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文怀远

○易教上
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或
曰：《诗》、《书》、《礼》、《乐》、《春秋》，则既闻命矣。《易》以道阴
阳，愿闻所以为政典，而与史同科之义焉。曰：闻诸夫子之言矣。“夫《易》开
物成务，冒天下之道。”“知来藏往，吉凶与民同患。”其道盖包政教典章之所
不及矣。象天法地，“是兴神物，以前民用。”其教盖出政教典章之先矣。《周
官》太卜掌三《易》之法，夏曰《连山》，殷曰《归藏》，周曰《周易》，各有
其象与数，各殊其变与占，不相袭也。然三《易》各有所本，《大传》所谓庖羲、
神农与黄帝、尧、舜，是也。（《归藏》本庖羲，《连山》本神农，《周易》本
黄帝。）由所本而观之，不特三王不相袭，三皇、五帝亦不相沿矣。盖圣人首出
御世，作新视听，神道设教，以弥纶乎礼乐刑政之所不及者，一本天理之自然，
非如后世讬之诡异妖祥，谶纬术数，以愚天下也。
夫子曰：“我观夏道，杞不足徵，吾得夏时焉。我观殷道，宋不足徵，吾得
坤乾焉。”夫夏时，夏正书也。坤乾，《易》类也。夫子憾夏、商之文献无所徵
矣，而坤乾乃与夏正之书同为观於夏、商之所得；则其所以厚民生与利民用者，
盖与治历明时，同为一代之法宪；而非圣人一己之心思，离事物而特著一书，以
谓明道也。夫悬象设教，与治历授时，天道也。《礼》、《乐》、《诗》、《书》，
与刑、政、教、令，人事也。天与人参，王者治世之大权也。韩宣子之聘鲁也，
观书於太史氏，得见《易》象、《春秋》，以为周礼在鲁。夫《春秋》乃周公之
旧典，谓周礼之在鲁可也，《易》象亦称周礼，其为政教典章，切於民用而非一
己空言，自垂昭代而非相沿旧制，则又明矣。夫子曰：“《易》之兴也，其於中
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顾氏炎武尝谓《连山》、《归藏》，不名为
《易》。太卜所谓三《易》，因《周易》而牵连得名。今观八卦起於伏羲，《连
山》作於夏后，而夫子乃谓《易》兴於中古，作《易》之人独指文王，则《连山》
《归藏》不名为“易”，又其徵矣。
或曰：文王拘幽，未尝得位行道，岂得谓之作《易》以垂政典欤？曰：八卦
为三《易》所同，文王自就八卦而系之辞，商道之衰，文王与民同其忧患，故反
覆於处忧患之道，而要於无咎，非创制也。周武既定天下，遂名《周易》，而立
一代之典教，非文王初意所计及也。夫子生不得位，不能创制立法，以前民用；
因见《周易》之於道法，美善无可复加，惧其久而失传，故作《彖》、《象》、
《文言》诸传，以申其义蕴，所谓述而不作；非力有所不能，理势固有所不可也。
后儒拟《易》，则亦妄而不思之甚矣！彼其所谓理与数者，有以出《周易》
之外邪！无以出之，而惟变其象数法式，以示与古不相袭焉，此王者宰制天下，
作新耳目，殆如汉制所谓色黄数五，事与改正朔而易服色者为一例也。扬雄不知
而作，则以九九八十一者，变其八八六十四矣。后代大儒，多称许之，则以其数
通於治历，而蓍揲合其吉凶也。夫数乃古今所共，凡明於历学者，皆可推寻，岂
必《太玄》而始合哉？蓍揲合其吉凶，则又阴阳自然之至理。诚之所至，探筹钻
瓦，皆可以知吉凶；何必支离其文，艰深其字，然后可以知吉凶乎？《元包》妄
讬《归藏》，不足言也。司马《潜虚》，又以五五更其九九，不免贤者之多事矣。
故六经不可拟也。先儒所论仅谓畏先圣而当知严惮耳。此指扬氏《法言》，王氏
《中说》，诚为中其弊矣。若夫六经，皆先王得位行道，经纬世宙之迹，而非讬
於空言。故以夫子之圣，犹且述而不作。如其不知妄作，不特有拟圣之嫌，抑且
蹈於僣窃王章之罪也，可不慎欤！
○易教中
孔仲达曰：“夫《易》者，变化之总名，改换之殊称。”先儒之释《易》义，
未有明通若孔氏者也。得其说而进推之，《易》为王者改制之钜典，事与治历明
时相表里，其义昭然若揭矣。许叔重释“易”文曰：“蜥易，守宫，象形。秘书
说，‘日月为易’，象阴阳也。”《周官》太卜，掌三《易》之法。郑氏注：
“易者，揲蓍变易之数可占者也。”朱子以谓“《易》有交易变易之义”。是皆
因文生解，各就一端而言，非当日所以命《易》之旨也。三《易》之名，虽始於
《周官》，而《连山》、《归藏》，可并名《易》，《易》不可附《连山》、
《归藏》而称为三连三归者，诚以《易》之为义，实该羲、农以来不相沿袭之法
数也。易之初见於文字，则帝典之“平在朔易”也，孔《传》谓岁改易，而周人
即取以名揲卦之书，则王者改制更新之大义，显而可知矣。《大传》曰：“生生
之谓易。”韩康伯谓“阴阳转易，以成化生”。此即朱子交易变易之义所由出也。
三《易》之文虽不传，今观《周官》太卜有其法，《左氏》记占有其辞，则《连
山》、《归藏》，皆有交易变易之义。是羲、农以来，《易》之名虽未立，而
《易》之意已行乎其中矣。上古淳质，文字无多，固有具其实而未著其名者。后
人因以定其名，则彻前后，而皆以是为主义焉，一若其名之向著者，此亦其一端
也。
钦明之为敬也，允塞之为诚也，历象之为历也，（历象之历，作推步解，非
历书之名。）皆先具其实而后著之名也。《易·革·象》曰：“泽中有火，君子
以治历明时。”其《彖》曰：“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
历自黄帝以来，代为更变，而夫子乃为取象於泽火，且以天地改时、汤武革命为
革之卦义；则《易》之随时废兴，道岂有异乎？《易》始羲、农，而备於成周；
历始黄帝，而递变於后世；上古详天道，而中古以下详人事之大端也。然卦气之
说，虽创於汉儒，而卦序卦位，则已具函其终始；则疑大挠未造甲子以前，羲农
即以卦画为历象，所谓天人合於一也。《大传》曰：“古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
仰则观象於天，俯则观法於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於
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此黄帝未作干支之前所创造也。
观於羲和分命，则象法文宜，其道无所不备，皆用以为授人时也。是知上古圣人，
开天创制，立法以治天下，作《易》之与造历，同出一源，未可强分孰先孰后。
故《易》曰：“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书》曰：平秩敬授，作讹成易。皆
一理也。
夫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又曰：“吾学周
礼，今用之，吾从周。”学《易》者，所以学周礼也，韩宣子见《易·象》、
《春秋》，以为周礼在鲁。夫子学《易》而志《春秋》，所谓学周礼也。夫子语
颜渊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是斟酌百王，损
益四代，为万世之圭臬也。历象递变，而夫子独取於夏时；筮占不同，而夫子独
取於《周易》。此三代以后，至今循行而不废者也。然三代以后，历显而《易》
微；历存於官守，而《易》流於师传；故儒者敢於拟《易》，而不敢造历也。历
之薄蚀盈亏，有象可验，而《易》之吉凶悔吝，无迹可拘；是以历官不能穿凿於
私智，而《易》师各自为说，不胜纷纷也。故学《易》者，不可以不知天。（观
此，益知《太玄》、《元包》、《潜虚》之属，乃是万无可作之理，其故总缘不
知为王制也。）
○易教下
《易》之象也，《诗》之兴也，变化而不可方物矣。《礼》之官也，《春秋》
之例也，谨严而不可假借矣。夫子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君子
之於六艺，一以贯之，斯可矣。物相杂而为之文，事得比而有其类。知事物名义
之杂出而比处也，非文不足以达之，非类不足以通之；六艺之文，可以一言尽也。
夫象欤，兴欤，例欤，官欤，风马牛之不相及也，其辞可谓文矣，其理则不过曰
通於类也。故学者之要，贵乎知类。
象之所包广矣，非徒《易》而已，六艺莫不兼之，盖道体之将形而未显者也。
雎鸠之於好逑，樛木之於贞淑，甚而熊蛇之於男女，象之通於《诗》也。五行之
徵五事，箕毕之验雨风，甚而傅岩之入梦赉，象之通於《书》也。古官之纪云鸟，
《周官》之法天地四时，以至龙翟章衣，熊虎志射，象之通於《礼》也。歌协阴
阳，舞分文武，以至磬念卦疆，鼓思将帅，象之通於《乐》也。笔削不废灾异，
《左氏》遂广妖祥，象之通於《春秋》也。《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
万事万物，当其自静而动，形迹未彰而象见矣。故道不可见，人求道而恍若有见
者，皆其象也。
有天地自然之象，有人心营构之象。天地自然之象，《说卦》为天为圜诸条，
约略足以尽之。人心营构之象，睽车之载鬼，翰音之登天，意之所至，无不可也。
然而心虚用灵，人累於天地之间，不能不受阴阳之消息，心之营构，则情之变易
为之也。情之变易，感於人世之接构，而乘於阴阳倚伏为之也。是则人心营构之
象，亦出天地自然之象也。
《易》象虽包六艺，与《诗》之比兴，尤为表里。夫《诗》之流别，盛於战
国人文，所谓长於讽喻，不学《诗》，则无以言也。（详《诗教》篇。）然战国
之文，深於比兴，即其深於取象者也。《庄》、《列》之寓言也，则触蛮可以立
国，蕉鹿可以听讼。《离骚》之抒愤也，则帝阙可上九天，鬼情可察九地。他若
纵横驰说之士，飞箝捭阖之流，徙蛇引虎之营谋，桃梗土偶之问答，愈出愈奇，
不可思议。然而指迷从道，固有其功；饰奸售欺，亦受其毒。故人心营构之象，
有吉有凶；宜察天地自然之象，而衷之以理，此《易》教之所以范天下也。
诸子百家，不衷大道，其所以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则以本原所出，皆不
外於《周官》之典守。其支离而不合道者，师失官守，末流之学，各以私意恣其
说尔。非於先王之道，全无所得，而自树一家之学也。至於佛氏之学，来自西域，
毋论彼非世官典守之遗，且亦生於中国，言语不通，没於中国，文字未达也。然
其所言与其文字，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殆较诸子百家为尤盛。反覆审之，而
知其本原出於《易》教也。盖其所谓心性理道，名目有殊，推其义指，初不异於
圣人之言。其异於圣人者，惟舍事物而别见有所谓道尔。至於丈六金身，庄严色
相，以至天堂清明，地狱阴惨，天女散花，夜叉披发，种种诡幻，非人所见，儒
者斥之为妄，不知彼以象教，不啻《易》之龙血玄黄，张弧载鬼。是以阎摩变相，
皆即人心营构之象而言，非彼造作诳诬以惑世也。至於末流失传，凿而实之，夫
妇之愚，偶见形於形凭於声者，而附会出之，遂谓光天之下，别有境焉。儒者又
不察其本末，攘臂以争，愤若不共戴天，而不知非其实也。令彼所学，与夫文字
之所指拟，但切入於人伦之所日用，即圣人之道也。以象为教，非无本也。
《易》象通於《诗》之比兴；《易》辞通於《春秋》之例。严天泽之分则二
多誉，四多惧焉。谨治乱之际，则阳君子，阴小人也。杜微渐之端，姤一阴，
而已惕女壮。临二阳，而即虑八月焉。慎名器之假，五戒阴柔，三多危惕焉。至
於四德尊，元而无异称，亨有小亨，利贞有小利贞，贞有贞吉贞凶，吉有元吉，
悔有悔亡，咎有无咎，一字出入，谨严甚於《春秋》。盖圣人於天人之际，以谓
甚可畏也。《易》以天道而切人事，《春秋》以人事而协天道，其义例之见於文
辞，圣人有戒心焉。
○书教上
《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今存虞、夏、商、周之策而已，五帝仅有
二，而三皇无闻焉。左氏所谓《三坟》、《五典》，今不可知，未知即是其书否
也？以三王之誓、诰、贡、范诸篇，推测三皇诸帝之义例，则上古简质，结绳未
远，文字肇兴，书取足以达微隐通形名而已矣。因事命篇，本无成法，不得如后
史之方圆求备，拘於一定之名义者也。夫子叙而述之，取其疏通知远，足以垂教
矣。世儒不达，以谓史家之初祖，实在《尚书》，因取后代一成之史法，纷纷拟
《书》者，皆妄也。
三代以上之为史，与三代以下之为史，其同异之故可知也。三代以上，记注
有成法，而撰述无定名；三代以下，撰述有定名，而记注无成法。夫记注无成法，
则取材也难；撰述有定名，则成书也易。成书易，则文胜质矣。取材难，则伪乱
真矣。伪乱真而文胜质，史学不亡而亡矣。良史之才，间世一出，补偏救弊，惫
且不支。非后人学识不如前人，《周官》之法亡，而《尚书》之教绝，其势不得
不然也。
《周官》三百六十，具天下之纤析矣，然法具於官，而官守其书。观於六卿
联事之义，而知古人之於典籍，不惮繁复周悉，以为记注之备也。即如六典之文，
繁委如是，太宰掌之，小宰副之，司会、司书、太史又为各掌其贰，则六典之文，
盖五倍其副贰，而存之於掌故焉。其他篇籍，亦当称是。是则一官失其守，一典
出於水火之不虞，他司皆得藉徵於副策。斯非记注之成法，详於后世欤？汉至元
成之间，典籍可谓备矣。然刘氏七略，虽溯六典之流别，亦已不能具其官；而律
令藏於法曹，章程存於故府，朝仪守於太常者，不闻石渠天禄别储副贰，以备校
司之讨论，可谓无成法矣。汉治最为近古，而荒略如此，又何怪乎后世之文章典
故，杂乱而无序也哉？
孟子曰：“王者之迹息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盖言王化
之不行也，推原《春秋》之用也。不知《周官》之法废而《书》亡，《书》亡而
后《春秋》作。则言王章之不立也，可识《春秋》之体也。不知《周官》之法废
而《书》亡哉？盖官礼制密，而后记注有成法；记注有成法，而后撰述可以无定
名。以谓纤悉委备，有司具有成书，而吾特举其重且大者，笔而著之，以示帝王
经世之大略；而典、谟、训、诰、贡、范、官、刑之属，详略去取，惟意所命，
不必著为一定之例焉，斯《尚书》之所以经世也。至官礼废，而记注不足备其全；
《春秋》比事以属辞，而左氏不能不取百司之掌故，与夫百国之宝书，以备其事
之始末，其势有然也。马、班以下，演左氏而益畅其支焉。所谓记注无成法，而
撰述不能不有定名也。故曰：王者迹息而《诗》亡，见《春秋》之用；《周官》
法废而《书》亡，见《春秋》之体也。
《记》曰：“左史记言，右史记动。”其职不见於《周官》，其书不传於后
世，殆礼家之愆文欤？后儒不察，而以《尚书》分属记言，《春秋》分属记事，
则失之甚也。夫《春秋》不能舍传而空存其事目，则左氏所记之言，不啻千万矣。
《尚书》典谟之篇，记事而言亦具焉；训诰之篇，记言而事亦见焉。古人事见於
言，言以为事，未尝分事言为二物也。刘知几以二典、贡、范诸篇之错出，转讥
《尚书》义例之不纯，毋乃因后世之空言，而疑古人之实事乎！《记》曰：“疏
通知远，《书》教也。”岂曰记言之谓哉？
六艺并立，《乐》亡而入於《诗》、《礼》，《书》亡而入於《春秋》，皆
天时人事，不知其然而然也。《春秋》之事，则齐桓、晋文，而宰孔之命齐侯，
王子虎之命晋侯，皆训诰之文也，而左氏附传以翼经；夫子不与《文侯之命》同
著於篇，则《书》入《春秋》之明证也。马迁绍法《春秋》，而删润典谟，以入
纪传；班固承迁有作，而《禹贡》取冠《地理》，《洪范》特志《五行》，而
《书》与《春秋》不得不合为一矣。后儒不察，又谓纪传法《尚书》，而编年法
《春秋》，是与左言右事之强分流别，又何以异哉？
○书教中
《书》无定体，故易失其传；亦惟《书》无定体，故讬之者众。周末文胜，
官礼失其职守，而百家之学，多争讬於三皇五帝之书矣。艺植讬於神农，兵法医
经讬於黄帝，好事之徒，传为《三坟》之逸书而《五典》之别传矣。不知书固出
於依讬，旨亦不尽无所师承，官礼政举而人存，世氏师传之掌故耳。惟“三”
“五”之留遗，多存於《周官》之职守，则外史所掌之书，必其籍之别具，亦如
六典各存其副之制也。左氏之所谓《三坟》、《五典》，或其概而名之，或又别
为一说，未可知也。必欲确指如何为三皇之坟，如何为五帝之典，则凿矣。
《逸周书》七十一篇，多官礼之别记与《春秋》之外篇，殆治《尚书》者杂
取以备经书之旁证耳。刘、班以谓孔子所论百篇之馀，则似逸篇，初与典、谟、
训、诰，同为一书，而孔子为之删彼存此耳。毋论其书文气不类，醇驳互见，即
如《职方》、《时训》诸解，明用经记之文，《太子晋解》，明取春秋时事，其
为外篇别记，不待繁言而决矣。而其中实有典言宝训，识为先王誓诰之遗者，亦
未必非百篇之逸旨，而不可遽为删略之馀也。夫子曰：“信而好古。”先王典诰，
衰周犹有存者，而夫子删之，岂得为好古哉？惟《书》无定体，故《春秋》官礼
之别记外篇，皆得从而附合之，亦可明《书》教之流别矣。
《书》无定体，故附之者杂。后人妄拟《书》以定体，故守之也拘。古人无
空言，安有记言之专书哉？汉儒误信《玉藻》记文，而以《尚书》为记言之专书
焉。於是后人削趾以适屦，转取事文之合者，削其事而辑录其文，以为《尚书》
之续焉；若孔氏《汉、魏尚书》、王氏《续书》之类皆是也。无其实，而但貌古
人之形似，譬如画饼饵之不可以充饥。况《尚书》本不止於记言，则孔衍、王通
之所拟，并古人之形似而不得矣。刘知几尝患史策记事之中，忽间长篇文笔，欲
取君上诏诰，臣工奏章，别为一类，编次纪传史中，略如书志之各为篇目，是刘
亦知《尚书》折而入《春秋》矣。然事言必分为二，则有事言相贯、质与文宣之
际，如别自为篇，则不便省览，如仍然合载，则为例不纯；是以刘氏虽有是说，
后人讫莫之行也。至如论事章疏，本同口奏，辨难书牍，不异面论，次於纪传之
中，事言无所分析，后史恪遵成法可也。乃若扬、马之辞赋，原非政言，严、徐
之上书，亦同献颂，邹阳、枚乘之纵横，杜钦、谷永之附会，本无关於典要，马、
班取表国华，削之则文采灭如，存之则纪传猥滥，斯亦无怪刘君之欲议更张也。
杜氏《通典》为卷二百，而《礼典》乃八门之一，已占百卷，盖其书本官礼
之遗，宜其於礼事加详也。然叙典章制度，不异诸史之文，而礼文疑似，或事变
参差，博士经生，折中详议，或取裁而径行，或中格而未用，入於正文，则繁复
难胜，削而去之，则事理未备；杜氏并为采辑其文，附著礼门之后，凡二十馀卷，
可谓穷天地之际，而通古今之变者矣。史迁之书，盖於《秦纪》之后，存录秦史
原文。惜其义例未广，后人亦不复踵行，斯并记言记事之穷，别有变通之法，后
之君子所宜参取者也。
　滥觞流为江河，事始简而终钜也。东京以还，文胜篇富，史臣不能概见
於纪传，则汇次为《文苑》之篇。文人行业无多，但著官阶贯系，略如《文选》
人名之注，试榜履历之书，本为丽藻篇名，转觉风华消索；则知一代文章之盛，
史文不可得而尽也。萧统《文选》以还，为之者众，今之尤表表者，姚氏之《唐
文粹》，吕氏之《宋文鉴》，苏氏之《元文类》，并欲包括全代，与史相辅，此
则转有似乎言事分书，其实诸选乃是春华，正史其秋实尔。（史与文选，各有言
与事，故仅可分华与实，不可分言与事。）
四部既分，集林大畅。文人当诰，则内制外制之集，自为编矣。宰相论思，
言官白简，卿曹各言识事，阃外料敌善谋，陆贽《奏议》之篇，苏轼进呈之策，
又各著於集矣。萃合则有名臣经济、策府议林，连编累牍，可胜数乎！大抵前人
著录，不外别集总集二条，盖以一人文字观也。其实应隶史部，追源当系《尚书》；
但训诰乃《尚书》之一端，不得如汉人之直以记言之史目《尚书》耳。
名臣章奏，隶於《尚书》，以拟训诰，人所易知。撰辑章奏之人，宜知训诰
之记言，必叙其事，以备所言之本末，故《尚书》无一空言，有言必措诸事也。
后之辑章奏者，但取议论晓畅，情辞慨切，以为章奏之佳也，不备其事之始末。
虽有佳章，将何所用？文人尚华之习见，不可语於经史也。班氏董、贾二传，则
以《春秋》之学为《尚书》也，（即《尚书》折入《春秋》之证也。）其叙贾、
董生平行事，无意求详，前后寂寥数言，不过为政事诸疏、天人三策备始末尔。
（贾、董未必无事可叙，班氏重在疏策，不妨略去一切，但录其言，前后略缀数
语，备本末耳，不似后人作传，必尽生平，斤斤求备。）噫！观史裁者，必知此
意，而始可与言《尚书》、《春秋》之学各有其至当，不似后世类钞徵事，但知
方圆求备而已也。
○书教下
《易》曰：“著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智。”閒尝窃取其义，以概古今之
载籍，撰述欲其圆而神，记注欲其方以智也。夫智以藏往，神以知来，记注欲往
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故记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来拟神也。藏往欲其
赅备无遗，故体有一定，而其德为方；知来欲其决择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
为圆。《周官》三百六十，天人官曲之故可谓无不备矣。然诸史皆掌记注，而未
尝有撰述之官；（祝史命告，未尝非撰述，然无撰史之人。如《尚书》誓诰，自
出史职，至於帝典诸篇，并无应撰之官。）则传世行远之业，不可拘於职司，必
待其人而后行；非圣哲神明，深知二帝三王精微之极致，不足以与此。此《尚书》
之所以无定法也。
《尚书》、《春秋》，皆圣人之典也。《尚书》无定法，而《春秋》有成例。
故《书》之支裔，折入《春秋》，而《书》无嗣音。有成例者易循，而无定法者
难继，此人之所知也。然圆神方智，自有载籍以还，二者不偏废也。不能究六艺
之深耳，未有不得其遗意者也。史氏继《春秋》而有作，莫如马、班，马则近於
圆而神，班则近於方以智也。
《尚书》一变而为左氏之《春秋》，《尚书》无成法而左氏有定例，以纬经
也。左氏一变而为史迁之纪传，左氏依年月而迁书分类例，以搜逸也。迁书一变
而为班氏之断代，迁书通变化，而班氏守绳墨，以示包括也。就形貌而言，迁书
远异左氏，而班史近同迁书，盖左氏体直，自为编年之祖，而马、班曲备，皆为
纪传之祖也。推精微而言，则迁书之去左氏也近，而班史之去迁书也远；盖迁书
体圆用神，多得《尚书》之遗；班氏体方用智，多得官礼之意也。
迁书纪、表、书、传，本左氏而略示区分，不甚拘拘於题目也。《伯夷列传》，
乃七十篇之序例，非专为伯夷传也。《屈贾列传》所以恶绛、灌之谗，其叙屈之
文，非为屈氏表忠，乃吊贾之赋也。《仓公》录其医案，《货殖》兼书物产，
《龟策》但言卜筮，亦有因事命篇之意，初不沾沾为一人具始末也。《张耳陈馀》，
因此可以见彼耳。《孟子荀卿》，总括游士著书耳。名姓标题，往往不拘义例，
仅取名篇，譬如《关雎》、《鹿鸣》，所指乃在嘉宾淑女，而或且讥其位置不伦，
（如孟子与三邹子。）或又摘其重复失检，（如子贡已在《弟子传》，又见於
《货殖》。）不知古人著书之旨，而转以后世拘守之成法，反訾古人之变通，亦
知迁书体圆而用神，犹有《尚书》之遗者乎！
迁《史》不可为定法，固《书》因迁之体，而为一成之义例，遂为后世不祧
之宗焉。三代以下，史才不世出，而谨守绳墨，待其人而后行，势之不得不然也。
然而固《书》本撰述而非记注，则於近方近智之中，仍有圆且神者，以为之裁制，
是以能成家，而可以传世行远也。后史失班史之意，而以纪表志传，同於科举之
程式，官府之簿书，则於记注撰述，两无所似，而古人著书之宗旨，不可复言矣。
史不成家，而事文皆晦，而犹拘守成法，以谓其书固祖马而宗班也，而史学之失
传也久矣！
历法久则必差，推步后而愈密，前人所以论司天也。而史学亦复类此。《尚
书》变而为《春秋》，则因事命篇，不为常例者，得从比事属辞为稍密矣。《左》、
《国》变而为纪传，则年经事纬，不能旁通者，得从类别区分为益密矣。纪传行
之千有馀年，学者相承，殆如夏葛冬裘，渴饮饥食，无更易矣。然无别识心裁，
可以传世行远之具；而斤斤如守科举之程式，不敢稍变；如治胥吏之簿书，繁不
可删。以云方智，则冗复疏舛，难为典据；以云圆神，则芜滥浩瀚，不可诵识。
盖族史但知求全於纪表志传之成规，而书为体例所拘，但欲方圆求备，不知纪传
原本《春秋》，《春秋》原合《尚书》之初意也。《易》曰：“穷则变，变则通，
通则久。”纪传实为三代以后之良法，而演习既久，先王之大经大法，转为末世
拘守之纪传所蒙，曷可不思所以变通之道欤？
左氏编年，不能曲分类例，《史》、《汉》纪表传志，所以济类例之穷也。
族史转为类例所拘，以致书繁而事晦；亦犹训诂注疏，所以释经，俗师反溺训诂
注疏而晦经旨也。夫经为解晦，当求无解之初；史为例拘，当求无例之始。例自
《春秋》左氏始也，盍求《尚书》未入《春秋》之初意欤？
神奇化臭腐，臭腐复化为神奇，解《庄》书者，以谓天地自有变化，人则从
而奇腐云耳。事屡变而复初，文饰穷而反质，天下自然之理也。《尚书》圆而神，
其於史也，可谓天之至矣。非其人不行，故折入左氏，而又合流於马、班，盖自
刘知几以还，莫不以谓书教中绝，史官不得衍其绪矣。又自《隋·经籍志》著录，
以纪传为正史，编年为古史，历代依之，遂分正附，莫不甲纪传而乙编年。则马、
班之史，以支子而嗣《春秋》，荀悦、袁宏，且以左氏大宗，而降为旁庶矣。司
马《通鉴》病纪传之分，而合之以编年。袁枢《纪事本末》又病《通鉴》之合，
而分之以事类。按本末之为体也，因事命篇，不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体，天下
经纶，不能网罗隐括，无遗无滥。文省於纪传，事豁於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
神，斯真《尚书》之遗也。在袁氏初无其意，且其学亦未足与此，书亦不尽合於
所称。故历代著录诸家，次其书於杂史。自属纂录之家，便观览耳。但即其成法，
沉思冥索，加以神明变化，则古史之原，隐然可见。书有作者甚浅，而观者甚深，
此类是也。故曰：神奇化臭腐，而臭腐复化为神奇，本一理耳。
夫史为记事之书。事万变而不齐，史文屈曲而适如其事，则必因事命篇，不
为常例所拘，而后能起讫自如，无一言之或遗而或溢也。此《尚书》之所以神明
变化，不可方物。降而左氏之传，已不免於以文徇例，理势不得不然也。以上古
神圣之制作，而责於晚近之史官，岂不悬绝欤！不知经不可学而能，意固可师而
仿也。且《尚书》固有不可尽学者也，即《纪事本末》，不过纂录小书，亦不尽
取以为史法，而特以义有所近，不得以辞害意也。斟酌古今之史，而定文质之中，
则师《尚书》之意，而以迁《史》义例，通左氏之裁制焉，所以救纪传之极弊，
非好为更张也。
纪传虽创於史迁，然亦有所受也。观於《太古年纪》、《夏殷春秋》《竹书
纪年》，则本纪编年之例，自文字以来，即有之矣。《尚书》为史文之别具，如
用左氏之例，而合於编年，即传也。以《尚书》之义，为《春秋》之传，则左氏
不致以文徇例，而浮文之刊落者多矣。以《尚书》之义，为迁《史》之传，则八
书三十世家，不必分类，皆可仿左氏而统名曰传。或考典章制作，或叙人事终始，
或究一人之行，（即列传本体。）或合同类之事，或录一时之言，（训诰之类。）
或著一代之文，因事命篇，以纬本纪。则较之左氏翼经，可无局於年月后先之累；
较之迁《史》之分列，可无歧出互见之烦。文省而事益加明，例简而义益加精，
岂非文质之适宜，古今之中道欤？至於人名事类，合於本末之中，难於稽检，则
别编为表，以经纬之；天象地形，舆服仪器，非可本末该之，且亦难以文字著者，
别绘为图，以表明之。盖通《尚书》、《春秋》之本原，而拯马《史》、班《书》
之流弊，其道莫过於此。至於创立新裁，疏别条目，较古今之述作，定一书之规
模，别具《圆通》之篇，此不具言。
邵氏晋涵云：“纪传史裁，参仿袁枢，是貌同心异。以之上接《尚书》家言，
是貌异心同。是篇所推，於六艺为支子，於史学为大宗；於前史为中流砥柱，於
后学为蚕丛开山。”
○诗教上
周衰文弊，六艺道息，而诸子争鸣。盖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著述
之事专，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故论文於战国，而升降盛衰之故可知也。战国
之文，奇邪错出，而裂於道，人知之；其源皆出於六艺，人不知也。后世之文，
其体皆备於战国，人不知；其源多出於《诗》教，人愈不知也。知文体备於战国，
而始可与论后世之文。知诸家本於六艺，而后可与论战国之文，知战国多出於
《诗》教，而后可与论六艺之文；可与论六艺之文，而后可与离文而见道；可与
离文而见道，而后可与奉道而折诸家之文也。
战国之文，其源皆出於六艺，何谓也？曰：道体无所不该，六艺足以尽之。
诸子之为书，其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必有得於道体之一端，而后乃能恣肆其
说，以成一家之言也。所谓一端者，无非六艺之所该，故推之而皆得其所本；非
谓诸子果能服六艺之教，而出辞必衷於是也。《老子》说本阴阳，《庄》、《列》
寓言假象，《易》教也。邹衍侈言天地，关尹推衍五行，《书》教也。管、商法
制，义存政典，《礼》教也。申、韩刑名，旨归赏罚，《春秋》教也。其他杨、
墨、尹文之言，苏、张、孙、吴之术，辨其源委，挹其旨趣，九流之所分部，
《七录》之所叙论，皆於物曲人官，得其一致，而不自知为六典之遗也。
战国之文，既源於六艺，又谓多出於《诗》教，何谓也？曰：战国者，纵横
之世也。纵横之学，本於古者行人之官。观春秋之辞命，列国大夫，聘问诸侯，
出使专对，盖欲文其言以达旨而已。至战国而抵掌揣摩，腾说以取富贵，其辞敷
张而扬厉，变其本而加恢奇焉，不可谓非行人辞命之极也。孔子曰：“诵诗三百，
授之以政，不达；使於四方，不能专对，虽多奚为？”是则比兴之旨，讽谕之义，
固行人之所肄也。纵横者流，推而衍之，是以能委折而入情，微婉而善讽也。九
流之学，承官曲於六典，虽或原於《书》、《易》、《春秋》，其质多本於礼教，
为其体之有所该也。及其出而用世，必兼纵横，所以文其质也。古之文质合於一，
至战国而各具之质；当其用也，必兼纵横之辞以文之，周衰文弊之效也。故曰：
战国者，纵横之世也。
后世之文其体皆备於战国，何谓也？曰：子史衰而文集之体盛；著作衰而辞
章之学兴。文集者，辞章不专家，而萃聚文墨，以为蛇龙之菹也。（详见《文集》
篇。）后贤承而不废者，江河导而其势不容复遏也。经学不专家，而文集有经义；
史学不专家，而文集有传记；立言不专家，（即诸子书也。）而文集有论辨。后
世之文集，舍经义与传记论辨之三体，其馀莫非辞章之属也。而辞章实备於战国，
承其流而代变其体制焉。学者不知，而溯挚虞所裒之《流别》，（挚虞有《文章
流别传》。）甚且以萧梁《文选》，举为辞章之祖也，其亦不知古今流别之义矣。
今即《文选》诸体，以徵战国之赅备。（挚虞《流别》，孔逭《文苑》，今
俱不传，故据《文选》。）京都诸赋，苏、张纵横六国，侈陈形势之遗也。《上
林》、《羽猎》，安陵之从田，龙阳之同钓也。《客难》、《解嘲》，屈原之
《渔父》、《卜居》，庄周之惠施问难也。韩非《储说》，比事徵偶，《连珠》
之所肇也。（前人已有言及之者。）而或以为始於傅毅之徒，（傅玄之言。）非
其质矣。孟子问齐王之大欲，历举轻暧肥甘，声音采色，《七林》之所启也；而
或以为创之枚乘，忘其祖矣。邹阳辨谤於梁王，江淹陈辞於建平，苏秦之自解忠
信而获罪也。《过秦》、《王命》、《六代》、《辨亡》诸论，抑扬往复，诗人
讽谕之旨，孟、荀所以称述先生，儆时君也。（屈原上称帝喾，中述汤、武，下
道齐桓，亦是。）淮南宾客，梁苑辞人，原、尝、申、陵之盛举也。东方、司马，
侍从於西京，徐、陈、应、刘，徵逐於邺下，谈天雕龙之奇观也。遇有升沉，时
有得失，畸才汇於末世，利禄萃其性灵，廊庙山林，江湖魏阙，旷世而相感，不
知悲喜之何从，文人情深於《诗》、《骚》，古今一也。
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其言信而有徵矣。至战国而
著述之事专，何谓也？曰：古未尝有著述之事也，官师守其典章，史臣录其职载。
文字之道，百官以之治，而万民以之察，而其用已备矣。是故圣王书同文以平天
下，未有不用之於政教典章，而以文字为一人之著述者也。（详见外篇《校雠略
·著录先明大道论》。）道不行而师儒立其教，我夫子之所以功贤尧舜也。然而
予欲无言，无行不与，六艺存周公之旧典，夫子未尝著述也。《论语》记夫子之
微言，而曾子子思，俱有述作以垂训，至孟子而其文然后闳肆焉，著述至战国而
始专之明验也。（《论语》记曾子之没，吴起尝师《曾子》，则《曾子》没於战
国初年，而《论语》成於战国之时明矣。）春秋之时，管子尝有书矣，《鬻子》、
《晏子》，后人所讬。然载一时之典章政教，则犹周公之有《官礼》也。记管子
之言行，则习管氏法者所缀辑，而非管仲所著述也。（或谓管仲之书，不当称桓
公之谥，阎氏若璩又谓后人所加，非《管子》之本文，皆不知古人并无私自著书
之事，皆是后人缀辑，详《诸子》篇。）兵家之有《太公阴符》，医家之有《黄
帝素问》，农家之《神农》、《野老》，先儒以谓后人伪撰，而依讬乎古人；其
言似是，而推究其旨，则亦有所未尽也。盖末数小技，造端皆始於圣人，苟无微
言要旨之授受，则不能以利用千古也。三代盛时，各守人官物曲之世氏，是以相
传以口耳，而孔、孟以前，未尝得见其书也。至战国而官守师传之道废，通其学
者，述旧闻而著於竹帛焉。中或不能无得失，要其所自，不容遽昧也。以战国之
人，而述黄、农之说，是以先儒辨之文辞，而断其伪讬也；不知古初无著述，而
战国始以竹帛代口耳。（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及四方之志，与孔子所述六艺旧
典，皆非著述一类，其说已见於前。）实非有所伪讬也。然则著述始专於战国，
盖亦出於势之不得不然矣。著述不能不衍为文辞，而文辞不能不生其好尚。后人
无前人之不得已，而惟以好尚逐於文辞焉，然犹自命为著述，是以战国为文章之
盛，而衰端亦已兆於战国也。
○诗教下
或曰：若是乎三代以后，六艺惟《诗》教为至广也。敢问文章之用，莫盛於
《诗》乎？曰：岂特三代以后为然哉？三代以前，《诗》教未尝不广也。夫子曰：
“不学《诗》，无以言。”古无私门之著述，未尝无达衷之言语也。惟讬於声音，
而不著於文字，故秦人禁《诗》、《书》，《书》阙有间，而《诗》篇无有散失
也。后世竹帛之功，胜於口耳；而古人声音之传，胜於文字；则古今时异，而理
势亦殊也。自古圣王以礼乐治天下，三代文质，出於一也。世之盛也，典章存於
官守，《礼》之质也；情志和於声诗，乐之文也。迨其衰也，典章散，而诸子以
术鸣。故专门治术，皆为《官礼》之变也。情志荡，而处士以横议，故百家驰说，
皆为声《诗》之变也。（名、法、兵、农、阴阳之类，主实用者，谓之专门治术，
其初各有职掌，故归於官，而为礼之变也。谈天、雕龙、坚白、异同之类，主虚
理者，谓之百家驰说。其言不过达其情志，故归於诗，而为乐之变也。）战国之
文章，先王礼乐之变也。（六艺为《官礼》之遗，其说亦详外篇《校雠略》中
《著录先明大道论》。）然而独谓《诗》教广於战国者，专门之业少，而纵横腾
说之言多。后世专门子术之书绝（伪体子书，不足言也。）而文集繁，虽有醇驳
高下之不同，其究不过自抒其情志。故曰：后世之文体，皆备於战国，而《诗》
教於斯可谓极广也。学者诚能博览后世文之集，而想见先王礼乐之初焉，庶几有
立而能言，（学问有主即是立，不尽如朱子所云肌肤筋骸之束而已也。）可以与
闻学《诗》学《礼》之训矣。
学者惟拘声韵为之诗，而不知言情达志，敷陈讽谕，抑扬涵泳之文，皆本於
《诗》教。是以后世文集繁，而纷纭承用之文，相与沿其体，而莫由知其统要也。
至於声韵之文，古人不尽通於《诗》，而后世承用诗赋之属，亦不尽出六艺之教
也，其故亦备於战国。是故明於战国升降之体势，而后礼乐之分可以明，六艺之
教可以别；《七略》九流诸子百家之言，可以导源而濬流；两流、六朝、唐、宋、
元、明之文，可以畦分而塍别；官曲术业，声诗辞说，口耳竹帛之迁变，可坐而
定矣。
演畴皇极，训诰之韵者也，所以便讽诵，志不忘也。六象赞言，《爻》、
《系》之韵者也，所以通卜筮，阐幽玄也。六艺非可皆通於《诗》也，而韵言不
废，则谐音协律，不得专为《诗》教也。传记如《左》、《国》，著说如《老》、
《庄》，文逐声而遂谐，语应节而遽协，岂必合《诗》教之比兴哉？焦贡之《易
林》，史游之《急就》，经部韵言之不涉於《诗》也。《黄庭经》之七言，《参
同契》之断字，子术韵言之不涉於《诗》也。后世杂艺百家，诵拾名数，率用五
言七字，演为歌诀，咸以取便记诵，皆无当於诗人之义也。而文指存乎咏叹，取
义近於比兴，多或滔滔万言，少或寥寥片语，不必谐韵和声，而识者雅赏其为
《风》、《骚》遗范也。故善论文者，贵求作者之意指，而不可拘於形貌也。
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班氏固曰：“赋者古诗之流。”刘氏勰曰：
“六艺附庸，蔚为大国。”盖长言咏叹之一变，而无韵之文可通於诗者，亦於是
而益广也。屈氏二十五篇，刘、班著录，以为《屈原赋》也。《渔父》之辞，未
尝谐韵，而入於赋，则文体承用之流别，不可不知其渐也。文之敷张而扬厉者，
皆赋之变体，不特附庸之为大国，抑亦陈完之后，离去宛邱故都，而大启疆字於
东海之滨也。后世百家杂艺，亦用赋体为拾诵，（窦氏《述书赋》，吴氏《事类
赋》，医家药性赋，星卜命相术业赋之类。）盖与歌诀同出六艺之外矣。然而赋
家者流，犹有诸子之遗意，居然自命一家之言者，其中又各有其宗旨焉。殊非后
世诗赋之流，拘於文而无其质，茫然不可辨其流别也。是以刘、班《诗赋》一略，
区分五类，而屈原、陆贾、荀卿，定为三家之学也。（说详外篇《校雠略》中
《汉志诗赋论》。）马、班二史，於相如、扬雄诸家之著赋，俱详著於列传，自
刘知几以还，从而抵排非笑者，盖不胜其纷纷矣，要皆不为知言也。盖为后世文
苑之权舆，而文苑必致文采之实迹，以视范史而下，标文苑而止叙文人行略者，
为远胜也。然而汉廷之赋，实非苟作，长篇录入於全传，足见其人之极思，殆与
贾疏董策，为用不同，而同主於以文传人也。是则赋家者流，纵横之派别，而兼
诸子之馀风，此其所以异於后世辞章之士也。故论文於战国而下，贵求作者之意
指，而不可拘於形貌也。
论文拘形貌之弊，至后世文集而极矣。盖编次者之无识，亦缘不知古人之流
别，作者之意指，不得不拘貌而论文也。集文虽始於建安，（魏文撰徐、陈、应、
刘文为一集，此文集之始，挚虞《流别集》，犹其后也。）而实盛於齐、梁之际；
古学之不可复，盖至齐梁而后荡然矣。（挚虞《流别集》，乃是后人集前人。人
自为集，自齐之《王文宪集》始而昭明《文选》又为总集之盛矣。）范、陈、晋、
宋诸史所载，文人列传，总其撰著，必云诗、赋、碑、箴、颂、诔若干篇而未尝
云文集若干卷；则古人文字，散著篇籍，而不强以类分可知也。孙武之书，盖有
八十二篇矣，（说详外篇《校雠略》中《汉志兵书论》。）而阖闾以谓“子之十
三篇，吾既得而见”，是始《计》以下十三篇，当日别出独行，而后世始合之明
徵也。韩非之书，今存五十五篇矣。而秦王见其《五蠹》、《孤愤》，恨不得与
同时。是《五蠹》、《孤愤》，当日别出独行，而后世始合之明徵也。《吕氏春
秋》自序，以为良人问十二纪，是八览六论，未尝入序次也。董氏《清明》、
《玉杯》、《竹林》之篇，班固与《繁露》并纪其篇名，是当日诸篇，未入《繁
露》之书也。夫诸子专家之书，指无旁及，而篇次犹不可强绳以类例；况文集所
裒，体制非一，命意各殊，不深求其意指之所出，而欲强以篇题形貌相拘哉！
赋先於诗，骚别於赋，赋有问答发端，误为赋序，前人之议《文选》，犹其
显然者也。若夫《封禅》、《美新》、《典引》，皆颂也。称符命以颂功德，而
别类其体为符命，则王子渊以圣主得贤臣而颂嘉会，亦当别类其体为主臣矣。班
固次韵，乃《汉书》之自序也。其云述《高帝纪》第一，述《陈项传》第一者，
所以自序撰书之本意，史迁有作於先，故己退居於述尔。今於史论之外，别出一
体为史述赞，则迁书自序，所谓作《五帝纪》第一，作《伯夷传》第一者，又当
别出一体为史作赞矣。汉武诏策贤良，即策问也。今以出於帝制，遂於策问之外，
别名曰诏。然则制策之对，当离诸策而别名为表矣。贾谊《过秦》，盖《贾子》
之篇目也。（今传《贾氏新书》，首列《过秦》上下二篇，此后为后人辑定，不
足为据。《汉志》，《贾谊》五十八篇，又赋七篇，此外别无论者，则《过秦》
乃《贾子》篇目明矣。）因陆机《辨亡》之论，规仿《过秦》，遂援左思“著论
准《过秦》”之说，而标体为论矣。（左思著论之说，须活看，不可泥。）魏文
《典论》，盖犹桓子《新论》、王充《论衡》之以论名书耳。《论文》，其篇目
也。今与《六代》、《辨亡》诸篇，同次於论；然则昭明《自序》，所谓“老、
庄之作，管、孟之流，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其例不收诸子篇次者；岂以
有取斯文，即可裁篇题论，而改子为集乎？《七林》之文，皆设问也。今以枚生
发问有七，而遂标为七，则《九歌》、《九章》、《九辨》，亦可标为九乎？
《难蜀父老》，亦设问也。今以篇题为难，而别为难体，则《客难》当与同编，
而《解嘲》当别为嘲体，《宾戏》当别为戏体矣。《文选》者，辞章之圭臬，集
部之准绳，而淆乱芜秽，不可殚诘；则古人流别，作者意指，流览诸集，孰是深
窥而有得者乎？集人之文，尚未得其意指，而自裒所著为文集者，何纷纷耶？若
夫总集别集之类例，编辑撰次之得失，今古详略之攸宜，录选评钞之当否，别有
专篇讨论，不尽述也。
○经解上
六经不言经，三传不言传，犹人各有我而不容我其我也。依经而有传，对人
而有我，是经传人我之名，起於势之不得已，而非其质本尔也。《易》曰：“上
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夫为治为察，所以
宣幽隐而达形名，布政教而齐法度也，未有以文字为一家私言者也。《易》曰：
“云电屯，君子以经纶。”经纶之言，纲纪世宙之谓也。郑氏注，谓“论撰书礼
乐，施政事。”经之命名，所由昉乎！然犹经纬经纪云尔，未尝明指《诗》、
《书》六艺为经也。三代之衰，治教既分，夫子生於东周，有德无位，惧先圣王
法积道备，至於成周，无以续且继者而至於沦失也，於是取周公之典章，所以体
天人之撰而存治化之迹者，独与其徒，相与申而明之。此六艺之所以虽失官守，
而犹赖有师教也。然夫子之时，犹不名经也。逮夫子既殁，微言绝而大义将乖，
於是弟子门人，各以所见、所闻、所传闻者，或取简毕，或授口耳，录其文而起
义。左氏《春秋》，子夏《丧服》诸篇，皆名为传，而前代逸文，不出於六艺者，
称述皆谓之传，如孟子所对汤武及文王之囿，是也。则因传而有经之名，犹之因
子而立父之号矣。
至於官师既分，处士横议，诸子纷纷，著书立说，而文字始有私家之言，不
尽出於典章政教也。儒家者流，乃尊六艺而奉以为经，则又不独对传为名也。荀
子曰：“夫学始於诵经，终於习礼。”庄子曰：“孔子言治《诗》、《书》、
《礼》、《乐》、《易》、《春秋》六经。”又曰：“繙十二经，以见老子。”
荀庄皆出子夏门人，而所言如是，六经之名，起於孔门弟子亦明矣。
然所指专言六经，则以先王政教典章，纲维天下，故《经解》疏别六经，以
为入国可知其教也。《论语》述夫子之言行，《尔雅》为群经之训诂，《孝经》
则又再传门人之所述，与《缁衣》、《坊》、《表》诸记，相为出入者尔。刘向、
班固之徒，序类有九，而称艺为六，则固以三者为传，而附之於经，所谓离经之
传，不与附经之传相次也。当时诸子著书，往往自分经传，如撰辑《管子》者之
分别经言，《墨子》亦有《经》篇，《韩非》则有《储说》经传，盖亦因时立义，
自以其说相经纬尔，非有所拟而僣其名也。经同尊称，其义亦取综要，非如后世
之严也。圣如夫子，而不必为经。诸子有经，以贯其传，其义各有攸当也。后世
著录之家，因文字之繁多，不尽关於纲纪，於是取先圣之微言，与群经之羽翼，
皆称为经。如《论语》、《孟子》、《孝经》，与夫大小《戴记》之别於《礼》，
《左氏》、《公》、《穀》之别於《春秋》，皆题为经，乃有九经、十经、十三、
十四诸经，以为专部，盖尊经而并及经之支裔也。而儒者著书，始严经名，不敢
触犯，则尊圣教而慎避嫌名，盖犹三代以后，非人主不得称我为朕也。然则今之
所谓经，其强半皆古人之所谓传也。古之所谓经，乃三代盛时，典章法度，见於
政教行事之实，而非圣人有意作为文字以传后世也。
○经解中
事有实据，而理无定形。故夫子之述六经，皆取先王典章，未尝离事而著理。
后儒以圣师言行为世法，则亦命其书为经，此事理之当然也。然而以意尊之，则
可以意僣之矣。盖自官师之分也，官有政，贱者必不敢强干之，以有据也。师有
教，不肖者辄敢纷纷以自命，以无据也。孟子时，以杨、墨为异端矣。杨氏无书，
墨翟之书，初不名经。（虽有《经》篇《经说》，未名全书为经。）而庄子乃云：
“若获、邓陵之属，皆诵《墨经》，则其徒自相崇奉而称经矣。东汉秦景之使天
竺，《四十二章》，皆不名经；（佛经皆中国翻译，竺书无经字。）其后华言译
受，附会称经，则亦文饰之辞矣。《老子》二篇，刘、班著录，初不称经，《隋
志》乃依阮《录》，称《老子经》，意者阮《录》出於梁世，梁武崇尚异教，则
佛老皆列经科，其所仿也。而加以《道德真经》，与《庄子》之加以《南华真经》，
《列子》之加以《冲虚真经》，则开元之玄教设科，附饰文致，又其后而益甚者
也。韩退之曰：“道其所道，非吾所谓道。”则名教既殊，又何防於经其所经，
非吾所谓经乎？
若夫国家制度，本为经制。李悝《法经》，后世律令之所权舆；唐人以律设
科，明祖颁示《大诰》，师儒讲习，以为功令，是即《易》取经纶之意，国家训
典，臣民尊奉为经，义不背於古也。孟子曰：“行仁政，必自经界始。”地界言
经，取经纪之意也。是以地理之书，多以经名，《汉志》有《山海经》，《隋志》
乃有《水经》，后代州郡地理，多称图经，义皆本於经界，书亦自存掌故，不与
著述同科，其於六艺之文，固无嫌也。
至於术数诸家，均出圣门制作。周公经理垂典，皆守人官物曲，而不失其传。
及其官司失守，而道散品亡，则有习其说者，相与讲贯而授受，亦犹孔门传习之
出於不得已也。然而口耳之学，不能历久而不差，则著於竹帛，以授之其人，
（说详《诗教上》篇。）亦其理也。是以至战国而羲、农、黄帝之书，一时杂出
焉。其书皆称古圣，如天文之甘、石《星经》，方技之《灵》、《素》、《难经》，
其类实繁，则犹匠祭鲁般，兵祭蚩尤，不必著书者之果为圣人，而习是术者，奉
为依归，则亦不得不尊以为经言者也。
又如《汉志》以后，杂出春秋战国时书，若师旷《禽经》，伯乐《相马》之
经，其类亦繁，不过好事之徒，因其人而附合，或略知其法者，讬古人以鸣高，
亦犹儒者之传梅氏《尚书》，与子夏之《诗大序》也。他若陆氏《茶经》，张氏
《棋经》，酒则有《甘露经》，货则有《相贝经》，是乃以文为谐戏，本无当於
著录之指。譬犹毛颖可以为传，蟹之可以为志，琴之可以为史，荔枝牡丹之可以
为谱耳。此皆若有若无，不足议也。
盖即数者论之，异教之经，如六国之各王其国，不知周天子也。而《春秋》
名分，人具知之，彼亦不能窃而据也。制度之经，时王之法，一道同风，不必皆
以经名，而礼时为大，既为当代臣民，固当率由而不越；即服膺六艺，亦出遵王
制之一端也。术艺之经，则各有其徒，相与守之，固无虞其越畔也。至谐戏而亦
以经名，此赵佗之所谓妄窃帝号，聊以自娱，不妨谐戏置之，六经之道，如日中
天，岂以是为病哉！
○经解下
异学称经以抗六艺，愚也。儒者僣经以拟六艺，妄也。六经初不为尊称，义
取经纶为世法耳，六艺皆周公之政典，故立为经。夫子之圣，非逊周公，而《论
语》诸篇不称经者，以其非政典也。后儒因所尊而尊之，分部隶经，以为传固翼
经者耳。佛老之书，本为一家之言，非有纲纪政事；其徒欲尊其教，自以一家之
言，尊之过於六经，无不可也。强加经名以相拟，何异优伶效楚相哉。亦其愚也。
扬雄、刘歆，儒之通经者也。扬雄《法言》，盖云时人有问，用法应之，抑亦可
矣。乃云象《论语》者，抑何谬邪？虽然，此犹一家之言，其病小也。其大可异
者，作《太玄》以准《易》，人仅知谓僣经尔，不知《易》乃先王政典而非空言，
雄盖蹈於僣窃王章之罪，弗思甚也。（详《易教》篇。）卫氏之《元包》，司马
之《潜虚》，方且拟《玄》而有作，不知《玄》之拟《易》已非也。刘歆为王莽
作《大诰》，其行事之得罪名教，固无可说矣。即拟《尚书》，亦何至此哉？河
汾六籍，或谓好事者之缘饰，王通未必遽如斯妄也。诚使果有其事，则六经奴婢
之诮，犹未得其情矣。奴婢未尝不服劳於主人，王氏六经，服劳於孔氏者，又何
在乎？
束晳之《补笙诗》，皮日休之《补九夏》，白居易之《补汤征》，以为文人
戏谑而不为虐，称为拟作，抑亦可矣。标题曰补，则亦何取辞章家言，以缀《诗》、
《书》之阙邪？
至《孝经》，虽名为经，其实传也。儒者重夫子之遗言，则附之经部矣。马
融诚有志於劝忠，自以马氏之说，援经徵传，纵横反复，极其言之所至可也。必
标《忠经》，亦已异矣。乃至分章十八，引《风》缀《雅》，一一效之，何殊张
载之《拟四愁》，《七林》之仿《七发》哉！诚哉非马氏之书，俗儒所依讬也。
宋氏之《女孝经》，郑氏之《女论语》，以谓女子有才，嘉尚其志可也。但彼如
欲明女教，自以其意立说可矣。假设班氏惠姬，与诸女相问答，则是将以书为训
典，而先自讬於子虚、亡是之流，使人何所适从？彼意取其似经传耳，夫经岂可
似哉？经求其似，则诨骗有卦，（见《辍耕录》。）鞾始收声，有《月令》矣。
（皆谐谑事。）
若夫屈原抒愤，有辞二十五篇，刘、班著录，概称之曰《屈原赋》矣。乃王
逸作《注》，《离骚》之篇，已有经名。王氏释经为径，亦不解题为经者，始谁
氏也。至宋人注屈，乃云“一本《九歌》以下有传字”，虽不知称名所始，要亦
依经而立传名，不当自宋始也。夫屈子赋，固以《离骚》为重，史迁以下，至取
《骚》以名其全书，今犹是也。然诸篇之旨，本无分别，惟因首篇取重，而强分
经传，欲同正《雅》为经，变《雅》为传之例；是《孟子》七篇，当分《梁惠王》
经，与《公孙》、《滕文》诸传矣。
夫子之作《春秋》，庄生以谓议而不断，盖其义寓於其事其文，不自为赏罚
也。汉魏而下，仿《春秋》者，盖亦多矣。其间或得或失，更仆不能悉数。后之
论者，至以迁、固而下，拟之《尚书》；诸家编年，拟之《春秋》。不知迁、固
本纪，本为《春秋》家学，书志表传，殆犹《左》、《国》内外之与为终始发明
耳。诸家《阳秋》，先后杂出，或用其名而变其体，（《十六国春秋》之类。）
或避其名而拟其实，（《通鉴纲目》之类。）要皆不知迁、固之书，本绍《春秋》
之学，并非取法《尚书》者也。故明於《春秋》之义者，但当较正迁、固以下其
文其事之中，其义固何如耳。若欲萃聚其事，以年分编，则荀悦、袁宏之例具在，
未尝不可法也。必欲於纪传编年之外，别为《春秋》，则亦王氏《元经》之续耳。
夫异端抗经，不足道也。儒者服习六经，而不知经之不可以拟，则浅之乎为儒者
矣！

宇文怀远

○原道上
道之大原出於天，天固谆谆然命之乎？曰：天地之前，则吾不得而知也。天
地生人，斯有道矣，而未形也。三人居室，而道形矣，犹未著也。人有什伍而至
百千，一室所不能容，部别班分，而道著矣。仁义忠孝之名，刑政礼乐之制，皆
其不得已而后起者也。
人生有道，人不自知；三人居室，则必朝暮启闭其门户，饔飧取给於樵汲，
既非一身，则必有分任者矣。或各司其事，或番易其班，所谓不得不然之势也，
而均平秩序之义出矣。又恐交委而互争焉，则必推年之长者持其平，亦不得不然
之势也，而长幼尊尊之别形矣。至於什伍千百，部别班分，亦必各长其什伍，而
积至於千百，则人众而赖於幹济，必推才之杰者理其繁，势纷而须於率俾，必推
德之懋者司其化，是亦不得不然之势也；而作君作师，画野分州，井田封建学校
之意著矣。故道者，非圣人智力之所能为，皆其事势自然，渐形渐著，不得已而
出之，故曰天也。
《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是未有人而道已具也。继之者善，成之者
性。是天著於人，而理附於气。故可形其形而名其名者，皆道之故，而非道也。
道者，万事万物之所以然，而非万事万物之当然也。人可得而见者，则其当然而
已矣。人之初生，至於什伍千百，以及作君作师，分州画野，盖必有所需而后从
而给之，有所郁而后从而宣之，有所弊而后而救之。羲、农、轩、颛之制作，初
意不过如是尔。法积美备，至唐、虞而尽善焉，殷因夏监，至成周而无憾焉。譬
如滥觞积而渐为江河，培塿积而至於山岳，亦其理势之自然；而非尧、舜之圣，
过乎羲、轩，文、武之神，胜於禹、汤也。后圣法前圣，非法前圣也，法其道之
渐形而渐著者也。三皇无为而自化，五帝开物而成务，三王立制而垂法，后人见
为治化不同有如是尔。当日圣人创制，则犹暑之必须为葛，寒之必须为裘，而非
有所容心，以谓吾必如是而后可以异於圣人，吾必如是而后可以齐名前圣也。此
皆一阴一阳往复循环所必至，而非可即是以为一阴一阳之道也。一阴一阳往复循
环者，犹车轮也。圣人创制，一似暑葛寒裘，犹轨辙也。
道有自然，圣人有不得不然，其事同乎？曰：不同。道无所为而自然，圣人
有所见而不得不然也。圣人有所见，故不得不然；众人无所见，则不知其然而然。
孰为近道？曰：不知其然而然，即道也。非无所见也，不可见也。不得不然者，
圣人所以合乎道，非可即以为道也。圣人求道，道无可见，即众人之不知其然而
然，圣人所藉以见道者也。故不知其然而然，一阴一阳之迹也。学於圣人，斯为
贤人。学於贤人，斯为君子。学於众人，斯为圣人。非众可学也，求道必於一阴
一阳之迹也。自有天地，而至唐、虞、夏、商，迹既多而穷变通久之理亦大备。
周公以天纵生知之圣，而适当积古留传，道法大备之时，是以经纶制作，集千古
之大成，则亦时会使然，非周公之圣智能使之然也。盖自古圣人，皆学於众人之
不知其然而然，而周公又遍阅於自古圣人之不得不然，而知其然也。周公固天纵
生知之圣矣，此非周公智力所能也，时会使然也。譬如春夏秋冬，各主一时，而
冬令告一岁之成，亦其时会使然，而非冬令胜於三时也。故创制显庸之圣，千古
所同也。集大成者，周公所独也。时会适当时而然，周公亦不自知其然也。
孟子曰：“孔子之谓集大成。”今言集大成者为周公，毋乃悖於孟子之指欤？
曰：集之为言，萃众之所有而一之也。自有天地，而至唐、虞、夏、商，皆圣人
而得天子之位，经纶治化，一出於道体之适然。周公成文、武之德，适当帝全王
备，殷因夏监，至於无可复加之际，故得藉为制作典章，而以周道集古圣之成，
斯乃所谓集大成也。孔子有德无位，即无从得制作之权，不得列於一成，安有大
成可集乎？非孔子之圣，逊於周公也，时会使然也。孟子所谓集大成者者，乃对
伯夷、伊尹、柳下惠而言之也。恐学者疑孔子之圣，与三子同，无所取譬，譬於
作乐之大成也。故孔子大成之说，可以对三子，而不可以尽孔子也。以之尽孔子，
反小孔子矣。何也？周公集羲、轩、尧、舜以来之大成，周公固学於历圣而集之，
无历圣之道法，则固无以成其周公也。孔子非集伯夷、尹、惠之大成，孔子固未
尝学於伯夷、尹、惠，且无伯夷、尹、惠之行事，岂将无以成其孔子乎？夫孟子
之言，各有所当而已矣，岂可以文害意乎？
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今人皆嗤党人不知孔子矣；
抑知孔子果成何名乎？以谓天纵生知之圣，不可言思拟议，而为一定之名也，於
是援天与神，以为圣不可知而已矣。斯其所见，何以异於党人乎？天地之大，可
一言尽。孔子虽大，不过天地，独不可以一言尽乎？或问何以一言尽之，则曰：
学周公而已矣。周公之外，别无所学乎？曰：非有学而孔子有所不至；周公既集
群圣之成，则周公之外，更无所谓学也。周公集群圣之大成，孔子学而尽周公之
道，斯一言也，足以蔽孔子之全体矣。“祖述尧、舜”，周公之志也。“宪章文、
武”，周公之业也。一则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再则曰：“甚矣吾衰，
不复梦见周公。”又曰：“吾学《周礼》，今用之。”又曰：“郁郁乎文哉！吾
从周。”哀公问政，则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或问“仲尼焉学？”子
贡以谓“文、武之道，未坠於地”。“述而不作”，周公之旧典也。“好古敏求”，
周公之遗籍也。党人生同时而不知，乃谓无所成名，亦非全无所见矣。后人观载
籍，而不知夫子之所学，是不如党人所见矣。而犹嗤党人为不知，奚翅百步之笑
五十步乎？故自古圣人，其圣虽同，而其所以为圣，不必尽同，时会使然也。惟
孔子与周公，俱生法积道备无可复加之后，周公集其成以行其道，孔子尽其道以
明其教，符节吻合，如出於一人，不复更有毫末异同之致也。然则欲尊孔子者，
安在援天与神，而为恍惚难凭之说哉？
或曰：孔子既与周公同道矣，周公集大成，而孔子独非大成欤？曰：孔子之
大成，亦非孟子所谓也。盖与周公同其集羲、农、轩、顼、唐、虞、三代之成，
而非集夷、尹、柳下之成也。盖君师分而治教不能合於一，气数之出於天者也。
周公集治统之成，而孔子明立教之极，皆事理之不得不然，而非圣人异於前人，
此道法之出於天者也。故隋唐以前，学校并祀周、孔，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
师，盖言制作之为圣，而立教之为师。故孟子曰：“周公、仲尼之道一也。”然
则周公、孔子，以时会而立统宗之极，圣人固藉时会欤？宰我以谓夫子“贤於尧、
舜”，子贡以谓“生民未有如天子”，有若以夫子较古圣人，则谓“出类拔萃”，
三子皆舍周公，独尊孔氏。朱子以谓事功有异，是也。然而治见实事，教则垂空
言矣。后人因三子之言，而盛推孔子，过於尧、舜，因之崇性命而薄事功，於是
千圣之经纶，不足当儒生之坐论矣。（伊川论禹、稷、颜子，谓禹、稷较颜子为
粗。朱子又以二程与颜、孟切比长短。盖门户之见，贤者不免，古今之通患。）
夫尊夫子者，莫若切近人情。不知其实，而但务推崇，则玄之又玄，圣人一神天
之通号耳，世教何补焉？故周、孔不可优劣也，尘垢秕糠，陶铸尧、舜，庄生且
谓寓言，曾儒者而袭其说欤？故欲知道者，必先知周、孔之所以为周、孔。
○原道中
韩退之曰：“由周公而上，上而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为臣，
故其说长。”夫说长者，道之所由明，而说长者，亦即道之所由晦也。夫子明教
於万世，夫子未尝自为说也。表章六籍，存周公之旧典，故曰：“述而不作，信
而好古。”又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子所雅言，《诗》、
《书》执《礼》”，所谓明先王之道以导之也。非夫子推尊先王，意存谦牧而不
自作也，夫子本无可作也。有德无位，即无制作之权。空言不可以教人，所谓无
徵不信也。教之为事，羲、轩以来，盖已有之。观《易·大传》之所称述，则知
圣人即身示法，因事立教，而未尝於敷政出治之外，别有所谓教法也。虞廷之教，
则有专官矣；司徒之所敬敷，典乐之所咨命；以至学校之设，通於四代；司成师
保之职，详於周官。然既列於有司，则肄业存於掌故，其所习者，修齐治平之道，
而所师者，守官典法之人。治教无二，官师合一，岂有空言以存其私说哉？儒家
者流，尊奉孔子，若将私为儒者之宗师，则亦不知孔子矣。孔子立人道之极，岂
有意於立儒道之极耶？儒也者，贤士不遇明良之盛，不得位而大行，於是守先王
之道，以待后之学者，出於势之无可如何尔。人道所当为者，广矣，大矣。岂当
身皆无所遇，而必出於守先待后，不复涉於人世哉？学《易》原於羲画，不必同
其卉服野处也。观《书》始於虞典，不必同其呼天号泣也。以为所处之境，各有
不同也。然则学夫子者，岂曰屏弃事功，预期道不行而垂其教邪？
《易》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不离器，犹影不离形。
后世服夫子之教者自六经，以谓六经载道之书也，而不知六经皆器也。《易》之
为书，所以开物成务，掌於《春官》太卜，则固有官守而列於掌故矣。《书》在
外史，《诗》领大师，《礼》自宗伯，乐有司成，《春秋》各有国史。三代以前，
《诗》、《书》六艺，未尝不以教人，不如后世尊奉六经，别为儒学一门，而专
称为载道之书者。盖以学者所习，不出官司典守，国家政教；而其为用，亦不出
於人伦日用之常，是以但见其为不得不然之事耳，未尝别见所载之道也。夫子述
六经以训后世，亦谓先圣先王之道不可见，六经即其器之可见者也。后人不见先
王，当据可守之器而思不可见之道。故表章先王政教，与夫官司典守以示人，而
不自著为说，以致离器言道也。夫子自述《春秋》之所以作，则云：“我欲讬之
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则政教典章，人伦日用之外，更无别出著述
之道，亦已明矣。秦人禁偶语《诗》、《书》，而云“欲学法令，以吏为师”。
夫秦之悖於古者，禁《诗》、《书》耳。至云学法令者，以吏为师，则亦道器合
一，而官师治教，未尝分歧为二之至理也。其后治学既分，不能合一，天也。官
司守一时之掌故，经师传授受之章句，亦事之出於不得不然者也。然而历代相传，
不废儒业，为其所守先王之道也。而儒家者流，守其六籍，以谓是特载道之书耳。
夫天下岂有离器言道，离形存影者哉？彼舍天下事物、人伦日用，而守六籍以言
道，则固不可与言夫道矣。
《易》曰：“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矣。然
而不知道而道存，见谓道而道亡。大道之隐也，不隐於庸愚，而隐於贤智之伦者
纷纷有见也。盖官师治教合，而天下聪明范於一，故即器存道，而人心无越思。
官师治教分，而聪明才智，不入於范围，则一阴一阳，入於受性之偏，而各以所
见为固然，亦势也。夫礼司乐职，各守专官，虽有离娄之明，师旷之聪，不能不
赴范而就律也。今云官守失传，而吾以道德明其教，则人人皆自以为道德矣。故
夫子述而不作，而表章六艺，以存周公旧典也，不敢舍器而言道也。而诸子纷纷，
则已言道矣。庄生譬之为耳目口鼻，司马谈别之为六家，刘向区之为九流。皆自
以为至极，而思以其道易天下者也。由君子观之，皆仁智之见而谓之，而非道之
果若是易也。夫道因器而显，不因人而名也。自人有谓道者，而道始因人而异其
名矣。仁见谓仁，智见谓智，是也。人自率道而行，道非人之所能据而有也。自
人各谓其道，而各行其所谓，而道始得为人所有矣。墨者之道，许子之道，其类
皆是也。夫道自形於三人居室，而大备於周公、孔子，历圣未尝别以道名者，盖
犹一门之内，不自标其姓氏也。至百家杂出而言道，而儒者不得不自尊其所出矣。
一则曰尧、舜之道，再则曰周公、仲尼之道，故韩退之谓“道与德为虚位”也。
夫“道与德为虚位”者，道与德之衰也。
○原道下
人之萃处也，因宾而立主之名。言之庞出也，因非而立是之名。自诸子之纷
纷言道，而为道病焉，儒家者流，乃尊尧、舜、周、孔之道，以为吾道矣。道本
无吾，而人自吾之，以谓庶几别於非道之道也。而不知各吾其吾，犹三军之众，
可称我军，对敌国而我之也；非临敌国，三军又各有其我也。夫六艺者，圣人即
器而存道；而三家之《易》，四氏之《诗》，攻且习者，不胜其入主而出奴也。
不知古人於六艺，被服如衣食，人人习之为固然，未尝专门以名家者也。后儒但
即一经之隅曲，而终身殚竭其精力，犹恐不得一当焉，是岂古今人不相及哉？其
势有然也。古者道寓於器，官师合一，学士所肄，非国家之典章，即有司之故事，
耳目习而无事深求，故其得之易也。后儒即器求道，有师无官，事出传闻，而非
目见，文须训故而非质言，是以得之难也。夫六艺并重，非可止守一经也；经旨
闳深，非可限於隅曲也；而诸儒专攻一经之隅曲，必倍古人兼通六艺之功能，则
去圣久远，於事固无足怪也。但既竭其心思耳目之智力，则必於中独见天地之高
深，因谓天地之大，人莫我尚也，亦人之情也。而不知特为一经之隅曲，未足窥
古人之全体也。训诂章句，疏解义理，考求名物，皆不足以言道也。取三者而兼
用之，则以萃聚之力，补遥溯之功，或可庶几耳。而经师先已不能无牴牾，传其
学者，又复各分其门户，不啻儒墨之辨焉；则因宾定主，而又有主中之宾，因非
立是，而又有是中之非，门径愈歧，而大道愈隐矣。
“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夫文字之
用，为治为察，古人未尝取以为著述也。以文字为著述，起於官师之分职，治教
之分途也。夫子曰：“予欲无言。”欲无言者，不能不有所言也。孟子曰：“予
岂好辨哉？予不得已也。”后世载笔之士，作为文章，将以信今而传后，其亦尚
念欲无言之旨，与夫不得已之情，庶几哉言出於我，而所以为言，初非由我也。
夫道备於六经，义蕴之匿於前者，章句训诂足以发明之。事变之出於后者，六经
不能言，固贵约六经之旨，而随时撰述以究大道也。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
立言，立言与立功相准。盖必有所需而后从而给之，有所郁而后从而宣之，有所
弊而后从而救之，而非徒夸声音采色，以为一己之名也。《易》曰：“神以知来，
智以藏往。”知来，阳也。藏往，阴也。一阴一阳，道也。文章之用，或以述事，
或以明理。事逆已往，阴也。理阐方来，阳也。其至焉者，则述事而理以昭焉，
言理而事以范焉，则主适不偏，而文乃衷於道矣。迁、固之史，董、韩之文，庶
几哉有所不得已於言者乎？不知其故，而但溺文辞，其人不足道已。即为高论者，
以谓文贵明道，何取声情色采以为愉悦，亦非知道之言也。夫无为之治而奏薰风，
灵台之功而乐钟鼓，以及弹琴遇文，风雩言志，则帝王致治，贤圣功修，未尝无
悦目娱心之适；而谓文章之用，必无咏叹抑扬之致哉？
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盖夫子所言，无非性与天道，而未尝表而著之曰，此性此天道也。故不曰性与天
道，不可得闻；而曰言性与天道，不可得闻也。所言无非性与天道，而不明著此
性与天道者，恐人舍器而求道也。夏礼能言，殷礼能言，皆曰“无徵不信”。则
夫子所言，必取徵於事物，而非徒讬空言，以为明道也。曾子真积力久，则曰：
“一以贯之。”子贡多学而识，则曰：“一以贯之。”非真积力久，与多学而识，
则固无所据为一之贯也。训诂名物，将以求古圣之迹也，而侈记诵者，如货殖之
市矣。撰述文辞，欲以阐古圣之心也，而溺光采者，如玩好之弄矣。异端曲学，
道其所道，而德其所德，固不足为斯道之得失也。记诵之学，文辞之才，不能不
以斯道为宗主，而市且弄者之纷纷忘所自也。宋儒起而争之，以谓是皆溺於器而
不知道也。夫溺於器而不知道者，亦即器而示之以道，斯可矣。而其弊也，则欲
使人舍器而言道。夫子教人博学於文，而宋儒则曰：“玩物而丧志。”曾子教人
辞远鄙倍，而宋儒则曰：“工文则害道。”夫宋儒之言，岂非末流良药石哉？然
药石所以攻脏腑之疾耳。宋儒之意，似见疾在脏腑，遂欲并脏腑而去之。将求性
天，乃薄记诵而厌辞章，何以异乎？然其析理之精，践履之笃，汉唐之儒，未之
闻也。孟子曰：“义理之悦我心，独刍豢之悦我口。”义理不可空言也，博学以
实之，文章以达之，三者合於一，庶几哉周、孔之道虽远，不啻累译而通矣。顾
经师互诋，文人相轻，而性理诸儒，又有朱、陆之同异，从朱从陆者之交攻，而
言学问与文章者，又逐风气而不悟，庄生所谓“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悲
夫！
邵氏晋涵曰：“是篇初出，传稿京师，同人素爱章氏文者皆不满意，谓蹈宋
人语录习气，不免陈腐取憎，与其平日为文不类，至有移书相规诫者。余谛审之，
谓朱少白（名锡庚。）曰：此乃明其《通义》所著一切，创言别论，皆出自然，
无矫强耳。语虽浑成，意多精湛，未可议也。”
族子廷枫曰：“叔父《通义》，平日脍炙人口，岂尽得其心哉？不过清言高
论，类多新奇可喜，或资为掌中之谈助耳。不知叔父尝自恨其名隽过多，失古意
也。是篇题目，虽似迂阔，而意义实多创辟。如云道始三人居室，而君师政教，
皆出乎天；贤智学於圣人；圣人学於百姓；集大成者，为周公而非孔子，学者不
可妄分周孔；学孔子者，不当先以垂教万世为心；孔子之大，学周礼一言，可以
蔽其全体；皆乍闻至奇，深思至确，《通义》以前，从未经人道过，岂得谓陈腐
耶？诸君当日诋为陈腐，恐是读得题目太熟，未尝详察其文字耳。”
○原学上
《易》曰：“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学也者，效法之谓也。道也者，
成象之谓也。夫子曰：“下学而上达。”盖言学於形下之器，而自达於形上之道
也。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希贤希圣，则有其理矣。“上天之载，无声无臭”，
圣如何而希天哉？盖天之生人，莫不赋之以仁义礼智之性，天德也；莫不纳之於
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伦，天位也。以天德而修天位，虽事物未交隐微之地，
已有适当其可，而无过与不及之准焉，所谓成象也。平日体其象，事至物交，一
如其准以赴之，所谓效法也。此圣人之希天也，此圣人之下学上达也。伊尹曰：
“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觉后后，使先觉觉后觉也。”人生禀气不齐，固有不能
自知适当其可之准者，则先知先觉之人，从而指示之，所谓教也。教也者，教人
自知适当其可之准，非教之舍己而从我也。故士希贤，贤希胜，希其效法於成象，
而非舍己之固有而希之也。然则何以使知适当其可之准欤？何以使知成象而效法
之欤？则必观於生民以来，备天德之纯，而造天位之极者，求其前言往行，所以
处夫穷变通久者而多识之，而后有以自得所谓成象者，而善其效法也。故效法者，
必见於行事。《诗》、《书》诵读，所以求效法之资，而非可即为效法也。然古
人不以行事为学，而以《诗》、《书》诵读为学者，何邪？盖谓不格物而致知，
则不可以诚意，行则如其知而出之也。故以诵读为学者，推教者之所及而言之，
非谓此外无学也。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夫
子斥以为佞者，盖以子羔为宰，不若是说，非谓学必专於诵读也。专於诵读而言
学，世儒之陋也。
○原学中
古人之学，不遗事物，盖亦治教未分，官师合一，而后为之较易也。司徒敷
五教，典乐教胄子，以及三代之学校，皆见於制度。彼时从事於学者，入而申其
占毕，出而即见政教典章之行事，是以学皆信而有徵，而非空言相为授受也。然
而其知易入，其行难副，则从古已然矣。尧之斥共工也，则曰：“静言庸违。”
夫静而能言，则非不学者也。试之於事而有违，则与效法於成象者异矣。传说之
启高宗也，则曰：“非知之艰，行之惟艰。”高宗旧学於甘盘，久劳於外，岂不
学者哉？未试於事，则恐行之而未孚也。又曰：“人求多闻，时惟建事，学於古
训乃有获。”说虽出於古文，其言要必有所受也。夫求多闻而实之以建事，则所
谓学古训者，非徒诵说，亦可见矣。夫治教一而官师未分，求知易而实行已难矣；
何况官师分，而学者所肄，皆为前人陈迹哉？夫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
学则殆。”又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夫思
亦学者之事也，而别思於学，若谓思不可以言学者，盖谓必习於事，而后可以言
学，此则夫子诲人知行合一之道也。诸子百家之言，起於徒思而不学也。是以其
旨皆有所承禀，而不能无敝耳。刘歆所谓某家者流，其源出於古者某官之掌，其
流而为某家之学，其失而为某事之弊。夫某官之掌，即先王之典章法度也。流为
某家之学，则官守失传，而各以思之所至，自为流别也。失为某事之弊，则极思
而未习於事，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不能知其行之有病也。是以三代之隆，
学出於一，所谓学者，皆言人之功也。统言之，十年曰幼学，是也。析言之，则
十三学乐，二十学礼，是也。国家因人功力之名，而名其制度，则曰乡学国学，
学则三代共之，是也。未有以学属乎人，而区为品诣之名者。官师分而诸子百家
之言起，於是学始因人品诣以名矣，所谓某甲家之学，某乙家之学，是也。学因
人而异名，学斯舛矣。是非行之过而至於此也，出於思之过也。故夫子言学思偏
废之弊，即继之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夫异端之起，皆思之过，而不习
於事者也。
○原学下
诸子百家之患，起於思而不学；世儒之患，起於学而不思；盖官师分而学不
同於古人也。后王以谓儒术不可废，故立博士，置弟子，而设科取士，以为诵法
先王者劝焉。盖其始也，以利禄劝儒术，而其究也，以儒术徇利禄，斯固不足言
也。而儒宗硕师，由此辈出，则亦不可谓非朝廷风教之所植也。夫人之情，不能
无所歆而动，既已为之，则思力致其实，而求副乎名。中人以上，可以勉而企焉
者也。学校科举，奔走千百才俊，岂无什一出於中人以上者哉？去古久远，不能
学古人之所学，则既以诵习儒业，即为学之究竟矣。而攻取之难，势亦倍於古人，
故於专门攻习儒业者，苟果有以自见，而非一切庸俗所可几，吾无责焉耳。学博
者长於考索，岂非道中之实积，而骛於博者，终身敝精劳神以徇之，不思博之何
所取也？才雄者健於属文，岂非道体之发挥？而擅於文者，终身苦心焦思以构之，
不思文之何所用也？言义理者似能思矣，而不知义理虚悬而无薄，则义理亦无当
於道矣。此皆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也。程子曰：“凡事思所以然，天下第一学
问。”人亦盍求所以然者思之乎？天下不能无风气，风气不能无循环，一阴一阳
之道，见於气数者然也。所贵君子之学术，为能持世而救偏，一阴一阳之道，宜
於调剂者然也。风气之开也，必有所以取；学问文辞与义理，所以不无偏重畸轻
之故也。风气之成也，必有所以敝；人情趋时而好名，徇末而不知本也。是故开
者虽不免於偏，必取其精者，为新气之迎；敝者纵名为正，必袭其伪者，为末流
之讬；此亦自然之势也。而世之言学者，不知持风气，而惟知徇风气，且谓非是
不足邀誉焉，则亦弗思而已矣。
○博约上
沈枫墀以书问学，自愧通人广坐，不能与之问答。余报之以学在自立，人所
能者，我不必以不能愧也。因取譬於货殖，居布帛者，不必与知粟菽，藏药饵者，
不必与闻金珠；患己不能自成家耳。譬市布而或阙於衣材，售药而或欠於方剂，
则不可也。或曰：此即苏子瞻之教人读《汉书》法也，今学者多知之矣。余曰：
言相似而不同，失之毫釐，则谬以千里矣。或问苏君曰：“公之博赡，亦可学乎？”
苏君曰：“可，吾尝读《汉书》矣，凡数过而尽之。如兵、农、礼、乐，每过皆
作一意求之，久之而后贯彻。”因取譬於市货，意谓货出无穷，而操贾有尽，不
可不知所择云尔。学者多诵苏氏之言，以为良法，不知此特寻常摘句，如近人之
纂类策括者尔。问者但求博赡，固无深意。苏氏答之，亦不过经生决科之业，今
人稍留意於应举业者，多能为之，未可进言於学问也。而学者以为良法，则知学
者鲜矣。夫学必有所专，苏氏之意，将以班书为学欤？则终身不能竟其业也，岂
数过可得而尽乎？将以所求之礼、乐、兵、农为学欤？则每类各有高深，又岂一
过所能尽一类哉？就苏氏之所喻，比於操贾求货，则每过作一意求，是欲初出市
金珠，再出市布帛，至於米粟药饵，以次类求矣。如欲求而尽其类欤？虽陶朱、
猗顿之富，莫能给其贾也。如约略其贾，而每种姑少收之，则是一无所成其居积
也。苏氏之言，进退皆无所据，而今学者方奔走苏氏之不暇，则以苏氏之言，以
求学问则不足，以务举业则有馀也。举业比户皆知诵习，未有能如苏氏之所为者，
偶一见之，则固矫矫流俗之中，人亦相与望而畏之；而其人因以自命，以谓是学
问，非举业也，而不知其非也。苏氏之学，出於纵横。其所长者，揣摩世务，切
实近於有用，而所凭以发挥者，乃策论也。策对必有条目，论锋必援故实，苟非
专门夙学，必须按册而稽，诚得如苏氏之所以读《汉书》者尝致力焉，则亦可以
应猝备求，无难事矣。韩昌黎曰：“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钩玄
提要，千古以为美谈；而韩氏所自为玄要之言，不但今不可见，抑且当日绝无流
传，亦必寻章摘句，取备临文摭拾者耳。而人乃欲仿钩玄提要之意而为撰述，是
亦以苏氏类求，误为学问，可例观也。或曰：如子所言，韩、苏不足法欤？曰：
韩、苏用其功力，以为文辞助尔，非以此谓学也。
○博约中
或曰：举业所以觇人之学问也。举业而与学问科殊，末流之失耳。苟有所备
以俟举，即《记》之所谓博学强识以待问也，宁得不谓之学问欤？余曰：博学强
识，儒之所有事也。以谓自立之基，不在是矣。学贵博而能约，未有不博而能约
者也。以言陋儒荒俚，学一先生之言以自封域，不得谓专家也。然亦未有不约而
能博者也。以言俗儒记诵漫漶，至於无极，妄求遍物，而不知尧、舜之知所不能
也。博学强识，自可以待问耳，不知约守，而只为待问设焉，则无问者，儒将无
学乎？且问者固将闻吾名而求吾实也；名有由立，非专门成学不可也，故未有不
专而可成学者也。或曰：苏氏之类求，韩氏之钩玄提要，皆待问之学也，子谓不
足以成家矣。王伯厚氏搜罗摘抉，穷幽极微；其於经、传、子、史，名物制数，
贯串旁骛，实能讨先儒所未备。其所纂辑诸书，至今学者资衣被焉，岂可以待问
之学而忽之哉？答曰：王伯厚氏，盖因名而求实者也。昔人谓韩昌黎因文而见道，
既见道，则超乎文矣。王氏因待问而求学，既知学，则超乎待问矣。然王氏诸书，
谓之纂辑可也，谓之著述，则不可也，谓之学者求知之功力可也，谓之成家之学
术，则未可也。今之博雅君子，疲精劳神於经传子史，而终身无得於学者，正坐
宗仰王氏，而误执求知之功力，以为学即在是尔。学与功力，实相似而不同。学
不可以骤几，人当致攻乎功力则可耳。指功力以谓学，是犹指秫黍以谓酒也。
夫学有天性焉，读书服古之中，有入识最初，而终身不可变易者是也。学又
有至情焉，读书服古之中，有欣慨会心，而忽焉不知歌泣何从者是也。功力有馀，
而性情不足，未可谓学问也。性情自有，而不以功力深之，所谓有美质而未学者
也。夫子曰：“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不知孰为功力，孰为性
情。斯固学之究竟，夫子何以致是？则曰：“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今之俗儒，
且憾不见夫子未修之《春秋》，又憾戴公得《商颂》，而不存七篇之阙目，以谓
高情胜致，至相赞叹。充其僻见，且似夫子删修，不如王伯厚之善搜遗逸焉。盖
逐於时趋，而误以擘绩补苴谓足尽天地之能事也。幸而生后世也，如生秦火未毁
以前，典籍具存，无事补辑，彼将无所用其学矣。
○博约下
或曰：子言学术，功力必兼性情，为学之方，不立规矩，但令学者自认资之
所近与力能勉者，而施其功力，殆即王氏良知之遗意也。夫古者教学，自数与方
名，诵诗舞勺，各有一定之程，不问人之资近与否，力能勉否。而子乃谓人各有
能有所不能，不相强也，岂古今人有异教与？答曰：今人不学，不能同於古人，
非才不相及也，势使然也。自官师分，而教法不合於一，学者各以己之所能私相
授受，其不同者一也。且官师既分，则肄习惟资简策，道不著於器物，事不守於
职业，其不同者二也。故学失师所师承，六书九数，古人幼学，皆已明习，而后
世老师宿儒，专门名家，殚毕生精力求之，犹不能尽合於古，其不同者三也。天
时人事，今古不可强同，非人智力所能为也。然而六经大义，昭如日星，三代损
益，可推百世。高明者由大略而功求，沉潜者循度数而徐达。资之近而力能勉者，
人人所有，则人人可自得也，岂可执定格以相强欤？王氏致良知之说，即孟子之
遗言也。良知曰致，则固不遗功力矣。朱子欲人因所发而遂明，孟子所谓察识其
端而扩充之，胥是道也。而世儒言学，辄以良知为讳，无亦惩於末流之失，而谓
宗指果异於古所云乎？
或曰：孟子所谓扩充，固得仁、义、礼、智之全体也。子乃欲人自识所长，
遂以专其门而名其家，且戒人之旁骛焉，岂所语於通方之道欤？答曰：言不可以
若是其几也。道欲通方，而业须专一，其说并行而不悖也。圣门身通六艺者七十
二人，然自颜、曾、赐、商，所由不能一辙。再传而后，荀卿言《礼》，孟子长
於《诗》、《书》，或疏或密，途径不同，而同归於道也。后儒途径所由寄，则
或於义理，或於制数，或於文辞，三者其大较矣。三者致其一，不能不缓其二，
理势然也。知其所致为道之一端，而不以所缓之二为可忽，则於斯道不远矣。徇
於一偏，而谓天下莫能尚，则出奴入主，交相胜负，所谓物而不化者也。是以学
必求其心得，业必贵於专精，类必要於扩充，道必抵於全量，性情喻於忧喜愤乐，
理势达於穷变通久，博而不杂，约而不漏，庶几学术醇固，而於守先待后之道，
如或将见之矣。
○言公上
古人之言，所以为公也，未尝矜於文辞，而私据为己有也。志期於道，言以
明志，文以足言。其道果明於天下，而所志无不申，不必其言之果为我有也。
《虞书》曰：“敷奏以言，明试以功。”此以言语观人之始也。必於试功而庸服，
则所贵不在言辞也。誓诰之体，言之成文者也。苟足立政而敷治，君臣未尝分居
立言之功也。周公曰：“王若曰多方。”诰四国之文也。说者以为周公将王之命，
不知斯言固本於周公，成王允而行之，是即成王之言也。盖圣臣为贤主立言，是
谓贤能任圣，是亦圣人之治也。曾氏巩曰：“典谟载尧、舜功绩，并其精微之意
而亦载之，是岂寻常所及哉？当时史臣载笔，亦皆圣人之徒也。”由是观之，贤
臣为圣主述事，是谓贤能知圣，是亦圣人之言也。文与道为一贯，言与事为同条，
犹八音相须而乐和，不可分属一器之良也。五味相调而鼎和，不可标识一物之甘
也。故曰：古人之言，所以为公也，未尝矜於文辞，而私据为己有也。
司马迁曰：“《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所为作也。”是则男女慕悦之辞，
思君怀友之所讬也。征夫离妇之怨，忠国忧时之所寄也。必泥其辞，而为其人之
质言，则《鸱鸮》实鸟之哀音，何怪鲋鱼忿诮於庄周，《苌楚》乐草之无家，何
怪雌风慨叹於宋玉哉？夫诗人之旨，温柔而敦厚，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
之者足戒，舒其所愤懑，而有裨於风教之万一焉，是其所志也。因是以为名，则
是争於艺术之工巧，古人无是也。故曰：古人之言，所以为公也，未尝矜於文辞，
而私据为己有也。
夫子曰：“述而不作。”六艺皆周公之旧典，夫子无所事作也。《论语》则
记夫子之言矣。“不恒其德”，证义巫医，未尝明著《易》文也。“不忮不求”
之美季路，“诚不以富”之叹夷齐，未尝言出於《诗》也。“允执厥中”之述尧
言，“玄牡昭告”之述汤誓，未尝言出於《书》也。（《墨子》引《汤誓》。）
《论语》记夫子之微言，而《诗》、《书》初无识别，盖亦述作无殊之旨也。
（王伯厚常据古书出孔子前者，考证《论语》所记夫子之言，多有所本。古书或
有伪讬，不尽可凭，要之古人引用成说，不甚拘别。）夫子之言，见於诸家之称
述，（诸家不无真伪之参，而子思、孟子之书，所引精粹之言，亦多出於《论语》
所不载。）而《论语》未尝兼收，盖亦详略互讬之旨也。夫六艺为文字之权舆，
《论语》为圣言之薈粹，创新述故，未尝有所庸心，盖取足以明道而立教，而圣
作明述，未尝分居立言之功也。故曰：古人之言，所以为公也，未尝矜其文辞，
而私据为己有也。
周衰文弊，诸子争鸣，盖在夫子既殁，微言绝而大义之已乖也。然而诸子思
以其学易天下，固将以其所谓道者，争天下之莫可加，而语言文字，未尝私其所
出也。先民旧章，存录而不为识别者，《幼官》、《弟子》之篇，《月令》、
《土方》之训是也。（《管子·地圆》，《淮南·地形》，皆土训之遗。）辑其
言行，不必尽其身所论述者，管仲之述其身死后事，韩非之载其李斯《驳议》是
也。《庄子．让王》、《渔父》之篇，苏氏谓之伪讬；非伪讬也，为庄氏之学者
所附益尔。《晏子春秋》，柳氏以谓墨者之言。非以晏子为墨，为墨学者述晏子
事，以名其书，犹孟子之《告子》、《万章》名其篇也。《吕氏春秋》，先儒与
《淮南鸿烈》之解同称，盖谓集众宾客而为之，不能自命专家，斯固然矣。然吕
氏、淮南，未尝以集众为讳，如后世之掩人所长以为己有也。二家固以裁定之权，
自命家言，故其宗旨，未尝不约於一律，（吕氏将为一代之典要，刘安讬於道家
之支流。）斯又出於宾客之所不与也。诸子之奋起，由於道术既裂，而各以聪明
才力之所偏，每有得於大道之一端，而遂欲以之易天下。其持之有故，而言之成
理者，故将推衍其学术，而传之其徒焉。苟足显其术而立其宗，而援述於前，与
附衍於后者，未尝分居立言之功也。故曰：古人之言，所以为公也，未尝矜其文
辞，而私据为己有也。
夫子因鲁史而作《春秋》，孟子曰：“其事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
自谓窃取其义焉耳。载笔之士，有志《春秋》之业，固将惟义之求，其事与文，
所以藉为存义之资也。世之讥史迁者，责其裁裂《尚书》、《左氏》、《国语》、
《国策》之文，以谓割裂而无当，（出苏明允《史论》。）世之讥班固者，责其
孝武以前之袭迁书，以谓盗袭而无耻，（出郑渔仲《通志》。）此则全不通乎文
理之论也。迁史断始五帝，沿及三代、周、秦，使舍《尚书》、《左》、《国》，
岂将为凭虚、亡是之作赋乎？必谓《左》、《国》而下，为迁所自撰，则陆贾之
《楚汉春秋》，高祖孝文之《传》，皆迁之所采摭，其书后世不传，而徒以所见
之《尚书》、《左》、《国》，怪其割裂焉，可谓知一十而不知二五者矣。固书
断自西京一代，使孝武以前，不用迁史，岂将为经生决科之同题而异文乎？必谓
孝武以后，为固之自撰，则冯商、扬雄之纪，刘歆、贾护之书，皆固之所原本，
其书后人不见，而徒以所见之迁史，怪其盗袭焉，可谓知白出而不知黑入者矣。
以载言为翻空欤？扬、马词赋，尤空而无实者也。马、班不为文苑传，藉是以存
风流文采焉，乃述事之大者也。以叙事为徵实欤？年表传目，尤实而无文者也。
《屈贾》、《孟荀》、《老庄申韩》之标目，《同姓侯王》、《异姓侯王》之分
表，初无发明，而仅存题目，褒贬之意，默寓其中，乃立言之大者也。作史贵知
其意，非同於掌故，仅求事文之末也。夫子曰：“我欲讬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
之深切著明也。”此则史氏之宗旨也。苟足取其义而明其志，而事次文篇，未尝
分居立言之功也。故曰：古人之言，所以为公也，未尝矜其文辞，而私据为己有
也。
汉初经师，抱残守缺，以其毕生之精力，发明前圣之绪言，师授渊源，等於
宗支谱系；观弟子之术业，而师承之传授，不啻凫鹄黑白之不可相淆焉，学者不
可不尽其心也。公、穀之於《春秋》，后人以谓假设问答以阐其旨尔。不知古人
先有口耳之授，而后著之竹帛焉，非如后人作经义，苟欲名家，必以著述为功也。
商瞿受《易》於夫子，其后五传而至田何。施、孟、梁邱，皆田何之弟子也。然
自田何而上，未尝有书，则三家之《易》，著於《艺文》，皆悉本於田何以上口
耳之学也。是知古人不著书，其言未尝不传也。治韩《诗》者，不杂齐、鲁，传
伏《书》者，不知孔学；诸学章句训诂，有专书矣。门人弟子，据引称述，杂见
传纪章表者，不尽出於所传之书也，而宗旨卒亦不背乎师说。则诸儒著述成书之
外，别有微言绪论，口授其徒，而学者神明其意，推衍变化，著於文辞，不复辨
为师之所诏，与夫徒之所衍也。而人之观之者，亦以其人而定为其家之学，不复
辨其孰为师说，孰为徒说也。盖取足以通其经而传其学，而口耳竹帛，未尝分居
立言之功也。故曰：古人之言，所以为公也，未尝矜於文辞，而私据为己有也。
○言公中
呜呼！世教之衰也，道不足而争於文，则言可得而私矣；实不充而争於名，
则文可得而矜矣。言可得而私，文可得而矜，则争心起而道术裂矣。古人之言，
欲以喻世；而后人之言，欲以欺世。非心安於欺世也，有所私而矜焉，不得不如
是也。古人之言，欲以淑人；后人之言，欲以炫己。非古人不欲炫，而后人偏欲
炫也，有所不足与不充焉，不得不如是也。孟子曰：“矢人岂不仁於函人哉？操
术不可不慎也。”古人立言处其易，后人立言处其难。何以明之哉？古人所欲通
者，道也。不得已而有言，譬如喜於中而不得不笑，疾被体而不能不呻，岂有计
於工拙敏钝，而勉强为之效法哉？若夫道之所在，学以趋之，学之所在，类以聚
之，古人有言，先得我心之同然者，即我之言也。何也？其道同也。传之其人，
能得我说而变通者，即我之言也。何也？其道同也。穷毕生之学问思辨於一定之
道，而上通千古同道之人以为之藉，下俟千古同道之人以为之辅，其立言也，不
易然哉？惟夫不师之智，务为无实之文，则不喜而强为笑貌，无病而故为呻吟，
已不胜其劳困矣；而况挟恐见破之私意，窃据自擅之虚名，前无所藉，后无所援，
处势孤危而不可安也，岂不难哉？夫外饰之言，与中出之言，其难易之数可知也。
不欲争名之言，与必欲争名之言，其难易之数，又可知也。通古今前后，而相与
公之之言，与私据独得，必欲己出之言，其难易之数，又可知也。立言之士，将
有志於道，而从其公而易者欤？抑徒竞於文，而从其私而难者欤？公私难易之间，
必有辨矣。呜呼！安得知言之士，而与之勉进於道哉？
古未有窃人之言以为己有者，伯宗梁山之对，既受无后之诮，而且得蔽贤之
罪矣。古未有窃人之文以为己有者，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既思
欺君，而且以谗友矣。窃人之美，等於窃财之盗，老氏言之断断如也。其弊由於
自私其才智，而不知归公於道也。向令伯宗荐辇者之贤，而用缟素哭祠之成说，
是即伯宗兴邦之言也，功不止於梁山之事也。上官大夫善屈平而赞助所为宪令焉，
是即上官造楚之言也，功不止於宪令之善也。韩琦为相，而欧阳修为翰林学士。
或谓韩公无文章，韩谓“琦相而用修为学士，天下文章，孰大於琦？”呜呼！若
韩氏者，可谓知古人言公之旨矣。
窃人之所言，以为己有者，好名为甚，而争功次之。功欺一时，而名欺千古
也。以己之所作，伪讬古人者，奸利为甚，而好事次之；好事则罪尽於一身，奸
利则效尤而蔽风俗矣。齐邱窃《化书》於谭峭，郭象窃《庄》注於向秀，君子以
谓儇薄无行矣。作者如有知，但欲其说显白於天下，而不必明之自我也。然而不
能不恫心於窃之者，盖穿窬胠箧之智，必有窜易更张以就其掩著，而因以失其
本指也。刘炫之《连山》，梅赜之《古文尚书》，应诏入献，将以求禄利也。侮
圣人之言，而窃比河间、河内之蒐讨，君子以为罪不胜诛矣。夫坟典既亡，而作
伪者之搜辑补苴，（如古文之采辑逸书，散见於记传者，几无遗漏。）亦未必无
什一之存也。然而不能不深恶於作伪者，遗篇逸句，附於阙文，而其义犹存；附
会成书，而其义遂亡也。向令易作伪之心力，而以采辑补缀为己功，则功岂下於
河间之《礼》，河内之《书》哉？（王伯厚之《三家诗考》，吴草庐之《逸礼》，
生於宋、元之间，去古浸远，而尚有功於经学。六朝古书不甚散亡，其为功，较
之后人，必更易为力，惜乎计不出此，反藉以作伪。）郭象《秋水》、《达生》
之解义，非无精言名理可以为向之亚也；向令推阐其旨，与秀之所注，相辅而行，
观者亦不辨其孰向孰郭也，岂至遽等穿窬之术哉？不知言公之旨，而欲自私自利
以为功，大道隐而心术不可复问矣。
学者莫不有志於不朽，而抑知不朽固自有道乎？言公於世，则书有时而亡，
其学不至遽绝也。盖学成其家，而流衍者长，观者考求而能识别也。孔氏古文虽
亡，而史迁问故於安国，今迁书具存，而孔氏之《书》，未尽亡也。韩氏之《诗》
虽亡，而许慎治《诗》兼韩氏；今《说文》具存，而韩婴之《诗》，未尽亡也。
刘向《洪范五行传》，与《七略别录》虽亡，而班固史学出刘歆；（歆之《汉记》，
《汉书》所本。）今《五行》、《艺文》二志具存，而刘氏之学未亡也。亦有后
学讬之前修者，褚少孙之藉灵於马迁，裴松之之依光於陈寿，非缘附骥，其力不
足自存也。又有道同术近，其书不幸亡逸，藉同道以存者，《列子》残阙，半述
於庄生，杨朱书亡，多存於《韩子》；盖庄、列同出於道家，而杨朱为我，其术
自近名法也。又有才智自骋，未足名家，有道获亲，幸存斧琢之质者，告子杞柳
湍水之辨，藉孟子而获传；惠施白马三足之谈，因庄生而遂显；虽为射者之鹄，
亦见不羁之才，非同泯泯也。又有琐细之言，初无高论，而幸入会心，竟垂经训。
孺子濯足之歌，通於家国；时俗苗硕之谚，证於身心。其喻理者，即浅可深；而
获存者，无俗非雅也。凡若此者，非必古人易而后人难也，古人巧而后人拙也，
古人是而后人非也，名实之势殊，公私之情异，而有意於言与无意於言者，不可
同日语也。故曰：无意於文而文存，有意於文而文亡。
今有细民之讼，两造具辞，有司受之，必据其辞而赏罚其直枉焉。所具之辞，
岂必乡曲细民能自撰哉？而曲直赏罚，不加为之辞者，而加之讼者，重其言之之
意，而言固不必计其所出也。墓田陇亩，祠庙宗支，履勘碑碣，不择鄙野，以谓
较论曲直，舍是莫由得其要焉。岂无三代钟鼎，秦、汉石刻，款识奇古，文字雅
奥，为后世所不可得者哉？取辨其事，虽庸而不可废；无当於事，虽奇而不足争
也。然则后之学者，求工於文字之末，而欲据为一己之私者，其亦不足与议於道
矣。
或曰：指远辞文，《大传》之训也。辞远鄙倍，贤达之言也。“言之不文，
行之不远”，辞之不可以已也。今曰求工於文字之末者非也，其何以为立言之则
欤？曰：非此之谓也。《易》曰：“修辞立其诚。”诚不必於圣人至诚之极致，
始足当於修辞之立也。学者有事於文辞，毋论辞之如何，其持之必有其故，而初
非徒为文具者，皆诚也。有其故，而修辞以副焉，是其求工於是者，所以求达其
诚也。“《易》奇而法，《诗》正而葩”，“《易》以道阴阳”，《诗》以道性
情也。其所以修而为奇与葩者，则固以谓不如是，则不能以显阴阳之理与性情之
发也。故曰：非求工也。无其实而有其文，即六艺之辞，犹无所取，而况其他哉？
文，虚器也；道，实指也。文欲其工，犹弓矢欲其良也。弓矢可以御寇，亦
可以为寇，非关弓矢之良与不良也。文可以明道，亦可以叛道，非关文之工与不
工也。陈琳为袁绍草檄，声曹操之罪状，辞采未尝不壮烈也。他日见操，自比矢
之不得不应弦焉。使为曹操檄袁绍，其工亦必犹是尔。然则徒善文辞，而无当於
道，譬彼舟车之良，洵便於乘者矣，适燕与粤，未可知也。
圣人之言，贤人述之，而或失其指。贤人之言，常人述之，而或失其指。人
心不同，如其面焉。而曰言讬於公，不必尽出於己者，何也？盖谓道同而德合，
其究终不至於背驰也。且赋诗断章，不啻若自其口出，而本指有所不拘也。引言
互辨，与其言意或相反，而古人并存不废也。前人有言，后人援以取重焉，是同
古人於己也。前人有言，后人从而扩充焉，是以己附古人也。仁者见仁，知者见
知，言之从同而异，从异而同者，殆如秋禽之毛，不可遍举也。是以后人述前人，
而不废前人之旧也。以为并存於天壤，而是非失得，自听知者之别择，乃其所以
为公也。君子恶夫盗人之言，而遽铲去其迹，以遂掩著之私也。若夫前人已失其
传，不得已而取裁后人之论述，是乃无可如何，譬失祀者，得其族属而主之，亦
可通其魂魄尔。非喻言公之旨，不足以知之。
○言公下
於是泛滥文林，回翔艺苑；离形得似，弛羁脱韅；上窥作者之指，下挹时
流之撰。口耳之学既微，竹帛之功斯显。窟巢讬足，遂启璇雕；毛叶御寒，终开
组纂。名言忘於太初，流别生於近晚。譬彼觱沸酌於觞窦，斯褰裳以厉津；隄
防拯於横流，必方舟而济乱。推言公之宗旨，得吾道之一贯。惟日用而不知，鸮
炙忘乎飞弹。试一揽夫沿流，蔚春畦之葱蒨。
若乃九重高拱，六合同风。王言纶綍，元气寰中。秉钧燮鼎之臣，襄谟殿柏；
珥笔执简之士，承旨宸枫。於是西掖挥麻，北门视草。天风四方，渊雷八表。敷
洋溢之德音，述忧勤之怀抱。崇文则山《韶》海《濩》，厉武则泰秣汃驱。敷
政则云龙就律，恤灾则鸠鹄回腴。斯并石室金縢，史宬尊藏掌故；而缥函缃轴，
学士辑为家书。左史右史之纪，王者无私，内制外制之集，词臣非擅。虽木天清
閟，公言自有专官；而竹簟茅檐，存互何妨於外传也。（制诰之公。）
至於右文稽古，购典延英。鸾台述史，虎观谈经。议簧校帜，六天、五帝、
三统、九畴之论，专家互执；《礼》仇《书》讼，齐言、鲁故、孔壁、梁坟之说，
称制以平。《正义》定著乎一家，《晋史》约删以百卷。六百年之解诂章疏，
（《五经正义》，取两汉六朝专家之说而定於一。）十八家之编年纪传。（《晋
史》一十八家。）譬彼漳分江合，济伏何横，淮申沔曲，汩兮朝宗於谷王；翡翠
空青，蔚蓝芝紫，水碧砂丹，烂兮章施於采绚。凡以统车书而一视听，齐钧律而
抑邪滥。虽统名乎敕定，实举职於儒臣。领袖崇班，表进勒名首简；群工集事，
一时姓氏俱湮。盖新庙献功，岂计众匠奔趋，而将作用纪？明禋成礼，何论庖人
治俎，而尸祝辞陈！（馆局之公。）
尔其三台八座，百职庶司，节镇统部，郡县分治。罗群星於秋旻，茁百谷於
东菑。簿书稠匝，卷牒纷披。文昌武库，礼司乐署之灿烂，若辐凑而运轴於车轮；
甲兵犴讼，钱货农田之条理，若棋置而列枰以方罫。雁行进蓝田之牒，准令式而
文行；牛耳招平原之徒，奉故事而画诺。是则命笔为刀，称书曰隶。遣言出自胥
徒，得失归乎长吏。盖百官治而万民察，所以易结绳而为书契。昧者徒争於末流，
知者乃通其初意。（文移之公。）
若夫侯王将相，岳牧群公。铃閤启事，戟门治戎。称崇高之富贵，具文武之
威风。则有书记翩翩，风流名士，幕府宾客，文学掾史。鹞击海滨，仲连飞书於
沙漠；鹰扬河朔，孔璋驰檄於当涂。王粲慷慨而依刘，赋传荆阙；班固倜傥以从
窦，铭勒狼居。刍毁涂摧，死魄感惠连之吊；莺啼花发，生魂归希范之书。斯或
精诚贯金石之坚，忠烈奋风云之气。输情则青草春生，腾说则黄涛夏沸。感幽则
山鬼夜啼，显明则海灵朝霁。并能追杳入冥，传心达志。变化从人，曲屈如意。
盖利禄之途既广，则揣摩之功微至。中晚文人之集，强半捉刀之技。既合驭而和
鸾，岂分途而争帜？（书记之公。）
盖闻富贵愿足，则慕神仙。黄白之术既绌，文章之尚斯专。度生人之不朽，
久视弗若名传；既惩愚而显智，遂以后而胜前。则有爵擅七貂，抑或户封十万，
当退食之委蛇，或休沐之闲宴。耻汩没於世荣，乃雅羡乎述赞。於是西园集雅，
东阁宾儒，列铅置椠，纷墨披朱。求艺林之胜事，遂合力而并图。或抱荆山之璞，
或矜隋侯之珠，或宝燕市之石，或滥齐门之竽；皆怀私而自媚，视匠指而奔趋。
既取多而用闳，譬峙粮而聚稾。藉大力以赅存，供善学之搜讨。立功固等乎立言，
何尝少谢於专家之独造也哉？（募集之公。）
至如《诗》、《骚》体变，乐府登场。《朱鹭》、《悲翁》，《上邪》《如
张》之篇题，学士无徵於诠解；呼豨、瑟二，存吾、几令之音拍，工师惟记乎铿
锵。则有拟议形容，敷陈推表。好事者为之说辞，伤心人别有怀抱。金羁白马，
酒市钗楼，年少之乐也；关山杨柳，行李风烟，离别之情也。草蒨禽肥，马骄弓
逸，游猎之快也；陇水呜咽，塞日昏黄，征戍之行也。或以感愤而申征夫之怨，
或以悒郁而抒去妾之悲；或以旷怀而恢游宴之兴，或以古意而讬艳冶之词。盖传
者未达其旨，遂谓《子夜》乃女子之号，《木兰》为自叙之诗。苟不背於六艺之
比兴，作者岂欲以名姓而自私。（乐府之公。）
别有辞人点窜，略仿史删。（因袭成文，或稍加点窜，惟史家义例有然。诗
文集中，本无此例。间有同此例者，大有神奇臭腐之别，不可不辨。）凤困荆墟，
悲迷阳於南国；（庄子改《凤兮歌》。）《鹿鸣》萍野，诵宵《雅》於《东山》。
（魏武用《小雅》诗。）女萝薜荔，陌上演山鬼之辞；绮纻流黄，狭斜袭妇艳之
故。（乐府《陌上桑》与《三妇艳》之辞也。）梁人改《陇头》之歌，（增减古
辞为之。）韩公删《月蚀》之句，（删改卢仝之诗。）岂惟义取断章，不异宾筵
奏赋。（歌古人诗，见己意也。）以至河分罔势，乃联春草青痕；（宋诗僧用唐
句。）积雨空林，爰入水田白鹭。譬之古方今效，神加减於刀圭；赵壁汉师，变
旌旗於节度。艺林自有雅裁，条举难穷其数者也。苟为不然，效出於尤。仿《同
谷》之七歌，（宋后诗人颇多。）拟河间之《四秋》，（傅玄、张载，尚且为之，
大可骇怪。）非由中以出话，如随声而助讴。直是孩提学语，良为有识所羞者矣。
（点窜之公。）
又有诗人流别，怀抱不同。变韵言兮裁文体，拟古事兮达私衷。旨原诸子之
寓辞，文人沿袭而成风；后人不得其所自，因疑作伪而相攻。盖伤心故国，斯传
塞外之书；（李陵《答苏武书》，自刘知几以后，众口一辞，以为伪作。以理推
之，伪者何所取乎？当是南北朝时，有南人羁北，而事类李陵，不忍明言者，拟
此书以见志耳。）灰志功名，乃讬河边之喻；（世传鬼谷子《与苏秦张仪书》，
言河边之树，处非其地，故招剪伐，讬喻以招二子归隐，疑亦功高自危之人所讬
言也。）读者以意逆志，不异骚人之赋。（出之本人，其意反浅，出之拟作，其
意甚深，同於骚也。）其后词科取士，用拟文为掌故。庄严则诏诰章表，威猛则
文檄露布。作颂准於王褒，著论裁於贾傅。兹乃为矩为规，亦趋亦步。庶几他有
心而予忖，亦足阐幽微而互著。（拟文之公。）
又如文人假设，变化不拘。《诗》通比兴，《易》拟象初。庄入巫咸之座，
屈造詹尹之庐。楚太子疾，有客来吴。乌有、子虚之徒，争谈於较猎；凭虚、安
处之属，讲议於京都。《解嘲》、《客难》、《宾戏》之篇衍其绪，镜机、玄微、
冲漠之类濬其途。此则寓言十九，诡说万殊者也。乃其因事著称，缘人生义。譬
若酒袭杜康之名，钱用邓通之字。空槐落火，桓温发叹於仲文之迁；（庾信《枯
树赋》所借用者。其实殷仲文迁东阳，在桓温久卒之后。）素月流天，王粲抽毫
於应、刘之逝。（谢庄《月赋》所借用者，其实王粲卒於应、刘之前。）斯则善
愁即为宋玉，岂必楚廷？旷达自是刘伶，何论晋世？善读古人之书，尤贵心知其
意。愚者介介而争，古人不以为异也已。（假设之公。）
及夫经生制举，演义为文；虽源出於训故，实解主於餐新。截经书兮命题，
制变化兮由人。长或连篇累章，短或片言只字。脱增减兮毫釐，即步移兮景徒。
为圣贤兮立言，或庸愚兮申志。并欲描情摩态，设身处地。或语全而意半，或神
到而形未，如云去而尚留，如马跃而未逝。纵收俄顷之间，刻画几希之际。水平
剂量，何足喻其充周；历算交躔，曾莫名其微至。《易》奇《诗》正，《礼》节
乐和，以至《左》夸《庄》肆，屈幽《史》洁之文理，无所不包；天人性命，经
济宏通，以及儒纷墨俭，名釽法深之学术，无乎不备。惟制颁於功令，而义得
於师承。严民生之三事，约智力於规绳。守共由之义法，申各尽之精能。体会为
言，曾何嫌乎拟圣；因心作则，岂必纵己说而成名。（制义之公。）
凡此区分类别，鳞次部周。夭华媚春，硕果酣秋。极浅深之殊致，标左右之
分流。其匿也几括，其争也寇雠。其同也交誉，其异也互纠。其合也沾沾而自喜，
其违也耿耿而孤忧。孰鸿鹄而高举，孰鷃鹊而啁啾？孰梧桐於高冈，孰茅苇於平
洲，众自是而人非，喜伐异而党俦。饮齐井而相捽，曾不知伏泉之在幽。由大道
而下览夫群言，奚翅激、謞、叱、吸、叫、嚎、穾、咬之殊声，而酝酿於
鼻、口、耳、枅、圈、臼、洼、污之异窍。厉风济而为虚，知所据而有者，一
土囊之噫啸。能者无所竞其名，黠者无所事其剽。覈者无所恃其辨，夸者无所争
其耀。识言公之微旨，庶自得於道妙。（或疑著述不当入辞赋，不知著述之体，
初无避就，荀卿有《赋篇》矣，但无实之辞赋，自不宜溷著述尔。）

宇文怀远

○史德
才、学、识三者，得一不易，而兼三尤难，千古多文人而少良史，职是故也。
昔者刘氏之玄，盖以是说谓足尽其理矣。虽然，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
所凭者文也。孟子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义则夫子自谓窃取之矣。”
非识无以断其义，非才无以善其文，非学无以练其事，三者固各有所近也，其中
固有似之而非者也。记诵以为学也，辞采以为才也，击断以为识也，非良史之才、
学、识也。虽刘氏之所谓才、学、识，犹未足以尽其理也。夫刘氏以谓有学无识，
如愚估操金，不解贸化。推此说以证刘氏之指，不过欲於记诵之间，知所决择，
以成文理耳。故曰：古人史取成家，退处士而进奸雄，排死节而饰主阙，亦曰一
家之道然也。此犹文士之识，非史识也。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
书者之心术也。夫秽史者所以自秽，谤书者所以自谤，素行为人所羞，文辞何足
取重。魏收之矫诬，沈约之阴恶，读其书者，先不信其人，其患未至於甚也。所
患夫心术者，谓其有君子之心，而所养未底於粹也。夫有君子之心，而所养未粹，
大贤以下，所不能免也。此而犹患於心术，自非夫子之《春秋》，不足当也。以
此责人，不亦难乎？是亦不然也。盖欲为良史者，当慎辨於天人之际，尽其天而
不益以人也。尽其天而不益以人，虽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称著述者之心术
矣。而文史之儒，竞言才、学、识，而不知辨心术以议史德，乌乎可哉？
夫是尧、舜而非桀、纣，人皆能言矣。崇王道而斥霸功，又儒者之习故矣。
至於善善而恶恶，褒正而嫉邪，凡欲讬文辞以不朽者，莫不有是心也。然而心术
不可不虑者，则以天与人参，其端甚微，非是区区之明所可恃也。夫史所载者事
也，事必藉文而传，故良史莫不工文，而不知文又患於为事役也。盖事不能无得
失是非，一有得失是非，则出入予夺相奋摩矣。奋摩不已，而气积焉。事不能无
盛衰消息，一有盛衰消息，则往复凭吊生流连矣。流连不已，而情深焉。凡文不
足以动人，所以动人者，气也。凡文不足以入人，所以入人者，情也。气积而文
昌，情深而文挚；气昌而情挚，天下之至文也。然而其中有天有人，不可不辨也。
气得阳刚，而情合阴柔。人丽阴阳之间，不能离焉者也。气合於理，天也；气能
违理以自用，人也。情本於性，天也；情能汩性以自恣，人也。史之义出於天，
而史之文，不能不藉人力以成之。人有阴阳之患，而史文即忤於大道之公，其所
感召者微也。夫文非气不立，而气贵於平。人之气，燕居莫不平也。因事生感，
而气失则宕，气失则激，气失则骄，毗於阳矣。文非情不深，而情贵於正。人之
情，虚置无不正也。因事生感，而情失则流，情失则溺，情失则偏，毗於阴矣。
阴阳伏沴之患，乘於血气而入於心知，其中默运潜移，似公而实逞於私，似天而
实蔽於人，发为文辞，至於害义而违道，其人犹不自知也。故曰心术不可不慎也。
夫气胜而情偏，犹曰动於天而参於人也。才艺之士，则又溺於文辞，以为观
美之具焉，而不知其不可也。史之赖於文也，犹衣之需乎采，食之需乎味也。采
之不能无华朴，味之不能无浓淡，势也。华朴争而不能无邪色，浓淡争而不能无
奇味。邪色害目，奇味爽口，起於华朴浓淡之争也。文辞有工拙，而族史方且以
是为竞焉，是舍本而逐末矣。以此为文，未有见其至者。以此为史，岂可与闻古
人大体乎？
韩氏愈曰：“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仁者情之普，义者气之遂也。程子尝
谓：“有《关雎》、《麟趾》之意，而后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吾则以谓通
六艺比兴之旨，而后可以讲春王正月之书。盖言心术贵於养也。史迁百三十篇，
《报任安书》，所谓“究天地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自序以谓“绍
名世，正《易传》，本《诗》、《书》《礼》乐之际”，其本旨也。所云发愤著
书，不过叙述穷愁，而假以为辞耳。后人泥於发愤之说，遂谓百三十篇，皆为怨
诽所激发，王允亦斥其言为谤书。於是后世论文，以史迁为讥谤之能事，以微文
为史职之大权，或从羡慕而仿效为之；是直以乱臣贼子之居心，而妄附《春秋》
之笔削，不亦悖乎！今观迁所著书，如《封禅》之惑於鬼神，《平准》之算及商
贩，孝武之秕政也。后世观於相如之文，桓宽之论，何尝待史迁而后著哉？《游
侠》、《货殖》诸篇，不能无所感慨，贤者好奇，亦洵有之。馀皆经纬古今，折
衷六艺，何尝敢於讪上哉？朱子尝言，《离骚》不甚怨君，后人附会有过。吾则
以谓史迁未敢谤主，读者之心自不平耳。夫以一身坎轲，怨诽及於君父，且欲以
是邀千古之名，此乃愚不安分，名教中之罪人，天理所诛，又何著述之可传乎？
夫《骚》与《史》，千古之至文也。其文之所以至者，皆抗怀於三代之英，而经
纬乎天人之际者也。所遇皆穷，固不能无感慨。而不学无识者流，且谓诽君谤主，
不妨尊为文辞之宗焉，大义何由得明，心术何由得正乎？夫子曰：“《诗》可以
兴。”说者以谓兴起好善恶恶之心也。好善恶恶之心，惧其似之而非，故贵平日
有所养也。《骚》与《史》，皆深於《诗》者也。言婉多风，皆不背於名教，而
梏於文者不辨也。故曰必通六艺比兴之旨，而后可以讲春王正月之书。
○史释
或问《周官》府史之史，与内史、外史、太史、小史、御史之史，有异义乎？
曰：无异义也。府史之史，庶人在官供书役者，今之所谓书吏是也。五史，则卿、
大夫、士为之，所掌图书、纪载、命令、法式之事，今之所谓内阁六科、翰林中
书之属是也。官役之分，高下之隔，流别之判，如霄壤矣。然而无异义者，则皆
守掌故，而以法存先王之道也。
史守掌故而不知择，犹府守库藏而不知计也。先王以谓太宰制国用，司会质
岁之成，皆有调剂盈虚、均平秩序之义，非有道德贤能之选，不能任也，故任之
以卿士、大夫之重。若夫守库藏者，出纳不敢自专，庶人在官，足以供使而不乏
矣。然而卿士、大夫，讨论国计，得其远大，若问库藏之纤悉，必曰府也。
五史之於文字，犹太宰司会之於财货也。典、谟、训、诰，曾氏以谓“唐、
虞、三代之盛，载笔而纪，亦皆圣人之徒”，其见可谓卓矣。五史以卿士、大夫
之选，推论精微；史则守其文诰、图籍、章程、故事，而不敢自专；然而问掌故
之委折，必曰史也。
夫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先王道法，非有二也，卿士、大夫
能论其道，而府史仅守其法；人之知识，有可使能与不可使能尔。非府史所守之
外，别有先王之道也。夫子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曾子乃曰：“君子
所贵乎道者三。笾豆之事，则有司存。”非曾子之言异於夫子也，夫子推其道，
曾子恐人泥其法也。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於地，在人。夫子焉不学，亦何
常师之有？”“入太庙，每事问。”则有司贱役，巫祝百工，皆夫子之所师矣。
问礼问官，岂非学於掌故者哉？故道不可以空铨，文不可以空著。三代以前未尝
以道名教，而道无不存者，无空理也。三代以前未尝以文为著作，而文为后世不
可及者，无空言也。盖自官师治教分，而文字始有私门之著述，於是文章学问，
乃与官司掌故为分途，而立教者可得离法而言道体矣。《易》曰：“苟非其人，
道不虚行。”学者崇奉六经，以谓圣人立言以垂教，不知三代盛时，各守专官之
掌故，而非圣人有意作为文章也。
《传》曰：“礼，时为大。”又曰：“书同文”。盖言贵时王之制度也。学
者但诵先圣遗言，而不达时王之制度，是以文为鞶帨絺绣之玩，而学为斗奇射覆
之资，不复计其实用也。故道隐而难知，士大夫之学问文章，未必足备国家之用
也。法显而易守，书吏所存之掌故，实国家之制度所存，亦即尧、舜以来，因革
损益之实迹也。故无志於学则已，君子苟有志於学，则必求当代典章，以切於人
伦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於经术精微；则学为实事，而文非空言，所谓有体
必有用也。不知当代而言好古，不通掌故而言经术，则鞶帨之文，射覆之学，虽
极精能，其无当於实用也审矣。
孟子曰：“力能举百钧，而不足举一羽。明足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
难其所易，而易其所难，谓失权度之宜也。学者昧今而博古，荒掌故而通经术，
是能胜《周官》卿士之所难，而不知求府史之所易也。故舍器而求道，舍今而求
古，舍人伦日用而求学问精微，皆不知府史之史通於五史之义者也。
以吏为师，三代之旧法也。秦人之悖於古者，禁《诗》、《书》而仅以法律
为师耳。三代盛时，天下之学，无不以吏为师。《周官》三百六十，天人之学备
矣。其守官举职，而不坠天工者，皆天下之师资也。东周以还，君师政教不合於
一，於是人之学术，不尽出於官司之典守。秦人以吏为师，始复古制。而人乃狃
於所习，转以秦人为非耳。秦之悖於古者多矣，犹有合於古者，以吏为师也。
孔子曰：“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烖及其身者也。”李斯请禁《诗》、
《书》，以谓儒者是古而非今，其言若相近，而其意乃大悖。后之君子，不可不
察也。夫三王不袭礼，五帝不沿乐。不知礼时为大，而动言好古，必非真知古制
者也。是不守法之乱民也，故夫子恶之。若夫殷因夏礼，百世可知。损益虽曰随
时，未有薄尧、舜，而诋斥禹、汤、文、武、周公而可以为治者。李斯请禁《诗》、
《书》，君子以谓愚之首也。后世之去唐、虞、三代，则更远矣。要其一朝典制，
可以垂奕世而致一时之治平者，未有不於古先圣王之道，得其仿佛者也。故当代
典章，官司掌故，未有不可通於《诗》、《书》六艺之所垂。而学者昧於知时，
动矜博古，譬如考西陵之蚕桑，讲神农之树艺，以谓可御饥寒而不须衣食也。
○史注
昔夫子之作《春秋》也，笔削既具，复以微言大义，口授其徒。三传之作，
因得各据闻见，推阐经蕴，於是《春秋》以明。诸子百家，既著其说，亦有其徒
相与守之，然后其说显於天下。至於史事，则古人以业世其家，学者就其家以传
业。（孔子问礼，必於柱下史。）盖以域中三大，非取备於一人之手，程功於翰
墨之林者也。史迁著百三十篇，（《汉书》为《太史公》，《隋志》始曰《史记》。）
乃云：“藏之名山，传之其人。”其后外孙杨惲，始布其书。班固《汉书》，自
固卒后，一时学者，未能通晓。马融乃伏阁下，从其女弟受业，然后其学始显。
夫马、班之书，今人见之悉矣，而当日传之必以其人，受读必有所自者，古人专
门之学，必有法外传心，笔削之功所不及，则口授其徒，而相与传习其业，以垂
永久也。迁书自裴骃为注，固书自应劭作解，其后为之注者，犹若干家，则皆阐
其家学者也。
魏、晋以来，著作纷纷，前无师承，后无从学。且其为文也，体既滥漫，绝
无古人笔削谨严之义；旨复浅近，亦无古人隐微难喻之故；自可随其诣力，孤行
於世耳。至於史籍之掌，代有其人，而古学失传，史存具体。惟於文诰案牍之类
次，月日记注之先后，不胜扰扰，而文亦繁芜复沓，尽失迁、固之旧也。是岂尽
作者才力之不逮，抑史无注例，其势不得不日趋於繁富也。古人一书，而传者数
家。后代数人，而共成一书。夫传者广，则简尽微显之法存。作者多，则牴牾复
沓之弊出。复流而日忘其源，古学如何得复，而史策何从得简乎？是以《唐书》
倍汉，《宋史》倍唐，检阅者不胜其劳，传习之业，安得不亡？
夫同闻而异述者，见崎而分道也。源正而流别者，历久而失真也。九师之
《易》，四氏之《诗》，师儒林立，传授已不胜其纷纷。士生三古而后，能自得
於古人，勒成一家之作，方且徬徨乎两间，孤立无徒，而欲抱此区区之学，待发
挥於子长之外孙，孟坚之女弟，必不得之数也。太史《自叙》之作，其自注之权
舆乎？明述作之本旨，见去取之从来，已似恐后人不知其所云，而特笔以标之。
所谓不离古文，乃考信六艺云云者，皆百三十篇之宗旨，或殿卷末，或冠篇端，
未尝不反复自明也。班《书》年表十篇，与《地理》、《艺文》二志皆自注，则
又大纲细目之规矩也。其陈、范二史，尚有松之、章怀为之注。至席惠明注《秦
记》，刘孝标注《世说新语》，则杂史支流，犹有子注，是六朝史学家法未亡之
一验也。自后史权既散，纪传浩繁，惟徐氏《五代史注》，亦已简略，尚存饩羊
於一线。而唐、宋诸家，则茫乎其不知涯涘焉。宋范冲修《神宗实录》，别为
《考异》五卷，以发明其义。是知后无可代之人，而自为之解。当与《通鉴举要》、
《考异》之属，同为近代之良法也。
刘氏《史通》，画补注之例为三条，其所谓小书人物之《三辅决录》、《华
阳士女》，与所谓史臣自刊之《洛阳伽蓝》《关东风俗》者，虽名为二品，实则
一例。皆近世议史诸家之不可不亟复者也。惟所谓思广异闻之松之《三国》、刘
昭《后汉》一条，则史家之旧法，与《索隐》、《正义》之流，大同而小异者也。
夫文史之籍，日以繁滋，一编刊定，则徵材所取之书，不数十年，尝失亡其
十之五六，宋、元修史之成规，可覆按焉。使自注之例得行，则因援引所及，而
得存先世藏书之大概，因以校正艺文著录之得失，是亦史法之一助也。且人心日
漓，风气日变，缺文之义不闻，而附会之习，且愈出而愈工焉。在官修书，惟冀
塞责，私门著述，敬饰浮名，或剽窃成书，或因陋就简。使其术稍黠，皆可愚一
时之耳目，而著作之道益衰。诚得自注以标所去取，则闻见之广狭，功力之疏密，
心术之诚伪，灼然可见於开卷之顷，而风气可以渐复於质古，是又为益之尤大者
也。然则考之往代，家法既如彼；揆之后世，系重又如此；夫翰墨省於前，而功
效多於旧，孰有加於自注也哉？
○传记
传记之书，其流已久，盖与六艺先后杂出。古人文无定体，经史亦无分科。
《春秋》三家之传，各记所闻，依经起义，虽谓之记可也。经《礼》二戴之记，
各传其说，附经而行，虽谓之传可也。其后支分派别，至於近代，始以录人物者，
区为之传；叙事迹者，区为之记。盖亦以集部繁兴，人自生其分别，不知其然而
然，遂若天经地义之不可移易。此类甚多，学者生於后世，苟无伤於义理，从众
可也。然如虞预《妒记》、《襄阳耆旧记》之类，叙人何尝不称记？《龟策》、
《西域》诸传，述事何尝不称传？大抵为典为经，皆是有德有位，纲纪人伦之所
制作，今之六艺是也。夫子有德无位，则述而不作，故《论语》、《孝经》，皆
为传而非经，而《易·系》亦止称为《大传》。其后悉列为经，诸儒尊夫子之文，
而使之有以别於后儒之传记尔。周末儒者，及於汉初，皆知著述之事，不可自命
经纶，蹈於妄作；又自以立说，当禀圣经以为宗主，遂以所见所闻，各笔於书而
为传记。若二《礼》诸记、《诗》、《书》、《易》、《春秋》诸传是也。盖皆
依经起义，其实各自为书，与后世笺注自不同也。后世专门学衰，集体日盛，叙
人述事，各有散篇，亦取传记为名，附於古人传记专家之义尔。明自嘉靖而后，
论文各分门户，其有好为高论者，辄言传乃史职，身非史官，岂可为人作传？世
之无定识而强解事者，群焉和之，以谓於古未之前闻。夫后世文字，於古无有，
而相率而为之者，集部纷纷，大率皆是。若传则本非史家所创，马、班以前，早
有其文。（孟子答苑囿汤、武之事，皆曰：“於传有之。”彼时并未有纪传之史，
岂史官之文乎！）今必以为不居史职，不宜为传，试问传记有何分别？不为经师，
又岂宜更为记耶？记无所嫌，而传为厉禁，则是重史而轻经也。文章宗旨，著述
体裁，称为例义。今之作家，昧焉而不察者多矣。独於此等无可疑者，辄为无理
之拘牵。殆如村俚巫妪，妄说阴阳禁忌，愚民举措为难矣。明末之人，思而不学，
其为瞽说，可胜唾哉！今之论文章者，乃又学而不思，反袭其说，以矜有识，是
为古所愚也。
辨职之言，尤为不明事理。如通行传记，尽人可为，自无论经师与史官矣。
必拘拘於正史列传，而始可为传，则虽身居史职，苟非专撰一史，又岂可别自为
私传耶？若但为应人之请，便与撰传，无以异於世人所撰。惟他人不居是官，例
不得为，己居其官，即可为之，一似官府文书之须印信者然；是将以史官为胥吏，
而以应人之传，为倚官府而舞文之具也，说尤不可通矣。道听之徒，乃谓此言出
大兴朱先生，不知此乃明末之矫论，持门户以攻王、李者也。
朱先生尝言：“见生之人，不当作传。”自是正理。但观於古人，则不尽然。
按《三国志》庞淯母赵娥，为父报仇杀人，注引皇甫《烈女传》云：“故黄门
侍郎安定梁宽为其作传。”是生存之人，古人未尝不为立传。李翱撰《杨烈妇传》，
彼时杨尚生存。恐古人似此者不乏。盖包举一生而为之传，《史》、《汉》列传
体也。随举一事而为之传，《左氏》传经体也。朱先生言，乃专指列传一体尔。
邵念鲁与家太詹，尝辨古人之撰私传，曰：“子独不闻邓禹之传，范氏固有
本欤？”按此不特范氏，陈寿《三国志》，裴注引东京、魏、晋诸家私传相证明
者，凡数十家。即见於隋、唐《经籍》、《艺文志》者，如《东方朔传》、《陆
先生传》之类，亦不一而足，事固不待辨也。彼挟兔园之册，但见昭明《文选》、
唐宋八家鲜入此体，遂谓天下之书，不复可旁证尔。
往者聘撰《湖北通志》，因恃督府深知，遂用别识心裁，勒为三家之学。人
物一门，全用正史列传之例，撰述为篇。而隋、唐以前，史传昭著，无可参互详
略施笔削者，则但揭姓名，为《人物表》。（说详本篇《序例》。）其诸史本传，
悉入《文徵》，以备案检。（所谓三家之学，《文徵》以拟《文选》。）其於撰
述义例，精而当矣。时有佥人，穷於宦拙，求余荐入书局，无功冒餐给矣。值督
府左迁，小人涎利构谗，群刺蜂起，当事惑之，檄委其人校正。余方恃其由余荐
也，而不虞其背德反噬，昧其平昔所服膺者，而作诪张以罔上也。（别有专篇辨
例。）乃曰《文徵》例仿《文选》、《文苑》，《文选》、《文苑》本无传体。
因举《何蕃》、《李赤》、《毛颖》、《宋清》诸传，出於游戏投赠，不可入正
传也。上官乃亟赞其有学识也，而又阴主其说，匿不使余知也。噫！《文苑英华》
有传五卷，盖七百九十有二，至於七百九十有六，其中正传之体，公卿则有兵部
尚书梁公李岘，节钺则有东川节度卢坦，（皆李华撰传。）文学如陈子昂，（卢
藏用撰传。）节操如李绅，（沈亚之撰传。）贞烈如杨妇、（李翱。）窦女，
（杜牧。）合於史家正传例者，凡十馀篇，而谓《文苑》无正传体，真丧心矣！
宋人编辑《文苑》，类例固有未尽，然非佥人所能知也。即传体之所采，盖
有排丽如碑志者，（庾信《邱乃敷敦崇传》之类。）自述非正体者，（《陆文学
自传》之类。）立言有寄托者，（《王承福传》之类。）借名存讽刺者，（《宋
清传》之类。）投赠类序引者，（《强居士传》之类。）俳谐为游戏者，（《毛
颖传》之类。）亦次於诸正传中；不如李汉集韩氏文，以《何蕃传》入杂著，以
《毛颖传》入杂文，义例乃皎然矣。
○习固
辨论乌乎起？起於是非之心也。是非之心乌乎起？起於嫌介疑似之间也。乌
乎极？极於是尧非桀也。世无辨尧、桀之是非，世无辨天地之高卑也。目力尽於
秋毫，耳力穷乎穴蚁。能见泰山，不为明目，能闻雷霆，不为聪耳。故尧、桀者，
是非之名，而非所以辨是非也。嫌介疑似，未若尧、桀之分也。推之而无不若尧、
桀之分，起於是非之微，而极於辨论之精也。故尧、桀者，辨论所极；而是非者，
隐微之所发端也。
隐微之创见，辨者矜而宝之矣。推之不至乎尧、桀，无为贵创见焉。推之既
至乎尧、桀，人亦将与固有之尧、桀而安之也。故创得之是非，终於无所见是非
也。
尧、桀无推者也。积古今之是非而安之如尧、桀者，皆积古今人所创见之隐
微而推极之者也。安於推极之是非者，不知是非之所在也。不知是非之所在者，
非竟忘是非也，以谓固然而不足致吾意焉尔。
触乎其类而动乎其思，於是有见所谓诚然者，非其所非而是其所是，矜而宝
之，以谓隐微之创见也。推而合之，比而同之，致乎其极，乃即向者安於固然之
尧、桀也。向也不知所以，而今知其所以，故其所见有以异於向者之所见，而其
所云实不异於向之所云也。故於是非而不致其思者，所矜之创见，皆其平而无足
奇者也。
酤家酿酒而酸，大书酒酸减直於门，以冀速售也。有不知书者，入饮其酒而
酸，以谓主人未之知也。既去而遗其物，主家追而纳之，又谓主人之厚己也。屏
人语曰：“君家之酒酸矣，盍减直而急售？”主人闻之而哑然也。故於是非而不
致其思者，所矜之创见，乃告主家之酒酸也。
尧、桀固无庸辨矣。然被尧之仁，必有几，几於不能言尧者，乃真是尧之人
也。遇桀之暴，必有几，几於不能数桀者，乃真非桀之人也。千古固然之尧、桀，
犹推始於几，几不能言与数者，而后定尧、桀之固然也。故真知是非者，不能遽
言是非也。真知是尧非桀者，其学在是非之先，不在是尧非桀也。
是尧而非桀，贵王而贱霸，尊周、孔而斥异端，正程、朱而偏陆、王，吾不
谓其不然也；习固然而言之易者，吾知其非真知也。
○朱陆
天人性命之理，经传备矣。经传非一人之言，而宗旨未尝不一者，其理著於
事物，而不讬於空言也。师儒释理以示后学，惟著之於事物，则无门户之争矣。
理，譬则水也。事物，譬则器也。器有大小浅深，水如量以注之，无盈缺也。今
欲以水注器者，姑置其器，而论水之挹注盈虚，与夫量空测实之理，争辨穷年，
未有已也，而器固已无用矣。
子夏之门人，问交於子张。治学分而师儒尊知以行闻，自非夫子，其势不能
不分也。高明沉潜之殊致，譬则寒暑昼夜，知其意者，交相为功，不知其意，交
相为厉也。宋儒有朱、陆，千古不可合之同异，亦千古不可无之同异也。末流无
识，争相诟詈，与夫勉为解纷，调停两可，皆多事也。然谓朱子偏於道问学，故
为陆氏之学者，攻朱氏之近於支离；谓陆氏之偏於尊德性，故为朱氏之学者，攻
陆氏之流於虚无；各以所畸重者，争其门户，是亦人情之常也。但既自承朱氏之
授受，而攻陆、王，必且博学多闻，通经服古，若西山、鹤山、东发、伯厚诸公
之勤业，然后充其所见，当以空言德性为虚无也。今攻陆王之学者，不出博洽之
儒，而出荒俚无稽之学究，则其所攻，与其所业相反也。问其何为不学问，则曰
支离也。诘其何为守专陋，则曰性命也。是攻陆、王者，未尝得朱之近似，即伪
陆、王以攻真陆、王也，是亦可谓不自度矣。
荀子曰：“辨生於末学。”朱、陆本不同，又况后学之哓哓乎？但门户既分，
则欲攻朱者，必窃陆、王之形似；欲攻陆、王，必窃朱子之形似。朱之形似必繁
密，陆、王形似必空灵，一定之理也。而自来门户之交攻，俱是专己守残，束书
不观，而高谈性天之流也。则自命陆、王以攻朱者，固伪陆、王；即自命朱氏以
攻陆、王者，亦伪陆、王，不得号为伪朱也。同一门户，而陆、王有伪，朱无伪
者，空言易，而实学难也。黄、蔡、真、魏，皆承朱子而务为实学，则自无暇及
於门户异同之见，亦自不致随於消长盛衰之风气也。是则朱子之流别，优於陆、
王也。然而伪陆、王之冒於朱学者，犹且引以为同道焉，吾恐朱氏之徒，叱而不
受矣。
传言有美疢，亦有药石焉。陆、王之攻朱，足以相成而不足以相病。伪陆、
王之自谓学朱而奉朱，朱学之忧也。盖性命、事功、学问、文章，合而为一，朱
子之学也。求一贯於多学而识，而约礼於博文，是本末之兼该也。诸经解义不能
无得失，训诂考订不能无疏舛，是何伤於大礼哉？且传其学者，如黄、蔡、真、
魏，皆通经服古，躬行实践之醇儒，其於朱子有所失，亦不曲从而附会，是亦足
以立教矣。乃有崇性命而薄事功，弃置一切学问文章，而守一二章句集注之宗旨，
因而斥陆讥王，愤若不共戴天，以谓得朱之传授，是以通贯古今、经纬世宙之朱
子，而为村陋无闻、傲狠自是之朱子也。且解义不能无得失，考订不能无疏舛，
自获麟绝笔以来，未有免焉者也。今得陆、王之伪，而自命学朱者，乃曰：墨守
朱子，虽知有毒，犹不可不食。又曰：朱子实兼孔子与颜、曾、孟子之所长。噫！
其言之是非，毋庸辨矣。朱子有知，忧当何如邪？
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气。”不动心者，不求
义之所安，此千古墨守之权舆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能充之以义理，而又
不受人之善，此墨守之似告子也。然而藉人之是非以为是非，不如告子之自得矣。
藉人之是非以为是非，如佣力佐斗，知争胜而不知所以争也。故攻人则不遗
馀力，而诘其所奉者之得失为何如，则未能悉也。故曰：明知有毒，而不可不服
也。
末流失其本，朱子之流别，以为优於陆、王矣。然则承朱氏之俎豆，必无失
者乎？曰：奚为而无也。今人有薄朱氏之学者，即朱氏之数传而后起者也。其与
朱氏为难，学百倍於陆、王之末流，思更深於朱门之从学，充其所极，朱子不免
先贤之畏后生矣。然究其承学，实自朱子数传之后起也，其人亦不自知也。而世
之号为通人达士者，亦几几乎褰裳以从矣。有识者观之，齐人之饮井相捽也。性
命之说，易入虚无。朱子求一贯於多学而识，寓约礼於博文，其事繁而密，其功
实而难；虽朱子之所求，未敢必谓无失也。然沿其学者，一传而为勉斋、九峰，
再传而为西山、鹤山、东发、厚斋，三传而为仁山、白云，四传而为潜溪、义乌，
五传而为宁人、百诗，则皆服古通经，学求其是，而非专己守残，空言性命之流
也。自是以外，文则入於辞章，学则流於博雅，求其宗旨之所在，或有不自知者
矣。生乎今世，因闻宁人、百诗之风，上溯古今作述，有以心知其意，此则通经
服古之绪，又嗣其音矣。无如其人慧过於识而气荡乎志，反为朱子诟病焉，则亦
忘其所自矣。夫实学求是，与空谈性天不同科也。考古易差，解经易失，如天象
之难以一端尽也。历象之学，后人必胜前人，势使然也。因后人之密而贬羲、和，
不知即羲、和之遗法也。今承朱氏数传之后，所见出於前人，不知即是前人之遗
绪，是以后历而贬羲、和也。盖其所见，能过前人者，慧有馀也。抑亦后起之智
虑所应尔也，不知即是前人遗蕴者，识不足也。其初意未必遂然，其言足以慑一
世之通人达士，而从其井捽者，气所荡也。其后亦遂居之不疑者，志为气所动也。
攻陆、王者，出伪陆、王，其学猥陋，不足为陆、王病也。贬朱者之即出朱学，
其力深沉，不以源流互质，言行交推；世有好学而无真识者，鲜不从风而靡矣。
古人著於竹帛，皆其宣於口耳之言也。言一成而人之观者，千百其意焉，故
不免於有向而有背。今之黠者则不然，以其所长，有以动天下之知者矣。知其所
短，不可以欺也，则似有不屑焉。徙泽之蛇，且以小者神君焉。其遇可以知而不
必且为知者，则略其所长，以为未可与言也；而又饰所短，以为无所不能也。雷
电以神之，鬼神以幽之，键箧以固之，标帜以巿之，於是前无古人，而后无来者
矣。天下知者少，而不必且为知者之多也；知者一定不易，而不必且为知者之千
变无穷也；故以笔信知者，而以舌愚不必深知者，天下由是靡然相从矣。夫略所
短而取其长，遗书具存，强半皆当遵从而不废者也。天下靡然从之，何足忌哉！
不知其口舌遗厉，深入似知非知之人心，去取古人，任惼衷而害於道也。语云：
“其父杀人报仇，其子必且行劫。”其人於朱子盖已饮水而忘源；及笔之於书，
仅有微辞隐见耳，未敢居然斥之也。此其所以不见恶於真知者也。而不必深知者，
习闻口舌之间，肆然排诋而无忌惮，以谓是人而有是言，则朱子真不可以不斥也。
故趋其风者，未有不以攻朱为能事也。非有恶於朱也，惧其不类於是人，即不得
为通人也。夫朱子之授人口实，强半出於《语录》。《语录》出於弟子门人杂记，
未必无失初旨也。然而大旨实与所著之书相表里，则朱子之著於竹帛，即其宣於
口耳之言。是表里如一者，古人之学也。即以是义责其人，亦可知其不如朱子远
矣，又何争於文字语言之末也哉。
【附录】 书朱陆篇后（据刘刻《遗书》卷二）
戴君学问，深见古人大体，不愧一代钜儒，而心术未醇，颇为近日学者之患，
故余作《朱陆》篇正之。戴君下世今十馀年，同时有横肆骂詈者，固不足为戴君
累。而尊奉太过，至有称谓孟子后之一人，则亦不免为戴所愚。身后恩怨俱平，
理宜公论出矣，而至今无人能定戴氏品者，则知德者鲜也。凡戴君所学，深通训
诂，究於名物制度，而得其所以然，将以明道也。时人方贵博雅考订，见其训诂
名物，有合时好，以谓戴之绝诣在此。及戴著《论性》、《原善》诸篇，於天人
理气，实有发前人所未发者；时人则谓空说义理，可以无作，是固不知戴学者矣。
戴见时人之识如此，遂离奇其说曰：“余於训诂、声韵、天象、地理四者，如肩
舆之隶也。余所明道，则乘舆之大人也。当世号为通人，仅堪与余舆隶通寒温耳。”
言虽不为无因，毕竟有伤雅道，然犹激於世无真知己者，因不免於已甚耳，尚未
害於义也。其自尊所业，以谓学者不究於此，无由闻道。不知训诂名物，亦一端
耳。古人学於文辞，求於义理，不由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