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师卜子夏

复：“见天地之心”

——抗震救灾与全民公祭的伟大意义



三天的全国哀悼日结束了。

电视、报纸和网络上，人们用这样的话在相互抱慰和勉励：告别死难的同胞，让我们擦干眼泪，继续前行；勇敢地活下去，才是对他们最好的告慰。

接下来的两天，陆续看到了如之兄关于“一阳来复”的文字，赵兄关于“剥极而复”的文字，陈兄关于中华社会主义的文字，这都促我作出一些思考。

举国同悼的公祭哀仪，可以说是前一阶段的一个收束和凝结，国人的震惊、震恸和震悼，在这一集中的和高峰的表达之后会得到相当的缓解；幸存者失去亲人的痛苦会得到一定的安抚，并随着家园与生活的重建而会有所减轻，巨大的身心创伤也会得到一定的修补。

“亲戚或馀悲，他人亦已歌。”远近、亲疏有别，这是人之常情、世间常态，时间的流逝，确实会冲淡很多、很多。但，有一些东西永远也不会过去，不仅不会过去，而且还会常驻，还要永存。

在这个意义上，全民公祭就是新的阶段的开始，是一个庄严的起步；在这个意义上，悲伤和痛苦虽然会渐渐淡下来，但是会沉淀入记忆深处，而更加凝定、更加深广，并在反思、提炼和总结之后，聚化为民族的生命定力和精神源泉。

“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一个真正伟大的民族，更加需要庄严、正大的精神，作为道义、勇气与意志的力量来源。将社会理想和奋斗目标仅仅定著于富裕、尤其是一小部分人的富裕之上，把整个民族拖卷到唯利是图而无所不用其极的道德崩盘状态，这是对中华正道的大歧出、大背叛。赵兄对于“利益”之为政治合法性惟一来源的质疑，正是要探问更为基础和更为高远的精神价值，以此作为奠立存在意义的真实根基。

在这次空前的灾劫之中，万众一心的帮扶救助、患难与共，从教师到子弟兵、从医务人员到志愿者，无数舍生忘死、急难赴险的感人事迹，恰恰构成了对于见利忘义之时代主流的破斥与震慑，以及对于人心之麻木不仁的震动与唤醒。这，是发自民间元气、源于民族基盘的生命力迸发，从在世价值根基的意义上，有力地彰显出公与义的正大与庄严。

一个真正伟大的民族，一个最大地代表了人类性的文明，绝不能够以物欲、私利为根本支柱，绝不能够依靠恶的力量来推动，而必须是在正面肯定生物本能、自然情感和合理利益的基础上，生发出平实又高贵、中正而高远的精神价值，进而对于物欲、私利与偏情能够有力地引而导之，调而节之，顺而正之。通过在公与私、义与利、德与欲之间的主次轻重的把握，由通情达理、合度得宜的平正中道中导出向上一路，其最终的目的，乃是要导向大中至正的天下为公。

在世价值根基以什么为主导性力量，是公还是私，是义还是利，是德还是欲，这是文明正当性的判定依据之所在。中华正道，就是寓公于私——将公义之道涵寓于欲、利之求，而不是禁绝和灭杀物欲与私利；进而要化私为公——把一己欲利之心转化成大公之心，因着公心与德义的提升与充养，一己的欲、利将真正地遂其本分、适其正位，将如其所是地得到合度的落实和展现。这样，小我就具有了提升、充实为大我的可能，大我的实现也将是对小我的保育、点化与成全。

与此相关的，是对于人自身的理解。人之定位，如果是原子式的欲望个体及由此伸张的自我中心观念和一己权利诉求，那么，某些不满于这次全国“强制性”哀悼的声音就是非常合理的——任何一个个人的权利、利益都不能被群体、哪怕是全体的共同愿望所主导，即便那是善的、正义的和充满仁爱与德义的。当然，从这种视一己存在、一己欲求、一己个性为至上原则的观点来看，对于任一个体权利的捍卫不仅是正当的，而且俨然居有不证自明的话语制高点——哪怕这一个体的要求是出于不仁、无德和不义、无良，甚至本身就是出于恶的。

这样一种以形式正义、程序理性、天赋权利为依托的主张，其实质是人之单一原子式实体存在的理解。由此出发，偏情之放纵可以正名为“个性”，得失的计较可以美其名曰“权利”，我执之无度可以堂而皇之地冠之以“自由”，私欲的争夺可以在“权益”的面目下进行。这些卑下的内容经过如此装饰，都享有了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这是我的自由，这是我的权利，这是我的个性，这是我的利益，这是我的、我的、我的……这种极端偏狭、精于利害得失之计较盘算的原子式个人，正可以理直气壮地伸张一己的物欲、私利与偏情。

于是，源于生命恩义一体相通之大悲恸、大哀悼的全民公祭，由于对这类原子式个人之不服从的权利构成了一种强制，也由于在此过程中抹消了他们有别于任何他人的个性从而就侵犯了他们一贯强调的要捍卫自己独特个性的权利，当然就招致了他们的愤懑、抱怨，乃至振振有辞的抗议。这，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立足于一己之在的彼此限隔、划界与计较，不可能理解那源自于生生大亲情的骨肉相连、恩义相通。这背后实有私与公的冲突，有原子式个体与交互关系性的区别，有死守自身权利、个性与自由的个人与从生命源头活水去领会“仁通”（如之兄语）之道的共同体的大不同。就人己关系而言，区别在于是立足于一己之存在、欲求与权利，而把他人当成不可信任和须予提防的陌生人，甚至当成对象化的“物”，还是植根于生生大亲情之涌发而不能自已，把他人当成恩义共通体之中先于自己、重于自己的仁通之“人”。

总的来说，对于这次的设立全国哀悼日和开展相应的公祭活动，绝大多数的声音是肯定和赞许；但类似的姿态可以出于不同的立场和理由，并且因着立场、理由与视角、识见的迥异，则姿态的相近实透露出异质的指向。作为近代以来中国第一次为平民死难者降半旗并致以全国哀悼的行动，其意义在不同的理论视野和价值取向之下，得到了不同的解读。有些知识分子便祭出了“与国际接轨”的说辞，认为降旗、举国致哀都是对先进国家的效法，是顺应了国际惯例，体现了社会文明的进步，因此值得予以称赞。与之相应的则是对于整个抗震救灾行动的如此解读：这次的危机应对，象征着中国政府和中国社会向着尊重人性和公民权、融入世界主流文明、接受现代普世价值而迈进了一步。

这一套说辞的背后，隐含着的是启蒙主义的西方中心论，更深的地基则是直线一元进化论的时间意识。在这种意识的规定下，从传统到现代乃是一种不断地自我否定的单线进程，而这自我否定本身恰恰又在反复回溯中构成了自我肯定与强化，普遍性、连续性和自我同一性由之被锻造、生产出来，并成为贯通自我和割裂他者的有力武器。非欧美世界被卷入到这套逻辑的生产和分配机制之中，自身的丰富传统乃被固化为一个落后的“传统”，自身的当下现实则在被动植入与勉强整形中被固化为一个亟待与主流文明接轨的“现代”。这个“传统”固然是一个陈旧的对象，有赖于现代观念的辨识与解释；这个“现代”亦不过是一个局部性、边缘性的存在，有赖于“普世”话语、观念与价值的描述、阐释与规定。从这个“传统”向这个“现代”的迈进和跃升，被告知是历史的必然，是进步的必由；但无论“传统”还是“现代”，都不过是在所谓“普世”之“法”下容身的特殊之“物”，“物”的形态与性质必须仰赖于“法”的说明，“物”的地位与价值也必须经由“法”来审核和认可。

这样一套时间意识及由之生产出来的观念结构，虽然在数百年来已逐渐成为全球笼罩性的存在，但它并不具有天生优越性与惟一正当性。以阴阳相生相克为基源的古今之变，提供了迥然不同的一套时间理解，同样在此基源之上的往与返、去与归，出与处、动与静，则提供了一套自成系统的空间理解。如此时空理解都源于天地大德之“生”的生长、生成、生发，而在时际与境域的意义上考察“复”的内涵，可以为生长性、生成性的自我理解与自性挺立提供更多的面向和可能。

“剥”卦坤下艮上，一阳爻在上，五阴爻在下，五阴柔盈而一阳刚虚，五阴渐长而剥落一阳，这是阴盛阳衰之象，一阳消退而五阴滋息。天行有常，剥极必复，“复”卦震下坤上，五阴爻在上，一阳爻在下，阴盛至极而一阳初萌，阴霾重重而阳机发露，此正天地生物之心所在，“复，其见天地之心乎”。“剥”极而“复”，即象征着天地盈虚之数、消息之理以及万物虚实相生、刚柔相济之道。由此以观，世间无穷事、物之浮沉迁化，是自化、互化而归于万化不穷，其间并没有单一直线进步的硬性规定；而借古鉴今、以今印古的互为古今故新，有如水波与光晕的交涵互摄，其间也没有同质化理解的“传统”和“现代”。波纹时间观之不同于直线时间观，在此。倘借用梵澄的比喻，则如一蛇盘旋，首终衔其尾。

“复”不仅喻示着一阳之回返，在阴极之际初萌阳动之生意，并且就“复”之本义来说，正是回返、回来、回归的意思，从而与“往”相对，是两极之间富有韵律的回环摆荡。剥极而“复”、一阳来“复”，这是出自季候交替的时际性领会；往而能“复”、无往不“复”，则是源于宇内流观的境域性把握。“泰”卦之《象传》以“无往不复”为“天地际”，往复之际，正是天地之间物极必反的转化之机。往而必复，去而必回，离而必归，“复”就是回、就是归，就是回归故园、本根与正位，就是返本归根的正命。这是一种周游盘旋、萦迴有度的空间观，而非一往不返的佚于无垠，其间充盈着的是一种俯仰亲近、流观自足、相看两不厌的大亲情，而非一味向虚空求取的那种空漠、徨然与自失。

“泰”卦本身蕴含着“天地交而万物通”的刚柔相济、内外相谐、上下相交的天地一体大相通之义。“否极泰来”，是隔膜、违逆至极而生发出交通的可能，正可与“剥极而复”互为呼应。而“泰”所象征的交感、互化，又包涵着往复之际的转化几微，而趋于回归到正命之后的通达与和畅。“泰”与“复”，都指向一种均衡、和谐与通畅的状态，“复”尤其喻示着向这种正态、正位的转化和回归之得以始萌，这里，就暗含着通与变的关系。有常之体的连贯为“通”，无方之数的迁易为“变”，“通”是正位之一贯，“变”是歧出之无定；“复”，就是要在无定之歧出中去开启和生发出回归一贯之正位的可能。此所谓一贯，并非一成不变，而是蕴含和生长着无限丰富的可能；此所谓正位，亦非故有的或现成的实体，而是要在迁变中去生成、立起那新而合度的形态，即“礼以义起”，诸君子所谓共和新礼乐或可归于此类。这是“会通”与“适变”的统一，是转“变”为“通”而“通”中寓“变”。臻于这种交感、和畅的状态，就可称之为“泰”；“复”则是向着这种生生平衡状态而初启枢机，是自奇返正、由变归通的初兆与先机。

以上对于“复”的各方面阐发，都深深植根于天地之心这一本源，天地之用心与大德就在生，是万物生生交感、阴阳消长互涵，其间有来有往而无往不复、往而必复，有去有回而无去不归、去而必归。这般回环鼓涌、周游绵永的时空意识，既充涵“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浩茫感慨，“乾坤万里眼，时序百年心”的阔大襟怀，又蕴含“欲回天地入扁舟”的深沉喟叹，“水光山色与人亲”的欣然心境。“复，其见天地之心乎”，源于此天地生物之心，则上下四方与往古来今之天地宇宙中，正是游观流照、玄览圆鉴的一体大相通之恩与亲，此亦即是仁。

由此，感天动地的抗震救灾行动，以及举国同悼的公祭安排，就无须置诸传统向着现代迈进、融入文明主流的线性史观来求取一种格格不入的解读，而应当在天地氲氤、万物化醇，阴阳交感、剥复否泰之际的会通与适变关系中，去获得通泰活络的把握；它所寓示的就不是从落后阶段向先进阶段的硬性跃进，而是在交互涵摄的场域中，由变与奇的状态向通与正的状态的转化，不是在进化梯队上自低至高的“级”的升递，而是在生存状态中的由此而彼、自彼而此的“势”的更易。中国数千年之艰辛历程，无论发生何等巨大的断裂与剧变，其实都被纳入到通变、奇正之道中去获得安顿，而不会打乱剥极必复、往而必复的韵律与节奏。特就近世数百年大势而言，这种更易已经到了剥极而复、阴盛而阳萌的时候，正面临由“变”而“通”、自“奇”而“正”的微妙际遇与关键转机。

在这样的阐释视野中，对于全民公祭的意义评价，不仅要挣脱“与国际接轨”的拘限，还要摆脱本土祭祀礼仪的故有资源的理解，从而在根本上超越国际/本土、世界/中国的模式，最终在根本上超越传统/现代的线性观念与生产逻辑。只有这样，才能在更高的层次上彰显出这套祭祀礼仪背后的天地交感、阴阳相生观念的真正意义，才能从本来面目上挺立抗震救灾伟大行动中饱含着的公、义、德、和的普世价值。这种意义与价值尤其表现在，它不止是中国的，更是人类的。

这，也才能真正把体现了天地之心的“复”的真蕴给彰显出来：往而复返的回归故园与本根，绝不是一种在传统/现代、全球/地方的逻辑之下的本土化之守，而是根本就要跳出这种逻辑，跳出这种逻辑所得以产生的那个根源；因此，“复”所要回归的，将不止是中国之“根”，更是人类之“根”、天地之“根”，不止是中国的家园，更是人类的家园，是天地一体相通的安宅。这，是具有更大的包容度、解释力和涵盖性的诠释体系，其“更大……”来自于与人类生长、生成和生发的连续性相关，来自于对人类的持续、优质、和谐生存这一根本愿望的深切理解和合度实现，来自于对天地交感化生、万物和谐相通的最大真实相的觉悟与彻知。中国的天命，就在于人类性的最大承担和世界和谐的根本实现，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正命与正位，实乃人类之正命与正位的真正具化与活现。

人类命运的剥极而复，但愿是以中国命运的剥极而复为之始、为之端，但愿是以此次伟大的抗震救灾行动及其后的全民公祭活动为之始、为之端。由私而公、由利而义、由欲而德的“复”，但愿就从这里发端、萌生，以获得和畅通达的生长，以导向交感互通而一本于大中至正之公的“泰”。此在人世而言，即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过去的十来天，在这片土地上所发生的一切，使得自雪灾以来遭遇一系列风波和磨难的中国，使得中国的这个2008年，显得格外的沉重和异常的重要。在中华民族数千年行程中，这次事件的界标性位置已经无可置疑，并一定会作为民族记忆而载入中国历史。但其意义和启示还有待把握和领会，而这将取决于我们怎么理解中国之道，怎么理解中国的命运与人类的命运。

如之兄论述地质意义上的地震，政治、历史与文化意义上的地震，以通释“复”的丰富意涵，不仅表达出文化遗产之推陈出新、转阴为阳，化包袱为宝藏的迫切需要，更从文化意义上阐发了一阳来复的劫后馀生之于重建家园的希望，这里寓含着新的开端的悄然萌生。

“复”卦震下坤上，《象传》释为“雷在地中”，是广袤大地中含藏着的震动之力，并深蕴着隐然欲勃的震动之势，而萌生出初兆悄显的震动之象，地气蒸腾而复苏，春雷轰隆而震发。“复”之“震”义，不仅从字面上合于此次大“地”“震”，而且也潜含着“震”后的地气苏醒、生机发露。对于“震”的复杂意涵和现实境况，不同的理解和反应将会引导出大不相同的可能路向。

这次抗震救灾的伟大行动，当然首先是一个惊叹号，是大地的“震”颤、房舍的“震”塌，是人们在空前的巨劫之中的“震”怖与“震”栗，是巨大的苦难所带来的“震”惊与悲痛，又是对于私欲泛滥、贪腐无度之世道的“震”慑，还是对于所谓太平盛世、安乐局面的“震”荡和对于人心之麻木冷漠的“震”动，更是无数中华儿女在灾难面前见义勇为、舍生忘死的壮举所带来的巨大感动和“震”憾，最后，它必然是对于华夏精神的真正的“震”发、“震”扬。

同时，它也是一个问号，不仅拷问每一位生者的良知、自觉意识与责任感、国家认同，拷问有司的职守、权限与义务，“为人民服务”的党政宗旨、“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公仆本色，最终是在拷问中华民族的真精神与真正的中国之道（大道/道路）。

它在一些人看来，将只不过是一个句号，并与历次类似事件一起被划归为一些抽象的数字、符号，而可以被对象化地支取和利用：追逐权力者利用它来捞取政治资本，牟取资本者利用它来索取经济权力，一些文化掮客则利用它来换取资本与权力，并以“与国际接轨”为名兜售替资本与权力服务、帮闲的观念。

在另一些人看来，它又只是一个省略号，不过是无穷次类似事件中的一次，它既不新也不旧，将来还会发生，前后没有区别，只是自古以来的一次次馀震中的最新一次，并将由它引致一次次馀震，以引向下一次的大震。

但是在有一部分人眼中，它在根本上将是一个破折号，“震”而能“复”，一阳初孕而有生机，由此萌生出新的开始，这将是一个绵长有力的生长、延伸和引导。在中华大地上，这十来天里以及接下来的日子当中所发生的可歌可泣的一切，将作为转折性的历史事件和行程而成为全民记忆，而烙入到民族生命与意识的深层。它将提升和凝聚着国家社会的认同，引导和塑造着民族精神的自新，从而以从容坦然的姿态去走出、走通、走活一条面向全人类的通衢大道，敞开那已有未有而将有的无穷可能性。

这次伟大的抗震救灾行动中，人心被极大地感动、鼓舞和震发着，从悲痛中生长和汇聚成一种极为强烈的感受，它正在培塑和奠立起人们的共识：中国会好，中国会历劫重生；英雄的中国人民不会被困难压倒，英雄的中国人民一定会迎难而上、奋发自强。众生愿力相感，正凝聚成一股浩然正大的精神、生命力量，如此则心能转境，势随人移。经过了这次事件的中国与中国人，无疑将会与此前有所不同，中国正在改变、中国人正在改变，好比熬过了巨痛而终能复苏，将从精神和机体上都焕发出新生的光彩。

5月19日夜，央美的“中国：在灾难中成长”悼念活动，烛光盈盈，千人无声，壁画系的孙先生在学生围聚中，就着烛光念诵自作的长诗，扩音器时断时续，饱蘸着与国家民族同甘苦共安危的深情而嘶哑的声音，在寥远的黑夜和空旷的校园中，传得很远，并传来回声。其中有一句，听得孙先生激动地喊道：“外国人总是疑问，中国为什么是这样？中国为什么要这样？我要大声地告诉他们：中国就是这样！中国就是要这样！”

是的，中国就是这样，中国从来就是这样。中国是中国的中国，中国更是世界的中国；中国不仅有自己的轨迹，中国还将走出人类的轨迹。剥极必复、无往不复，中国将以自己的节奏与韵律而为人类走通一条否极泰来的正道。

万方多难而一阳来复，忧患重重而光明在望。壮别死难的同胞，生活仍将继续，勇士奋然前行，来吾导夫先路。

一阳来复，天佑中华。


予沉
于汶川震后第十二日

吾师卜子夏

本土与人类（世界）
“在这样的阐释视野中，对于全民公祭的意义评价，不仅要挣脱“与国际接轨”的拘限，还要摆脱本土祭祀礼仪的故有资源的理解，从而在根本上超越国际/本土、世界/中国的模式，最终在根本上超越传统/现代的线性观念与生产逻辑。”

“本土祭祀礼仪的固有资源”不仅不会妨碍周兄的世界（人类）目标——因为它本身便是普遍的（见下），而且如果不返回到固有的资源，我们就将连现在（的祭祀）也不会有——因为我们在“此”，我们必须明“此”。它（“头七”与“三日哀悼”）在形式上——也只是在形式上——是特殊的，但却无不基于人情，顺乎事变。有关七日我稍后将以“七日授士杖”加以阐释，此处仅略解“三日不食”以见一斑。
三日不食盖思人之出生之时，全赖母乳为生，后渐进于食粥（“三日之后，食粥”）、食饭……，欲以报此生养之大德也。而以三日为度，则又节此哀情，欲以顺父母保育之大义也。

[ 本帖最后由 吾师卜子夏 于 2008-5-24 19:33 编辑 ]

宇文怀远

地震的冷静之思——亚里士多德论必然、常然、偶然


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第六卷第二章谈论了三种东西——必然、常然、偶然。必然就是无论何时都如此，常然就是多数时候如此，偶然就是偶尔如此。亚里士多德说，前两种东西是知识研究的对象，后一种东西不是知识研究的对象。

可是我们看到了，地震恰好就是偶尔发生的。我们无法研究它，但是它对我们的危害极大。由是观之，以必然事物与常然事物为研究对象的知识对于地震的来临没有预见能力，因为它们研究的是普遍规律。然而，地震却远远超出所谓的普遍规律。

按照常理，某个地方几十年没有发生地震，仿佛它就是安全的。是吗？这种看法毫无道理。我们不由得想到休谟的问题，我们经历的很多天，太阳都是从东方升起来的，我们就以为明天太阳依旧如此；类似地，很多年这个地方没有发生地震，我们就以为它不会发生地震。事实大家都看到了，四川这个地方很多年没有地震，但是现在突然爆发了。由是观之，关于常然的知识研究怎么能够应对偶然的事件呢？

一方面我们难以认识地震的精确发生时间，难以判断过去很多年没有地震的地方会不会有地震，关于这一方面前面已经谈到；另一方面，许多被判断为地震常发的地方，人们还要居住，这是为什么？

很简单，有的国家一共就那么一点空间，不住在那里，住在哪里？这种情况好解决，迁移到别的国家就好了嘛。可是国界还是存在的，人与人的私心还不足以消除国界。柏拉图的国家篇谈到的人心之私，康有为的大同书谈得更好，“去国界”也是去私的一个环节。

一方面非洲人天天有大量的人饿死；另一方面欧洲国家政府补贴农民，希望农民减少耕地，以便保持粮食价格。试想，把发达国家的多余粮食运到非洲，那不就解决了吗？

一方面中国有许多乞丐，另一方面很多人常常捐款。试想，假如每个富人领养一些乞丐，乞丐还会存在吗？还需要捐款吗？


那么，去掉私心不就好了？哈哈，无私心无以成公心，公心与私心只能同时存在。 私心去不了啊。


这次地震给我们的教育：
1、过去几十年不如此，说明不了今后某个时候不如此。
2、要学习这个思想困难——这才是四川同胞不幸的最根本原因。
3、疼了，只会喊疼，那么下次还要疼；疼了，思考疼的原因，下次或许就不会再疼了。
1 我没有说地震是偶然的，我说的是有些地震对于有些人而言是偶然的。
    实际上，一件事情是偶尔发生，还是必然在某个时候发生？这个问题有几种答案：
    第一种情况，那件事情确实是必然在某个条件下发生，但是有些人无法认识到这个条件，就误以为它是偶尔发生的、不是出于那个条件下的必然结果。这里，是否偶尔如此，涉及到了主体的认识能力问题。
    第二种情况，那件事情的发生确实没有一个必然的条件，那么它就是偶尔发生的。
   问题的关键就集中在那件事情的发生是否出于一个条件，有个这个条件，就有那个事情的发生？这里就涉及到一个认识的问题。
    2 其实，亚里士多德讲συμβεβηκος与τυχη之时，语焉不详。有时候，好像指当事人的愿望与结果的不一致，例如形而上学第五卷第三十章中说，一个人本来是要去别的地方，但是被海盗劫持到了爱琴海，那么这个人来到爱琴海——这是συμβεβηκος与τυχη。
    3 后世人们谈论偶然与亚里士多德的用法不尽相同，还需仔细研究。一个字的意思多种多样，首先要搞清楚“偶然”是什么意思，然后再谈论某个事情的发生是否偶然。
    4 如果“偶然”指当事人遭遇的结果超出其原来愿望之外，那么一件事情是否偶然，这容易判断。
     如果“偶然”指：类似的事情由于类似的原因本来会发生，但是，出于类似的原因，有某一件类似的事情却没有发生。那么“类似的事情由于类似的原因”——这个判断本身就值得怀疑，故而关于这种意义上的偶然，人们意见就会多有分歧。
    5 地理学如何研究地震？我不懂，但是可以发表一点浅薄的看法。首先地理学有一个关于地质构造的理论，这个理论不是精确的，而是差不多如此的。其次，在这个理论之上，研究何时会地震。因为理论本身是不精确的，所以得出的关于何时何地地震的看法就不会精确。为什么呢？其实也很简单，一种科学常常会把它的对象形式化，简单化，比如把地球看做一个球体，然后进行研究，但是事实上地球不是一个规格的球体。所以科学研究有很多误差，这些误差其实就是错误，只不过科学家内部给这些自己能力之外的东西叫了个好听的名字。

6 地理学的研究是有益的，但是它常常出现误差（姑且这么叫）；如果这个误差只是预报不下雨，结果下雨了，那么危害可能不太大；如果这个误差是预报不地震，结果地震了，那么危害就大了。

我的观点既不是否定地理学，也不是美化地理学，而是指出地理学的不足。或许这种不足是自亚里士多德以来许多科学的不足。你可以参考库恩《科学革命的诸结构》来考察科学的不足之处。
网友：对地震预测部门多一分理解吧

每一次大地震后，地震局和地震科学家都会被痛骂，这次汶川大地震也不例外。这几天在网上就不停地有人问：“地震前为什么没有预警？”“为什么地震局事先一点征兆都没有发现？”“地震局的都是干嘛吃的？”有的人甚至认为，地震局因为北京奥运而隐瞒了地震预测的信息。
    发生汶川地震这样的悲剧，相信每一个中国人都很难过，都很痛心。在痛心之余，人们难免要抱怨地震预测部门的失职，这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地震悲剧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当然也并非地震局的本意。我们相信，真正做地震研究的科学家，在汶川地震发生之后，一定比我们所有人都更难受。
    有人说，在5月10日四川绵竹市出现大规模蟾蜍迁徙，绵竹离汶川只有几十公里，这是地震的征兆。现在看来，这可能的确是大自然对地震的预警。然而事实上，蟾蜍的大规模迁徙，原因有许多种，地震警告只是其中一种而已，有谁敢一口咬定【认识必然之难】那就是地震的征兆呢？
    在普通人看来，地震预报就像气象预报一样，在事发之前是可以准确预测到的，在今天我国科学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地震预测更是轻而易举，更何况是汶川震级这么高、破坏性这么强的地震呢？然而事实上，气象预报是长期不准短期准，而地震预报却恰恰相反，是短期不准长期准。也就是说，我们可能在几个月或几年前预测出出某个地域可能会发生地震，但是预测地震具体的时间和地点，却是个世界性的难题。在这种情况下，地震局怎么能够因此就要求政府命令几千万的老百姓背井离乡、露宿街头呢？
    事实上，在汶川地震发生之后，地震局迅速给出准确的震中、震级等情况，为相关部门开展后续救灾工作提供了有利的科学依据，同时也使得那些非震中地区的人们能够正常地生产生活，能够像往常一样安然入睡。可以说，地震局功不可没。
　  天灾总是在人们不经意的时候降临。地震过后，大家在为同胞痛惜、祈祷的同时发出一些疑问是可以理解的，那么也请大家对地震预测部门多一分理解吧！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否在灾害面前保持镇定，手拉着手、心连着心，团结一致，众志成城，与受灾同胞共度难关，帮助他们战胜这场灾害，重建家园，不是吗？

宇文怀远

麻木不仁即非人也，非人又安知天命与人事之别？  
人非自然，人只有去成为；故不学为人，而学为驴，完全可能。且麻木不仁，即感、知不能相通，内外不相联属，此乃大程所谓之“不生”之态，去非—人不远。吾知有天命不可违，不知有人事不可为，所谓尽人事而待天命者。且以麻木不通之非—人之心，又安能知人事之可为与不可为耶？以物化为客观，以麻木为理性，此岂所能知之哲学为何物者？！

吾师卜子夏

以物化为客观，以麻木为理性。实际上不仅是当前习西哲者的通病，而几乎是中国所有以“现代知识分子”自居者的通病。

[ 本帖最后由 吾师卜子夏 于 2008-5-24 21:12 编辑 ]

haohaoqitian

温公手书 多难兴邦

吾师卜子夏

一次单纯的自然灾害，如果值得放进民族的历史记忆，其所带来伤痛程度当然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是，比伤痛更重要的，是这个民族在面对灾害和伤痛时的表现。自然灾害作为人类生活中无法避免的现象，其意义往往并不单纯。尤其是重大的自然灾害，不仅构成人类的极限处境，更能见证人类的渺小与伟大。2008年5月12 日，汶川地震。历史一定会记住这个日子，不仅仅是因为这次地震给震区的人民带来了巨大的伤害和损失，更是因为这次地震在一个特别的历史时刻，展现了民族的精神风貌，见证了民族的精神品格。
    距即将举办的北京奥运会不到100天。已经历过风雨的圣火正在国内传递。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举办奥运会，其政治意义不言而喻。
    距改革开放整整30年。即使是某些充满偏见的西方人，也无法否认这30年来中国的进步。中国在崛起，这是全世界都在谈论的一个话题。
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将近60年。这是一个属于中国人的共和国。捍卫平等的价值，让人民当家作主，是这个共和国的基本理念。虽然也曾经历坎坷，但仍然矢志不渝。
    距“五四”运动将近90年。那是一场激烈的文化-政治运动。一方面，反思的勇气着实可嘉，充分展现了民族的精神力量；另一方面，反思的方式不能不说非常极端、过度，导致了对民族彻底自我否定的社会意识。这种充满吊诡的精神状态揭示了民族自我认同建构过程中遭遇的“承认的斗争”，其自我分裂的两面性共同主导了近代以来中国的民族想象。从此，一方面，历史的坐标被重新刻画，精神的包袱被彻底放下，方向变得异常清晰。另一方面，国民劣根性的话语，就像一个精神的符咒，以一种历史原罪的方式，笼罩在民族的精神世界，建构着民族的自我理解。
    不必再往前回溯，因为“五四”是对近代民族所受全部苦难和屈辱的一次总释放，被称为“吾人最后的革命”。之后，我们就一直生活在“五四”之中。
必须指出媒体的意义：当灾害的惨烈通过电视画面展现在全国人民面前，汶川地震就真真切切地成为整个民族生活的一个核心事件。当我们看到，温家宝总理在灾区神色凝重地告诉我们汶川地震的严重程度“超过唐山地震”，当我们看到，一个个外婆、老师为了保护孩子和学生而勇敢地失去自己的生命，没有人能够置身事外。当然，我们的参与决不是看客式的。一次史无前例的捐助行动，从知名企业到平凡个人，从商界精英到街头乞丐，从青少年到中老年。每一样的捐助都是一笔无价之宝，无论捐助者是富贵还是贫贱；无论捐助的数额是多还是少。当然，这样的捐助也决不仅仅是慈善。我们眼中的泪水，不是来自对陌生人的同情，而是来自对同胞深沉的爱。汶川地震搅动了一个爱的海洋，一个藏在民族心灵深处的爱的海洋。我相信，这个海洋里的海水将永远滋养我们的生命，将永远润泽我们的未来。我相信，从今后，没有人再敢说这是一个劣等的民族，没有人再敢堂而皇之地将对祖先的诅咒置于民族自我理解的核心。实际上，无论我们此前如何看待民族漫长的历史，无论我们认为民族的历史原罪存在与否，汶川地震中所呈现出来的国民形象，都宣告了“五四”的终结，因为当下的中国人，就是如此！
    同样让人振奋的，是当下的中国政府。在地震发生后，政府所表现出来的高度关切、行动的果敢与高效，让全世界人都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真正为人民服务的政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依照自身文化传统而设立的全民哀悼日，以及中央领导的集体哀悼。当下的中国政府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不愧为共和国传统的继承者。这个将人民写在自己旗帜上的共和国，曾经历过各种各样的风风雨雨，甚至还包括社会主义的合法性危机。但是，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这是不可动摇的立国之本！这是中国人民的共和国，其目标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和谐，就像在地震搜救工作中的口号一样：一个也不能少！在这个意义上，汶川地震中所呈现出来的国民情感，就是一次全民公决，再一次确证了共和国的正确方向。
    正当我们总结改革开放30年的经验的时候，这个巨大的灾难降临了。经济，虽然并不占据一个国家综合能力的全部指标，但一定处于基础性的地位。改革开放到底取得了什么样的经济成功，基本上是有目共睹。但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的目标，从来就不是单一的经济成功，而是改革开放的全面深化，是“仓廪实而知礼节”，是建设一个富裕、有教养、充满人情味的伦理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作为30年来的政策核心，只是急所当务，权所当变。就此而言，汶川地震中所呈现出来的国民行动，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总结了改革开放30年的成功经验，表明我们正在用我们的财富，构筑新的长城——尽管我们多么不愿意看到这样的残酷发生。我们的全民意志，是一个伦理中国的崛起，不仅仅是和平，还有关爱，对全世界，对人之为人的关爱。“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这是北京奥运会的主题口号，更是中国面向全世界负责的伦理宣言。
    中国近代史上可歌可泣的事迹数不胜数，汶川地震中展现出来的民族精神风貌和精神品格，作为这个特定时期民族的自我认识，表达了民族自我肯定的高贵意识，必将载入史册。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哲学系）

[ 本帖最后由 吾师卜子夏 于 2008-5-26 22:15 编辑 ]

haohaoqitian

驳“天谴论”——余秋雨与网友的一段对话

地点：南开大学 2008-05-24 20:35

　　网友Fanji ：余秋雨老师，我要向您打听一个人。据说，是这个人提出了“四川地震是天谴”的谬论，但这两天又不敢说了。我估计您会知道这个人。因为这个人在九年前发起了对您的诬陷（他撰文说连妓女的手提包里也装有您的书），但这两年您似乎原谅了他，允许他在您担任总顾问的陕西卫视“开坛”栏目里谈文化。因此，您也许会知道他，是不是他提出了“天谴论”？

　　余秋雨：我不认识这个人。你说的问题很严重，我没有证据证明是哪个人提出的，因此希望不要具体针对某某人。不管是谁，提出这种谬论都是大恶。因为这种谬论把十三亿中国人当作了“天谴”的对象，把已经死亡的五万多同胞当作了“天谴”的对象，实在太让我们愤怒了！十三亿中国人做错了什么？五万多同胞做错了什么？究竟是什么样的“天”在惩罚他们？如果真是这样，我要套用关汉卿的语言对“天”高喊一句：“天啊，你残害苍生枉为天！”

　　网友三镇鹰：说得好！中外地质学家已经明确论证，这次地震是两大地球板块冲撞、断裂所释放出的能量。此间不存在什么“天意”，千万不要听这些邪恶的江湖术士的胡言论语。

　　网友寒夏：不是江湖术士。多半是一些自封为“异议分子”、“持不同政见者”的人。他们说“中国受到了天的谴责”，是出于他们的政治立场说的。但他们的致命矛盾是：既然“天”要谴责中国政治，为什么不惩罚政治人物，而是惩罚普通百姓？因此，一听就知道是谎言，而且是丑恶的政治谎言。

　　余秋雨：任何人都可以有不同的政治立场和社会理念，对此我予以尊重。我不可容忍的是，这些似乎有文化、有见解的人，居然对数万名骨肉同胞的伤亡无动于衷，而且还在伪造理由，把自然暴力美化成了正义的化身。对他们，我实在不想说什么话。我只想告诉网友：记住，凡是对万众苦难无动于衷的人，不可能有什么值得注意的政治观点。今后我们必须把各种眼花缭乱的政见、观点、学派、团体……推到最终的人文底线上：是否救助生命，是否守护民众，是否扬善去恶，是否具有爱心。如果连这条底线也通不过，其他千言万语，我都不想听！

　　网友Fanji：我早就发现一个规律：在中国文化界历来有不少成天骂骂咧咧的所谓“批评家”，但是一旦遇到洪水、非典、冰灾、地震，他们全都消失了，没有一个会去救灾，没有一个会去做义工，而且，几乎都不会捐助。等到灾难终于过去，他们又渐渐活跃了，一会儿整这个，一会儿毁那个，满口社会正义，直到下一次灾难来临。他们是灾难中的“冬眠者”。幸好他们“冬眠”，因此我们看到了，这些天中国的传媒多么纯净而感人。

　　网友王光列：我们中国人善良而健忘，等到灾难过去，也就忘了这些人在灾难中的自私嘴脸，又容许他们在媒体上高谈阔论了。因此，我历来主张，一切评论者首先应该被评论。当他们作为公众人物对别人颐指气使、吆五喝六的时候，任何人都有理由问他们一句：“在华东水灾的时候，在非典、冰灾的时候，在汶川地震的时候，你自己在干什么？”

　　网友Fanji：余老师，我还是放不下那个人。如果事实证明，“天谴论”正是他提出的，您会不会取消他在陕西卫视“开坛”上的发言权？

　　余秋雨：不管他是谁，只要有人提出“这次地震是上天对中国人的惩罚”，我都会把他视为丧失了人之为人的最后良知的恶孽。我从来不对自己担任总顾问的电视、报纸、杂志提出具体要求，但是如果有谁践踏了天良底线，我不会沉默。我认为，这次抗震救灾的全国性大动员、大投入、大动情，重新找到了中国文化的精神支点，也找到了中国文化与国际接轨的话语基础，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我将会就此写一篇论文，题目是《汶川——中华文化的新起点》。我预计，中国文化的精神价值系统将在这次灾难中重新建立，那个让我们恶心了很久的“文化蚊蝇狂欢时代”，必将结束。经历了这次十几亿人眼泪、肃立、哽咽，中华民族的集体人格将会在关爱生命、焕发人性的基础上重组和优化，并让世界瞩目。而这种集体人格，就是我们所追寻的文化。

关怀

作者: 南方周末编辑部
　　大地还在痉挛，灾难还在延续，每时每刻，都可能有同胞牺牲。生命在危机中，祖国在危机中。
　　但是，我们已经走出恐惧，因为我们已经看到希望。救人高于一切，救灾高于一切，已经成为整个国家的最强音。必须以举国之力拯救一切可以拯救的生命，已经成为全民族的共识。于是，十万救灾大军雷霆出击；于是，国家领导人冒着余震不断的风险，相继奔赴救灾第一线；于是，公共娱乐暂停，奥运火炬暂停，一切为救灾让路，一切为救人让路。
　　这其实是对生命的礼遇。这种对生命的礼遇，在国家哀悼日达到了最高峰。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所有的人都同时向逝者的亡灵默哀，所有的人都同时向生命的尊严低头。那一声声警报，是呜咽，是抽泣，但更是呼唤，呼唤我们重新体认人的尊严，呼唤我们重新体认生命的价值。
　　从雪灾到胶济惨案，从胶济惨案到四川大地震，灾难不但突如其来，而且一次比一次暴虐，一次比一次惨烈。我们原本以为物质上的金汤之城，足以让我们长治久安。但大自然的灾害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既然山川可以瞬间崩裂，既然道路可以瞬间扭断，既然城镇可以瞬间毁灭，在大自然无边的力量面前，既然一切物质的力量都现出了原形，都那么脆弱，都那么不堪——我们过去对于物质力量的迷信，就不免显得幼稚可笑。
　　这是新的抗战，这是全民族抗战。它要保卫的主要不是土地，而是无数无辜的生命。面对大自然强加的这场战争，我们注定不可能是胜利者。已经逝去的生命不可能重来，尤其是天使般的孩子们的夭折，应该让我们每念及此，都有锥心之痛。所以无论我们怎样努力，将来都没有资格去庆功。但我们的确可以从灾难中学习。生灵涂炭，满目疮痍。悲壮的牺牲应该让我们清醒，单纯的物质上的强大并不足恃。如果连生命都无法保障，一切就都没有意义，物质上的强大就不过是沙滩上的建筑而已。
　　在泪眼之间，良知复苏；在废墟之上，人性挺立。大地震震掉了我们心灵的尘垢，震碎了我们日常的面具。不能等到埋到瓦砾下才去爱，每个人都是幸存者，每个人都值得爱。大地震让我们重新发现人本身，重新回到人本身。所有的冷漠，所有的骄矜，所有的轻狂，这时都不再时尚。我们彼此珍惜，我们携手同心。原来中国人并不丑陋，原来中国人可以这么友善，原来社会可以这么脉脉温情。
　　更重要的是，这一切是执政党和政府身体力行并积极倡导的结果。以国民的生命危机为国家的最高危机，以国民的生命尊严为国家的最高尊严，以整个国家的力量去拯救一个一个具体的生命，一个一个普通国民的生命。国家正以这样切实的行动，向自己的人民，向全世界兑现自己对于普世价值的承诺。
　　显而易见，这是一个拐点，执政理念全面刷新的拐点，中国全面融入现代文明的拐点。多难兴邦，拐点出现之迅速超出期待，于是，如一些网友所说，这次灾难中政府的表现没有让人民失望，人民的表现更是让政府动容。为了调动尽可能多的力量拯救生命，政府敞开了救灾的大门，民间力量争相进入，国际援助争相进入，媒体争相进入。一个开放的、透明的、全民参与的现代救援体制正在拔地而起。但它并没有给政府添乱，反而跟政府力量配合，形成了最大限度的合力。这个崭新的救灾体制，或将是未来中国公民社会的模本。
　　固然，从技术着眼，此次救灾亦非尽善尽美，但即便不乏瑕疵，亦无损此次全民族抗战的历史地位。它是以人为本这一现代执政理念发展的顶点，也是中国迈向现代国家的一个崭新起点。
　　尤为难得的是，这次新的抗战正铸就我们新的民族气质，仁爱、包容、坚忍的民族气质。以这种新的民族气质做支撑，属于每个中国人，成为每个中国人的生命方舟的新中国，将不难从灾难中崛起，有如浴血的太阳。这种软力量的崛起是体面的崛起，有尊严的崛起。只要国家以苍生为念，以国民的生命权利为本，只要有这样的底线共识，就会奠定全民族和解、中国与全世界和解的伦理基础。整个世界就都会向我们伸出援手，整个人类就都会跟我们休戚与共。我们就会与世界一起走向人权、法治、民主的康庄大道。
　　这是多好的转型契机。中国现代化这锅百年老汤，是到煮开的时候了。一个民族的百年悲情，是到升华的时候了。人们原本以为，以北京奥运会为标志，中国正在抵达历史三峡的出口；谁知，大自然提前给中国出了一道难题，而正如境外媒体评论的，中国人以高分通过了考试。汶川大地震与北京奥运会，一悲一喜，悲欣交集，中国能不能闯过去，我们这个古老民族能不能凤凰涅槃，否极泰来，关键就取决于我们当下的选择。而在这点上，此次抗震救灾无疑是成功的操练，应该可以奠定我们的信心和决心。
　　来源：南方周末

关怀

新华网北京5月19日电（记者 于长洪、唐璐、葛素表）“胡锦涛等中国领导人鞠躬”“天安门降半旗缅怀逝者”“在地震悲剧一周时中国停止一切活动”……中国19日开始连续三天为汶川大地震死难者举行悼念活动，成为各国媒体的“聚焦点”。
    19日下午2时28分，正如法新社所言“中国进入三分钟停顿，举国为地震遇难者默哀”。美联社14时31分就发出了快讯，并注意到这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次为国家领导人以外的人实行全国性哀悼”。 洛杉矶时报将之称为“越来越人性化的政府努力向民众提供精神安慰和国家支持”。而德新社、美国之音等都解读出了“设立哀悼日顺应民心民意，向全世界昭示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生命的关爱以及万众一心救灾重建的决心”。
    在伤亡惨重的重特大事故发生后，很多国家都由政府宣布设立全国哀悼日。如“9·11”事件后，美国将9月14日定为全国哀悼日；别斯兰人质事件后，俄罗斯宣布9月6日和7日为全国哀悼日。中国则一直缺少一个国家层级的集体祭奠活动，对于唐山大地震、特大矿难、渤海沉船等重大事故造成众多的死难者，从未举行过全国下半旗的悼念仪式。
   “这次愿意开创先例，是向国际社会显示中国政府重视人民的安危祸福，是在尽力跟国际接轨，具有非凡的历史意义。”香港《苹果日报》的“苹论”认为:这表达了中国政府与民众同哀同悲，是明智而恰当的。
     基于此，多家外媒“所见略同”形成的共识是:设立全国哀悼日“表达举国之沉痛哀思，祈愿所有不幸的生命得到安息，这一破天荒的做法，尊重所有生命与逝者，让政权与国家更多地体现关怀与人道，是中共的一大突破，也是胡温‘以人为本’的又一具体体现”。
     是的，在三万多人罹难、二十多万人受伤、五百多万人成为受灾群众的情形下，只有感受悲怆才能凸显坚强。寄托哀思是为了化悲痛为力量:生命高于一切，《华尔街日报》留意到“中国宣布全国哀悼，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尽一切努力寻找更多的幸存者；奥运火炬传递“暂停”，美联社的结论是“对中国人来说，现在最重要的是帮助同胞”；停止公共娱乐的“中国含泪”，路透社、共同社等写下的是“生命的祈祷”……
     以人为本，就是民重如山。而将“以人为本”的镜头摇远，细心的外媒不会忘记，几年来近民之心、亲民之意颇多体现在“中国大政”:抗击非典第一线的指挥若定、亲临雪灾现场的问寒问暖、洪水等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发生后“第一时间”出现的身影……在领袖的率先垂范下，从上至下各级政府、干部的举措和施政行为，都显示出“民生优先”、“民生至上”的取向，并赢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赞扬。
     哀悼日，确是中国民族力量的凝聚，为的是在发展征程上更大的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