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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学诚 《文史通义》原文

章学诚 《文史通义》原文

卷一 内篇一
易教上

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
或曰: 《诗》、 《书》、 《礼》、 《乐》、 《春秋》,则既闻命矣。 《易》
以道阴阳,愿闻所以为政典而与史同科之义焉。曰:闻诸夫子之言矣。 “夫
《易 》开物成务,自天下之道,” “知来藏往,吉凶与民同患,”其道盖包
政教典章之所不及矣;象天法地, “是兴神物,以前民用,”其教盖出政教
典章之先矣。 《周官》太卜掌三 《易》之法,夏曰 《连山》,殷曰 《归藏》,
周曰 《周易》,各有其象与数,各殊其变与占,不相袭也。然三 《易》各有
所本, 《大传》所谓庖羲、神农与黄帝、尧、舜是也; 《归藏》本庖羲, 《连
山》本神农, 《周易》本黄帝。由所本而观之,不特三王不相袭,三皇、五
帝亦不相沿矣。盖圣人首出御世,作新视听,神道设教,以弥纶乎礼、乐、
刑、政之所不及者,一本天理之自然,非如后世托之诡异妖祥,谶纬术数,
以愚天下也。
夫子曰: “我观夏道,杞不足征,吾得夏时焉;我观殷道,宋不足征,
吾得坤乾焉。”夫夏时,夏正书也;坤乾, 《易》类也。夫子憾 夏、商之文
献无所征矣,而坤乾乃与夏正之书同为观于夏、商之所得;则其所以厚民生
与利民用者,盖与治历明时,同为一代之法宪,而非圣人一己之心思,离事
物而特著一书,以谓明道也。夫悬象设教与治历授时,天道也; 《礼》、 《乐》、
《诗》、 《书》与刑、政、教、令,人事也。天与人参,王者治世之大权也。
韩宣子之聘鲁也,观书于太史氏,得见 《易》象、 《 春秋》,以为周礼在鲁。
夫 《春秋》乃周公之旧典,谓周礼之在鲁可也。 《易》象亦称周礼,其为政
教典章,切于民用而非一已空言,自垂昭代而非相沿旧制,则又明矣。夫子
曰: “ 《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 《易》者,其有忧患乎?”顾氏炎武
尝谓 《连山》、 《归藏》,不名为 《易》。太卜所谓三 《易》,因 《周易》
而牵连得名。今观八卦起于伏羲, 《连山》作于夏后,而夫子乃谓 《易》兴
于中古,作 《易》之人独指文王,则 《连山》、 《归藏》不名为 “易”,又
其征矣。
或曰:文王拘幽,未尝得位行道,岂得谓之作 《易》以垂政典欤?曰:
八卦为三 《易》所同,文 王自就八卦而系之辞,商道之衰,文王与民同其忧
患,故反覆于处忧患之道而要于无咎,非创制也。周武既定天下,遂名 《周
易》,而立一代之典教,非文王初意所计及也。夫子生不得位,不能创制立
法,以前民用,因见 《周易》之于道法,美善无可复加,惧其久而失传,故
作 《彖》、 《象》、 《文言》诸传,以申其义蕴,所谓述而不作,非力有所
不能,理势固有所不可也。
后儒拟 《易》,则亦妄而不思之甚矣。彼其所谓理与数者,有以出 《周
易》之外邪?无以出之,而惟变其象数法式,以示与古不相袭焉;此王者宰
制天下,作新耳目,殆如汉制所谓色黄数五,事 与改正朔而易服色者为一例
也。扬雄不知而作,则以九九八十一者,变其八八六十四矣。后代大儒,多
称许之,则以其数通于治历,而蓍揲合其吉凶也。夫数乃古今所共,凡明于
历学者,皆可推寻,岂必 《太玄》而始合哉?蓍揲合其吉凶,则又阴阳自然
之至理。诚之所至,探筹钻瓦,皆可以知吉凶,何必支离其文,艰深其字,
然后可以知吉凶乎? 《元包》妄托 《归藏》,不足言也。司马 《潜虚》,又
以五五更其九九,不免贤者之多事矣。故六经不可拟也。先儒所论,仅调畏
先圣而当知严惮耳。此指扬氏 《法言》,王氏 《中说》,诚为中其弊矣。 若
夫六经,皆先王得位行道,经纬世宙之迹,而非托于空言。故以夫子之圣,
犹且述而不作。如其不知妄作,不特有拟圣之嫌,抑且蹈于僭窃王章之罪也,
可不慎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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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教中

孔仲达曰: “夫 《易》者,变化之总名,改换之殊称。”先儒之释 《易》
义,未有明通若孔氏者也。得其说而进推之, 《易》为王者改制之巨典,事
与治历明时相表里,其义昭然若揭矣。许叔重释 “易”文曰: “蜥易,守宫,
象形。秘书说, ‘日� 挛�易’,象阴阳也。” 《周官》太卜,掌三 《易》之
法。郑氏注: “易者,揲蓍变易之数可占者也。”朱子以谓: “ 《易》有交
易变易之义。”是皆因文生解,各就一端而言,非当日所以命 《易》之旨也。
三 《易》之名,虽始于 《周官》,而 《连山》、 《归藏》,可并名 《易》,
《易)不可附 《连山》、 《归藏》 而称为三连三归者,诚以 《易》之为义,
实该羲、农以来不相沿袭之法数也。易之初见于文字,则帝典之 “平在朔易”
也。孔 《传》谓岁改易,而周人即取以名揲卦之书,则王者改制更新之大义,
显而可知矣。 《大传》曰: “生生之谓易。”韩康伯谓 “阴阳转易,以成化
生”。此即朱子交易、变易之义所由出也。三 《易》之文虽不传,今观 《周
官》太卜有其法, 《左氏》记占有 其辞,则 《连山》、 《归藏》。皆有交易、
变易之义。是羲、农以来, 《易》之名虽未立,而 《易》之意已行乎其中矣。
上古淳质,文字无多,固有具其实而未著其名者。后人因以定其名,则彻前
后,而皆以是为主义焉,一着其名之向著者,此亦其一端也。
钦明之为敬也,允塞之为诚也,历象之为历也,历彖之历,作推步解,
非历书之名。皆先具其实而后著之名也。 《易・革・象》曰: “泽中有火,
君子以治历明时。”其 《彖》曰: “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
应乎人。”历自黄帝以来,代为更变,而夫子乃为取象于泽火,且以天地改
时、汤武革命为革之卦义,则 《易》之随时废兴,道岂有异乎? 《易》始羲、
农而备于成周,历始黄帝而递变于后世;上古详天道,而中古以下详人事之
大端也。然卦气之说,虽创于汉儒,而卦序卦位,则已具函其终始,则疑大
挠未造甲子以前,羲、农即以卦画为历象,所谓天人合于一也。 《大传》曰:
“古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
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
情。”此黄帝未作干支之前所创造也。观于羲和分命,则象法文宜,其道无
所不备,皆用以为授人时也。是知上古圣人,开天创制,立法以治天下,作
《易 》之与造历,同出一源,未 可强分孰先孰后。故 《易》曰: “开物成务,
冒天下之道。” 《书》曰: “平秩敬授,作讹成易。”皆一理也。
夫子曰: “加我数年,五十以学 《易》,可以无大过矣。”又曰: “吾
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学 《易》者,所以学周礼也,韩宣子见 《易・象》、
《春秋》,以为周礼在鲁。夫子学 《易》而志 《春秋》,所谓学周礼也。夫
子语颜渊曰: “行夏之时,乘殷之辂,眼周之冕,乐则 《韶》舞。”是斟酌
百王,损益四代,为万世之圭臬也。历象递变,而夫子独取于夏时;筮占不
同,而夫子独取于 《周 易》。此三代以后,至今循行而不废者也。然三代以
后,历显而 《易》微;历存于官守,而 《易》流于师传;故儒者敢于拟 《易》,
而不敢造历也。历之薄蚀盈亏,有象可验,而 《易》之吉凶悔吝,无迹可拘;
是以历官不能穿凿于私智,而 《易》师各自为说,不胜纷纷也。故学 《易》
者,不可以不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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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教下

《易》之象也, 《诗》之兴也,变化而不可方物矣; 《礼》之官也, 《春
秋》之例也,谨严而不可假借矣。夫子曰: “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
君子之于六艺,一以贯之,斯可矣。物相杂而为之文,事得比而有其类。知
事物名义之杂出而比处也,非文不足以达之,非类不足以通之,六艺之文,
可以一言尽也。夫象欤,兴欤,例欤,官欤,风马牛之不相及也,其辞可谓
文矣,其理则不过曰通 于类也。故学者之要,贵乎知类。
象之所包广矣,非徒 《易》而已,六艺莫不兼之。盖道体之将形而未显
者也。雎鸠之于好逑,�湍局�于贞淑,甚而熊蛇之于男女,象之通于 《诗》
也。五行之征五事,箕毕之验雨风,甚而傅岩之人梦赉,象之通于书也。古
官之纪云鸟, 《周官》之法天地四时,以至龙翟章衣,熊虎志射,象之通于
《礼》也;歌阶阴阳,舞分文武,以至磬念封疆,鼓思将帅,象之通于 《乐》
也;笔削不废灾异, 《左氏》遂广妖祥,象之通于 《春秋》也。 《易》与天
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万事万物,当其自静而动,形迹未彰而象见矣。
故道不可见,人求道而恍若有见者,皆其象也。
有天地自然之象,有人心营构之象。天地自然之象, 《说卦》为天为圜
诸条,约略足以尽之。人心营构之象,睽车之载鬼,翰音之登天,意之所至,
元不可也。然而心虚用灵,人累于天地之间,不能不受阴阳之消息。心之营
构,则情之变易为之也。情之变易,感于人世之接构,而乘于阴阳倚伏为之
也。是则人心营构之象,亦出天地自然之象也。
《易》象虽包六艺,与 《诗 》之比兴,尤为表里。夫 《诗》之流别,盛
于战国人文,所谓长于讽喻,不学 《诗》,则无以言也。然战国之文,深于
比兴,即其深于取象者也。 《庄》、 《列》之寓言也,则触蛮可以立国,蕉
鹿可以听讼; 《离骚》之抒愤也,则帝阙可上九天,鬼情可察九地。他若纵
横驰说之士,飞钳捭阖之流,徒蛇引虎之营谋,桃梗土偶之问答,愈出愈奇,
不可恩议。然而指迷从道,固有其功;饰奸售欺,亦受其毒。故人心营构之
象,有吉有凶,宜察天她自然之象,而衷之以理,此 《易》教之所以范天下
也。
诸子百家,不衷大道,其所以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则以本原所出,
皆不外于 《周官》之典守。其支离而不合道者,师失官守,未流之学,各以
私意恣其说尔,非于先王之道,全无所得,而自树一家之学也。至于佛氏之
学,来自西域,毋论彼非世官典守之遗,且亦生于中国,言语不通,没于中
国,文字未达也。然其所言与其文字,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殆较诸子百
家为尤盛。反复审之,而知其本原出于 《易》教也。盖其所谓心性理道,名
目有殊,推其义指,初不异于圣人之言。其异于圣人者,惟舍事物而别见有
所谓道尔。至于丈六金身,庄严色相,以至天堂清明,地狱阴惨,天女散花,
夜又披发,种种诡幻,非人所见,儒者斥之为妄,不知彼以象教,不啻 《易》
之龙血玄黄,张弧载鬼。是以阎摩变相,皆即人心营构之象而言,非彼造作
诳诬以惑世也。至于末流失传,凿而实之,夫妇之愚,偶见形于形凭于声者,
而附� 岢鲋�,遂谓光天之下,别有境焉。儒者又不察其本末,攘臂以争,愤
若不共戴天、而不知非其实也。令彼所学,与夫文字之所指拟,但切入于人
伦之所日用,即圣人之道也。以象为教,非无本也。
《易》象通于 《诗》之比兴, 《易》辞通于 《春秋》之例。严天泽之分,
则二多誉,四多惧焉;谨治乱之际,则阳君子,阴小人也。杜微渐之端,垢
一阴,而已惕女壮,临二阳,而即虑八月焉。慎名器之假,五戒阴柔,三多
危惕焉。至于四德尊,元而无异称,亨有小亨,利贞有小利贞,贞有贞吉、
贞凶,吉有元吉,悔有悔亡,咎有无咎,一字出入,谨严甚于 《春秋》。盖
圣人于天人之际,以谓甚可畏也。 《易》以天道而切人事, 《春秋》以人事
而协天道,其义例之见于文辞,圣人有戒心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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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教上 中 下

书教上


《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今存虞、夏、商、周之策而已,五
帝仅有二,而三皇无闻焉。左氏所谓 《三坟》、 《五典》,今不可知,未知
即是其书否也?以三王之誓、诰、贡、范诸篇,推测三皇诸帝之义例,则上
古简质,结绳未远:文字肇兴,书取足以达微隐、通形名而已矣。因事命篇,
本无成法,不得如后史之方圆求备,拘于一定之名义者也。夫子叙而述之,
取其疏通知运,足以垂教矣。世儒不达,以谓史家之初祖,实在 《尚书》,
因取后代一成之史法,纷纷拟 《书》者,皆妄也。
三代以上之为史,与三代以下之为史,其同异之故可知也。三代以上,
记注有成法而撰述无定名,三代以下,撰述有定名而记注无成法。夫记注无
成法,则取材也难;撰述有定名,则成书也易。成书易,则文胜质矣;取材
难,则伪乱真矣。伪乱真而文胜质,史学不亡而亡矣。良史之才,间世一出,
补偏救弊,惫且不支。非后人学识不如前人, 《周官》之法亡,而 《尚书》
之教绝,其势不得不然也。
《周官》三百六十,具天下之纤析矣。然法具于官,而官守其书。观于
六卿联事之义,而知古人之于典籍,不惮繁复周悉,以为记注之备也。即如
六典之文,繁委如是,太宰掌之,小宰副之,司会、司书、太史又为各掌其
贰,则六曲之文,盖五倍其副贰,而存 之于掌故焉。其他篇籍,亦当称是。
是则一官失其守,一典出于水火之不虞,他司皆得藉征于副策,斯非记注之
成法详于后世欤?汉至元、成之间,典籍可谓备矣。然刘氏七略,虽溯六典
之流别,亦已不能具其官;而律令藏于法曹,章程存于故府,朝仪守于太常
者,不闻石渠天禄别储副贰,以备校司之讨论,可谓无成法矣。汉治最为近
古,而荒略如此,又何怪乎后世之文章典故,杂乱而无序也哉?
孟子曰: “王者之迹息而 《诗》亡, 《诗》亡然后 《春秋》作。”盖言
王化之不行也,推原 《春秋》之用也。不知 《周官》之法废而 《书》亡, 《书》
亡而后 《春秋》作。则言王章之不立也,可识 《春秋》之体也。何谓 《周官》
之法废而 《书》亡哉?盖官礼制密,而后记注有成法;记注有成法,而后撰
述可以无定名。以谓纤悉委备,有司具有成书,而吾特举其重且大者,笔而
著之,以示帝王经世之大略;而典、谟、训、诰、贡、范、官、刑之属,详
略去取,惟意所命,不必著为一定之例焉,斯 《尚书》之所以经世也。至官
礼废,而记注不足备其全; 《春秋》比事以属辞,而左氏不能不取百司之掌
故。与夫百国之宝书,以备其事之始末,其势有然也。马、班以下,演左氏
而益畅其支焉。所谓记注无成法,而撰述不能不有定名也。故曰:王者迹息
而 《诗》亡,见 《春秋》之用; 《周官》法废而 《书》亡,见 《春秋》之体
也。
《记》曰: “左史记言,右史记动。”其职不见于 《周官》,其书不传
于后世,殆礼家之愆文欤?后儒不察,而以 《尚书》分属记言, 《春秋》分
属记事,则失之甚也。夫 《春秋》不能舍传而空存其事目,则左氏所记之言,
不啻千万矣。 《尚书》典、谟之篇,记事而言 亦具焉;训、诰之篇,记言而
事亦见焉。古人事见于言,言以为事,未尝分事言为二物也。刘知几以二典、
贡、范诸篇之错出,转讥 《尚书》义例之不纯,毋乃因后世之空言,而疑古
人之实事乎! 《记》曰: “疏通知远, 《书》教也。”岂曰记言之谓哉?
六艺并立, 《乐》亡而入于 《诗》、 《礼》, 《书》亡而入于 《春秋》,
皆天时人事,不知其然而然也。 《春秋》之事,则齐桓、晋文,而宰孔之命
齐侯,王子虎之命晋侯,皆训、诰之文也,而左氏附传以翼经;夫子不与 《文
侯之命》同著于篇,则 《书》入 《春秋》之明证也。马迁绍法 《春秋》,而
删润典谟,以入纪传;班固承迁有作,而 《禹贡》取冠 《地理》, 《洪范》
特志 《五行》,而 《书》与 《春秋》不得不合为一矣。后儒不察,又谓纪传
法 《尚书》,而编年法 《春秋》,是与左言右事之强分流别,又何以异哉?
书教中
《书》无定体,故易失其传;亦惟 《书》无定体,故托之者众。周末文
胜,官礼失其职守,而百家之学,多争托于三皇、五帝之书矣。艺植托于神
农,兵法、医经托于黄帝,好事之徒,传为 《三坟》之逸书而 《五典》之别
传矣。不知书固出于依托,旨亦不尽无所师承,官礼政举而人存,世氏师传
之掌故耳。惟 “三”、 “五”之留遗,多存于 《周官》之职守,则外史所掌
之书,必其籍之别具,亦如六典各存其副之制也。左氏之所谓 《三坟》、 《五
典》,或其概而名之, 或又别为一说,未可知也。必欲确指如何为三皇之坟,
如何为五帝之典,则凿矣。
《逸周书》七十一篇,多官礼之别记与 《春秋》之外篇,殆治 《尚书》
者杂取以备经书之旁证耳。刘、班以谓孔子所论百篇之余,则似逸篇,初与
典、谟、训、诰,同为一书,而孔子为之删彼存此耳。毋论其书文气不类,
醇驳互见,即如 《职方》、 《时训》诸解,明用经记之文, 《太子晋解》,
明取春秋时事,其为外篇别记,不待繁言而决矣。而其中实有典言宝训,识
为先王誓、诰之遗者,亦未必非百篇之逸旨,而不可遽为删略之余也。夫子
曰: “信而好古。”先王典诰,衰周犹有存者,而夫子删之,岂得为好古哉?
惟 《书》无定体,故 《春秋》官礼之别记外篇,皆得从而附合之,亦可明 《书》
教之流别矣。
《书》无定体,故附之者杂。后人妄拟 《书》以定体,故守之也拘。古
人无空言,安有记言之专书哉?� 喝逦笮� 《玉藻》记文,而以 《尚书》为记
言之专书焉。于是后人削趾以适屦,转取事文之合者,削其事而辑录其文,
以为 《尚书》之续焉,若孔氏 《汉、魏尚书》、王氏 《续书》之类皆是也。
无其实,而但貌古人之形似,譬如画饼饵之不可以充饥。况 《尚书》本不止
于记言,则孔衍、王通之所拟,并古人之形似而不得矣。刘知几尝患史策记
事之中,忽间长篇文笔,欲取君上诏诰,臣工奏章,别为一类,编次纪传史
中,略如书志之各为篇目,是刘亦知 《尚书》折而入 《春秋》矣。然事言必
分为二,则有事言相贯、质与文宣之际,如别自为篇,则不便省览,如仍然
合载,则为例不纯;是以刘氏虽有是说,后人讫莫之行也。至如论事章疏,
本同口奏,辨难书牍,不异面论,次于纪传之 中,事言无所分析,后史恪遵
成法可也。乃若扬、马之辞赋,原非政言,严、徐之上书,亦同献颂,邹阳、
枚乘之纵横,杜钦、谷永之附会,本无关于典要,马、班取表国华,削之则
文采灭如,存之则纪传猥滥,斯亦无怪刘君之欲议更张也。
杜氏 《通典》为卷二百,而 《礼典》乃人门之一,已占百卷,盖其书本
官礼之遗,宜其于礼事加详也。然叙典章制度,不异诸史之文,而礼文疑似,
或事变参差,博士经生,折中详议,或取哉而径行,或中格而未用,人于正
文,则繁复难胜,削而去之,则事理未备。杜氏并为采辑其文,附著礼门之
后,凡二十余卷,可谓穷天地之际,而通古今之变者矣。史迁之书,盖于 《秦
纪》之后,存录秦史原文。惜其义例未广,后人亦不复踵行,斯并记言记事
之穷,别有变通之法,后之君子所宜参取者也。
滥觞流为江河,事始简而终巨也。东京以还,文胜篇富,史臣不能概见
于纪传,则汇次为 《文苑》之篇。文人行业无多,但著官阶贯系,略如 《文
选》人名之注,试榜履历之书,本为丽藻篇名,转觉风华消索;则知一代文
章之盛,史文不可得而尽也。萧统 《文选》以 还,为之者众,今之尤表表者,
姚氏之 《唐文粹》,吕氏之 《宋文鉴》,苏氏之 《元文类》,并欲包括全代,
与史相辅,此则转有似乎言事分书,其实诸选乃是春华,正史其秋实尔。
四部既分,集林大畅。文人当诰,则内制外制之集,自为编矣。宰相论
思,言官白简,卿曹各言职事,阃外料敌善谋,陆贽 《奏议》之篇,苏轼进
呈之策,又各著于集矣。萃合则有名臣经济、策府议林,连编累牍,可胜数
乎!大抵前人著录,不外别集、总集二条,盖以一人文字观也。其实应隶史
部,追源当系 《尚书》;但训、 诰乃 《尚书》之一端,不得如 汉人之直以记
言之史目 《尚书》耳。
名臣章奏,隶于 《尚书》,以拟训诰,人所易知。撰辑章奏之人,宜知
训诰之记言,必叙其事,以备所言之本末,故 《尚书》无一空言,有言必措
诸事也。后之辑章奏者,但取议论晓畅,情辞慨切,以为章奏之佳也,不备
其事之始末,虽有佳章,将何所用?文人尚华之习见,不可语于经史也。班
氏董、贾二传,则以 《春秋》之学为 《尚书》也,即 《尚书》折入 《春秋》
之证也。其叙贾、董生平行事。无意求详,前后寂寥数言,不过为政事诸疏、
天人三策备始末尔。噫!观史裁者,必知此意,而始可与言 《尚书》、 《春
秋》之学各有其至当,不似后世类钞征事,但知方圆求备而已也。


书教下
《易》曰: “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智。”间尝窃取其义,以概古
今之载籍。撰述欲其圆而神,记注欲其方以智也。夫智以藏往,神以知来,
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故记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来拟神
也。藏往欲其赅备无遗,故体有一定,而其德为方;知来欲其决择去取,故
例不拘常,而其德为圆。 《周官》三百六十,天人官曲之故可谓无不备矣。
然诸史皆掌记注,而未尝有撰述之官;祝史命告,未尝非撰述,然无撰史之
人。如 《尚书》警诰,自出史职,至于帝典诸篇,并无应撰之官。则传世行
远之业,不可拘于职司,必待其人而后行,非圣哲神明,深知二帝三王精微
之极 致,不足以与此。此 《尚书》之所以无定法也。
《尚韦》、 《春秋》,皆圣人之典也。 《尚书》无定法。而 《春秋》有
成例。故 《书》之支裔,折入 《春秋》 . 而 《书》无嗣音。有成例者易循,而
无定法者难继,此人之所知也。然圆神方智,自有载籍以还,二者不偏废也。
不能究六艺之深耳,未有不得其遗意者也。史氏继 《春秋》而有作,莫如马、
班,马则近于圆而神,班则近于方以智也。
《尚书》一变而为左氏之 《春秋》, 《尚书》无成法而左氏有定 例,以
纬经也。左氏一变而为史迁之纪传,左氏依年月而迁书分类例,以搜逸也。
迁书一变而为班氏之断代,迁书通变化,而班氏守绳墨,以示包括也。就形
貌而言,迁书远异左氏,而班史近同迁书。盖左氏体直,自为编年之祖;而
马、班曲备,皆为纪传之祖也。推精微而言,则迁书之去左氏也近,而班史
之去迁书也远。盖迁书体圆用神,多得 《尚书》之遗;班氏体方用智,多得
官礼之意也。
迁书纪、表、书、传,本左氏而略示区分,不甚拘拘于题目也。 《伯夷
列传》乃七十篇之序例,非专为伯夷传也。 《屈贾列传》所以恶绛、灌之谗,
其叙屈之文,非为屈氏表忠,乃吊贾之赋也。 《仓公》录其医案, 《货殖》
兼书物产, 《龟策》但言卜筮,亦有因事命篇之意,初不沾沾为一人具始末
也。 《张耳陈余》,因此可以见彼耳。 《盂子荀卿》,总括游士著书耳。名
姓标题、往往不拘义例,仅取名篇,譬如 《关雎》、 《鹿鸣》,所指乃在嘉
宾淑女,而或且讥其位置不伦,如孟子与三邹子。或又摘其重复失检,如子
贡已在 《弟子传》,又见于 《货殖》。不知古人著书之旨,而转以后世拘守
之成法,反訾古人之变通,亦知迁书体圆而用神,犹有 《尚书》之遗者乎!
迁 《史》不可为定法,固 《书》因迁之体,而为一 成之义例,遂为后世
不祧之宗焉。三代以下,史才不世出,而谨守绳墨,待其人而后行,势之不
得不然也。然而固 《书》本撰述而非记注,则于近方近智之中,仍有圆且神
者,以为之裁制,是以能成家,而可以传世行远也。后史失班史之意,而以
纪、表、志、传,同于科举之程式,官府之簿书,则于记注撰述,两无所似,
而古人著书之宗盲。不可复言矣。史不成家,而事文皆晦,而犹拘守成法� �
以谓其书固祖马而宗班也。而史学之失传也久矣!
历法久则必差,推步后而愈密,前人所以论司天也;而史学亦复类此。
《尚书》变而为 《春秋》,则因事命篇,不为常例者,得从比 事属辞为稍密
矣。 《左》、 《国》变而为纪传,则年经事纬,不能旁通者,得从类别区分
为益密矣。纪传行之千有余年,学者相承,殆如夏葛冬裘,渴饮饥食,无更
易矣。然无别识心哉,可以传世行远之具,而斤斤如守科举之程式,不敢稍
变;如治胥吏之簿书,繁不可删。以云方智,则冗复疏舛,难为典据;以云
圆神,则芜滥浩瀚,不可诵识。盖族史但知求全于纪、表、志、传之成规,
而书为体例所拘,但欲方圆求备,不知纪传原本 《春秋》, 《春秋》原合 《尚
书》之初意也。 《易》曰: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纪传实为三代以
后之良法,而演习既久,先王之大经大法,转为末世拘守之纪传所蒙,易可
不恩所以变通之道欤?
左氏编年,不能曲分类例, 《史》、 《汉》纪、表、传、志,所以济类
例之穷也。族史转为类例所拘,以致书繁而事晦:亦犹训诂注疏,所以释经,
俗师反溺训诂注疏而晦经旨也。夫经为解晦,当求无解之初;史为例拘,当
求无例之始。例自 《春秋》左氏始也,盍求 《尚书》未入 《春秋》之初意欤?
神奇化臭腐,臭腐复化为神奇,解 《庄》书者,以谓天地自有变化,人
则从而奇腐云耳。事屡变而复初,文饰穷而反质,天下自然之理也。 《尚书》
圆而神,其于史也,可谓天之至矣。非其人不行,故折入左氏,而又合流于
马、班,盖自刘知几以还,莫不以谓书教中绝,史官不得衍其绪矣。又自 《隋・经
籍志》著录,以纪传为正史,编年为古史,历代依之,遂分正附,莫不甲纪
传而乙编年。则马、班之史,以支子而嗣 《春秋》,荀悦、袁宏,且以左氏
大宗,而降为旁庶矣。司马 《通鉴》病纪传之分,而合之以编年。袁枢 《纪
事本末》又病 《通鉴》之合,而分之以事类。按本末之为体也,因事命篇,
不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体,天下经纶,不能网罗隐括,无遗无滥。文省于
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斯真 《尚书》之遗也。在袁氏初
无其意,且其学亦未足与此,书亦不尽合于所称。故历代著录诸家,次其书
于杂史。自属纂录之家,便观览耳。但即其成法,沉恩冥索,加以神明变化,
则古史之原,隐然可见。书有作者甚浅,而观者甚深,此类是也。故曰:神
奇化臭腐,而臭腐复化为神奇,本一理耳。
夫史为记事之书。事万变而不齐,史文屈曲而适如其事,则必因事命篇,
不为常例所拘,而后能起讫自如,无一言之或遗而或溢也。此 《尚书》之所
以神明变化,不可方物。降而左氏之传,已不免于以文徇例,理势不得不然
也。以上古神圣之制作,而责于晚近之史官,岂不悬绝欤!不知经不可学而
能,意固可师而仿也。且 《尚书》固有不可尽学者也,即 《纪事本末》,不
过纂录小书,亦不尽取以为史法,而特以义有所近,不得以辞害意也。斟酌
古 今之史,而定文质之中,则师 《尚书》之意,而以迁 《史》义例,通左氏
之裁制焉,所以救纪传之极弊,非好为更张也。
纪传虽创于史迁,然亦有所受也。观于 《太古年纪》、 《夏殷春秋》、
《竹书纪年》,则本纪编年之例,自文字以来,即有之矣。 《尚书》为史文
之别具,如用左氏之例,而合于编年,即传也。以 《尚书》之义,为 《春秋》
之传,则左氏不致以文徇例,而浮文之刊落者多矣。以 《尚书 》之义,为迁
《史》之传,则八书三十世家,不必分类,皆可仿左氏而统名曰传。或考典
章制作,或叙人事终始,或究一人之行,即列传本体。或合同类之事,或录
一时之言,训语之类。或著一代之文,因事命篇,以纬本纪。则较之左氏翼
经,可无局于年月后先之累;较之迁 《史》之分列,可无歧出互见之烦。又
省而事益加朋,例简而义益加精,岂非文质之适宜,古今之中道欤?至于人
名事类,合于本末之中,难于稽检,则别编为表,以经纬之;天象地形,舆
眼仪器,非可本末该之,且亦难以文字著者,别绘为图,以表明之。盖通 《尚
书》、 《春秋》之本原,而拯马 《史》、 班 《书》之流弊,其道莫过于此。
至于创立新裁,疏别条目,较古今之述作,定一书之规模,别具 《圆通》之
篇,此不具言。
邵氏晋涵云:纪传史裁,参仿袁枢,是貌同心异。以之上接 《尚书》
家言,是貌异心同。是篇所推,于六艺为支子,于史学为大宗;于前史
为中流砥柱,于后学为蚕丛开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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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教上

同衰文弊,六艺道息,而诸子争鸣。盖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
著述之事专,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故论文于战国,而升降盛衰之故可知
也。战国之文,奇邪错出,而裂于道,人知之;其源皆出于六艺,人不知也。
后世之文,其体皆备于战国,人不知;其源多出于 《诗》教,人愈不知也。
知文体备于战国,而始可与论后世之文;知诸家本于六艺,而后可与论战国
之文;知战国多出于 《诗》教,而后可与论六艺之文;可与论六艺之文,而
后可与离文而见道;可与离文而见道,而后可与奉道而折诸家之文也。
战国之文,其源皆出于六艺。何谓也?曰:道体无所不该,六艺足以尽
之。诸子之为书,其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必有得于道体之一端,而后乃
能恣肆其说,以成一家之言也。所谓一端者,无非六艺之所该,故推之而皆
得其所本,非谓诸子果能服六艺之教,而出辞必衷于是也。 《老 子》说本阴
阳, 《庄》、 《列》寓言假象, 《易》教也。邹衍侈言天地,关尹推衍五行,
《书》教也。管、商法制,义存政典, 《礼》教也。申、韩刑名,旨归赏罚,
《春秋》教也。其他杨、墨、尹文之言,苏、张、孙、吴之术,辨其源委,
挹其旨趣,九流之所分部, 《七录》之所叙论,皆于物曲人官,得其一致,
而不自知为六典之遗也。
战国之文,既源于六艺。又谓多出于 《诗》教,何谓也?曰:战国者,
纵横之世也。纵横之学,本于古者行人之官。观春秋之辞命,列国大夫,聘
问诸侯,出使专对,盖欲文其言以达旨而已。至战国而抵掌揣摩,腾说以取
富贵,其辞敷张而扬厉,变其本而加恢奇焉,不可谓非行人辞命之极也。孔
子曰: “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奚为?”
是则比兴之旨,讽喻之义,固行人之所肄� 病W莺嵴吡鳎�推而衍之,是以能
委折而入情,微婉而善讽也。九流之学,承官曲于六典,虽或原于 《书》、
《易》、 《春秋》,其质多本于礼教,为其体之有所该也。及其出而用世,
必兼纵横,所以文其质也。古之文质合于一,至战国而各具之,质当其用也,
必兼纵横之辞以文之,周衰文弊之效也。故曰:战国者,纵横之世也。
后世之文,其体皆备于战国。何谓也?曰:子史衰而文集之体盛,著作
衰而辞章之学兴。文集者,辞章不专家,而萃聚文墨,以为蛇尤之菹也。后
贤承而不废者,江河导而其势不容复遏也。经学不专家,而文集有经义;史
学不专家,而文集有传记:立言不专家,即诸子书也。而文集有论辨。后世
之文集,舍经义与传记、论辨之三体,其余莫非辞章之属也,而辞章实备于
战国,承其流而代变其体制焉。学者不知,而溯挚虞所裒之 《流别》,挚虞
有 《文章流别传》。甚且以萧梁 《文选》,举为辞章之祖也,其亦不知古今
流别之义矣。
今即 《文选》诸体,以征战国之赅备。挚虞 《流别》,孔逭 《文苑》,
今俱不传,故据 《文选》。京都诸赋,苏、张纵横六国,侈陈形势之遗也。
《上林》、 《羽猎》,安陵之从田,龙阳之同钧也。 《客难》、 《解 嘲》,
屈原之 《渔父》、 《卜居》,庄周之惠施问难也。韩非 《储说》,比事征偶,
《连珠》之所肇也。前人已有言及之者。而或以为始于傅毅之徒,非其质矣。
孟子问齐王之大欲,历举轻暖肥甘,声音采色, 《七林》之所启也。而或以
为刨之枚乘,忘其祖矣。邹阳辨谤于梁王,江淹陈辞于建平,苏秦之自解忠
信而获罪也。 《过秦》、 《王命》、 《六代》、 《辨亡》诸论,抑扬往复,
诗人讽谕之旨,孟、荀所以称述先王,儆时君也。屈原上称帝喾,中述汤、
武,下道齐桓,亦是。淮南宾客,梁苑辞人,原、尝、申、陵之盛举也。东
方、司马,侍从于西京,徐、陈、应、刘,征逐于邺下,谈天雕龙之奇观也。
遇有升沉,时有得失,畸才汇于末世,利禄萃其性灵,廊庙山林,江湖魏阙,
旷世而相感,不知悲喜之何从,文人情深于 《诗》、 《骚》,古今一也。
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其言信而有征矣。至战
国而著述之事专。何谓也?曰:古未尝有著述之事也,官师守其典章,史臣
录其职载。文字之道,百官以之治,而万民以之察,而其用已备矣。是故圣
王书同文以平天下,未有不用之于政教典章,而以文字为一人之著述者也。
详见外篇 《较雠略・著录先明大道论》,道不行而师儒立其教,我夫子之所
以功贤尧舜也。然而予欲无言,无行不与,六艺存周公之旧典,夫子未尝著
述也。 《论语》记夫子之微言,而曾子、子思,俱有述作以垂训,至孟子而
其文然后闳肆焉,著述至战国而始专之明验也。 《论语》记曾子之没,吴起
尝师 《曾子》,则 《曾子》没于战国初年而 《论语》成于战国之时明矣,春
秋之时,管子尝有书矣; 《鬻子》、 《晏子》,后人所托。然载一时之典章
政教,则犹周公之有 《官礼》也。记管子之言行,则习管氏 法者所缀缉,而
非管仲所著述也。或谓管仲之书,不当称桓公之谥,阎 氏若璩又谓后人所加,
非 《管子》之本文。皆不知古人并无私自著书之事,皆是后人缀辑,详 《诸
子》篇,兵家之有 《太公阴符》,医家之有 《黄帝素问》,农家之 《神农》、
《野老》,先儒以谓后人伪撰,面依托乎古人。其言似是,而推究其旨,则
亦有所未尽也。盖末数小技,造端皆始于圣人,苟无微言要旨之授受,则不
能以利用千古也。三代盛时,备守人官物曲之世氏,是以相传以口耳,而孔、
孟以前,未尝得见其书也。至战国而官守师传之道废,通其学者,述旧闻而
著于竹帛焉,中或不能无得失,要其所自,不容遽昧也。以战国之人,而述
黄、农之说,是以先儒辨之文辞,而断其伪托也;不知古初无著述。而战国
始以竹帛代口耳。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及四方之志,与孔子所术六艺旧典,
皆非著述一类,其说已见于前。实非有所伪托也。然则著述始专于战国,盖
亦出于势之不得不然矣。著述不能不衍为文辞,而文辞不能不生其好尚。后
人无前人之不得已,而惟以好尚逐于文辞焉,然犹自命为著述。是以战国为
文章之盛,而衰端亦已兆于战国也。
诗教下
或曰:若是乎三代以后,六艺惟 《诗》教为至广也。敢问文章之用,莫
盛于 《诗》乎?曰:岂特三代以后为然哉?三代以前, 《诗》教未尝不广也。
夫子曰: “不学 《诗》,无以言。”古无私门之著述,未尝无达衷之言语也。
惟托于声音,而不著于文字,故秦人禁 《诗》、 《书》, 《书》阙有间,而
《诗》篇无有散失也。后世竹帛之功,胜于口耳;而古人声音之传,胜于文
字;则古今时异,而理势亦殊也。自古圣王以礼乐治天下,三代文质,出于
一也。世之盛也,典章存于官守, 《礼》之质也;情志和于声诗,乐之文也。
迨其衰也,典章散而诸子以术鸣。故专门治术,皆为 《官礼》之变也。情志
荡,而处士以横议,故百家驰说,皆为声 《诗》之变也。名、法、兵、农、
阴阳之类,主实用者,谓之专门治术,其初各有职掌,故归于官,而为礼之
变也。谈天、雕龙、坚白、异同之类,主虚理者,谓之百家驰说。其言不过
达其情志,故归于诗,而为乐之变也。战国之文章,先王礼乐之变也。六艺
为 《官礼》之遗,其说亦详外篇 《校雠略》中 《著录先明大道论》。然而独
谓 《诗》教广于战国者,专门之业少,而纵横腾说之言多。后世专门子术之
书绝伪体子书,不足言也,而文集繁,虽有醇驳高下之不同,其究不过自抒
其情志。故曰:后世之文体,皆备于战国,而 《诗》教于斯可谓极 广也。学
者诚能博览后世之文集,而想见先王礼乐之初焉,庶几有立而能言,学问有
主即是立,不尽如朱子所云肌肤筋骸之束而已也。可以与闻学 《诗》学 《礼》
之训矣。
学者惟拘声韵为之诗,而不知言情达志,敷陈讽谕,抑扬涵泳之文,皆
本于 《诗》教。是以后世文集繁,而纷坛承用之文,相与沿其体,而莫由知
其统要也。至于声韵之文,古人不尽通于 《诗》,而后世承用诗赋之属,亦
不尽出六义之教也,其故亦备于战国。是故明于战国升降之体势,而后礼乐
之分可以明,六艺之教可以别; 《七略》九流诸子百家之言,可以导源而浚
流;两汉、六朝 、唐、宋、元、明之文,可以畦分而塍别;官曲术业,声诗
辞说,口耳竹帛之迁变,可坐而定矣。
演畴皇极,训、诰之韵者也,所以便讽诵,志不忘也;六象赞言, 《爻》、
《系》之韵者也,所以通卜筮,阐幽玄也。六艺非可皆通于 《诗》也,而韵
言不废,则谐音协律,不得专为 《诗》教也。传记如 《左》、 《国》,著说
如 《老》、 《庄》,文逐声而遂谐,语应节而遽协,岂必合 《诗》教之比兴
哉?焦贡之 《易林》,史游之 《急就》,经部韵言之不涉于 《诗》也。 《黄
庭经》之七言, 《参同契》之断字,子术韵言之不涉于 《诗》也。后世杂艺
百家,诵拾名数,率用五言七字,演为歌诀,咸以取便记诵,皆无当于诗人
之义也。而文指存乎咏叹,取义近于比兴,多或滔滔万言,少或寥寥片语,
不必偕韵和声,而识者雅赏其为 《风》、 《骚》遗范也。故善论文者,贵求
作者之意指,而不可拘于形貌也。
传曰: “不歌而诵谓之赋。 “班氏固曰: “赋者古诗之流。”刘氏勰曰:
“六艺附庸,蔚为大国。”盖长言咏叹之一变,丽无韵之文可通于诗者,亦
于是而益广也。屈氏二十五篇,刘、班著录,以为 《屈原赋》也。 《渔父》
之辞,未尝谐韵,而入于赋,则文体承用之流别,不可不知其渐也,文之敷
张而扬厉者,皆赋之变体,不特附庸之为大国,抑亦陈完之后,离去宛丘故
都,而大启疆宇于东海之滨也。后世百家杂艺,亦用赋体为拾诵,窦氏 《述
书赋》,吴氏 《事类赋》,医家药性赋,星卜命相术业赋之类。盖与歌诀同
出六艺之外矣。然而赋家者流,犹有诸子之遗意,居然自命一家之言者,其
中又各有其宗旨焉,殊非后世诗赋之流,拘于文而无其质,茫然不可辨其流
别也。是以刘、班 《诗赋》一略,区分五类;而屈原、陆贾、荀卿,定为三
家之学也,说详外篇 《校雠略》中 《汉志诗赋论》。马、班二史,于相如、
扬雄诸家之著赋,俱详若于列传,自刘知儿以还,从而抵排 非笑者,盖不胜
其纷纷矣,要皆不为知言也。盖为后世文苑之权舆,而文苑必致文来之实迹,
以视范史而下,标文苑而止叙文人行略者,为远胜也。然而汉廷之赋,实非
苟作;长篇录入于全传,足见其人之极思,殆与贾疏董策,为用不同,而同
主于以文传人也。是则赋家者流,纵横之派别,而兼诸子之余风,此其所以
异于后世辞章之士也。故论文于战国而下,贵求作者之意指,而不可拘于形
貌也。
论文拘形貌之弊,至后世文集而极矣。盖编次者之无识,亦缘不知古人
之流别,作者之意指,不得不拘貌而论文也。集文虽始于建安,魏文撰徐、
陈、应、刘文为一集,此文集之始。挚虞 《流别集》,犹其后也。而实盛于
齐、梁之际;古学之不可复,盖至齐梁而后荡然矣。挚虞 《流别集》乃是后
人集前人。人自为集,自齐之 《王文宪集》始,而昭明 《文选》又为总集之
盛矣,范、陈、晋、宋诸史所载,文人列传,总其撰著,必云诗、赋、碑、
箴、颂、诔若干篇而未尝云文集若干卷,则古人文字,散著篇籍,而不强以
类分可知也。孙武之书,盖有八十二篇矣,说详外篇 《校雠略》中 《汉志兵
书论》。而阖闾以谓 “子之十三篇,吾既得而见”,是始 《计》以下十三篇,
当日别出独行,而后世始合之明征也。韩非之书,今存五十五篇矣。而秦王
见其 《 五蠹》、 《孤愤》,恨不得与同时。是 《五蠹》、 《孤愤》,当日别
出独行,而后世始合之明征也。 《吕氏春秋》自序,以为良人间十二纪,是
八览六论,未尝入序次也。董氏 《清明》、 《玉杯》、 《竹林》之篇,班固
与 《繁露》并纪其篇名,是当日诸篇,未入 《繁露》之书也。夫诸子专家之
书,指无旁及,而篇次犹不可强绳以类例,况文集所裒,体制非一,命意各
殊,不深求其意措之所出,而欲强以篇题形貌 相拘哉!
赋先于诗,骚别于赋。赋有问答发端,误为赋序,前人之议 《文选》,
犹其显然者也。若夫 《封禅》、 《美新》、 《 典引》,皆颂也。称符命以颂
功德,而别类其体为 “符命”,则王子渊以圣主得贤臣而颂嘉会,亦当别类
其体为 “主臣”矣。班固次韵,乃 《汉书》之自序也。其云 “述 《高帝纪》
第一”、 “述 《陈项传》第一”者,所以自序撰书之本意,史迁有作于先,
故己退居于述尔。今于史论之外,别出一体为史述赞,则迁书自序,所谓作
《五帝纪》第一,作 《伯夷传》第一者,又当别出一体为史作赞矣。汉武诏
策贤良,即策问也。今以出于帝制,遂于策问之外,别名曰诏。然则制策之
对,当离诸策而别名为表矣。贾谊 《过秦》,盖 《贾子》之篇目也。今传 《贾
氏新书》首列 《过秦》上 下二篇,此为后人辑定,不足为据。 《汉志》, 《贾
谊》五十八篇,又赋七篇,此外别无论著,则 《过秦》乃 《贾子》篇目明矣。
因陆机 《辨亡》之论,规仿 《过秦》,遂援左思 “著论准 《过秦》”之说,
而标体为论矣。左思著论之说,须活看,不可泥。魏文 《典论》,盖犹桓子
《新论》、王充 《论衡》之以论名书耳。 《论文》,其篇目也。今与 《六代》、
《辨亡》诸篇,同次于论,然则昭明 《自序》,所谓 “老、庄之作,管、孟
之流,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其例不收诸子篇次者,岂以有取斯文,
即可裁篇题论,而改子为集乎? 《七林》之文,皆设问也。今以枚生发问 有
七,而遂标为七,则 《九歌》、 《九章》、 《九辨》,亦可标为九乎? 《难
蜀父老》,亦设问也。今以篇题为难,而别为难体,则 《客难》当与同编,
而 《解嘲》当别为嘲体, 《宾戏》当别为戏体矣。 《文选》者,辞章之圭臬,
集部之准绳,而淆乱芜秽,不可殚诘;则古人流别,作者意指,流览诸集,
孰是深窥而有得者乎? 集人之文,尚未得其意指,而自裒所著为文集者,何
纷纷耶?若夫总集别集之类例,编辑撰次之得失,今古详略之攸宜,录选评
钞之当否,别有专篇讨论,不尽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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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解上 中 下

经解上



六经不言经,三传不言传,犹人各有我而不容我其我也。依经而有传,
对人而有我,是经传人我之名,起于势之不得已,而非其质本尔也。 《易》
曰: “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夫为
治为察,所以宣幽隐而达形名,布政教而齐法度也,未有以文字为一家私言
者也。 《易》曰: “云雷屯,君子以经纶。”经纶之言,纲纪世 宙之谓也。
郑氏注,谓 “论撰书礼乐,施政事。”经之命名,所由�乎!然犹经纬经纪
云尔,未尝明指 《诗》、 《书》六艺为经也,三代之衰,治教既分,夫子生
于东周,有德无位,惧先圣王法积道备,至于成周,无以续且继者而至于沦
失也,于是取周公之典章,所以体天人之撰而存治化之迹者,独与其徒,相
与申而明之。此六艺之所以虽失官守,而犹赖有师教也,然夫子之时,犹不
名经也。逮夫子既殁,微言绝而大义将乖,于是弟子门人,备以所见、所闻、
所传闻者,或取简毕,或授口耳,录其文而起义。左氏 《春秋》、子夏 《丧
服》诸篇,皆名为传,而前代逸文,不出于六艺者,称述皆谓之传,如孟子
所对汤武及文王之囿,是也。则因传而有经之名,犹之因子而立父之号矣。
至于官师既分,处士横议,诸子纷纷著书立说,而文字始有私家之言,
不尽出于典章政教也。儒家者流,乃尊六艺而奉以为经,则又不独对传为名
也。荀子曰: “夫学始于诵经,终于习礼。”庄子曰: “孔子言治 《诗》、
《书》、 《礼》、 《乐》、 《易》、 《春秋》六经。”又曰: “��十二经,
以见老子。”荀、庄皆出子夏门人,而所言如是,六经之名,起于孔门弟子
亦明矣。
然所指专言六经,则以先王政教典章,纲维天下,故 《经解》疏别六经,
以为入国可知其教也。 《论语》述夫子之言行, 《尔雅》为群经之训诂, 《孝
经》则又再传门人之所述,与 《缁衣》、 《坊》、 《表》诸记,相为出入者
尔。刘向、班固之徒,序类有九,而称艺为六,则固以三者为传,而附之于
经,所谓离经之传,不与附经之传相次也。当时诸子著书,往往自分经传,
如撰辑 《管子》者之分别经言, 《墨子》亦有 《经》篇, 《韩非》则有 《储
说》经传,盖亦因时立义,自以其说相经纬尔,非有所拟而僭其名也。经同
尊称,其义亦取综要,非如后世之严也。圣如夫子,而不必为经。诸子有经,
以贯其传,其义各有攸当也。后世著录之家,因文字之繁多,不尽关于纲纪,
于是取先圣之微言,与群经之羽翼,皆称为经。如 《论语》、 《孟子》、 《孝
经》,与夫大小 《戴记》之别于 《礼》, 《左氏》、 《公》、 《�b》之别于
《春秋》,皆题为经,乃有九经、十经、十三、十四诸 经,以为专部,盖尊
经而并及经之支裔也。而儒者著书,始严经名,不敢触犯,则尊圣教而慎避
嫌名,盖犹三代以后,非人主不得称我为朕也。然则今之所谓经,其强半皆
古人之所谓传也。古之所谓经,乃三代盛时,典章法度,见于政教行事之实,
而非圣人有意作为文字以传后世也。
经解中
事有实据而理无定形,故夫子之述六经,皆取先王典章,未尝离事而著
理。后儒以圣师言行为世法,则亦命其书为经,此事理之当然也。然而以意
尊之,则可以意僭之矣。盖自宫师之分也,官有政,贱者必不敢强干之,以
有据也。师有教,不肖者辄敢纷纷以自命,以无据也。孟子时,以杨、墨为
异端矣。扬氏无书,墨翟之书,初不名经。虽有 《经》篇 《经说》,未名全
书为经。而庄子乃云: “苦获、邓陵之属,皆诵 《墨经》,则其徒自相崇奉
而称经矣。东汉秦景之使天竺, 《四十二章》,皆不名经,佛经皆中国翻译,
竺书无经字。其后华言译受,附会称经,则亦文饰之辞矣。 《老子》二篇,
刘、班著录,初不称经, 《隋志》乃依阮 《录》,称 《老子经》,意者阮 《录》
出于梁世,梁武崇尚异教,则佛老皆列经科,其所仿也。而加以 《道德真经》,
与 《庄子》之加以 《南华真经》, 《列子》之加以 《冲虚真经》, 则开元之
玄教设科,附饰文致,又其后而益甚者也。韩退之曰: “道其所道,非吾所
谓道。”则名教既殊,又何防于经其所经,非吾所谓经乎?
若夫国家制度,本为经制。李悝 《法经》,后世律令之所权舆,唐人以
律设科,明祖颁示 《大诰》,师儒讲习,以为功令,是即 《易》取经给之意,
国家训典,臣民尊奉为经,义不背于古也。孟子曰: “行仁政,必自经界始。”
地界言经,取经纪之意也。是以地理 之书,多以经名, 《汉志》有 《山海经》,
《隋志》乃有 《水经》,后代州郡地理,多称图经,义皆本于经界,书亦自
存掌故,不与著述同科,其于六艺之文,固无嫌也。
至于术数诸家,均出圣门制作。周公经理垂典,皆守人官物曲,而不失
其传。及其官司失守,而道散品亡,则有习其说者,相与讲贯而授受,亦犹
孔门传习之出于不得已也。然而口耳之学,不能历久而不差,则著于竹帛,
以授之其人,说详 《诗教上》篇。亦其理也。是以至战国,而羲、农、黄帝
之书一时杂出焉。其书皆称古圣,如天文之甘、石 《星经》,方技之 《灵》、
《素》、 《难经》,其类实繁,则犹匠祭鲁般,兵祭蚩尤,不必著书者之果
为圣人,而习是术者,奉为依归,则亦不得不尊以为经言者也。
又如 《汉志》以后,杂出春 秋战国时书,若师旷 《禽经》,伯乐 《相马》
之经,其类亦繁,不过好事之徒,因其人而附合,或略知其法者,托古人以
鸣高,亦犹儒者之传梅氏 《尚书》,与子夏之 《诗大序》也。他若陆氏 《茶
经》,张氏 《棋经》,酒则有 《甘露经》,货则有 《相贝经》,是乃以文为
谐戏,本无当于著录之指。譬犹毛颖可以为传,蟹之可以为志,琴之可以为
史、荔枝牡丹之可以为谱耳。此皆若有若无,不足议也。
盖即数者论之,异教之经,如六国之各王其国,不知周天子也。而 《春
秋》名分,人具知之,彼亦不能窃而据也。制度之经,时王之法,一道同风、
不必皆以经名,而礼时为大,既为当代臣民,固当率由而不越;即服膺六艺,
亦出遵王制之一端也。术艺之经,则各有其徒,相与守之,固无虞其越畔也。
至谐戏而亦以经名,此赵佗之所谓妄窃帝号,聊以自娱,不妨谐戏置之;六
经之道,如日 中天,岂以是为病哉!
经解下
异学称经以抗六艺,愚也;儒者僭经以拟六艺,妄也。六经初不为尊称,
义取经纶为世法耳,六艺皆周公之政典,故立为经。夫子之圣,非逊周公,
而 《论语》诸篇不称经者,以其非政典也。后儒因所尊而尊之,分部隶经,
以为传固翼经者耳。佛老之书,本为一家之言,非有纲纪政事,其徒欲尊其
教,自以一家之言,尊之过于六经,无不可也。强加经名以相拟,何异优伶
效楚相哉?亦其愚也。扬雄、刘歆,儒之 通经者也。扬雄 《法言》,盖云时
人有问,用法应之,抑亦可矣。乃云象 《论语》者,抑何谬邪?虽然,此犹
一家之言,其病小也。其大可异者,作 《太玄》以准 《易》,人仅知谓僭经
尔,不知 《易》乃先王政典而非空言,雄盖蹈于僭窃王章之罪,弗思甚也。
详 《易教》篇,卫氏之 《元庖》,司马之 《潜虚》,方且拟 《玄》而有作,
不知 《玄》之拟 《易》已非也。刘歆为王莽作 《大诰》,其行事之得罪名教,
固无可说矣。即拟 《尚书》,亦何至此哉?河 汾六籍,或谓好事者之缘饰,
王通未必遽如斯妄也。诚使果有其事,则六经奴婢之诮,犹未得其情矣。奴
婢未尝不服劳于主人,王氏六经,服劳于孔氏者,又何在乎?
束哲之 《补笙诗》,皮日休之 《补九夏》,白居易之 《补汤征》,以为
文人戏谑而不为虐,称为拟作,抑亦可矣;标题曰 “补”,则亦 何取辞章家
言,以缀 《诗》、 《书》之阙邪?”
至 《孝经》,虽名为经,其实传也。儒者重夫子之遗言,则附之经部矣。
马融诚有志于劝忠,自以马氏之说,援经征传,纵横反复,极其言之所至可
也。必标 《忠经》,亦已异矣。乃至分章 十八,引 《凤》缀 《雅》,一一效
之,何殊张载之 《拟四愁》, 《七林》之仿 《七发》哉?诚哉非马氏之书,
俗儒所依托也。宋氏之 《女孝经》,郑氏之 《女论语》,以谓女子有才,嘉
尚其志可也。但彼如欲明女教,自以其意立说可矣,假设班氏、惠姬与诸女
相问答,则是将以书为训典,而先自托于子虚、亡是之流,使人何所适从?
彼意取其似经传耳,夫经岂可似哉?经求其似,则诨骗有卦,见 《辍耕录》。
靴始收声,有 《月令》矣。皆谐谑事。
若夫屈原抒愤,有辞二十五篇,刘、班著录,概称之曰 《屈原赋》矣。
乃王逸作 《注》, 《离骚》之篇,已有经名。王氏释经为径 ,亦不解题为经
者,始谁氏也。至宋人注屈,乃云 “一本 《九歌》以下有传字”,虽不知称
名所始,要亦依经而立传名,不当自宋始也。夫屈子之赋,固以 《离骚》为
重,史迁以下,至取 《骚》以名其全书,今犹是也。然诸篇之旨,本无分别,
惟因首篇取重,而强分经传,欲同正 《雅》为经,变 《雅》为传之例;是 《孟
子》七篇,当分 《梁惠王》经,与 《公孙》、 《滕文》诸传矣。
夫子之作 《春秋》,庄生以谓议而不断,盖其义寓于其事其文,不自为
赏罚也。汉魏而下,仿 《春秋》者,盖亦多矣。其间或得或失,更仆不能悉
数。后之论者,至以迁、固而下,拟之 《尚书》; 诸家编年,拟之 《春秋》。
不知迁、固本纪,本为 《春秋》家学,书志表传,殆犹 《左》、 《国》内外
之与为终始发明耳。诸家 《阳秋》,先后杂 出,或用其名而变其体, 《十六
国春秋》之类。或避其名而拟其实, 《通鉴纲目》之类。要皆不知迁、固之
书,本绍 《春秋》之学,并非取法 《尚书》者也。故明于 《春秋》之义者,
但当较正迁、固以下其文其事之中,其义固何如耳。若欲萃聚其事,以年分
编,则荀悦、袁宏之例具在,未尝不可法也。必欲于纪传编年之外,别为 《春
秋》,则亦王氏 《元经》之续耳。夫异端抗经,不足道也。儒 者服习六经,
而不知经之不可以拟,则浅之乎为儒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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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道上 中 下

卷二 内篇二


原道上
道之大原出于天,天固谆谆然命之乎?曰:天地之前,则吾不得而知也;
天地生人,斯有道矣,而未形也;三人居室,而道形矣,犹未著也;人有什
伍而至百千,一室所不能容,部别班分,而道著矣。仁义忠孝之名,刑政礼
乐之制,皆其不碍已而后起者也。
人生有道,人不自知;三人居室,则必朝暮启闭其门户,饔飧取给于樵
汲,既非一身,则必有分任者矣。或各司其事,或番易其班,所谓不得不然
之势也,而均平秩序之义出矣。又恐交委而互争焉,则必推年之长者持其平,
亦不得不然之势也,而长幼尊卑之别形矣。至于什伍千百,部别班分,亦必
各长其什伍,而积至于千百,则人众而赖于干济,必推才之杰者理其繁,势
纷而须于率俾,必推德之懋者司其化,是亦不得不然之势也,而作君、作师。
画野、分州,井田、封建、学校之意著矣。故道者,非圣人智力之所能为,
皆其事势自然,渐形渐著,不得已而出之,故曰 “天”也。
《易》曰: “一阴一阳之谓道,”是未有人而道已具也。继之者善,成
之者性。是天著于人,而理附于气,故可形其形而名其名 者,皆道之故,而
非道也。道者,万事万物之所以然,而非万事万物之当然也。人可得而见者,
则其当然而已矣。人之初主,至于什伍千百,以及作君作师,分州画野,盖
必有所需而后从而给之,有所郁而后从而宣之,有所弊而后从而救之。羲、
农、轩、颛之制作,初意不过如是尔。法积美备,至唐、虞而尽善焉;殷因
夏监,至成周而无憾焉。譬如滥觞积而渐为江河,培■积而至于山岳,亦其
理势之自然;而非尧、舜之圣,过乎羲、轩,文、武之神,胜于禹、汤也。
后圣法前圣,非法前圣也,法其道之渐形而渐著者也。三皇无为而自化,五
帝开物而成务,三王立制而垂法,后人见为治化不同有如是尔。当日圣人创
制,则犹暑之必须为葛,寒之必须为裘,而非有所容心,以谓吾必如是而后
可以异于圣人,吾必如是而后可以齐名前圣也。此皆一阴一阳往复循环所必
至,而非可即是以为一阴一阳之道也。一阴一阳往复循环者,犹车轮也;圣
人创制,一似暑葛寒裘,犹轨辙也。
道有自然,圣人有不得不然,其事同乎?曰:不同。道无所为而自然,
圣人有所见而不得不然也。圣人有所见,故不得不然;众人无所见,则不知
其然而然。孰为近道?曰:不知其然而然,即道也。非无所见也,不可见也。
不得不然者,圣人所以合乎道,非可即以为道也。圣人求道,道无可见,即
众人之不知其然而然,圣人所藉以见道者也。故不知其然而然,一阴一阳之
迹也。学于圣人,斯为贤人;学于贤人,斯为君子;学于众人,斯为圣人。
非众可学也,求道必于一阴一阳之迹也。自有天地,而至唐、虞、夏、商,
迹既多而穷变通久之理亦大备。周公以天纵生知之圣,而适当积古留传、道
法大备之时,是以经纶制作,集千古之大成,则亦时会使 然,非周公之圣智
能使之然也。盖自古圣人,皆学于众人之不知其然而然,而同公又遍阅于自
古圣人之不得不然,而知其然也。周公固天纵生知之圣矣,� 朔侵芄�智力所
能也,时会使然也。譬如春夏秋冬,各主一时,而冬令告一岁之成,亦其时
会使然,而非冬令胜于三时也。故创制显庸之圣,千古所同也。集大成者,
周公所独也。时会适当然而然,周公亦不自知其然也。
孟子曰: “孔子之谓集大成。”今言集大成者为周公,毋乃悖于孟子之
指欤?曰:集之为言,萃众之所有而一之也。自有天地,而至唐、虞、夏、
商,皆圣人而得天子之位,经纶治化,一出于道体之适然。周公成文、武之
德,适当帝全王备,殷因夏监,至于无可复加之际,故得藉为制作典章,而
以周道集古圣之成,斯乃所谓集大成也。孔子有德无位,即无从得制作之权,
不得列于一成,安有大成可集乎?非孔子之圣,逊于周公也,时会使然也。
孟子所谓集大成者,乃对伯夷、伊尹、柳下惠而言之也。恐学者疑孔子之圣,
与三子同,无所取譬,譬于作乐之大成也。故孔子大成之说,可以对三子,
而不可以尽孔子也。以之尽孔子,反小孔子矣,何也?周公集羲、轩、尧、
舜以来之大成,周公固学于历圣而集之,无历圣之道法,则固无以成其周公
也,孔子非集伯夷、尹、惠之大成,孔子固未尝学于伯夷、尹、惠,且无伯
夷、尹、惠之行事,岂将无以成其孔子乎?夫孟子之言,各有所当而已矣,
岂可以文害意乎?
达巷党人曰: “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今 人皆嗤党人不知孔子
矣,抑知孔子果成何名乎?以谓天纵生知之圣,不可言思拟议,而为一定之
名也,于是援天与神,以为圣不可知而已矣。 斯其所见,何以异于党人乎?
天地之大,可一言尽。孔子虽大,不过天地,独不可以一言尽乎?或问何以
一言尽之,则曰:学周公而已矣。周公之外,别无所学乎?曰:非有学而孔
子有所不至,周公既集群圣之成,则周公之外,更无所谓学也。周公集群圣
之大成,孔子学而尽周公之道,斯一言也,足以蔽孔子之全体矣。 “祖述尧、
舜”,周公之志也。 “宪章文、武”,周公之业也。一则曰: “文王 既殁,
文不在兹。”再则曰: “甚矣吾衰,不复梦见周公。”又曰: “吾学 《周礼》,
今用之。”又曰: “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哀公问政,则曰: “文、武之
政,布在方策。”或问 “仲尼焉学?”子贡以谓 “文、武之道,未坠于地”。
“述而不作”,周公之旧典也。 “好古敏求”,周公之遗籍也。党人生同时
而不知,乃谓无所成名,亦非全无所见矣。后人观载籍,而不知夫子之所学,
是不如党人所见矣。而犹嗤党人为不知,奚翅百步之笑五十步乎?故自古圣
人,其圣虽同,而其所以为圣,不必尽同,时会使然也。惟孔子与周公,俱
生法积道备无可复加之后,周公集其成以行其道,孔子尽其道以明其教,符
节�I合,如出于一人,不复更有毫末异同之致也。然则欲尊孔子者,安在援
大与神,而为恍惚难凭之说哉?
或曰:孔子既与周公同道矣,周公集大成,而孔子独非大成欤?曰:孔
子之大成,亦非盂子所谓也,盖与周公同其集羲、农、轩、顼、唐、虞、三
代之成,而非集夷、尹、柳下之成也。盖君师分而治教不能合于一,气数之
出于天者也。周公集治统之成,而孔子明立教之极,皆事理之不得不然,而
非圣人异于前人,此道法之出于天者也。故隋唐以前,学校并祀周、孔,以
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盖言制作之为圣,而立教之为师。故孟子曰: “周
公、仲尼 之道一也。”然则周公、孔子,以时会而立统宗之极,圣人固藉时
会欤?宰我以谓夫子 “贤于尧、舜”,子贡以谓 “主民未有如夫子”,有若
以夫子较古圣人,则谓 “出类拔萃”,三子皆舍周公,独尊孔氏。朱子以谓
事功有异,是也。然而治见实事,教则垂空言矣。后人因三子之言,而盛推
孔子,过于尧、舜,因之崇性命而薄事功,于是千圣之经纶,不足当儒生之
坐论矣。伊川论禹、稷、颜子,谓禹、稷较颜子为粗。朱子又以二程与颜、
孟切比长短。盖门户之见,贤者不免,古今之通患,夫尊夫子者,莫若切近
人情。不知其实,而但务推崇,则玄之又玄。圣人一神天之通号耳,世教何
补焉?故周、孔不可优劣也,尘垢秕糠,陶铸尧、舜,庄生且谓寓言,曾儒
者而袭其说欤?故欲知道者,必先知周、孔之所以为周、孔。
原道中
韩退之曰: “由周公而上,上而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为
臣,故其说长。”夫说长者,道之所由明,而说长者,亦即道之所由晦也。
夫子明教于万世,夫子未尝自为说也。表章六籍,存周公之旧典,故曰: “述
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 “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 “子所雅
言, 《诗》、 《书》执 《礼》”,所谓明先王之道以导之也。非 夫子推尊先
王,意存谦牧而不自作也,夫子本无可作也。有德无位,即无制作之权。空
言不可以教人,所谓无征不信也。教之为事,羲、轩以来,盖已有之。观 《易・大
传》之所 称述,则知圣人即身示法,因事立教,而未尝于敷政出治之外,别
有所谓教法也。虞廷之教,则有专官矣;司徒之所敬敷,典乐之所咨命;以
至学校之设,通于四代;司成师保之职,详于周官。然既列于有司,则肄业
存于掌故,其所习者,修齐治平之道,而所师者,守官典法之人。治教无二,
官师合一,岂有空言以存其私说哉?儒家者流,尊奉孔子,若将私为儒者之
宗师,则亦不知孔子矣。孔子立人道之极,岂有意于立儒道之极耶?儒也者,
贤士不遇明良之盛,不得位而大行,于是守先王之道,以待后之学者,出于
势之无可如何尔。人道所当为者,广矣,大矣。岂当身皆无所遇,而必出于
守先待后,不复涉于人世哉?学 《易》原于羲画,不必同其卉服野处也。观
《书》始于虞典,不必同其呼天号泣也。以为所处之境,各有不同也。然则
学夫子者,岂曰屏弃事功,预期道不行而垂其教邪?
《易》曰: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不离器,犹影不
离形。后世服夫子之教者自六经,以谓六经载道之书,而不知六经皆器也。
《易》之为书,所以开物成务,掌于 《春官》太卜,则固有官守而列于掌故
矣。 《书》在外史, 《诗》领大师, 《礼》自宗伯,乐有司成, 《春秋》各
有国史。三代以前, 《诗》、 《书》六艺,未尝不以教人,不如后世尊奉六
经,别为儒学一门,而专称为载道之书者。盖以学者所习,不出官司典守,
国家政教;而其为用,亦不出于人伦日� 弥�常。是以但见其为不得不然之事
耳,未尝别见所载之道也。
夫子述六经以训后世,亦谓先圣先王之道不可见,六经即其器之可见者
也。后人不见先王,当据可守之器而思不可见之道。 故表章先王政教,与夫
官司典守以示人,而不自著为说,以致离器言道也。夫子自述 《春秋》之所
以作,则云: “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则政教典章,
人伦日用之外,更无别出著述之道,亦已明矣。秦人禁偶语 《诗》、 《书》,
而云 “欲学法令,以吏为师”。夫秦之悖于古者,禁 《诗》、 《书》耳。至
云学法令者,以吏为师,则亦道器合一,而官师治教,未尝分歧为二之至理
也。其后治学既分,不能合一,天也。官司守一时之掌故,经师传授受之章
句,亦事之出于不得不然者也。然而历代相传,不废儒业,为其所守先王之
道也。而儒家者流,守其六籍,以渭是特载道之书耳。夫天下岂有离器言道,
离形存影者哉?彼舍天下事物、人伦日用,而守六籍以言道,则固不可与言
夫道矣。
《易》曰: “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矣。
然而不知道而道存,见谓道而道亡。大道之隐也,不隐于庸愚,而隐于贤智
之伦者纷纷有见也。盖官师治教合,而天下聪明范于一,故即器存道,而人
心无越思。官师治教分,而聪明才智,不入于范围,则一阴一阳,入千受性
之偏,而各以所见为固然,亦势也。夫礼司乐职,各守专官,虽有离娄之明,
师旷之聪,不能不赴范而就律也。今云官守失传,而吾以道德明其教,则人
人皆自以为道德矣,故夫子述而不作,而表章六艺,以存周公旧典也,不敢
舍器而言道也。而诸子纷纷,则已言道矣。庄生譬之为耳目口鼻,司马谈别
之为六家,刘向区之为九流,皆自以为至极,而思以其道易天下者也。由君
子观之,皆仁智之见而谓之,而非道之果若是易也,夫道因器而显,不因人
而名也。自人有谓道者,而道始因人而异其名矣。仁见谓仁,智见谓智,是
也。人自率道 而行,道非人之所能据而有也。自人各谓其道,而各行其所谓,
而道始得为人所有矣。墨者之道,许子之道,其类皆是也。
夫道自形于三人居室,而大备于周公、孔子,历圣未尝别以道名者,盖
犹一门之内,不自标其姓氏也。至百家杂出而言道,而儒者不得不自尊其所
出矣。一则曰尧、舜之道,再则曰周公、仲尼之道,故韩退之谓 “道与德为
虚位”也。夫 “道与德为虚位”者,道与德之衰也。
原道下
人之萃处也,困宾而立主之名;言之庞出也,因非而立是之名。自诸子
之纷纷言道,而为道病焉,儒家者流,乃尊尧、舜、周、孔之道,以为吾道
矣。道本无吾,而人自吾之,以谓庶几别于非道之道也。而不知各吾其吾,
犹三军之众,可称我军,对敌国而我之也;非临敌国,三军又各有其我也。
夫六艺者,圣人郎器而存道;而三家之 《易》,四氏之 《诗》,攻且习者,
不胜其入主而出奴也。不知古人于六艺,被服如衣食,人人习之为固然,未
尝专门以名家者也。后儒但即一经之隅曲,而终身殚竭其精力,犹恐不得一
当焉,是岂古今人不相及哉?其势有然也。古者道寓于器,官师合一,学士
所肄,非国家之典章,即有司之故事,耳目习而无事深求,故其得之易也。
后儒即器求道,有师无官,事出传闻,而非目见,文须训故而非质言,是以
得之难也。夫六艺并重,非可止守一 经也;经旨闳深,非可限于隅曲也。而
诸儒专攻一经之隅曲,必倍古人兼通六经之功能,则去圣久远,于事固无足
怪也。但既竭其心思耳目之智力,则必于中独见天地之高深,因谓天地之大,
人莫我尚也,亦人之情也。而不知待为一经之隅曲,未足窥古人之全体也。
训诂章句,疏解义理,考求名物,皆不足以言道也。取三者而兼用之,则以
萃聚之力,补遥溯之功,或可庶几耳。而经师先已不能无�龟酰�传其学者,
又复各分其门户,不啻儒墨之辨焉。则因宾定主,而又有主中之宾;因非立
是,而又有是中之非;门径愈歧,而大道愈隐矣。
“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夫文
字之用,为治为察,古人未尝取以为著述也;以文字为著述,起于官师之分
职,治教之分途也。夫子曰: “予欲无言。”欲无言者,不能不有所言也。
孟子曰: “予岂好辨哉?予不得已也。”后世载笔之士,作为文章,将以信
今而传后,其亦尚念欲无言之旨,与夫不得已之情,庶几哉言出于我,而所
以为言,初非由我也。夫道备于六经,义蕴之匿于前者,章句训诂足以发明
之。事变之出于后者,六经不能言,固贵约六经之旨,而随时撰述以究大道
也。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立言与立功相准。盖必有所需而后从
而给之,有所郁而后从而宣之,有所弊而后从而救之,而非徒夸声音采色,
以为一己之名也。 《易》曰: “神以知来, 智以藏往。”知来,阳也;藏往,
阴也;一阴一阳,道也。文章之用,或以述事,或以明理。事溯已往,阴也;
理阐方来,阳也。其至焉者,则述事而理以昭焉,言理而事以范焉,则主适
不偏,而文乃衷于道矣。迁、固之史,董、韩之文,庶几哉有所不得已于言
者乎?不 知其故,而但溺文辞,其人不足道已。即为高论者,以谓文贵明道,
何取声情色采以为愉悦,亦非知道之言也。夫无为之治而奏薰风,灵台之功
而乐钟鼓,以及弹琴遇文,风雩言志,则帝王致治,贤圣功修,未尝无悦目
娱心之适;而谓文章之用,必无咏叹抑扬之致哉?
子贡曰: “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
也。”盖夫子所言,无非性与天道,而未尝表而著之曰,此性此天道也。故
不曰性与天道,不可得闻;而曰言性与天道,不可得闻也。所言无非性与天
道,而不明著此性与天道者,恐人舍器而求道也。夏礼能言,殷礼能言,皆
曰 “无征不信”。则夫子所言,必取征于事物,而非徒托空言,以为明道也。
曾子真积力久,则曰: “一以贯之。”子贡多学而识,则曰: “一以贯之。”
非真积力久,与多学而识,则固无所据为一之贯也。训诂名物,将以求古圣
之迹也,而侈记诵者,如货殖之市矣。撰述文辞,欲以阐古圣之心也,而溺
光采者,如玩好之弄矣。异端曲学,道其所道,而德其所德,固不足为斯道
之得失也。记诵之学,文辞之才,不能不以斯道为宗主,而市且弄者之纷纷
忘所自也。宋儒 起而争之,以谓是皆溺于器而不知道也。夫溺于器而不知道
者,亦即器而示之以道,斯可矣;而其弊也,则欲使人舍器而言道。夫子教
人博学于文,而宋儒则曰: “玩物而丧志。”曾子教人辞远鄙倍,而宋儒则
曰: “工文则害道。”夫宋儒之言,岂非末流良药石哉?然药石所以攻脏腑
之疾耳,宋儒之意,似见疾在脏腑,遂欲并脏腑而去之。将求性天,乃薄记
诵而厌辞章,何以异乎?然其析理之精,践履之笃,汉唐之儒,未之闻也。
孟子曰: “义理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 义理不可空言也,博学以实
之,文章以达之,三者合于一,庶几哉周、孔之道虽远,不啻累译而通矣。
顾经师互诋,文人相轻,而性理诸儒,又有朱、陆之同异,从朱从陆者之交
攻,而言学问与文章者,又逐风气而不悟,庄生所谓 “百家往而不反,必不
合矣”,悲夫!
邵氏晋涵曰:是篇初出,传稿京师,同人素爱章氏文者皆不满意,
谓蹈宋人语录习气,不免陈腐取憎,与其平日为文不类,至有移书相规
诫者。余谛审之,谓朱少白名锡庾。曰: “此乃 明其 《通义》所著一切,
创言别论,皆出自然,无矫强耳。语虽浑成,意多精湛,未可议也。”
族子廷枫曰:叔父 《通义》,平日脍炙人口,岂尽得其心哉?不过
清言高论,类多新奇可喜,或资为掌中之谈助耳。不知叔父尝自恨其名
隽过多,失古意也。是篇题目,虽似迂阔,而意义实多创辟。如云道始
三人居室,而君师政教,皆出乎天;贤智学于圣人,圣人学于百姓;集
大成者,为周公而非孔子,学者不可妄分周孔;学孔子者,不当先以垂
教万世为心;孔子之大,学周礼一言,可以蔽其全体;皆乍闻至奇,深
思至确, 《通义》以前,从未经人道过,岂得谓陈腐耶?诸君当日 诋为
陈腐,恐是读得题目太熟,未尝详察其文字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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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学上 中 下

原学上
《易》曰: “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学也者,效法之谓也;道也
者,成象之谓也。夫子曰: “下学而上达。”盖言学于形下之器,而自达于
形上之道也。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希贤希圣,则有其理矣。 “上天之
载,无声无臭”,圣如何而希天哉?盖天之生人,莫不赋之以仁义礼智之性,
天德也;莫不纳之于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伦,天位也。以天德而修天位,
虽事物未交隐微之地,已有适当其可,而无过与不及之准焉,所谓成象也。
平日体其象,事至物交,一如其准以赴之,所谓效法也。此圣人之希天也,
此圣人之下学上达也。伊尹曰: “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
后觉也。”人生禀气不齐,固有不能自知适当其可之准者,则先知先觉之人,
从而指示之,所谓教也。教也者,教人自知适当其可之准,非教之舍己而从
我也。故士希贤,贤希圣,希其效法于成象,而非舍己之固有而希之也。然
则何以使知适当其可之准欤?何以使知成象而效法之欤?则必观于生民以
来,备天德之纯,而造天位之极者,求其前言往行,所以处夫穷变通久者而
多识之,而后有以自得所谓成象者,而善其效法也。故效法者,必见于行事。
《 诗》、 《书》诵读,所以求效法之资,而非可即为效法也。然古人不以行
事为学,而以 《诗》、 《书》诵读为学者,何邪?盖谓不格物而致知,则不
可以诚意,行则如其知而出之也。故以诵 读为学者,推教者之所及而言之,
非谓此外无学也,子路曰: “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
夫子斥以为佞者,盖以子羔为宰,不若是说,非谓学必专于诵读也。专于诵
读而言学,世儒之陋也。
原学中
古人之学,不遗事物,盖亦治教未分,官师合一,而后为之较易也。司
徒敷五教,典乐教胄子,以及三代之学校,皆见于制度。彼时从事于学者,
入而申其占毕,出而即见政教典章之行事,是以学皆信而有征,而非空言相
为授受也。然而其知易入,其行难副,则从古已然矣。尧之斥共工也,则曰:
“静言庸违。”夫静而能言,则非不学者也。试之于事而有违,则与效法于
成象者异矣。傅说之启高宗也,则曰: “非知之艰,行之惟艰。”高宗旧学
于甘盘,久劳于外,岂不学者哉?未试于事,则恐行之而未孚也。又曰: “人
求多闻,时惟建事,学于古训乃有获。”说虽出于古文,其言要必有所受也。
夫求多闻而实之以建事,则所谓学古训者,非徒诵说,亦可见矣。夫治教一
而官师未分,求知易而实行已难矣,何况官师分,而学者所肄,皆为前人陈
迹哉?夫子曰: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又曰: “吾尝终日不食,
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夫思,亦学者之事也;而别思于学,若
谓思不可以言学者,盖未必习于事,而后可以言学,此则夫子诲人知行合一
之道 也。诸子百家之言,起于徒思而不学也。是以其旨皆有所承禀,而不能
无敝耳。刘歆所谓某家者流,其源出于古者某官之掌,其流而为某家之学,
其失而为某事之敝。夫某官之掌,即先王之典章法度也。流为某家之学,则
官守失传,而各以思之所至,自为流别也。失为某事之敝,则极思而未习于
事,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不能知其行之有病也。是以三代之隆,学出
于一,所谓学者,皆言人之功力也。统言之, “十年曰幼学”是也;析言之,
则 “十三学乐,二十学礼”是也。国家因人功力之名,而名其制度,则曰 “乡
学国学”, “学则三代共之”是也。未有以学属乎人,而区为品诣之名者。
官师分而诸子百家之言起,于是学始因人品诣以名矣,所谓某甲家之学,某
乙家之学是也。学因人而异名,学斯舛矣;是非行之过而至于此也,出于思
之过也。故夫子言学思偏废之弊,即继之曰: “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夫
异端之起,皆思之过,而不习于事者也。
原学下
诸子百家之患,起于思而不学:世儒之患,起于学而不思;盖官师分而
学不同于古人也。后王以谓儒术不可废,故立博士,置弟子,而设科取士,
以为诵法先王者劝焉。盖其始也,以利禄劝儒术;而其究也,以儒术徇利禄;
斯固不足言也。而儒宗硕师,由此辈出,则亦不可谓非朝廷风教之所植也。
夫人之情,不能无所歆 而动,既已为之,则思力致其实,而求副乎名。中人
以上,可以勉而企焉者也。学校科举,奔走千百才俊,岂无什一出于中人以
上者哉?去古久远,不能学古人之所学,则既已诵习儒业,即为学之究竟矣。
而攻取之难,势亦倍于古人。故于专门攻习儒业者, 苟果有以自见,而非一
切庸俗所可几,吾无责焉耳。学博者长于考索,岂非道中之实积,而骛于博
者,终身敝精劳神以徇之,不思博之何所取也?才雄者健于属文,岂非道体
之发挥?而擅于文者,终身苦心焦思以构之,不思文之何所用也?言义理者
似能思矣。而不知义理虚悬而无薄,则义理亦无当于道矣。此皆知其然,而
不知所以然也。程子曰: “凡事思所以然,天下第一学问。”人亦竟求所以
然者思之乎?天下不能无风气,风气不能无循环,一阴一阳之道,见于气数
者然也;所贵君子之学术,为能持世而救偏,一阴一阳之道,宜于调剂者然
也。风气之开也,必有所以取,学问文辞与义理,所以不无偏重畸轻之故也,
风气之成也,必有所以敝,人情趋时而好名,徇末而不知本也。是放开者虽
不免于偏,必取其精者,为新气之迎;敝者纵名为正,必袭其伪者,为末流
之托;此亦自然之势也。而世之言学者,不知持风气,而惟知徇风气,且谓
非是不足邀誉焉,则亦弗思而已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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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约上
沈枫墀以书问学,自愧通人广座,不能与之问答。余报之以 学在自立,
人所能者,我不必以不能愧也。因取譬于货殖,居布帛者,不必与知粟菽,
藏药饵者,不必与闻金珠;患己不能自成家耳。譬市布而或阙于衣材,售药
而或欠于方剂,则不可也。或曰:此即苏子瞻之教人读 《汉书》法也,今学
者多知之矣。余曰:言相似而不同,失之毫厘,则谬以千里矣。或问苏君曰:
“公之博赡,亦可学乎?”苏君曰: “可。吾尝读 《汉书》矣,凡数过而尽
之。如兵、农、礼、乐,每过皆作一意求之,久之而后贯彻。”因取譬于市
货,意谓货出无穷,而操贾有尽,不可不知所择云尔。学者多诵苏氏之言,
以为良法,不知此特寻常摘句,如近人之纂类策括者尔。问者但求博赡,固
无深意。苏氏答之,亦不过经生决科之业,今人稍留意于应举业者,多能为
之,未可进言于学问也。而学者以为良法,则知学者鲜矣。夫学必有所专,
苏氏之意,将以班书为学欤?则终身不能竟其业也,岂数过可得而尽乎?将
以所求之礼、乐、兵、农为学欤?则每类各有高深,又岂一过所能尽一类哉?
就苏氏之所喻,比于操贾求货,则每过作一意求,是欲初出市金珠,再出市
布帛,至于米粟药饵,以次类求矣。如欲求而尽其类欤?虽陶朱、猗顿之富,
莫能给其贾也。如约略其贾,而每种姑少收之,则是一无所成其居积也。苏
氏之言,进退皆无所据,而今学者方奔走苏氏之不暇,则以苏氏之言,以求
学问则不足,以务举业则有余也。举业比户皆知诵习,未有能如苏氏之所为
者,偶一见之,则固矫矫流俗之中,人亦相与望而畏之;而其人因以自命,
以谓是学问,非举业也,而不知其非也。苏氏之学,出于纵横,其所长者,
揣摩世务,切实近于有用,而所凭以发挥者,乃策论也。策对必有条目,论
锋必援故实,苟非专门夙学,必须按册而稽;诚得如 苏氏之所以读 《汉书》
者尝致力焉,则亦可以应猝备求,无难事矣。韩昌黎曰: “记事者必提其要,
纂言者必钩其玄。”钩玄提要,千古以为美谈;而韩氏所自为玄要之言,不
但今不可见,抑且当日绝无流传,亦必寻章摘句,取备临文摭拾者耳。而人
乃欲仿钩玄提要之意而为撰述,是亦以苏氏类求,误为学问,可例观也。或
曰:如子所言,韩、苏不足法欤?曰:韩、苏用其功力,以为文辞助尔,非
以此谓学也。
博约中
或曰:举业所以觇人之学问也。举业而与学问科殊,末流之失耳。苟有
所备以俟举,即 《记》之所谓博学强识以待问也,宁得不谓之学问欤?余曰:
博学强识,儒之所有事也;以谓自立之基,不在是矣。学贵博而能约,未有
不博而能约者也。以言陋儒荒俚,学一先生之言以自封域,不得谓专家也。
然亦未有不约而能博者也。以言俗儒记诵漫漶,至于无极,妄求遍物,而不
知尧、舜之知所不能也。博学强识,自可以待问耳,不知约守,而只为待问
设焉,则无问者,儒将无学乎?且问者固将闻吾名而求吾实也,名有由立,
非专门成学不可也,故未有不专而可成学者也。
或曰:苏氏之类求,韩氏之钧玄提要,皆待问之学也,子谓不足以成家
矣。王伯厚氏搜罗摘抉,穷幽极微,其于经、传、子、史,名物制数,贯串
旁骛,实能讨先儒所未备。其所纂辑诸书,至今学 者资衣被焉,岂可以待问
之学而忽之哉?答曰:王伯厚氏,盖因名而求实者也。昔人谓韩昌黎因文而
见道,既见道,则超乎文矣。王氏因待问而求学,既知学,则超乎待问矣。
然王氏诸书,谓之纂辑可也;谓之著述则不可也;谓之学者求知之功力可也,
谓之成家之学术,则未可也。今之博雅君子,疲精劳神于经传子史,而终身
无得于学者,正坐宗仰王氏,而误执求知之功力,以为学即在是尔。学与功
力,实相似而不同。学不可以骤几,人当致攻乎功力则可耳。指功力以谓学,
是犹指秫黍以谓酒也。
夫学有天性焉,读书服古之中,有入识最初,而终身不可变易者是也。
学又有至情焉,读书服古之中,有欣慨会心,而忽焉不知歌泣何从者是也。
功力有余,而性情不足,未可谓学问也。性情自有,而不以功力深之,所谓
有美质而未学者也。夫子曰: “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不
知孰为功力,熟为柱情。斯固学之究竟,夫子何以致是?则曰: “好古敏以
求之者也。”今之俗儒,且憾不见夫子未修之 《春秋》,又憾戴公得 《商颂》,
而不存七篇之阙目,以谓高情胜致,至相赞叹。充其僻见,且似夫子删修,
不如王伯厚之善搜遗逸焉。盖逐于时趋,而误以擘绩补苴谓足尽天地之能事
也。幸而生后世也,如生秦火未毁以前,典籍具存,无事补辑,彼将无所用
其学矣。
博约下
或曰:子言学术,功力必兼性情,为学之方,不立规矩,但令学者自认
资之所近与力能勉者,而施其功力,殆即王氏良知之遗意也。夫古者教学,
自数与方名,诵诗舞勺,各有一定之程,不问人之资近与否,力能勉否。而
子乃谓人各有能有所不能,不相强也,岂古今人有异教与?答曰:今人为学,
不能同于古人,非才不相及也,势使然也。自官师分,而教法不合于一,学
者各以已之所能私相授受,其不同者一也。且官师既分,则肄习惟资简策,
道不著于器物,事不守于职业,其不同者二也。故学失所师承,六书九数,
古人幼学,皆已明习,而后世老师宿儒,专门名家,殚毕生精 力求之,犹不
能尽合于古,其不同者三也。天时人事,今古不可强同,非人智力所能为也。
然而六经大义,昭如日星;三代损益,可推百世。高明者由大略而切求,沉
潜者循度数而徐达。资之近而力能勉者,人人所有,则人人可自得也,岂可
执定格以相强欤?王氏 “致良知”之说,即孟子之遗言也。良知曰致,则固
不遗功力矣。朱子欲人因所发而遂明,孟子所谓察识其端而扩充之,胥是道
也。而世儒言学,辄以良知为讳,无亦惩于末流之失,而谓宗指果异于古所
云乎?
或曰:孟子所谓扩充,固得仁、义、礼、智之全体也。子乃欲人自识所
长,遂以专其门而名其家,且戒人之旁骛焉,岂所语于通 方之道欤?答曰:
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道欲通方,而业须专一,其说并行而不悖也。圣门身
通六艺者七十二人,然自颜、曾、赐、商,所由不能一辙;再传而后,荀卿
言 《礼》,孟子长于 《诗》、 《书》,或疏或密,途径不同,而同归于道也。
后儒途径所由寄,则或于义理,或于制数,或于文辞,三者其大较矣。三者
致其一,不能不缓其二,理势然也。知其所致为道之一端,而不以所缓之二
为可忽,则于斯道不远矣。徇于一偏,而谓天下莫能尚,则出奴入主,交相
胜负,所谓物而不化者也。是以学必求其心得,业必贵于专精,类必要于扩
充,道必抵于全量,性情喻于忧喜愤乐,理势达于穷变通久,博而不杂,约
而不漏,庶几学术醇固,而于守先待后之道,如或将见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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