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2：院系调整后中国现代科学家在高校的分布
大学名称 | 人数 | 大学名称 | 人数 | 大学名称 | 人 数 |
北京大学 | 31 | 北京农业大学 | 11 | 北京航空学院 | 6 |
清华大学 | 14 | 复旦大学 | 10 | 南京工学院 | 5 |
协和医学院 | 14 | 交通大学 | 7 | - | - |
北京地质学院 | 14 | 上海医学院 | 7 | 小计(所/人) | 14/156 |
北京医学院 | 13 | 北京师范大学 | 6 | 其他大学(所/人) | 59/101 |
南京大学 | 12 | 天津大学 | 6 | 总计(所/人) | 73/257 |
资料来源：同表1。
说明：1、拥有2-4个科学家的大学分别是：南开大学、上海第二医学院、华南农学院、
北京石油学院、东北人民大学各4人；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华东师范大学、东北地质学
院、华南工学院、第二军医大学、第五军医大学各3人；浙江大学、同济大学、武汉大学、
山东大学、重庆大学、厦门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南京林学院、西北农
学院、四川医学院、华南医学院、天津医学院、华东化工学院、华东航空学院各2人。拥
有1个科学家的33所大学详见附录。
2、复旦大学调整前只有一个现代科学家，时已被调出。
由表1、2可知，院系调整对时在高校的中国现代科学家的调动具有以下三个特征。
(一)调整幅度大，且大量的科学家被调离高校系统
院系调整后原在高校的314名科学家留本校任教的仅82人，只占总数的26%；调离原校的有232人，占总数的74%。即在高校的科学家有近四分之三被调离本校。如此的调动幅度恐怕在世界科学史、教育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其中，在调动的科学家中又有74人，即近三分之一被调离高校，去中国科学院等单位工作。而同一时期由外系统调入高校的不足调出的四分之一。这样，调整后在高校的科学家比调整前少了近五分之一，科学家在高校内外分布的比例正好由调整前的“六四开”被降至“对开”。随着1952年后留学归国的科学家及新毕业的大学生、研究生分配向研究、建设、军工等部门倾斜，事实上，院系调整后科学家在高校内外的分布重心已经颠倒。这是新中国在科学研究人力布局上向苏联学习的结果，与打破民国高等教育体系、排斥欧美科学研究的组织理念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也是一个在现、当代中国科学史、教育史上值得研究的一个课题。
(二)一流大学首当其冲，品牌的综合性大学无一不伤筋动骨
由表1可见，院系调整时，无论是综合类的大学还是单科性的学院，主要由民国时期形成的品牌高校都出现著名教授被调出、总数被减少的现象。其中，除了两个专业特殊的、单科性的医学院，被保留的那12个重要的综合性大学的理工类骨干教师被调出的比例竟达60%-100%！可见，当时办得较好的综合性大学院系调整后无一不大伤元气。这对于新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三)化整为零，拆强为弱，基本上是单向分流的操作使调整成了“拆分”
院系调整前，314个科学家分别分布在以公立学校为主体的49所高校，这些高校平均拥有6.4个科学家。其中，前13所大学拥有科学家251人，即占6%左右的名校占据了总数80%的科学家。我们应该知道，名家高度集中在十几所大学，这本身就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某一时段办学特色的一个重要指标，若以教育学的角度看，这便是院系调整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的一个基本参数。
我们从表1看到，与形式上的院系整合、各系科“你来我往”不同，著名大学的著名教授不仅大多被调出，而且基本上是单向分流。如17所名牌大学被调出的著名教授或学术新秀有200人，可调进的仅36人，平均调出与调进的比率不足5：1。除了特别栽培的北京大学与较早更名、提前合并的天津大学，其他被保留的13所著名大学被调入的平均不到1人。其中，浙江大学、上海医学院、同济大学、武汉大学、北方交通大学等5所大学都“颗粒无收”！
按理说，院系调整后在高校的科学家少了，大学的数量也少了，则科学家分布的大学也应该少了。可单向调整的结果相反，拥有科学家的院校由调整前的49所增加到73所，由原平均占有6.4人，下降到3.5人。若拿实力最强的几所大学比，相差更悬殊了。如原排名在前的5所大学拥有科学家185人，平均37人，调整后同样名次、数量的大学共有科学家86人，平均只有17人了。
从高校科学家分布的化整为零和调整倾向上基本是单向分流的结果而言，与其说“调整”，倒不如说“拆”与“分”更接近事实。
著名教授在高校集中到何种程度更有利于一个国家教育与科学的发展，这同样是一个值得玩味的教育或科学理念。
二、打破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院系调整
院系调整是新时期学术界讨论的一个热门话题①。尽管争鸣还在继续，但对其的若干反思已基本形成共识：忽视了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理工分家与专业设置狭窄；历史悠久的名牌大学拆散，使作为现代教育轴心的综合性大学严重削弱，导致我国大学与世界一流的距离渐行渐远；私立大学的取消，既中断了民间办学的传统，又增加了国家的负担，其中，教会大学的消亡失去了教育界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天然联系。
笔者同意以上观点，也倾向于朱九思的“国立大学，若能冷静思考，是可以不调整的”②(按：“国立大学”是主体，即朱老的观点实际上是主体否定)、任一明的“这次调整是不必要的，因为它违反了高等教育的一般规律”③、陈平原的院系调整“弊大于利”④等的见解。
然而，所有这些观点与思考大都是从今人的眼光去审视的，尽管从中吸取教训是非常有益的，但不能由此推知当时的决策有明显的失误。正如邱雁在分析理工分家时说的“在当时条件下，这并不是一个重要问题……苏联高等学校也有很长一段时期理工不在一起，但他们的教育科学事业并没有因此受到严重影响”⑤。开国初期，人们大都认为苏联的科学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跟着“老大哥”走是新中国发展科学、教育的一条捷径。故随着时间的延伸觉察到院系调整的决策有问题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做出的决策本身是否失误，不是同一回事。
执政者的思想及其决策形成不能超越历史与条件。我们对当时教育上 “一边倒”的倾向并不苛求，因为这是“二战”后社会主义陈营中的一大趋势⑥，更是朝鲜战争后年轻共和国的无奈选择，充其量是对教育规律的认识有限，在主观上不存在明显的过错。
为了减少一时解决不了的争论，求得尽可能的共识，本文的思路是在假设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院系调整在决策层面是十分必要、非常及时、完全正确的前提下，从这两方面展开讨论：一是调整的方针与政策说的和做的是否基本一致？另是在“一边倒”的大局下，有否遵循教育的普世理念和人事调动的基本原则，即主管部门与执行层面有否违反常理与常识？若没有做到言行一致或违反了常理与常识，这又出于何因？
(一)重要的综合性大学取舍不当
现代高等教育史表明，重要的综合性大学对一个国家的教育与科学的发展影响深远。故是否科学地确立与扶植几所综合性大学，应是院系调整首先要解决的命题。
虽然把原来多学科的综合性大学，变为文理两科的所谓的综合性大学是学习苏联经验的结果。但由谁来担纲这样的综合性大学是中国人自己的事，应与他国无关。根据专门学院的任务是“培养各种专门的高级技术人才。综合性大学的任务，主要是培养科学研究人才和中等学校、高等学校的师资”的性质分工⑦，可知院系调整后的综合性大学仍是最重要与最高层次的大学。既然如此，把当时最好的大学确定为综合性大学是最正当不过的事了。那么，“四大名校”——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与浙江大学进入综合性大学的序列应是没有悬念的。可遗憾的是，当局把其中的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以及其他优秀的大学如交通大学、同济大学、重庆大学等都排斥了，同时，把当时不这么样的复旦大学设为综合性大学，这些是没有多少道理的。
1、最牛的清华。院系调整前，清华大学的现代科学家首屈一指，占全国高校的五分之一强，且其人文学科的力量也不弱。如果说，在人文学科占相当比重的解放前，北大与清华的办学实力难分仲伯的话，那么，1949年后在人文学科边缘化的格局下，以理工科见长的清华应比北大更具发展的优势，理当是国内最牛且应被最看好的大学；即使域内只保留一个综合性大学，她也是最有力的竞争者之一。可清华还是被排斥了，且与浙大一样，大学校名被保留还算幸运的。
2、巅峰的浙大。浙大在抗战时期曾有“东方剑桥”之美誉。可依我来看，她的巅峰期却却是院系调整前的那几年。首先，教授阵容强大。开国初年，浙大集合了苏步青、陈建功、王淦昌、贝时璋、吴征铠、淡家桢、蔡帮华、束星北等著名教授，师资队伍整齐又强大，尤以理学院论，“是全国第一流的” ⑧。其次，学生一流。由表3可见，1949-1952年由国内大学培养的大学生后来成为现代科学家的全国共23名，由浙大走出去的就有5名，全国第一。又据李佩珊的相关统计，也印证了1949-1952年这时段浙大办学的辉煌⑨。怪不得，当时浙大的学生转入复旦后才有底气甩出“浙大理学院哪个系也是全国第一” ⑩的恨话。然这样处于巅峰状态的浙大，不但没有她应有的位置，而且不久被肢解了。之后，浙大没有产生一个“现代科学家”！
如果说把清华排斥在综合性大学之外，尚有苏联的一个城市只设一个综合性大学的“清规”⑾，那么，浙大没有进综合性大学的“戒律”呢？没有！
3、 “空白”的复旦。假设当时全国只设五个综合性大学，除了“四大名校”，另一个应放在我国高校重镇之一的上海。上海最具竞争力的大学无疑是交大或同济。可除了京城以外，这个最具战略地位的综合性大学却花落复旦，这同样不能令人信服。
复旦大学在民国高校中算不上一流。1952年院系调整时，随着农学院的迁出与钱崇澍的外调，原复旦大学在自然科学方面似乎没有一个重要的学科与教师。但就是这样一个当时现代科学家缺席的大学，在理工科独步天下的1950年代的院系调整中被定为综合性大学，许多强校的优势学科、著名学者都要弄往复旦，这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因为，无论是企业的兼并，还是学校的重组，一个自然的选择总是以大吞小，以强吸弱，这符合当事人的心理需求，更便利日后的正常运行。如最近一次的高校合并，就是规模小的大学或二、三流的大学并入规模大的或一流的大学，而不是相反。假如今日的复旦，并入上海的一般性高校，岂不成了笑话？可当时的确是反其道而行之的。不过，这一貌似“外行”的举措实则是精心设计的，堪称院系调整中的一个经典。因为，作为华东高校的新科状元，上海、浙江区域唯一的综合性大学，复旦可名正言顺地把沪、浙两地的高校名流尽收麾下；同时又阻止了浙大、交大、同济等名校的名师在其中的任一本部的“会师”，大大方便了今后的治理。只要便利自己的驾驭，几乎可以不考虑其他，这是院系调整的一大特征；设综合性大学时弃浙大、交大而取复旦，便是一例。
这样，若从教育学专业判断，假设中的五个最重要的大学的取舍有三个是不适当的，且清华的综合性大学的取消，又使北大“唇亡齿寒”。因为，1952年前后的调整主要在各大行政区、甚至一个城市内进行，作为中国高校的“双子星座”，在北京、乃至华北地区真正有资格替北大“换防”的，唯有清华。故鼎革后，作为多科性的专门学院的清华，其“培养各种专门的高级技术人才”或“工程师摇篮”的角色定位，不仅使她难逃拆分的命运，也为北大的脱胎换骨创造了人事条件。换句话说，若清华也添列新型的综合性大学，则北大就难以“大换血”！同时，清华、浙大的“搞惦”与复旦的走运，为其他地区、不同层次的高校“排位”与整合提供了样本。
这几个重要的综合性大学的取舍是院系调整中最厉害的招数之一，其合理、合情与否也将影响甚至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改革的得与失。
(二)不仅仅是理工分家或“专业”调整的问题
在涉及院系调整的相关论著中往往有如下的叙述：中央教育部决定，把北京大学、燕京大学的工学院并入清华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的理学院并入北京大学……⑿。屈指算来，院系调整后的北大、清华仅仅是专业分工的不同，两校的师资力量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增加了。因为也是著名学府的燕京大学融入其中了。可问题并没有如“2＋1＞2”那样的简单。正如陈平原读了《北京大学纪事》后一眼所看穿的：“被‘调整’的不仅仅是专业” ⒀。
如果说综合性大学与专门学院性质的确定是各大学理工分家的前提，那么，理工分家后接下来要干的就是从中“抽分”各骨干科系与教师。前者是策略，后者是实质。教师的抽调方法，一种是在学校之间进行，尤其是原综合性大学向新组建的专门学院迁移；另一种是由学校调往外系统。虽然，一部分调整是“专业”与实际的需要，但相当部分是为了调动而调动。往往是甲大学A专业的教授调入乙大学，乙大学A专业的教授调入丙大学或外系统。现以北大为例，做一简要说明。
北大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解放后一直得到政府的依重。但在院系调整时北大也无例外地进行了“大换血”。当包括18位科学家(其中数理化专业12人)在内的清华大学的186位教师喧宾夺主，进入燕园时，北大的八成科学家却告别了“红楼”。即使那按调整方针可以留校的20位数理化专业的科学家，也各有6位被调往外校或外系统，北大自己仅留了8位，比原藉清华的还少。北大理学院地质系的7个科学家1个也没留。而与此同时，新北大地质地理系的教师一度曾是清一色来自清华园的⒁。那么，我们是否有理由问：
1、既然调整后的北大，清华藉的科学家在数量上取代了原北大的(18：11)，如同复旦理学院成了“浙大的理学院”一样，北大理学院成了“清华的理学院”，这似乎说明清华的科学家更适合在综合性大学任教，那么，为何不保留清华的综合性大学的资格呢？
2、既然北大定为综合性大学，并成为新中国高校的龙头，她的本该留下的主力——理学类科学家为何要大部分调走呢？
3、固然其他学校或外系统需要理学教师的支持，那么，把调往北大的清华理学院的老师直接调往这些学校而留住北大的教师不就得了？
北大不仅进行了“大换血”，而且调整后其拥有的科学家也仅仅达到调整前的六成。1952年后，几乎一枝独秀的北京大学的损失尚如此惨重，更不要说那些科学家被抽光或少得可怜的其他综合性大学了。那么，调整的基本方针之一——“加强综合性大学”至少在理学层面该从何谈起呢？(按：几乎一夜之间组建的复旦理学院当别论)。
(三)对若干大学及地方做得大绝了
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教育界人士已对院系调整中把一些重要大学拆散、优势学科连根拔掉的做法作了自我批评，如明确承认“浙江大学”是“不该调整的”⒂。本文的研究表明，院系调整时出现了几乎所有的名牌大学都有理、工类重点科系被调离本校、若干一流大学的优势学科几乎都连根拔起，甚至发生对某些高校、某些地区过不去的、近乎“株连”的现象。下面我们以清华、浙大及浙江为例进行讨论。
1、几“剃光头”的清华。中央教育部虽然对清华与北大作了理工分家、合并的决定。但同时为了满足学校提出的“照顾”， 1951年11月15日《中央教育部党组关于北大、清华、燕京三大学调整方案的报告》明文答复：“北大和清华的理学院基本上可不动，仅作个别调整” 。按此精神，清华理学院的教授大多可留下。随着北大、燕大工学院的加盟，那清华不就成了院系调整的极大受益者？也许睹此蓝图，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的张奚若才情不自禁地高呼“中央教育部院系调整成功万岁” ⒃。可事态的进展与文件的承诺大相径庭。以清华的现代科学家来说，除了行政缠身的钱伟长和一个66岁的张子高，其余25位理学(含地质)专业的科学家悉数外调。形式上保留的工学院，其航空、化工等块状的著名教授也基本上出走。拿清华自己的话说，是“泻了肚子” ⒄。这个曾经是科学家最密集、专业较全的大学，调整后除了电机系还有7个科学家，找不到第二个拥有2个及以上科学家的专业。即使唯一保留下来的实力强大的电机系，还有一段耐人寻味的故事。在教育部的苏联顾问提出的方案中，清华电机系只保留电力组，而将电信组划给他校。是孟昭英、常迥(他们不久都打成“右派”)俩位教授的激烈反对、据理力争，才得以保留电信组，并在后来主政清华的蒋南翔的力挺下，组建了新兴学科——无线电系及半导体专业。否则，清华大学电机系有可能至少还要出让孟昭英、常迥和吴佑寿这三位科学家，则清华大学对我国无线电电子学的奠基性贡献可能无从谈起，电机系作为清华大学“重型工作母机”的作用也要大打折扣。也就是说，根据原调整方案，清华大学的优势学科几乎要“剃光头”了。这仅仅是“个别调整”、“适当的调整”吗？这也说明，实际操刀者既对大学文明的传承缺乏起码的尊重，也对当代科学的发展趋势鲜有了解与前瞻。
2、肢解的浙大及受损的浙江。院系调整中肢解的大学远非浙大一家，但浙大却成为整顿的一个缩影，这主要是因为浙大不仅“改造”得最彻底，而且，与众不同的是，作为一个文化大省的“独生子女”，浙大的主要院系与骨干教师大都调离本土后，势必制约整个浙江地区社会的正常发展。
院系调整前的浙江大学有文、理、工、农、法、医、师范等7个学院，30 个系所组成，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综合性大学。院系调整时，浙江大学的主力分别调往复旦大学、南京工学院、厦门大学、浙江师范学院等省内外的18个学校，本校仅存原工学院的机械、电机、化工、土木4个系和理学院的“挑剩”部分⒅。相对于院系，浙大调出的骨干教师更多。以26位现代科学家来说，被调离本校的有24位，其中的半数，即12人调往中国科学院等单位。故在四个科学家最多的大学中，浙大既成为调出科学家比例最多的大学，也是这次教改中科学家调任外系统最多的大学。
如果说，“山西省高等教育的院系调整，实际上主要是山西大学的院系调整”，是山西大学的取消与拆分⒆，那么，浙江的院系调整，实际上主要就是浙江大学的院系调整，是浙江大学的肢解。所不同的是，虽然山西大学的部分院系也调出三晋，如财经学院划归中国人民大学、工学院的冶金工程系并入北京钢铁学院，但山西大学主要是就地拆散，又就地组建，拆散后的主体还在山西。可浙大却是就地拆散，异地支援，精华部分尽遣省外。
如果说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改组后调出的科学家主要去向是坐落在首都的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北京板块高级人才的整体实力并没有削弱，那么，浙江大学拆散后，其调出的24位科学家有22位，即九成以上去了沪、京、苏等省外。浙江大学成了向省外调出科学家最多的大学；浙江省也成了向他省贡献科学家最多的省。
而同一时期，由外省调入浙江的仅是1个年届六旬的医学家，出入比是22：1。至此，浙江全省的科学家由调整前的26个，急剧减少到仅存5个，降幅全国第一。如同调整后的浙大由全国一流沦落为不入流一样，南宋以降一直是全国人才大户的浙江省，一下子跌入了历史的深谷，首次成了一个无足轻重的地区，拖了浙江经济、文化前进的后腿。
人才的类型与出产是有很强的地域性、时段性与继承性的，浙江这个长期来全国出学术人才概率最高的地区⒇的教育遭此“千年未有”之重创，损失的难道仅仅是浙江吗？在地方性大学中最不该拆散的浙大却被拆的体无完肤，今天想来，有点不可思议。
(四)一个似是而非的结论：调整使高校的区域分布趋于合理
建国之初，我国高校集中分布在沿海或接近沿海的大城市，内地和边远地区很少。高校的区域分布不平衡是1950年代高校改革的原因之一。较早评估调整使高校的区域分布趋于合理的，是《中央人民政府高等教育部关于一九五三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工作的总结报告》〔21〕。该报告在结论部分称：调整“结束了院系庞杂纷乱、设置分布不合理的状态”。此后，不仅主流观点一直认为院系调整后高校区域布局得到了改善〔22〕，就是对院系调整颇有微词的学者，也以为“1952年院系调整后，高校的地区布局有了一些好的变化”〔23〕。国外做专门研究的也认为“通过院系调整，高校分布不合理的状况也得到很大的改善”〔24〕。可事实并非如此。这是人们误把1956年前后的高校分布战略调整的结果当成1952年前后院系调整的业绩，或被若干表面的数据迷惑所致，有必要加以澄清。
前面说过，1952年前后的调整主要在各大行政区、甚至一个城市内进行，因此，改革不至于会影响整个布局。与人们的想象相反，也与把原综合性大学化整为零有别，调整中凡涉及到跨越较大行政区的科系，一般是中小城市、边缘城市调往大城市、中心城市；内地调往沿海。走的是“大鱼吃小鱼”的常规路子。如果说调整前我国高校主要分布在沿海或接近沿海的大中城市，那么，调整后重要的院校、科系由沿海或接近沿海的“一线”，集中到沿海或接近沿海的上海、南京、北京等几个“点”。如因高校集中导致众口之矢的上海，“经过1952年的调整……从数字上满足了减少上海高校数量的要求”。可“在现存高校中，调入的外地系科远比调往处地的系科多”〔25〕。即整合后，上海地区的办学实力“明降暗升”。有趣的是，一些不明就里的学者，至今仍把华东地区高校调整前后学校个数的变化(其实主要是上海的减少)，当作区域调整成功的典型例子来举隅。又据本人观察，北京“吸纳”的科系恐怕也比“吐出”的多。关于这一点，虽然“从推进高校地理分布的均衡化解释似乎有些矛盾”，但(日)大塚丰教授也认承“华北的中心城市北京和天津地处沿海，集中了大批高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