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藏》“史部”编纂之基本构想
舒大刚
一项为海内外人士热切关注的《儒藏》编纂工程，目前正在南北学人共同努力下紧锣密鼓地进行。由于兹事体大，又前无成例，其编纂体例如何也备受学人关心。当代学人决心改变“佛道二氏有藏，吾儒独无”的历史，立意编纂出“前无古人”的大型儒学丛书――《儒藏》。伴随着这一宏愿的实施，对儒学文献进行系统调查与整理，创立一套儒学文献的著录体系，也被提到议事日程。关于这些，目前学界已经有不少意见发表，笔者亦曾不揣谫陋，参与讨论，撰有《儒藏编纂之分类体系初探》（“儒藏网”,
www.ruzang.net,《国际儒学研究》第十三辑，成都时代出版社，2004年）小文，提出“儒经”、“儒论”、“儒史”的三藏著录体系。建议在“三藏”之下再列二十四个子目收录儒学群书，形成“三藏二十四目”的分类方法，希望起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即类求书，因书就学”的作用。
承蒙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工程首席专家汤一介先生不弃，邀请参与《儒藏精华》“史部”编纂，又对《儒藏》“史部”编纂的方法和著录问题作了进一步探讨。经过对儒学史部文献的调查和研究，我们对《儒藏》“史部”的分类和收录范围，又有了新的认识。兹愿聊陈管见，以就正方家。
一、论传统“史部”之演变及其适应范围
如拙文所述，目前关于《儒藏》编纂体系主要有三种意见，一是“按作者生卒年编”，二是“按四部分类法编”，三是“按经、史、子、集、丛五分法来编”。按生卒先后编不存在分类问题，这里姑且“存而不论”。按经、史、子、集、丛五分法又是在丛书中再立丛书，似亦不符合专题丛书编纂的要求，且此说尚未有成熟意见，也未见正式目录，这里亦且“论而不议”。以“四部”分类法编，又是将传统的综合性的图书分类法搬入专题性《儒藏》之中，用经、史、子、集四大类别构建《儒藏》著录体系，来收录儒学的各类文献。这当然反映了古代文献中儒学的主导地位，具有一定的历史感和合理性。但是却将综合性丛书才有的分类方法强加于儒学一家之上，似乎又不太合乎专题丛书需要“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要求。由于受传统“四部”分类法的限制，其“史部”的分门也基本保留了综合目录“史部”的主要框架，这又是将历史上所有历史著作才具备的类别，强加在儒学头上，仍然不太合乎儒学文献的实际，也起不到“即类求书，因书就学”的作用。故仍有讨论之必要。
中国古代文献，从广义上讲无非“史”，前贤曾云：“盈天地间，凡涉著述之林，皆是史学。”（章学诚《报孙渊如书》）龚自珍甚至说：“史之外，无有文字。”（《古史钩沉论》）但都是就广义的史料而言。朱一新更实际一点，他说：“古来文字，只有二体：叙事记言者为史体，自写性真者为子体。圣人之言，足为世法，尊之为经，经固兼子、史二体也。文事日兴，变态百出，歧而为集，集亦子、史之绪余也。”（《无邪堂答问》）将文献分为言理论之“子”和记事件之“史”，“经”兼有子、史两种体裁，“集”为子、史二体的补充，似乎更有道理。可是进入中国文献目录编纂阶段，人们更多的是从学科分类、图书实际以及读者需求来考虑，对图书类别进行了更为严格的区分。由于汉代经学和子学的特别繁盛，汉代修撰中国第一部目录书时，许多文献进入了六艺、诸子、兵书、方技、术数和诗赋之中，而真正的“史书”却少之又少，以致不能成类，在《七略》中只以附庸的形式出现。班固据刘歆《七略》删削而成《汉书•艺文志》，在《六艺略》“春秋类”附录《国语》、《新国语》、《世本》、《战国策》、《奏事》、《楚汉春秋》、《太史公》（即《史记》）、冯商所《续太史公》、《太古以来纪年》等，就是当时严格意义上的史学著作。此外，在《诸子略》“儒家”部分，还著录有《高祖传》、《刘向所序》、《扬雄所序》（内含史书），有数种成为後世“史部”著录的内容（如《列女传》、《蜀王本纪》等）。这时的史书还是经学和子学的附庸，未能形成独立的“史部”分类。阮孝绪《七录序》曰：“刘氏之世，史书盖寡，附见经书，诚得其例。”（《广弘明集》卷三）
魏晋时期，史书有了重要发展，荀勖撰《中经新簿》改六分为四部，其“丙部”以纪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等类书籍。除“皇览簿”系类书外，其余都是历史著作。东晋时，史学更为昌明，仅是晋代一朝之史，已是“繁乎著作”（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篇》），故李充《晋元帝四部目录》，不仅保留了史部分类，而且将原处第三（丙部）的史部，移为第二（乙部），仅次于经书了。此後迄于清代，以及近世，凡有目录，无不将“史部”列于经书之次的地位。若有违例，将会遭到严谴。南朝齐王俭《七志》欲仿刘歆《七略》，将史书仍附《经典志》“春秋类”，立即遭到阮孝绪批评：“今众家记传，倍于经典，犹从此志（指《汉志》），实为繁芜！”（《七录序》）因此，阮氏修《七录》，虽然欲仿刘氏的六分法，仍然不得不重视史书大量存在的事实，依然保留《记传录》作为七分法之一类。至《隋书·经籍志》专立“史部”，自兹以後，史部作为四分法的第二大类，成了著录之家永远遵守的不贰法门。
综合性“史部”的门类也是随着史书内涵的充实而日益丰富起来的。《晋中经新簿》丙部只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四类.其中“皇览簿”是以《皇览》为代表的“类书”（《隋书•经籍志》入“子部•杂家”，《四库总目》于“子部”专设“类书”门），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史书，《新簿》之所以如此安排，大有“史书不够，类书来凑”的用意。隨着史书类别和数量的逐渐增多，史部的分类也更加细致完善。阮孝绪《七录》“记传录”已经将史书分成十二类：国史、注历、旧事、职官、仪典、法制、伪史、杂传、鬼神、土地、谱状、簿录。《隋书•经籍志》“史部”则分为十三类：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从而奠定了中国目录书中“史部”的基本框架。
後世目录结合史部文献的消涨以及编目的意图，又在《隋志》基础上有所调整，如《旧唐志》、《新唐志》、《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通志》虽然都是十三类，但或易其名目（如新、旧《唐书》改“古史”为“编年”、“旧事”为“故事”、“霸史”为“伪史”、“谱系”为“谱谍”），或合其门类（如《宋史》取消“杂史”、“起居注”，另立“别史”、“史钞”），或易其位居（後来各目录，除了“正史”、“编年”二类世居第一、第二外，其他各部之先後皆有移易），或另立新目（如《崇文总目》增立“实录”、“岁时”，《郡斋读书志》增加“史评”，《通志》增加“食货”等）。
还有以《隋志》为基础，在“史部”分类种别上进行重大分合。或将“史部”分为十类，如《明史》（省“编年”、“霸史”、“目录”、“起居注”三目）、梁启超《新史学》（省“职官”、“仪注”、“刑法”、“霸史”、“谱系”、“簿录”、“起居注”七目，增“记事本末”、“学史”、“史学”、“附庸”四目）；或将“史部”分为十一类，如章学诚《史籍考凡例》（省“职官”、“仪注”、“刑法”、“载记”、“起居注”五目，增“史学”、“星历”、“小说”三目）；或将“史部”分为十四类，如张之洞《书目答问》（省“职官”、“仪注”、“刑法”、“起居注”四目，增“史评”、“诏令奏议”、“记事本末”、“古史”四目）；也有分为十五类，如马端临《文献通考》（省“仪注”，增“史钞”、“史评”、“伪史”）、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省“仪注”、“刑法”、“谱系”、“起居注”四目，增“别史”、“史钞”、“史评”、“时令”、“诏令奏议”、“记事本末”六目），以至分为十六类，如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省“霸史”，增“别史”、“时令”、“诏令”、“奏议”四目）。可见《隋志》之後，历代目录“史部”虽然都继承了《隋志》“史部”的基本框架，但是都有所改易，体现了继承与创新统一的精神。
无论目录书之“史部”如何变化，它们都是针对综合性史书而作出的分类处理，其不为儒学一家之史而设已甚显然。除梁启超《新史学》设有“学史”一目，著录学术史著作“如《明儒学案》、《国朝汉学师承记》等”外，其他各书似乎都没有特别在意学术史著作的存在，更不会考虑创立可为“学术史丛书”直接沿用的专题“史部”。因此，要编撰一部以学术为专题的丛书，其“史部”就不能照搬综合目录“史部”的框架。
如《隋书•经籍志》的“史部”，其“正史”系著录《史记》以下“纪传表志”体史书，“古史”系著录《竹书纪年》、《汉纪》等“编年系事”体史书，“杂史”系著录《逸周书》、《战国策》、《吴越春秋》等“异体杂记”类史书，“霸史”系纪《赵书》（记石勒）、《燕书》（记北燕）等“伪朝国史”，“起居注”系纪《穆天子传》、《汉献起居注》等“人君动止”类史书，“旧事”系纪《汉武帝故事》、《西京杂记》、《汉魏吴蜀旧事》等“朝廷政令”类史书，“职官”系纪《汉官解诂》、《汉官》、《汉官仪》等“班序品秩”类官书，“仪注”系纪《汉旧仪》、《晋新定仪注》等“吉凶行事”类书籍，“刑法”系纪《律本》、《周律》、《梁律》等“律令格式”类刑法著作，“杂传”系纪《先贤传》、《耆旧传》、《孝子传》等“先贤人物”，“地理”系纪《山海经》、《水经》、《黄图》、《洛阳记》等有关“山川郡国”之书，“谱系”系纪《世本》、《汉世帝王谱》、《百家谱》等“纪族统序”类著作，“簿录”系纪《七略别录》、《七略》、《晋中经》、《七录》等“史策条目”（参《隋书•经籍志》各类及《唐六典》秘书省卷）。没有一类是专为儒学设的。後来的各类目录，甚至《四库全书总目》也毫不例外。今欲编前人所无的《儒藏》，此前的综合性目录分类当然就不能为之提供现成的方案。
二、论照搬旧志“史部”必有不安之处
如果忽视传统“史部”的形成过程与适应范围，过于“尊重传统”，照搬综合目录（或综合丛书）“史部”分类来为编纂《儒藏》服务，势必有许多不尽合理的地方，甚至有许多非常不专业的情况出现。承汤一介先生三次相示北大版《儒藏》有关选目（即《儒藏精华选目》征求意见稿、《儒藏精华选目》修改稿、《中华儒藏编纂体例》等），并嘱以“多提意见”，允许放言。这里姑以此为基础，谈谈因袭综合性“史部”的种种不安。
北大目前形成的两个《儒藏精华》选目，系“《中华儒藏》编委会”的专家学人“从中国历代儒学书籍中选出蕴含儒家学说思想精华的”书目，“具体类目依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同时参照《中国丛书综录》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征求意见稿”的《史部》共分十五类：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保留了《四库全书总目•史部》的所有类目。如果在“中国历代儒学书籍中”都具备了上述十五类书籍，利用这一方案来构成《儒儒》“史部”尚有可说，可惜事实并非如此。历考《选目》，在“正史类”、“史钞类”、“载记类”、“时令类”等门目下，实付阙如，并无一书。即或有的门类有书，也只有一、二种，根本没有设立专目的必要。如“别史类”只有《逸周书》，“杂史类”只有《国语》、《贞观政要》，“诏令奏议类”只有《包孝肃奏议》、《尽言集》，“地理类”只有《读史方舆纪要》、《天下郡国利病书》（且不论此二书是否当收入《藏》），其他门类有书也不多，如“职官类”才四种（又分“官制之属”：《詞林典故》、《国子监志》二种；“官箴之属”：《州县提纲》、《三事忠告》二种）、“政书类”五种（又分“通制之属”：《汉制考》、《贡举叙略》；“仪制之属”：《绍熙州县释奠仪图》、《頖宫礼乐疏》；“邦计之属”：《救荒活民书》）等等。相反的是，“传记类”在“名人之属”、“综录之属”下著录书籍六十二种，各类之间数量相当悬殊。后经征求意见，形成《儒藏精华选目》（修改稿），修改稿删去了《史部》中空有其目而无其书的门类，是实事求是之举。但仍然保留“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地理”、“政书”、“目录”、“史评”八个类别，其中仍然存在类目之间比例失衡的现象。如整个“史部”有书六十六种，而“传记”一类已占五十二种，其他七类才十四种，平均每类仅两种书，有的甚至只有一种，如“杂史”只有《国语》一种、“诏令奏议”只有《尽言集》一种，“政书”只有《贡举叙略》一种等等。且不说这些书归入《儒藏》“史部”是否合适，单是从其立类的书种上、各类的比例上考虑，就存在严重的不合理。这是因袭综合性“史部”分类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北大学人对《儒藏》“史部”的编纂本有很好的立意，其《中华儒藏编纂体例》（复印件）对《史部》收书进行了严格的限制，说“史部书只收四种”：①“典型反映儒家史学观点的代表性著作（如《二十四史》、《资治通鉴》、《资治通鉴纲目》等）。”②“儒家人物的专传与合传。”③“与儒学相关的专科目录。”④“研究儒学史的著作。”这个界定无疑是非常好的。但是由于袭用综合性“史部”分类，在具体执行时就出了问题，其后面所附《分类框架》的“史部”，不仅将上述综合目录“史部”的门类几乎重列一遍（只省略“诏令奏议”、“史钞”、“职官”、“史评”，而增“史表”、“金石”），共十三类。如果以《儒藏》“史部”应编成“儒学史丛书”的标准来衡量，这一分类也是不合理的。
今对《儒藏精华》二目简要分析如下：
首先，“正史类”，“精华本”没有选目，而“大全本”却列举有“《二十四史》、《资治通鉴》、《资治通鉴纲目》等”。诚然，《二十四史》和《通鉴》及《纲目》体现了儒家的思想（且不论“进黄老而退六经”的《史记》是否完全反映的是儒家思想），但也只是儒者的史学成就，而非儒学历史的著作。这里存在着是突出《儒藏》“史部”的“学史”性质或是“史学”主题的问题，如果因某书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写作就将其收入《儒藏》的话，那一部《四库全书》无非是“儒家化”了的历史文献，即使一概视之为《儒藏》也是可以的，何须再来编《藏》！我们认为，无论是编“精华本”，或是编“大全本”，最多可以将“正史”中的儒林列传、名儒专传选录出来，编成“正史儒林人物列传”系列，而不必将整部《二十四史》搬入《儒藏》。
第二，“编年类”所选《资治通鉴纲目》（朱熹）、《资治通鉴纲目校勘记》（清温嘉鈺）、《大事记》（吕祖谦）三书，只是儒者论史的著作，而不是“儒学史”著作，似亦可以不入《藏》。
第三，“纪事本末类”所选《春秋左传事类始末》（宋章冲）也不是儒学史著作，而是对《春秋左传》的分类整理和改编，可以入“经部”的“春秋类”，不可入《史部》，更没有必要专为这一种书设立“纪事本末”类目。
第四，“别史类”只《逸周书》一种，不仅分量单薄，而且也不是“儒学史”著作，只可作为“经部•书类”附录收入。
第五，“杂史类”初收《国语》和《贞观政要》两种，后删《贞观政要》，种类也太少，而且《国语》可入“经部•春秋类”附录、《贞观政要》可入“论部”的“政论”或“官箴”之下。
第六，“诏令奏议类”初收两种：《包孝肃奏议》、《尽言集》，後删《包孝肃奏议》，实与儒学史关系不大，可入“论部”的“政论”之中。
第七，“传记类”最为紧要，也最充实，但分类和收书力度皆不够。从所选目录来看，该类既包括了“名人之属”的传记（如孔、孟、韩、柳等），也包括了“综录之属”的儒者类传（如《伊洛渊源录》、《道南源委》等）。从体裁上看，既有年谱（《孔子编年》、《郑君年谱》等）、传记（《濂溪志》等），也有学案（《明儒学案》、《宋元学案》等）、言行录（《宋名臣方言行录》等）、类传（《理学宗传》等）、杂传（《孟子事实》等）、杂考（《元祐党籍碑考》等）。内容十分庞杂，书目也相对繁多。考虑到儒学史著作主要集中在传统的“传记”之中，实可以将此类重作分类，扩大选目。同时还可考虑将儒林碑版文字辑出，编成“历代名儒碑传集”系列。没有必要囿于现成“史部”体例，模糊了该类中蕴含的纷繁的史书体裁，限制了收书范围。
第八，“史钞类”、“载记”、“时令类”有目无书，可以取消。即或考虑《月令》类书籍的经学价值，也只可收入《经部》“礼记类”，没有必要另立专目。
第九，“地理类”所收《读史方舆纪要》、《天下郡国利病书》两书，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一者反映了明末清初名儒顾祖禹的史学与地理学成就，一者反映了顾炎武“经世致用”的历史思想。但是都与“学史”不符，虽是“史学”名著也可以不收，后来编委会删除了是对的。倒是地理类的其他书籍可以考虑收录，如《中国丛书综录•史部》“专志之属”的“祠墓”门所录《先圣庙林记》（清屈大钧）、《修复宋理学二徐先生祠墓录》（杨晨）等，以及“书院门”所录刘光蕡《陕甘味经书院志》、李来章《敕赐紫云书院志》、吴嵩梁《增修鹅湖书田志》等等，都可反映儒学礼仪与教育的历史。
第十，“职官类”共收四种，为数太少，难以立类。其“官制之属”只有《词林掌故》、《国子监志》两种；“官箴之属”只《州县提纲》、《三事忠告》两种。但是後来“修改稿”将其取消，又矫枉过正，实际上“官制”二种可作为儒学制度入“杂史类”，“官箴”二种可入“论部”的“政论类”。
第十一，“政书类”初收“通制之属”二种（王应麟《汉制考》、陈彭年《贡举叙略》）、“仪制之属”二种（朱熹《绍熙州县释奠仪图》、明李之藻《頖宫礼乐疏》）、“邦计之属”一种（宋董煟《救荒活民书》）。后“修改稿”只留《贡举叙略》一种。其实，《汉制考》、《救荒活民书》固然与儒学史无关，可以删除；但反映儒学教育、选举、礼乐、制度等方面的几种著作，还是可以保留，并且应该加大搜罗力度。
第十二，“目录类”初收“经籍之属”二种（朱睦（木挈）《授经图》、朱彝尊《经义考》）、“金石之属”二种（洪适《隶释》、《隶续》）。如果严格一点，只有《授经图》与《经义考》为儒学史料，《隶释》、《隶续》虽然保存了汉代的经史文献，似可入“经部”的相关类别，没有必要入“史部”。“修改稿”将《授经图》与二《隶》尽行删除，不知出于何种考虑。倒是除了儒学专题目录外，似乎可考虑将综合目录中的经学与儒学资料辑出，编成“艺文经籍志儒学资料”系列。
第十三，“史评类”虽然很重要，但是明显不合乎“学史”的主题，没有必要进入“史部”，而应作为“史学理论”入“论部”。
可见，套用综合性“史部”分类来编《儒藏》，有许多不方便的地方。首先是综合性“史部”有的门类，在儒学著作中未必都有，即使略备一二也数量有限，难以立门。二是综合性“史部”是就整体历史类著作来考虑的，并没有考虑学术史及其著述的实际，有的书虽然属于史书，但却不是儒学之史，载在《儒藏》“史部”，实与“学史”主题矛盾。其三，由于儒学史在综合目录的“史部”中只是诸子中的一子、百家中的一家，所占比例是十分有限的。由于综合目录要照顾百科，一些真正反映儒学史的著作，反而得不到必要的体现，更得不到完全的收录。如大量存在的儒林年谱、学案、类传等，都因笼统地收在“传记”类而被埋没，得不到就有的彰显；而儒林碑传、儒学史等等，又因分散各处，或未有专书，不立专门，往往被忽略了。这些都说明照搬综合性“史部”框架的局限。照搬旧式，看似“方便”，实不方便；编者“方便”，读者却不方便。
三、论《儒藏》“史部”应突出“学史”特征
要编好《儒藏》“史部”，首先必须确立《儒藏》是儒学成就和儒学史料的大型丛书的观念，分类和编目、收书和著录都要为这一主题服务。关于《儒藏》的分类体系，笔者曾主“经”、“论”、“史”三藏之说，“经藏”是儒家经典及其阐释著作，“论藏”是儒学理论著作，“史藏”自然就应是儒学历史类著作。“三藏”之中，应该各有分工，“经部”、“论部”应以收录儒学研究的成果和理论为主，而“史部”则应以收录反映儒学自身发生、发展、壮大和转型历史的书籍为主，从而真正成为最大的儒学成就之总结、最全的儒学史料之集成。
其次必须考虑的，是将《儒藏》“史部”编成“儒学史料集成”还是“儒家史学成果汇集”的问题，确立《儒藏》的“史部”到底是突出其“学史”（即儒学史）性质，还是突出其“史学”（即儒家史学成就集成）主题的问题。梁启超《新史学》曾设“学史”来统“学术史著作”，即《明儒学案》、《国朝汉学师承记》等。又设“史学”来统“史学理论类著作”：即“理论：如《史通》、《文史通义》等是也。事论：如历代史论、《读通鉴论》等是也。杂论：如《廿二史劄记》、《十七史商榷》是也。”显然，其“学史”重在学术历史，“史学”重要史学理论。如果从“论”的特征来考察，“史学”类著作仍然可以不在“史部”，而应移入“论部”，成为研究儒家思想的材料。编纂《儒藏》的“史部”，我们是倾向于“学史”主题的，即使要确立“学史”与“史学”双重主题，也应以“学史”为主，而以“史学”为辅（如果严格一点，“史学”类著作仍然可以从“史部”请出去，其“史评”、“政书”类代表儒学观点的著作可以入“论部”，仅仅运用儒学指导修史而非直言儒学思想的史书则可以不收）。
我们认为，本着《儒藏》“史部”应主要反映儒学历史的原则（即“学史”主题），就应打破综合目录“史部”的分类框架（即“史学”主题），结合儒学历史的发展脉络，特别是儒学史文献的真实情况，改易部居，另起新目，以成一崭新体制，以适应儒学史料的具体实际。
通过调查和分析，我们发现儒学史著作，主要有“传记”、“年谱”、“学案”、“类传”、“碑传”、“学史”、“科举”、“制度”、“目录”、“学校”、“祠墓”、“典礼”、“杂考”等等，根据这一文献实际，我们不难制定《儒藏》“史部”的分类体系。考虑到有的文献分布过广（如传记），有的文献又成书太少（如学史），有的专题种类繁多（如孔、孟及其后学、后裔），而有的主题又著述寥寥（如祠墓），如果仅按体裁分类，必然多寡不一，比例失调。故可以采取体裁与专题结合的方法，对“史部”进行重新分类。
同时，我们不仅要尽可能多地将儒学史专著分门别类地收录进来，而且不妨采用“丛书”加“类书”的方法，在《儒藏》收录专著外，还要类辑有关儒学史的其他文献，诸如诸史中的儒者传记、文集中的儒者碑传、儒者著述、儒学教育以及其他儒学制度的资料，都应统统辑录出来，分别编成“儒林杂传”、“儒林碑传”、“儒学文献目录汇集”、“儒家教育史料集成”等等专集，以便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来反映《儒藏》“学史”这一主题，为儒学史研究提供尽可能多的、也尽可能方便的资料。
四、《儒藏》“史部”分类体系拟议
根据以上原则，我们试对《儒藏》“史部”作如下分类：
（一）“正史儒传”：在以儒立国的中国古代，史家著述皆重视儒学历史记载，故自《史记》而下的历代“正史”都为纯粹的儒生立有类传（即《儒林列传》，《宋史》在《儒林传》外又立《道学传》），以见一代儒学兴起始末以及师徒授受之概况。同时，又为在政事、军事、经济以及道行等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儒臣、儒将立有专传。这是有关中国儒学人物最集中、最系统，也是最正统、最权威的记录，自然是研究儒学史不可或缺的。北大规划准备在“大全本”《中华儒藏》中将《二十四史》尽行收入固然大而无当，其“精华本”又将正史的儒传一概忽略，也不是好办法。正确的做法是，应该将“正史”各书中的儒者传记分书辑出，编成各个时代、各个正史的儒林传记专辑，以存一代儒学之梗概。《二十四史》史各一书，外加《新元史》、《清史稿》，凡二十六部正史“儒林传记”，亦可谓洋洋大观。如果再将各史儒传以系统的体例加以整理、编排，一部以人物为中心的“中国儒学史”就规模粗具了。
（二）“孔孟史志”：孔子、孟子是中国儒学的先圣、先师，他们的生平事迹，他们的学术传授，甚至他们的后代以及轶闻掌故，都是从事儒学史研究的人喜闻乐道的。事实上，历代关于这些内容的著述确也不少，它们或考其生平，或述其行事，或详其後裔，或叙其传闻，或考其故里，是皆可为研究之资、博闻之助。如宋孔传《东家杂记》二卷（上卷九类、下卷十二卷，分别叙述孔子“姓谱”、“先圣诞辰讳日”、“母颜氏”、“娶亓官氏”、“追封谥号”、“历代崇封”、“嗣袭封爵”，“先圣庙”、“祖林古迹”等）、宋欧阳士秀《孔子世家补》十二卷（据《皇极经世》以驳《史记•孔子世家》之讹）、明陈镐《阙里志》二十四卷（分类编述有关孔子的图像、礼乐、世家、事迹、祀典、人物、林庙、山川、古迹、恩典、弟子、撰述、艺文）、明刘濬《孔颜孟三氏志》六卷（考证孔孟颜三氏世系以及褒崇诸典）、清孟衍泰《三迁志》五卷（分二十一门述孟子及其後裔世系、林庙、祠典）以及《陋巷志》八卷（述历代崇祀颜回之典以及其后裔情况）、《孔门弟子传略》二卷、《圣门志考》二卷、《孟子弟子考》等类著作，凡三十余种，概入此门，以见早期儒家人物、学派及其后裔之历史。
（三）“儒林碑传”：碑传相对于史传而言，此指行状（又称“行述”）、墓志铭（又称“墓志”或“墓铭”）、墓碑（“方者为碑”，又称“神道碑”）、墓表（又称“阡表”、“殡表”、“灵表”）、墓碣（“圆者为碣”）等。其述人物生平事迹，钜细备载者谓之“行状”；其记死者世系、名字、爵里、行治、寿年、卒葬年月，与其子孙之大略，勒石加盖，埋于圹前三尺，以防异时陵谷变迁者，有文有韵，是为“墓志铭”（其有志无铭者谓之“墓志”、有铭无志者谓之“墓铭”）。既为墓誌以藏之幽壤，复为石碑以揭橥墓外，或称碑、碣，或曰表、文，与墓志幽显相映、详略互参。
秦汉而下，流行石刻；东京以还，渐行碑状。人之云亡，树碑立传。或故吏叙旧，或门生述恩，皆与传主知交甚深，叙事不爽，为研究儒学史的第一手资料。儒者“疾没世而名不称”，故于此道尤重。这些传记资料，或葬之幽冥，或树之墓旁，或曾上之太史，为国史立传所本；或仍载在文集，为品题人物之资。亦有将其类编成集，如杜大珪之《琬琰集》、焦竑之《献征录》、钱仪吉等《碑传集》三编等。但是更多的是尚散见各处，无人统综，有的甚至还藏在山崖水涘，无人知晓，读者欲一见而不能得，更遑论其研究利用呢。
今兹广搜史志、文集，兼及金石文类、考古文献，将历代儒学人物的各类碑传，广採慎择，予以汇录。自东汉迄清末，共约两千余人。仍按时代为编，各为一书，分题专名，如《汉晋儒林碑传集》、《南北朝儒林碑传集》、《隋唐五代儒林碑传集》、《两宋儒林碑传集》、《元儒碑传集》、《明儒碑传集》、《清儒碑传集》等等，文字不下千万。
（四）“名儒年谱”：年谱系人物生平事迹的编年史，鉅细备录，大小不漏。学术人物的年谱，往往可以反映出谱主成长过程、治学路径、著述概况，甚至思想变迁等，是了解儒学人物的生平与学术更直观、更具体的资料。旧时年谱多附在谱主文集之后，少有单行者；即或单行，也侧身“传记”之目，其史料价值得不到应有体现。本目之下，将儒林年谱作为专门体裁予以清理著录，举凡杨殿珣《中国历代年谱总录》、 《历代年谱总目》、来新夏《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黄秀文《中国年谱词典》、周和平主编《北京图书馆所藏年谱丛刊》所反映的儒者年谱，统统都在考察收录之列。据初步清理，大约有440余名儒者的年谱可以入《藏》。由于“年谱”资料详尽，叙事准确，条理性强，这440余谱将为儒学史研究提供系统、全面的资料。
（五）“历代学案”：学案之为体，具有“考镜源流，辨章学术”的功能，从儒学流派和师承、家学渊源和交游、儒林列传和语录等方面，全景似地重现儒学史，有利于突出儒学的整体面貌和客观情况，是名符其实的“儒学全史”。明末清初黄宗羲编《宋元学案》和《明儒学案》就是最优秀的断代儒学学案。可惜黄氏只完成《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未成而卒。后来学人，代有继作，如全祖望、黄百家、王梓材、冯云濠等除补写校刻完成《宋元学案》外，又撰有《宋元学案补遗》；清人江藩编《汉学师承记》、《宋学渊源记》；唐鉴编《清学案小识》；唐晏编《两汉三国学案》；民国时徐世昌编《清儒学案》等，皆蔚为壮观。可惜的是，目前先秦、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诸《案》仍付阙如（四川大学目前正与香港学人共同从事诸书的补编工作）。就现成诸书来看，宋以下儒学已经有《案》贯通，两汉三国亦已成编，“汉学”与“宋学”的代表时期都已经有“案”可稽了。虽未成历代通史，但已经斐然可观了。学案类史书一般都卷帙浩大，总其现有之字数，已经千万有奇，足可视为儒学史料之“泱泱大国”。
从前综合目录将其编入“传记类”的“综录之属”中，没有给予独立的地位。“学案”类史书既重视儒学的派别及其人物，又重视儒学成就及其言论，有“儒林正史”的作用，故不能不别为立目。其他虽有“学案”之名而无学案之实的，如《诸儒学案》（明刘元卿撰），或有学案之实而无“学案”之名者，如《伊洛渊源录》、《圣学宗传》、《元儒考略》等，皆入“别传”。
（六）“儒林别传”：太史公《史记》创传记之体，後世儒林纷纷效法，名宗鉅派，往往有传。这些传记，或为私家著述，没有正统史书之讳；或系乡邦笔录，更有亲切之感；有的甚而本身就是儒学类传，更可见整体之貌。足与“正史”诸传互为映证。这里之所以称之为“别传”，盖有别于“正史”诸传之谓。“别传”所收各书，限于专书，至于见于其他文献的儒林人物，则拟归入“史部•杂传”之中。“别传”类书籍主要有：反映儒学师承、源流的著作，如朱熹《伊洛渊源录》、明周汝登《圣学宗传》、《理学宗传》、清熊赐履《学统》等等；有地域性儒学传，如明冯从吾《关学编》、清汤斌《洛学编》、清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以及《台学统》、《北学录》等等；有断代儒学人物传，如冯从吾《元儒考略》、某氏《清儒学案小传》等；有儒学人物生平事迹考略，如《元祐党籍考》、《庆元党籍考》等。还有名儒名臣言行录，如朱熹《宋名臣言行录》、苏天爵《元名臣言行录》等。
（七）“儒林杂传”：儒学人物传除了“正史”、“传记”类史书有分布外，在其他古籍中也大量存在。诸如“地方志”之儒学传、艺文传，各种“先贤传”、“乡贤传”、“耆旧传”等等，都包含有各地名儒传记。这些资料有的也许钞自“正史”，但是更多的是得之乡邦文献，同时代人笔录和口传，往往比正史等正统史书更为具体、丰富，也更为翔实、可信。如《两浙先贤传》其第一至十卷，都是儒林人物的传记。这类资料也是研究儒学史不可或缺的，都应该分别辑出来编成专书，予以收录。
（八）“儒学杂史”：“杂史”之目，起自《隋志》，后世目录，率皆承用。“杂”之为训，“义取乎兼包众体，宏括殊名”（《四库全书总目》史部杂史序）。亦即在体例上不纯粹，在内容上不纯一，此处的“杂”盖亦指此。有综合性的儒学史，如皮锡瑞《经学历史》；有专题性的制度考，如王国维《汉魏博士考》；有关于科举考试的，如徐松《登科记考》；有关于学校书院的，如《中国丛书综录》“地理类•书院门”：清刘光蕡《陕甘味经书院志》、李来章《敕赐紫阳书院志》、吴嵩梁《增修鹅湖书田志》、林伯桐《学海堂志》、赵敬襄《端溪书院志》、李来章《连山书院志》、张之洞《四川尊经书院记》以及《黉祀纪迹》、《学宫辑略》等等；有关于儒学著作的，如朱彝尊《经义考》；有关于儒学礼仪的，如清黄位清《圣庙祀典辑闻》、清李周望的《国学礼乐录》等等。还有关于名儒祠墓的，也可备掌故，博闻见，如“地理类•祠墓门”：明舒芬《阙里答问》、清屈大钧《先圣庙林记》、清孙炳奎《同仁祠录》、清范承堃《昭忠祠志》、清陆桢《崇义祠志》、清孙树礼《义烈墓录》、民国杨晨《修复宋理学二徐先生祠墓录》、清丁立《谢皋羽墓录》。
此类文献，除了专书外，还有散见于其他著作中，如“十通”、“会要”、“类书”之礼乐、学校、选举、艺文诸目等等，无一不是儒学史研究的宝贵材料，都可以仿重编“正史儒传”和“儒林碑传”例，予以辑编收录。
（九）“儒学杂考”：是关于儒学史的考证性著作，有综合性的，如《黄氏日钞》、《困学纪闻》、《日知录》等，也有专门性的，如《风俗通义》、《学制编》等等。还有其他著作（如笔记、文集）中有关儒学的考证性文字，也应辑录出来编成专书。
五、结 语
既然传统“史部”系为综合性史书而设，其不适应于专题性丛书就是显而易见的。既然《儒藏》系儒家一派之“藏”，入录书籍当然就不能兼备众体也是显而易见的。我们既已将《儒藏》之“史部”定义为“儒学史丛刊”（或“儒学史料汇编”），就没有必要硬去生搬硬套地袭用传统“史部”的大帽子，到头来弄得个“道大难容”的下场。既然儒学史有自己的发展状况，儒学文献有自己的类别，就应该结合儒学史著述的具体情况，对之进行新的分类、新的著录，综合性“史部”的分类就只具有参考价值，而不必成为必须严遵死守的金科玉律。
同时，为了充分而全面地反映儒学历史，我们也没有必要固步自封式地规定“不破原书”，或是“不作新式编辑”的规定，置许许多多散见的宝贵史料于不顾，将丰富多彩的著述固拒于《儒藏》之外。我们既要创立全新的《儒藏》“史部”分类体系，将现成的儒学史著作进行完整而科学的分类著录，以期编成“儒学史丛书”。同时又要考虑儒学史研究的需要，结合儒学史文献的实际，对散见的、局部的材料进行辑录，新编成各类专史，形成专题的“儒学史类书”。这一“继承”与“创新”结合的分类态度，“丛书”加“类书”互补的编纂方法，庶几可以使《儒藏》“史部”编成体例科学、使用方便，而且内容充实、资料丰富的儒学史专题丛书。客观的历史实际和学术研究的现实需求，是我们考虑《儒藏》体例与方法首先必须尊重的前提，至于是否遵守了“成规”、“旧矩”倒是不必首先计较的。对于这项“前无古人”的伟大工程而言，本来就不会有现成的、合适的成规可循，寻求一种全新的体例和方法，是《儒藏》编纂是否成功首先必须克服的困难，也是历史付予编纂者们的神圣使命。孔子删述而成“六艺”，向歆司籍而有《七略》，今之人编《儒藏》，亦应有功盖前古、嘉惠后学的创举。博雅君子，岂能忽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