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渝霜华评夏志清
一个人文知识分子的学术与政治
南渝霜华
一、 摆脱不了的中国情
在《中国现代小说史》的附录中，夏志清这样写道：
“将中国文学的‘现代’阶段与其传统和共产主义阶段区别开来的，是道德沉思的负担，即它对中国作为一个受精神疾患折磨、并因此不能增强自身或改变各种非人道现象的国家所持有的迫切关怀。这个时期的所有重要作家——小说家，剧作家，诗人，散文家——都激昂于这种爱国热情。”
这就是Obsession with China，“摆脱不了的中国情”。在我看来，这种貌似笨拙的直译反而比那个著名的工整翻译“感时忧国”更能体现这种心理的巨大力量。正是有这样的一种精神存在，才使得一代又一代的作家，以笔为戈，以笔为旗，向着他们心中的“精神疾患”发起猛烈攻击。而萦绕他们心头的，是大写的中国，是推动这个古老国度走向繁荣富强的理想。一个民族国家的凤凰涅槃，对于共享着家国天下思想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无疑有着巨大乃至至高无上的吸引力。
关于这种情怀，几天前，某教授说了几句有意思的话。他用办公室电脑收我的邮件，看到寄件人那一栏显出我的网名，就问我是否在网上发文章，继而问道，“你不会是左派激进分子吧？我最怕左派激进分子了……”（这里的左派当然是指中国左派）过了一会儿，因为我的论文提纲里面提到对某电影中国特色的讨论，他作了如下发挥：“嗯，又是在讨论‘中国’……你大概读过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那里面提到Obsession with China，啊，‘感时忧国’。反正，我是没有这种‘感时忧国’精神的。……当然，有的人就会说，你又不是中国人，当然不会‘感时忧国’了！”我笑了起来。他摊开手，说，这样说当然他就没办法，但是反正他虽然身在中国研究领域，他是没什么Obsession with China的。言下之意，对这个“感时忧国”颇为不屑。
如果没有Obsession with China，他作为一个美国华人教授，有没有Obsession with US？作为一个台湾移民的后代，书架上有大量研讨台湾语言文化之类学术著作的他，又没有Obsession with Taiwan？
我感觉，是没有的。如果有这样的情结，他还能有多少底气去不屑中国知识分子类似的情结呢？我丝毫不怀疑这位哈佛毕业生的学术功底和思维能力，以及他在学术方面的用功程度。为了做好研究，他会兢兢业业地去阅读各个来源的中英文著作，细致观看两岸三地以至世界各地各种语言的电影。但是，他绝没有为了一块土地眼含泪水的情怀，感受不到“吾国吾民”内中的召唤。很有可能，像多数学院派人文知识分子一样，他也拒绝了上帝。那么，假如教授还不是一位著书只为稻粱谋的犬儒，他对世界的关怀指向哪里？
世界。这好像是一个无聊的同义反复，但却是折射出美国学院左派真切的思想面貌。在这里，学院左派大体等同liberal。我完全相信，他们中间的很多人，的确真诚地关心着世界，并且真诚地相信自己超越了狭隘的民族国家。俯视依然迷恋于“国家”、“民族”之类神话的别人，他们叹气，微笑，甚至会“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这些知识分子决不是空喊口号，他们除了在学术研究中实践关注全人类的原则，还参与各种各样的政治团体，反对环境污染、拯救野生动物、赈济贫困人民、制止种族屠杀、倡导民族平等、捍卫公民权利、保障女性权益、抵制“全球化”……不夸张地说，这里面有很多可歌可泣的事迹。只要心中有一分对世界的大爱，就不能不对这些知识分子超越小我的言行肃然起敬。
但，考察一下美国的政治运行，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些左派知识分子的“世界主义”是多么的苍白。在美国这样一个民主国家，公民受教育程度较好，理性思维较为健全，积极维护自身权益，因而可以通过他们的选票清晰地看到老百姓在利益问题上的思考和判断。得到大部分学院左派支持的民主党，现在主要依靠哪些选民？除了声音大人数并不多的学院知识分子外，还有穷人、黑人、女人、少数族裔——全是在持续的民权运动中获益的群体。这些人和学院左派站在同一阵营，主要是想有一个比较好的生存和发展的环境，不可能像知识分子那样博爱世界。在联合了这么多“理念既得利益者”之后，民主党也不过和主要依靠中产阶级、商界、军队、白人男性、亚裔的共和党堪堪打个平手。而且，像很多人指出的那样，尽管在国内政策上分歧很大，民主党和共和党在主政时，领导美国参与国际事务运作的战略方针并没有根本的差异。在美国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整体行动的时候，它坚定地为自己的国家和人民谋取最大利益。在伊战前夕，学院知识分子激烈反战，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所拥护的民主党，却在参议院中和共和党“敌人”联手以77票对23票通过了对伊动武决议——26名民主党籍参议员临阵倒戈。在涉及国家大政的决断时，这些政坛老手都把自己与政敌在其他方面的分歧放在了一边。这一刻，世界各地破记录的示威游行和反战呼声在他们心中不过是几只苍蝇的聒噪，而高扬的，是美国，是立足于现实物质层面的Obsession with America。而算盘打得清楚的多数美国人民，和他们的代表站在一起，这才有了最高时伊战支持率达到78％的全国民调。有的知识分子羞于承认自己脱离群众，居然用“民调被操纵”之类的阴谋论来论证伊战“实际上的不得民心”，这恐怕又对不起知识分子这几个字了。事实上，没有位居国会山、白宫和五角大楼的政客和将军们“摆脱不了的美国情”，没有他们一两百年来为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在全世界的文攻武略，就不会有美国推进国内政治建设所需要的物质基础和国际环境，不会有美国这个繁荣而强大的国家提供给知识分子的安定书斋。如今，这些个没有Obsession with America的知识分子，得到了非常妥善的安置，按照国家的安排恰到好处地发挥着作用，在国内发挥知识分子的批判功能，针砭时政弊端，维护弱势群体权益，缓和各种社会矛盾，在国际上要么自说自话地跟政府唱反调，彰显一下世界主义的道德美感，要么有意无意充当官方行动的急先锋或同路人。学院永远不可能自外于国家，因此这个口口声声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群体，却不过是霸权帝国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难道不是一件可笑而又可悲的事情吗？
因此，对美国以至整个西方左派的思想观点，有必要保持高度审慎。像前面提到那位教授的言论，就体现了对民族主义、国家主义长期批判之后形成的学院派意识形态。这种批判，并没有改变美国的国家主义政策方针，出口到中国却对中国思想界的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就我十多年来积累的阅读经验而论，人文领域的重量级中国知识分子没有几个敢正面支持民族主义， “爱国”之类的词汇用得都特别谨慎，连维护国家利益这样的话说起来都底气不足。这一方面是因为思想界确有必要谨言慎行，跟非理性的极端民族主义划清界限，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民族主义”已经污名化。可以说，现在一提到民族主义，人们脑子里首先冒出来的是烧国旗、砸使馆的暴民愤青，是“抵制X货” 的口号，是几位军方人士放出的战争叫嚣，以及诸如此类的“野蛮”“粗暴”“非人道”言行，而不是五四运动、五卅运动、抗日战争这些对中国地域内现代中华民族和现代民族国家的塑造产生了深刻影响的历史事件。然而前者和后者实际上是同一条思想脉络不同时期、不同规模、不同程度的表现。这条脉络，就是现代世界体系在国家建构方面的理论基石——民族主义，或者更准确地说，国族主义。在民族国家世界体系没有发生根本变革，尤其是在世界上最大最强的民族国家——美国尚以国族主义为基本行动原则的时候，中国如何能放弃国族主义这样一种有效的国家动员机制？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整体又如何能去拥抱不切实际的世界主义？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与其化为脱离政治现实和大众的理想主义噪音，不如积极投身到当下国族主义的建设之中，为打造一种富于理性和建设性、能够在未来向世界主义平稳转变的国族主义而努力。
因此，尽管尊重别的个体选择世界主义的自由，我对自己拥有“摆脱不了的中国情”问心无愧，也不认为需要改变。中国情，永远在我的心中，像大海一样，能够澎湃，也能够深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