸道，不仅不许刘正风金盆洗手，且为了统一五岳派而执掌大权，居然派人残害恒山派的同仁。为了五岳盟主之位，他无所不用其极。书中的华山“剑宗”的封不平等人打着清理门户的旗号，其实不过是为了要夺权、当华山掌门人而已。而华山“气宗”的现任掌门人“君子剑”岳不群看似正派君子，其实是书中最大的野心家和阴谋家，是地地道道的伪君子。他不仅要保住华山掌门人之位，而且要当五岳剑派掌门人，进而为武林的盟主。至于泰山派的内讧，那就更是让人不齿了。即便是书中的五岳剑派之外的人，也都是“政治人物”（作者在“后记”中挑明了），青城派的余沧海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而要夺福建福威嫖局总镖头林震南家里的“辟邪剑谱”，造成了林家的灭门之祸，此人面目可鄙，固不足道；即便是少林派的方丈方证大师，武当派的掌门人冲虚道长这样的“世外高人”，也无一日不关注“世内”之事，关注本派的生死存亡，以及本人的地位与权力是否受到算计。
　　在这样的“社会体制”中，真正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想要学道家高人，隐遁避世也极难得。书中开头就写到了衡山派的高手刘正风想金盆洗手、退出江湖，从此一心与知音同伴曲洋一起吹萧抚琴，逍遥度日，但他的如意算盘并未如愿。五岳盟主左冷禅不许他金盆洗手，硬逼着他与曲洋一刀两断，美其名曰正邪不能两立。结果，刘正风为了自己的爱好及义气，闹得家破人亡，身败名裂。无独有偶，正派武林中有这样的故事，邪派日月神教中亦有这样的人物，即我们前面曾提及的四位隐士：梅庄四友。他们原本是日月神教中的干将，由于看不惯教中领袖胡作非为，心灰意冷，因而想淡化隐退，避世独善，各人专心一艺，以琴、棋、书、画自娱，连真名也放弃了，而以黄钟公、黑白子、秃笔翁、丹青生的面目出现。结果呢，仍然是未进出本教“专政”的“铁拳”，无不身败名裂。
　　若说刘正风、曲洋及梅庄四友是“道家之侠”那是不错的，他们的行为、价值观念，都符合道家的消极避世之旨。
　　更不必说刘正风与曲洋为了《广陵散》而煞费苦心——《广陵散》传说为晋代道流名土嵇康被押赴刑场时所抚的绝响曲名。这是一个提示。令狐冲与他们的不同点非常明显：一是刘正风等人所求不过是消极避世，而令狐冲所求则是为自由而积极战斗。为此他令人匪夷所思地做了恒山派的掌门人。二是刘正风等人只不过是对本门本派的做法不满意，退为自己一念之痴；而令狐冲则是——由不自觉到自觉——与整个“体制”对抗。岳不群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以为令狐冲是有权力野心；任我行更是以招女婿外带日月神教的副教主之位相诱，结果全都错看了令狐冲。他们都不知道，令狐冲是一个真正的浪子。既然是浪子，当然也就不可能安于任何束缚，不满于凡俗体制之摆布。
　　我们不难看到，这是一种全新的，又是可爱的形象。小说开头，令狐冲还未登场之时，就已经“恶名”先扬：一是与乞丐赌酒，是一个“酒徒”，全无一派名门掌门大师兄的样子；二是居然与江湖中人人切齿的采花大盗万里独行田伯光一起渴酒，这就更是“正邪不分”了；三是居然还将恒山派的小尼姑“强掳”至酒楼，这简直是大逆不道！——后来证明，喝酒是真，但交友、掳尼则是误会。但再往后来，令狐冲真的与田伯光交上了朋友，而且一任自己性情发展，与江湖中上下九流各类邪派人物交上了朋友，进而还深深地卷人了任我行一帮人中，他与向问天的结交，不过是一时冲动，凭着自己的本性，压根儿就没想一想此人是好是坏、是正是邪。好在，邪与恶并不是一回事，正与善也不是一回事，无论各党各派各团体各组织的口号、标语及宣言怎样，都不能真正的说明问题。真正能说明问题的，当然还是他们的行为。而令狐冲凭着自己的才智聪明及赤子之心，超越了社会体制——书中的江湖体制——中的是非正邪的标准，重铸了善恶是非的价值尺度，充分地表明了他的与众不同。而且这一人物是真正的彻头彻尾的与众不同。《笑傲江湖》及其主人公令狐冲因此获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不少人将这部书推为金庸小说的榜首，以令狐冲为第一可爱的人物。
令狐冲或许可以称为金庸小说中第一可爱的人物。但《笑傲江湖》一书，在金庸的小说中却不能算是榜首之作。
　　因为在这部书之后，金庸还写了一部《鹿鼎记》，这才真正是压轴之作。《鹿鼎记》的主人公韦小宝，我们在前面已经认识了。
　　此人不学无术而又运气奇佳，从一个妓女的儿子，从小在妓院里长大的市井小流氓，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被抓进皇宫，从此开始了一系列的奇遇。说此人运气奇佳，恐怕是不太妥当，韦小宝飞黄腾达，其实也是靠他的“独门功夫打天下”。此人不仅不是侠士，而且连一个普通的良家子弟都算不上，他是一个地道的“反侠”形象。——“反侠”当然不一定是坏人、恶人，却是侠的反面。
　　说韦小宝是“反侠”，有以下证据。
　　一是侠士是以锄强、扶弱、济困、扶危为己任，替天行道，打抱不平。而韦小宝则相反，是自私自利、贪婪滑溜，见到强就“投降”，见到弱就“装大”，有机会捞一笔，决不会放过。自己的利益，永远摆在第一位。
　　二是侠士总要轻死重义，虽千万人吾往矣，有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而韦小宝则是贪生怕死，为了活命，他是什么原则都没有，什么都可以出卖。别人练武是为替天行道，而韦小宝练武最上心的乃是“神行百逃”，随时准备开溜。
　　三是侠士形象总是重名誉、重气节，将个人的尊严看得比较重，将自己的面子看得比性命还重要，有一种人格的力量。而韦小宝则相反，连人格都没有，即使是有，他也完全不把它当一回事，随时可以将它放弃，并自己踏上一只脚，此人最善于攀亲道故，见风使舵，得意的时候他是爷爷，不得意的时候他是孙子、灰孙子也照当不误。总是嬉皮笑脸，全无正形，是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者兼机会主义者。
　　四是侠士行事端严，通常不近女色，一生尊奉“万恶淫为首”的戒律。而韦小宝则好色无度，见一个要一个，不仅逼得少女方怡离开自己的情人，更拼死拼活要将美女阿珂弄到手。——金庸笔下主人公，唯此一人娶了七位夫人，正合“三妻四妾”之数，而韦小宝的这种“艳福”，正是他人品人格的“说明书”。
　　我们其实还可以将侠士的标准与韦小宝的人格模式进行一一对照。不过，凡读过《鹿鼎记》的朋友，想来都会对此人印象深刻。满口脏话，满身油滑，满脑子歪点子，不学无术，又懒又赖，却又会阿谀逢迎，溜须拍马之术，因而总能逢凶化吉，左右逢源，最后居然做了“朝廷显贵，江山柱石”身为一等鹿鼎公。
　　韦小宝无疑是金庸小说中的第一奇人：他当过小泼皮。小流氓、假太监、小和尚、小护卫、小将军；既是朝廷的显贵，又居然是反清帮会天地会中的青木堂香主；既是朝廷的将军，又是少林寺的和尚、清凉寺的住持，还是江湖黑帮神龙教的白龙使，是台湾岛的“清官”。还是俄罗斯苏菲亚公主的“高参”；是“通吃伯”、“钓鱼侯”，又居然爬到了“鹿鼎公”……此人的经历和身份之奇，令人匪夷所思。
　　但另一方面，韦小宝又是金庸小说，乃至所有中国文学作品中的“第一真人”。正如作者在《鹿鼎记》的“后记”中所写，“在康熙时代，有韦小宝这样的人是完全可能的”，——岂止是“可能的”？简直是必然的！又岂止是康熙时代是可能的？在中国历史上几乎任何时代都是可能的。——这就是这一人物的审美价值及其思想意义。
　　它显然与令狐冲的形象——这是金庸小说的“最后的理想人物”——真是截然相反。令狐冲是浪子，而韦小宝则是“混混”，此人才是真正的历史中人、生活中人。写到这儿，已经至矣尽矣，无以复加。金庸于是从此不再写武侠小说了。——《鹿鼎记》本来就不像是武侠小说，连作者都觉得他像历史小说，而实际上，它是“反武侠小说”。
　　许多人不习惯这种写法，甚至怀疑这是不是金庸本人写的。也有许多人不喜欢韦小宝这个人，因而低看了《鹿鼎记》这部书。其实这是一种地道的“所知障”，是固执己见，按寻常的武侠人物的标准来衡量他，当然无法看到这一形象的真正的妙处及深度。
从以上所述的金庸小说主人公的人格模式及其演变中，我们不难看出金庸的心路历程，看到他对中国侠文化传统的思考与最终的反叛和超越。在他写出《鹿鼎记》这样的文学杰作之后，再称他为武侠小说家，正确是有些不大合洽。——一位武侠小说家，怎么会写出反武侠小说来？怎么会塑造出民族性的灵魂形象及历史文化的典型来？更不必说这部小说的叙事技巧，尤其是它的叙事语言已达到了真正如行云流水的艺术极境，为汉语文学提供了一个光辉的典范。
　　认真阅读金庸的小说，会发现某些有趣的现象，例如，（l）金庸对汉族人与对少数民族人态度不同：褒“夷”而贬汉；（2）金庸对古代的书生没有什么好感。喜草莽而讥书生（当然是汉族书生）；（3）金庸对南方人与北方人的态度也不大相同，喜欢北方人胜于喜欢南方人；（4）金庸善于写“大英雄”，也善于写“小男人”……这一系列的现象，有些当然是一种偶然或无意的表现，有些则恐怕是有意为之；有些或许只不过是有趣而已，而有些却大有深意在焉。
　　我们先说金庸小说中的汉人与少数民族的审美形象的不同。首先要声明一点，这并不是说金庸完全不喜欢他的汉人同胞，其实他书中的正面的汉人形象要多少有多少，有的是“反证”。——只不过，有些有趣的现象值得注意：例如，金庸小说中的第一英雄是契丹人肃峰；第一美女是回部的香香公主喀丝丽；第一女中豪杰是香香公主的姐姐霍青桐；第一明君是满清康熙皇帝。……说到皇帝，《碧血剑》中的满清皇太极比崇祯要高明多了；《射雕英雄传》中的成吉思汗更非南宋昏君可比；《神雕侠侣》中的忽必烈也比南宋皇帝英明得多；而《倚天屠龙记》中的朱元璋只能让人感到可怕和内心的厌恶。之所以如此，有一个特殊的情况，书中所写的异族领袖，多为开国之君，而汉人皇帝则多为末代皇帝，这二者当然是没法比。但，再往深处想，可就不是那么回事了。一是《天龙八部》中的宋哲宗可不是末代皇帝，可他在书中的形象连辽皇耶律洪基都不如（历史上的这两位皇帝的评价可不像小说中所写的这样）；二是，《鹿鼎记》中的康熙不断地感叹：明朝的汉人皇帝中到底有哪一个好皇帝？而这一点倒真将人问住了：汉人皇帝，尤其是明朝的皇帝确实很少有人能与康熙皇帝相比，历史上，小说中，都是如此。
　　以上是闲话、评价皇帝不是武侠小说及其批评的主要任务，我们来看看书中所写的虚构的传奇人物。
　　有两个很好的例子。
一是《书剑恩仇录》中，汉人的英雄帮会红花会，与回人的一个部落（木卓伦部），因为陈家洛等人帮助木卓伦部夺回了圣书《古兰经》，是以有了交情；陈家洛先后爱上了木卓伦的两个女儿，霍青桐和喀丝丽，使得二者的关系更加紧密。
可能一般的读者很少往民族及民族性的比较这方面想，如果想了，那就会有惊奇的发现：
（l）汉人的红花会搞来搞去，只是想拉关系、套近乎；设计策、逼乾隆改换服装；而回人木卓伦则只写了八个大字：“抗暴应战，天必佑我！”这充分地反应了两个民族的特点，颇令汉人汗颜：红花会叫什么英雄帮会？
（2）汉人集团中的徐天宏号称“武诸葛”，只见他在平常生活中倒是提防这、提防那，搞得大姑娘周绮看得生气，而一到战场上却傻了眼，全无主张，不仅不能救出众人，想出奇计，而且在巾帼英雄霍青桐用奇兵、设奇计、诱敌入伏时，徐天宏非但不懂，反而心疑霍青桐心胸狭窄。谁的心胸狭窄？
（3）最后的结局，木卓伦部全军覆没，整个部落都牺牲了；而红花会的实力得以保全，到最后居然“豹隐回疆”，这说明回人“傻”，而汉人“精”。可是，也使人想起一首诗：“有的人死了，却还活着；有的人活着，却已死了。”这真叫人心里不是个滋味。
　　再一例是《倚天屠龙记》中张无忌身边有四位少女，恰好是两位汉族，两位异族。即赵敏是蒙古族，小昭是波斯人与朝鲜人的混血，周芷若、殷离则是汉人。这四个少女都曾爱过张无忌，也都被张无忌爱过。若将赵敏与周芷若、小昭与殷离进行两两比较，那才有意思。
　　先着赵敏与周左若，（l）赵敏爱上了张无忌，大方地表现了出来，性情爽朗；周芷若爱上张无忌却有许多扭捏，这是民族性，没有办法的事。（2）赵敏本来与张无忌是敌对的民族、敌对的势力，她却全然不顾一切，从相爱的那一天起，从不曾做过一件对不起张无忌的事；而周芷若与张无忌原是同一阵营中人，因灭绝师太性格固执，偏要周芷若如此这般，欺骗张无忌，周芷若照做不误。（3）赵敏本是金枝玉叶，却能视公侯富贵如粪土，为爱情不惜与父兄断绝关系，表明自己的坚贞与决绝；而周芷若则一心要做峨嵋派掌门人，并对明教的教主夫人，乃至“开国皇后”的位置极感兴趣。（4）赵敏只“咬”过张无忌一口，为的是让他记住她，而她却为救张无忌而身中利刃，搞出了 “天地同寿”一招，连金毛狮王谢逊都吓了一跳；而周芷若则两次制中张无忌胸口，一次是奉师父之命，一次是自己要这么干，两次都是乘张无忌不备时干的。这两个少女怎么样？相信读者已一目了然。
　　再看小昭与殷离（1）小昭的母亲本不该爱却爱了，本不该结婚生女却结了、生了，小昭一出生就要躲躲藏藏，但，小昭对母亲一往情深，小小年纪便为母亲分忧，上了光明项；而殷离则是打死了父亲的小妾、害得母亲惨死，被父亲追打出来，流落江湖，被金花婆婆收养（妙的是这金花婆婆恰是小昭的母亲）。（2）小昭聪明智慧，却丝毫不露，只是在明教大队人马遇难之时才挺身救险；殷离性情偏狭，痴心少智。（3）小昭为自保而装成丑八怪，碰到张无忌后，张无忌叫她不要装丑，她就永远也不会再装；殷离为了向父亲报仇，或是不让父亲杀了自己，苦练“千蛛万毒手”，将美丽面容摘得肿胀乌紫、丑陋不堪，张无忌说要给她治，她反而吓得退避三舍。（4）小昭一派温柔，如和风晚月，让人陶醉；股离心理变态、性格暴燥，对张无忌更是想打耳光就打耳光，想开骂便开骂，不断电闪雷鸣或霜上加雪。
　　周左若和殷离都变态了，一个在心里，一个在面上。而这两位汉人姑娘，如何能与赵敏、小昭相比？
　　上面两例，结论让读者自己去做。还有如《鹿鼎记》、《天龙八部》等书中也有类似的例子，不再举了。
再说书生与草莽事。这也很值得注意，金庸自第一部书《书剑恩仇录》写了一个书生剑客、文武双全的主人公以外，从第二部书《碧血剑》起，“文化水平”越陷越低，袁承志、胡斐、郭靖、杨过、张无忌、狄云、石破天（更是以一个字不识而著名）、令狐冲及大英雄萧峰等人的文化水准都很低。后来的小说，只有《天龙八部》中的段誉是个例外，但一来他是大理王子，不是寻常汉人书生；二来他在本书中其实也是经常受到讥讽（当然是善意的调侃之类）；三来一到萧峰面前顿时显得没啥光彩。
　　金庸小说中的这一现象，与梁羽生、与古龙，都不相同。梁羽生笔下多为儒雅风流的青年主人公，能诗能剑，文武双全；古龙笔下的多为聪明机智、才华过人之辈。而金庸为啥要以这样的一些人为主人公，实在值得好好研究。
　　仅此当然还不能说明问题。我们也举另外的两个例子。
　　一是《书剑恩仇录》中的“金笛秀才”余鱼同，这是一位标准的书生侠土，文武全才，自命风流，一根金笛光闪闪。因此人聪明，又懂各地方言，所以被委派搞联络工作，属“地下”一类，但此人性格外露，浅薄牛气，干了多年的联络，拿一根金笛到处去“吹”，居然还没暴露身份，倒真是奇事一桩。这位仁兄一出场就露出了轻狂劲儿。后来又因自作多情而又情不自禁，吻了奔雷手文泰来的妻子骆冰，一下子犯了多条会规，这倒也没啥，关键是，他自以为年轻、英俊、小白脸多才，骆冰应该看上他而不是看上文泰来；骆冰应该嫁给他而不是文泰来，惹得骆冰大怒，说了一句“文四哥英雄气慨，比你……”没说完，让对方去想。余鱼同又羞又悲又急又怕，想出家做和尚，以逃避对文泰来的愧疚；最后又终于耐不住寂寞，而重披俗装。有深意的是，作者专门安排了一场火，让余鱼同为救文泰来而将一张小白脸烧成花脸，如此才“重新做人”。这差不多是一个关于秀才——英雄的寓言。
另一个例子是《鹿鼎记》的最后一回书中，写到清初的汉人大学者、大文人顾炎武、黄宗羲、吕留良——这三个人乃是历史人物——来到20岁“告老还乡”的韦小宝的船上，劝他干脆当皇帝！这一情节简直令人匪夷所思，真是拿大名士大文豪开玩笑，但笑过以后，又觉得这是可能的，更是可悲的。——
（l）韦小宝有机会当皇帝，因为他可以接近康熙，从而“取而代之”，表明这些学者也是机会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更不必说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了—— 在他们的时代恰恰是爱国的表现，不必说这个）；
（2）他们明知韦小宝是个小流氓，决不可能是个“真命天子”，不可能为民造福，且韦小宝也明说了这一点，但他们却说“汉高祖还是个大流氓哩”，这固然是实，到他们“创造” 历史时居然以此为“规律”，这就叫人三思了；
（3）更重要的是，这一情节充分表明了中国的书生，哪怕是顾炎武等这样的大人物，同样是没有真正独立的人格及其独立的习惯的：他们只能是“王佐之才”，永远要跟一个“头”，永远只能为其“摇鹅扇子”，哪怕韦小宝这样的小流氓，他们也甘愿为之三呼万岁……呜呼呜呼呜呼！金庸的这一笔可真是比较毒，将知识分子，尤其是古代书生写得入木三分，无处可遁。
　　金庸小说中的大英雄我们见过不少，“小男人”其实也有不少。只是这些人平时风度翩翩，或道貌岸然，不大容易看出来。我们也举一两个例子：一是陈家洛，此人我们早就熟悉了，他遇霍青桐、喀丝丽，两次都是女方主动表达情意而男方矜持，这也许是民族性决定的；问题是陈家洛见异思迁，舍姐姐而爱妹妹，看似误会，其实是因为霍青桐是一个女强人，比他要厉害多了，这使他无论如何也受不了；而喀丝丽天真烂漫，什么也不懂，以为他是“天下第一大英雄”，自然能满足陈家洛的虚荣心。小说中对此有所揭露，在他们三人身陷迷宫那一回。还有一个例子——大家可能压根儿不住那里想——是《射雕英雄传》中的老顽童，他身是大人身，所以能与瑛姑发生关系；心却是儿童心，一来不知厉害，二来怕负责任，三来逃避成熟。“童”即“小男人”，对这位可爱的角色做一做这方面的心理分析，那是有意思的。
　　其实，老顽童的师兄、天下第一高手王重阳——在《神雕侠侣》中——也同样是一个小男人，他与古墓派创始人林朝英的感情悲剧，值得更进一步分析；《神雕侠侣》中的武三通；《侠客行》中的石清……都是可供分析的例子。原因恰恰要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去找。
要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和批判，所有的书都比不过《鹿鼎记》。 《鹿鼎记》写的是虚构人物韦小宝的传奇故事。写他如何从一个市井流氓成为朝廷公爵的传奇经历，这是第一层次；写韦小宝的性格及其典型性，这是第二层次；而通过韦小宝这一人物来写清代的历史及文化，这是本书的第三层次。
　　我们这就来说它的第三层次。
　　韦小宝是从扬州妓院（丽春院）极偶然地来到北京，进入宫廷的。而且先在宫中当太监；后在朝廷当护卫、将军；进而当钦差；当代理地方官员；又奉命当少林寺的和尚，当清凉寺的住持；还出人意料地当了天地会的青木堂香主；以及神龙教的白龙使。……这些经历，看起来无一不是匪夷所思，至奇至怪，而更加奇妙的是，无论韦小宝做什么，基本上都做得很好。这位目不识丁而又手无缚鸡之力的小家伙，怎么可能与上述履历联系起来，而且“考评”还都不错？
　　这里面就大有文章了，几乎每一步都揭示了中国历史文化及其人性的深层内容。
　　（1）韦小宝是被海大富这位老太监偶然抓进皇宫的，韦小宝之所以能逢凶化吉，看起来是机缘凑巧。一来海大富身患怪疾，正好发作，韦小宝乘他吃药之机，给他加大剂量，把他的眼睛弄瞎了；二来太监小桂子不中用，被韦小宝杀了，从此便可取而代之。这里面本来有一个漏洞，即小桂子在海大富身边有不少时间了，韦小宝一口扬州话如何能冒充得来？这就要进入更深的一个层次了：海大富明知韦小宝是假，却要利用他来为自己办事；海大富之所以要如此，是宫廷斗争迫使的，关键是韦小宝及时碰上了少年天子康熙（玄烨，即韦小宝的朋友小玄子）。
　　（2）韦小宝一生的奇遇，多半与碰上玄烨有关。整个宫廷只有韦小宝这一假太监不知皇帝的服色；也只有韦小宝这一小流氓不知宫廷规矩，与玄烨摔跤扭打为乐。而少年天子也是少年，天性活泼而皇宫沉闷，好不容易碰到韦小宝这样的“异人”，岂有不交朋友之理？这一交——开始于“跤”——便将韦小宝的命运彻底改变了。一是使海大富不能及时处决韦小宝；二是使韦小宝参与了杀鳌拜一事，扬名立万，轰动朝野；三是使他被天地会接纳为香主；四是使后来双儿的主人把他当成“大恩人”。
　　（3）韦小宝在宫廷中成为一颗明星，不仅是因为他杀鳌拜，更主要是因为他是皇帝身边的红人。因而，从护卫队长多隆，到大学士索额图，到康亲王，凡是能与韦小宝拉上关系的都与他“一见如故”而且“亲如手足”。这不是因为韦小宝这个人当真有什么魅力，更不是因为那些人好讲“义气”；而是那些政客们想利用韦小宝，以便通消息、说好话。
　　这么一来，韦小宝更是非大红大紫不可。
　　（4）韦小宝之所以能在皇宫里混下去，也因为他有一种过人的生存本领。因为他从小在妓院长大，惯于看人脸色、见风使舵；而为了混一口饭吃，又非溜须拍马、讨好卖乖不可。没想到——妙的是——这两种本领到宫廷中、朝堂上，居然都能找到用武之地，而且还能发扬光大、精益求精。明珠、索额图（都是历史人物）之辈都是此道高手，韦小宝是从妓院到朝廷“深造”来啦，怎能不“天下无敌”？
　　（5）韦小宝当和尚，是皇帝的安排，因为老皇帝出家，要人保护、服侍。当和尚而能去少林寺，这又是“中国特色”。按理少林寺乃是出家人的地方，皇帝管它不着，但在中国，向来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哪儿有管不着之理？
　　所以一道圣旨，使韦小宝一变而成为少林寺中“高僧”，与方丈晦聪大师同辈，成了武艺高强的澄现老和尚及“十八罗汉”们的“师叔”。进而，澄观老和尚之所以格外佩服韦小宝，不光是此僧性格单纯又迂腐，更主要的是有一种特殊的民族心理：韦小宝是“上边派来的下放和尚”，而上边派来的人总是高明的——这一逻辑可在中国古今通用。——所以韦小宝不仅红遍俗世，也可以红遍“世外”出家人的世界。
　　（6）韦小宝当钦差到云南、到扬州，到处扬威，所向披靡，并不因为他水平高，而是因为他“背景深”，这不必多说。奇妙的是，他当了一段台湾的代理地方官，明明是“施（施琅，此系历史人物）清韦贪”，而台湾人却偏偏喜欢韦小宝，把他当成“青天大老爷”，这就更是大有文章，能体现“中国国情”，这不仅是韦小宝重塑了他师父陈近南的塑像；也不仅是韦小宝劝了皇帝不放弃台湾；而是因为台湾人——中国人——觉得韦小宝这样的贪官更真实、更亲切、更习惯、更好！而施琅这样的人反而稀奇、叫人不大放心，因而自没什么好感。
　　（7）凡是在皇帝能管到的地方，韦小宝都能“通吃”，这也罢了，因为韦大人乃是皇上身边的红人，谁敢得罪？妙的是，韦小宝在反满抗清的天地会中居然也混得很好，青木堂香主当得大家心服口服。这不仅是因为他杀了鳌拜，而且是因为他拜了天地会总舵主陈近南为师，在天地会中的地位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正如得康熙欢心便能得天下欢心，得天下尊敬和奉承一样，韦小宝既是总舵主的徒弟，谁敢不卖他的帐？天地会虽是反清帮会，但其组织原则及其风俗习气，与朝廷及官场一般无二。这又是本书的深刻之处。更何况天地会也要利用韦小宝的身份、地位；而韦小宝这个人又左右逢源呢。——书中写到的沐王府与天地会的矛盾；郑成功的两个孙子之间的矛盾；汉人反满抗清组织内矛盾重重，真让人感到可笑而又悲哀：这也正是汉人的根本缺陷。前文中所说的“贬汉”之说，这里又是一个例证。
　　（8）韦小宝之所以在神龙教中也能遇难呈祥，一是因为他是一个少年，而神龙教主洪安通正在打“走资派”，发展“红卫兵”，韦小宝的到来可谓适逢其时；二是——更关键——洪安通教主自欲做“真命天子”，向来喜欢歌功颂德。教中上下一片阿谀之声，早请示、晚汇报、热闹非凡、仪式可观；表决心、献忠心，人人争先，古今同辙。韦小宝可算是找到了英雄用武之地。他经过妓院的培训，又进过皇宫的高级进修班，再经过朝堂官场的实习锻炼，早已炉火纯青。技艺非凡，岂是神龙岛上那些未见过世面的小青年可比？于是他当然得教主欢心，转危为安，且升官扬名，再一次飞黄腾达，这回可一点没有康熙的背景，而全靠韦小宝的真本领。
　　（9）至于韦小宝在江山与江湖之间左右逢源，在想造反的云南平西王府，及河南王屋山匪窟中总能转厄成吉，那是他善于宠络人心，察言观色，好赌成性，恩威并济，花花轿子人抬人。而他得到天神庇佑的根本原因，其实是由于此人活成了“人精”，当真是什么地方都未得，什么堡垒都能攻克。
（10）韦小宝应付女人，也有独到的功夫。他的七位夫人就是明证，限于篇幅，我们也不必一一分析了。他结交明朝宫女陶红英，是善于攀亲，打动单纯善良的妇女心。他得独臂神尼的宠爱，是善于拜师——韦小宝拜师是一门“绝活”，他拜了海大富、康熙、陈近南、洪安通、独臂神尼等各色人等为师，此是他的生存之道、活命之术——而又能软拍轻吹，嘴甜眼快，出手大方，将当年的末代公主服侍得眉开眼笑，不亦乐乎；他当俄罗斯公主的情人兼顾问，一是他正好投了苏菲亚的浪荡天性；二是“中国文化”实在博大精深，韦小宝只知一点皮毛，不过“放火、杀人；升官、美女”之计，便能通吃俄罗斯，改变它的历史，这真是“扬我国威”，令人啼笑皆非。
以上10点，是分析韦小宝的成功经验，也是讨论中国历史文化的特色。当能证明，《鹿鼎记》的确是一本奇书，对中国人、中国文化的表现，非其它的作家作品可比，亦非金庸的其他作品可比。这样一来，还有什么可写？金庸只好挂笔封刀；写到这里，金庸也实在不必再写什么，仅此一书，就能永垂青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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