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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樊克宁
文章来源：金羊网-羊城晚报



(本报首席记者　樊克宁)

　　王元化:
　　1920年出生于武昌，88岁。中国著名思想家。信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原则，对当代中国诸多重大思想问题，均有论著发表自己独到的见解。这些论著已收入十卷本《王元化全集》。
　　上世纪30年代开始写作。曾任中共上海地下文委委员、代书记，主编《奔流》文艺丛刊。抗战胜利后，曾任国立北平铁道管理学院讲师。50年代初曾任震旦大学、复旦大学兼职教授，上海新文艺出版社总编辑，上海文委文学处长，1955年受到胡风案牵连，被打成“胡风反革命分子”。1981年平反昭雪后，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现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文心雕龙》学会名誉会长，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名誉会长。

　　一个动感情、有责任感、有思想的人

　　羊城晚报：作为学生，您怎么看王元化先生被打成胡风分子，而他坚持不屈从潮流，不承认胡风是反革命，他这样做的思想基础是什么？
　　蒋述卓博士（暨南大学）：他是基于文学理念的真诚性。在上个世纪30年代，他就写了《鲁迅与文学遗产》，从那时起就同周扬、胡风有密切的关系。他著名的文艺理论著作《向着真实》，提倡作家要有真诚性，要面向人民，面向真实，所以他同胡风的文艺思想有接近的地方。在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中，要他讲胡风的坏话，他坚决不讲，因为他认为胡风不是反毛泽东思想，不是反革命。就是因为这样，他也被打成了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他是坚持独立的人格，以真诚的态度面对一切的。
　　羊城晚报：作为学生您在王先生身上学到了什么？
　　蒋述卓：我跟着王先生，誊过他的手稿。王先生说话很快，思维很快，但是写文章很慢，说明他的思维非常缜密，学风非常严谨。他一篇3000字的文章，要写半个月，甚至一个月，文稿反复修改，一般人很难知道他是怎么修改的。因为我有机会给他抄文章，就知道了他的理路，抄文章也是一种学习呵。他常说，你写文章不要写那么多字，你想写10万字，那么7万字就可以了，越精炼越好。他的思想非常精炼，不玩弄词藻，也不玩弄一些非常新的观点。我觉得从王先生身上得益很深。
　　羊城晚报：作为导师，王先生是怎样一个人，好相处吗？
　　蒋述卓：他对学生的要求很严格，我们的论文反反复复修改。我和陆晓光是他的第一批博士研究生，从1985年至1988年。我是外地人，从桂林去读书的，他规定我一个星期必须到他的家报到一次，然后吃一顿饭。那时作为学生来讲，这就很幸福了，有饭吃（呵呵）。他的夫人张可，非常典雅、非常有风度，是大家闺秀，还是莎士比亚研究专家。她经常给我们做西餐和其它好吃的东西。我的小孩、太太都到他家去过。前年去的时候，他还记得要看我小孩的照片。他是一个对家庭充满了感情的人。我们的师母去年去世，他充满感情地写了一篇悼词。他是一个动感情的人，一个有责任感的人，一个有思想的人，一个深刻的人。他今年88岁了，最近身体不太好，不能走动，你们交谈不要超过一小时。

　　“有思想的学术、有学术的思想”

　　羊城晚报：他一度既是学者又是官员，两者是完全不同的身份，他怎么样在这两种身份之间游走？
　　蒋述卓：他从来不把宣传部长当作一个官，这个是很清楚的，他就是因为思想太有发散性了，所以做官做不长。他在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任上做了三年，从1983年到1985年，很短。那段时间正是批人道主义和异化论的时候。
　　羊城晚报：您现在也算是做“官”了，他对此怎么看？
　　蒋述卓：对于做“官”，他是有自己的看法的。他对我说，你不要做官，要做学术就好好做学术。当然他对我的行政能力是很赞赏的。
　　羊城晚报：王元化先生与一般做学问的人不同的地方，他是一个思想家。
　　蒋述卓：王先生有一个重要观点，就是“有思想的学术、有学术的思想”，这是他最有光彩的地方。他研究的每一个部分看起来是学术问题，但是有深刻的见解，冒出智慧的火花，能够看到一个真诚的思想者的思考。他谈五四问题，谈传统文化问题，谈其它学术问题……是对现实社会、对社会的文明进步有推动性的。所以他提倡启蒙，思想上的启蒙。为什么从邓小平到胡锦涛一直要谈解放思想，解放思想就是要思想启蒙。谈和谐社会，也是一种思想启蒙。恰恰就是在这个问题上，王先生是思想杰出人士，他是从学术的角度谈思想。所以他的学术是有个性的，他的思想是超前的。他是一种智库，是一种思想，是摇篮。他起的是其他人不可代替的作用。所以，王元化不做官，而做了最大的一个学问家，这是社会的进步。
　　羊城晚报：王先生对异化问题有深刻认识，能不能谈谈这个问题？
　　蒋述卓：他研究从黑格尔到马克思的思想，研究得很深，尤其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关于异化问题，他有深刻的思考。他为周扬起草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异化问题”的报告，是在1978年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的时候，他是怀着一颗真诚的心来写这个文章的。他谈到马克思主义有异化，社会主义也有异化。现在看起来他的思想很有超前性的。他是以很忠诚的心来谈马克思主义的，对马克思主义信念是坚定不移的，但是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要坚守，要发展，不能以教条的机械的思想去理解它。这就是他与一般马克思主义者的根本不同。
　　羊城晚报：王先生同你们谈到“异化”事件的时候，他的心情怎么样？
　　蒋述卓：他毫不为他当时所做的事情所后悔。当时那么大的争论，那么大一个问题，后来是不了了之，包括胡乔木出来讲，谁也不能否定社会主义异化问题。社会主义有没有异化，当然有异化。就是有异化有矛盾，我们才要去克服。滋生的腐败现象是不是异化？当然是异化。那滋生出来的一些市场经济中的一些异动的现象，也是异化。出现贫富之间的差距也是异化……恰恰在这些问题上需要思想家提早进行预告。如果能提早进行预告，对社会是一种幸事，社会应该容忍这样的思想存在。我非常高兴的是对于王元化这样的敢于提出不同意见的人，我们能够容纳他，而且给他很高的社会荣誉，这是我们社会进步的标志。上海市委把他作为文化名人的标志，给他以保护，就是一个证明。从这个角度来讲，王元化的贡献跟其他人的贡献不一样。

　　人的尊严愈是遭到凌辱，人格意识愈会变得坚强

　　羊城晚报：王元化先生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是一个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重要思想家，他的这种学养和风骨是怎样形成的？
　　胡晓明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在他身上有多种传统交织在一起。有红色的传统，很重要的老师有孙冶方先生和顾准先生。这两个人，后来一个是中国自由经济思想之父，一个是中国现代民主思想的先知，影响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的思想和历史。他们身上有着党内很有见解的知识分子的传统，是共产党当中的开明的东西。另一个传统是来自西方的传统。他是清华出来的，清华的传统主要就是一种西化的传统，欧风美雨的东西。在他人生最黑暗的时候，他跟夫人张可一起翻译莎士比亚作品，带来了心灵上的巨大快乐，这帮助他们相濡以沫，共同抵抗那个无理性的时代的糟糕的一切。他的最好的朋友满涛是很重要的翻译家，翻译过果戈里、别林斯基的作品，他们经常在一起讨论，满涛对他思想的影响和帮助很大。他的人文尊严感是非常明显的，这是我们长期跟老师在一起感受到的。还有一个传统是来自中国的传统，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他总是直接跟一些大师交往，像熊十力先生，使他能够直接感受到来自中国第一流的传统知识分子的心灵。他从小住在清华，同陈寅恪、王国维、赵元任等大师为邻居，这种影响几乎是与生俱来的。王元化在这些传统中，成为一个知识贵族、文化贵族，他身上有明显的知识文化高贵感，甚至使他显得不够平民化。
　　羊城晚报：您最近出版了《王元化画传》，王先生是非常推崇王国维、陈寅恪、熊十力等等前辈大师的，能不能谈谈他同前辈大师们的过往认知？
　　胡晓明：我说一件往事。1957年底，王先生被定性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开除党籍，行政降六级，被安置在上海作协文学研究所。他戴着反革命分子帽子，人们避之不及。但是，几位前辈大师却对身处困厄的青年王元化给予了真诚的友谊和帮助。一位是文研所的所长郭绍虞先生，他热情鼓励和帮助王元化研究《文心雕龙》；一位是韦卓民先生，他们十天通一次信，讨论黑格尔；还有一位是熊十力，他在门上贴着一张纸，声明不见访客的，王元化却得到允许，在三年中几乎每周走访一次问学。王先生是从自己的经历中，感受到前辈大师的独立人格。他后来在书中写过这样的话：“人的尊严愈是遭到凌辱，人的人格意识就愈会变得坚强起来，这是施加暴力的人所无法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