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厚国：为什么“自然”值得模仿：一个有意义的秩序作者
肖厚国：为什么“自然”值得模仿：一个有意义的秩序作者：
肖厚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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宙斯时代的宇宙无疑代表了一种新秩序，其异于克洛诺斯的宇宙以及自治宇宙。克洛诺斯和自治宇宙是古老的、旧的遗留，远不适于心智已逐渐被照亮的人类。无论是克洛诺斯的神统，还是自治的人统，人的生存都是不充分的，总意味着一种缺失。因此，《政治家篇》中的柏拉图主义的宇宙便交替着向神圣统治和自治统治回归，回归之目的乃是要补充在另一统治形式下生存所失去的要素。在克洛诺斯的神统宇宙里，生存所失去的是自主性和能动性，而在自治统治下，生存所失者为秩序、和谐与稳定。
宇宙向原始本能的回归就是退回到混沌状态，就是生存的沉沦，拯救就是回到神的统治，所以神圣统治既是世界的希望，也是人的希望。然而，神的统治是压迫性的，因为人被无可奈何地安排进了一个先定的结构，在那里，人是弱小者。人是宇宙的弱小者，只因宇宙是一种意志（任性）的产物，所以人成了一种被压迫的焦虑着的存在者。神统世界的压迫性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世界形成于诸神创造活动，这样一个世界对人来说是异在的、陌生的，宇宙成了一个绝对的他者；二是世界是一种人格意志的作品，东方和西方的创世纪神话都描绘了人格化的众神，他们有着人的本性，相互欺瞒，尔虞我诈，勾心斗角；斗争、暴力、复仇和阴谋欺诈是通向权力和秩序之路。【1】 故此，世界秩序乃诸神斗争的结果，是神的意志产物，对人而言是一种强加，我们无可选择地被抛入其中。可知，世界秩序的压迫性在于宇宙过程的外在性和意志性，柏拉图深知这一点，所以对宇宙秩序的改造势在必行。宇宙必须是一个善的、可亲的秩序，柏拉图对宇宙秩序的改造正是要经由克服宇宙的外在性和意志性来塑造一个新的、具有动人品格的、崇高意义的宇宙。
首先是宇宙的意志性。在传统神话的宇宙观中，宇宙是诸神意志的创造，神与人同形同性，具有人的意志、激情和各种欲望。所以，在《尤息弗罗篇》中，柏拉图就已然开始了对神的正义性发问。被控的苏格拉底前往法庭，在法庭的入口处与城邦宗教事务官员尤息弗罗相遇，尤息弗罗对苏格拉底的出现甚为惊讶，苏格拉底告诉他说，有人起诉，说他犯了腐蚀雅典青年的大罪。苏格拉底反问尤息弗罗为何在这儿，“因为我的父亲杀了人，我正在控告他”，尤息弗罗说。【2】 于是，苏格拉底向他提出了这一问题：何为虔敬？尤息弗罗答道：“所谓虔敬就是象我现在所做的这种事情，起诉杀人犯、偷窃圣物的盗贼，或者任何类似的犯罪，无论犯罪者是你的父母，还是任何其他人。”尤息弗罗的回答自然不会令苏格拉底满意，在后者的继续追问下，尤息弗罗答到：“虔敬就是让神喜欢。”【3】 苏格拉底说，诸神之间并不一致，各有好恶，一个神所喜欢和赞同者也许会遭到另一个神的反对。最后，对话直指虔敬和神之间的关系这一核心问题：虔敬事物是因为诸神赞许而成为虔敬的呢，还是因为它是虔敬的而诸神才赞许它呢？【4】 在这里，柏拉图第一次提出了伦理的形而上学基础问题，如果将“虔敬”概念归于“正义”范畴，那么上述问题即可表述为：是因为正义的，神才喜欢，还是因为神喜欢，才是正义的？【5】 促使柏拉图思索该问题的正是希腊传统诸神，倘使诸神是意志性存在，诸神实难成为正义的，更无法成为正义之源。结果，作为诸神间相互暗算、拼杀以及不可胜数的勾心斗角产物的宇宙也定会远离善。【6】 于是，柏拉图强烈地感到必须寻求一个更高的标准将诸神统一起来，这就是超越诸神的“善”。《理想国》经由“线喻”、“洞喻”和“日喻”建立了一个“存在论－认识论－目的论”的统一结构，在这里“善”成了绝对原则，“可以说善不仅要对所有事物的知识负责，而且还赋予它们存在与本质。善不是本质，却在尊严和能力上都高于本质”。【7】 “善或至高的善”超越于一切存在之外，这种超越不是时空上的意义，而具有存在论上的意义，善是作为世界原因（世界的存在根据）的一种存在，【8】 神因为“观看”它而获得了神性。【9】 可见，神因为与“善”的关系而具有神性，这样柏拉图便以“善”为绝对原则而实现了对神的伦理的和形而上学的改造。善是至高的形而上学真理。
神是善的，单因他“观看”善、沉思善。神是善的，而善者不妒忌，善之神Demuirge希望一切都要尽可能地象他自己。【10】 于是，他“接管”了无序的质料或混沌，其使命乃是将理智规划引入，为混沌颁定秩序。【11】 这样，创世不再取决于人格性的诸神或神圣存在的专断意志，自然（Nature）成了一个严格地排除了人格神参与的宇宙总体（宋继杰，《柏拉图“蒂迈欧篇”的宇宙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1年博士论文第45页），它是一个以善为目的的有意义的秩序。
其次是宇宙的外在性。宇宙的外在性对人而言使其成为一个强加的秩序，那样的宇宙在人面前有如滚滚碾来的暴力机器，人被挤压、碾轧，他与这个世界没有任何本质上的共同性，人与宇宙并不主动地彼此分享什么。人不以宇宙为参照，宇宙也不考虑人的内在焦虑和关怀。在那样的世界结构中，人的一切被一个外在于人的意志所安排，这种意志性的安排体现为冷冰冰的宿命。一个柏拉图主义的宇宙肯定不是这样，他的宇宙秩序是理性心灵“劝说”必然性的结果。【12】 “劝说”是一种有别于“强迫”的方法，它比“强迫”缓慢但更可靠、更有效（宋继杰，《柏拉图“蒂迈欧篇”的宇宙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1年博士论文第43、64页）。通过“劝说”，必然性便向理性筹划开放，【13】 于是，宇宙形成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计划不是外在强加，而是从必然性中引生而出。这样，在世界形成过程中，必然性并不是一个旁观因素，而是一个主动的参与和建造因素。柏拉图经由“劝说”隐喻暗示了人与宇宙秩序的一种主动关系，它表达了人与宇宙的共同性，人与神一样都参与了秩序的建构。由此，就实现了人、神、世界的统一，神的目的就是宇宙的目的，宇宙的目的最终成为人的目的。
由于造物神的创世活动直指“善”，理性心灵劝说必然乃是使必然性接受智慧心灵的支配和规划，向“善”敞开。世界的生成是一个持续的“劝说”活动的故事，在每一步上，“事物的生成”都尽可能地导向至善。“劝说”使神的创世目的内在化，化为必然性自身的目的。在《蒂迈欧篇》中，柏拉图暗示出，有一种内在的善、一种由各种性能的共同发生所达到的目的的善，“劝说”是一个在先前彼此漠不关心的性能与对立的力量中抽引出‘协作性’的过程（宋继杰，《柏拉图“蒂迈欧篇”的宇宙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1年博士论文第64－65页），“Demiurge”（造物神）使它们充满了友爱精神。【14】
因而，柏拉图主义的宇宙克服了传统诸神创世行为的任意性和专断性，神的创造活动不再凭借暴力，而是仰赖于言说、对话和交流，这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转变，它表明了文明的巨大进步，从暴力转向理性言说。对人而言，一种具有意义的生活取决于以善为目的的理性规划。生活在柏拉图主义的宇宙中，生存也不再是一种压迫性的事实，而是一种能动的、对善的追求。
所以，《政治家篇》中，宙斯时代的宇宙是一个崭新的世界秩序，是柏拉图向往的宇宙。在那里，宙斯管理着整个宇宙，不过其他神祗不再分管宇宙的各个部分。【15】 在这一新秩序里，自发原生的现象消失了，生物通过两性孕育得以繁衍，由于生存的需要，神必须授予人类一些技艺，城邦和工作变得极其有用。【16】 因此，要生活，就必须劳作，就必须学习和掌握技艺，其中最重要的是政治的技艺。这样，生存便交给了我们自己，这是一种希望，同时也是一种危险，我们或许会失去生活的方向，走向原始的混乱，这样人类就有大破坏的危险。【17】 所以，人类就要模仿宇宙和记忆宇宙，因为宇宙从造物神那里获得了善的东西，能照亮和养育我们。于是，《政治家篇》中宙斯时代的宇宙并非一个无神的世界，神仍然会来干预它，只不过不再象克洛诺斯时代那样，诸神放牧着人群，【18】 而是，神退回到了望塔，间接地从远处看护着宇宙。 【19】
柏拉图宇宙运行的神话表明，人类必须自治，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克服生存的被动性；同时，也必须仰赖神的帮助，没有神圣的关照，野兽的粗野自然就会再次暴露，【20】 人类在自己的暴虐本能面前就会显得异常脆弱，就会有死亡的威胁。【21】 所以，我们必须记忆神和宇宙，通过模仿，便会更新因时光的流逝而日渐黯淡的人类记忆。我们模仿的自然是一个柏拉图式的宇宙秩序，而不是作为原始本质的粗野自然，人的能动性（自由）体现在对这个富有意义的整体秩序的自觉模仿上。于是，柏拉图便将自然与人类善统一了起来，自然成为人类善的范型，成为人类自主行为要展示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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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让－皮埃尔•韦尔南，《神话与政治之间》，余中先译，三联书店，2001，第291页。
【2】Plato,Euthyphro, 4d。
【3】 Plato, Euthyphro，6e。
【4】 Plato,Euthyphro，10b
【5】 赵广明，《理念与神》，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第97页。
【6】 恩斯特•卡西尔，《国家的神话》，范进等译，华夏出版社，1998，第86－87页。
【7】 Plato, Republic, 509bc.
【8】 赵广明，《理念与神》，第102页。
【9】 弗格森，《幸福的终结》，徐志跃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第61页。
【10】 Plato,Timaeus, 29e,30b.
【11】 在柏拉图，事物的善在于其是否显明一种秩序。
【12】 Plato,Timaeus,48b.
【13】 Francis M.Cornford, Plato’s Cosmology, ( Indianapolis&Cambridge\Cambridge/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1997),pp.162-177。
【14】 Plato, Timaeus, 32c.
【15】 Plato, Statesman, 274b.
【16】 Plato, Statesman, 274bcd.
【17】 罗森，《诗与哲学之争》，张辉译，华夏出版社，2004，第78页。
【18】 布里松，“解读柏拉图‘政治家’中的神话故事”，第181页。
【19】 Plato, Statesman, 272d.
【20】 罗森，《诗与哲学之争》，第79页。
【21】 Eric Voegelin, Plato, p.153.
来源 思与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