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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牧之 中国有顾准

李牧之 中国有顾准

去年是顾准诞辰九十周年的日子,我写了这篇日志。2006-04-25

    刚拿回来别人借走的两本小书,一本是吉林人民出的《顾准文集》,一本是三联出的《风声雨声读书声》,都是我很喜欢的书,也是进入思想类书籍的入门读物,偶尔会拿起来翻翻,感触的是自己的思想变化。有一种情结是因于过去的经历,因为过去受过某个人、某本书的影响,而此后虽然思想有所转向,但仍然有所倾向,而不论这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很多人很多时候都是这样。还记得高建国的《拆下火把当肋骨》这本传记,我从这本书里读书顾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一文中的只言片语,兴奋的好多天没有睡好觉,那时,是我开始探索自由之路不久。在网上读到了电子版,之后在一兄长处找到了吉林人民的这本《顾准文集》,继续重温那曾经有过的激动。此书一直辗转于师友之手,几多传递,在顾准九十周年诞辰的时日,又传回我的手,几分偶然的事件,让我更有些意外,想一想当时求知的冲动,甚至有一些沧海桑田的感觉。

    顾准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热起来的,领头的是李慎之、王元化等人,那时对顾准思想的讨论随处可见,榕树下网站中“躺着读书”板可以看到大篇的读《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读书笔记,当时是钻进这个胡同一口气读了许多这方面的书,包括哈耶克等人的。当时好似觉得自己突然间懂了什么一样,记得以前读古成的武侠小说,他在前言中说到他的转型,十分奇怪他的痛苦。今天我虽说不上转型,但确实感觉所想所为和以前不大一样了。今天对顾准,或者是觉得都什么年代了,顾准热早就过时了。或则是对顾准横挑鼻子竖挑眼的,因为顾并不是完人,有人读了顾准日记以后,觉得顾准也不过如此,觉得中国人大体如此等等。但顾准无论如何都是那个时代非常伟大的人物,除了伟大无法形容。

    顾准的发现是九十年代荒凉的社科学术发展的一面旗帜,不仅有顾准,还有张中晓、遇罗克、王申酉等人以及重新发现胡适等民国人物等等。以及九十年代末自由主义的兴起,自由主义——这个九十年代的不速之客饱受学术和政治的打压,依然存在至今。我想引用刘军宁的话“过去的努力表明,自由主义在中国常常水土不服。为什么要把这种纯西方的东西引入中国?中土与西方的确存在着种种差异,如中国喜欢喝茶,西方人爱喝咖啡。在深层次上,东方人与西方人同作为人,在本性上却有共通之处。西方人珍惜自己的人权,难道中国人就愿意被无缘无故的投入监狱?西方人珍惜自己的财产,难道中国人天生就愿意自己的财物被掠夺?西方人珍惜自己的言论自由,难道中国人天生就愿意被别人缝上嘴巴吗?只要中国人与西方人一样珍惜自己的人身自由、财产权和言论自由等基本权利和自由,自由主义在中国就能派得上用场。在西方,自由主义是市场经济的伴生物;在中国当市场经济成为秘然的选择时,自由主义也就早晚要成为中国的一位不速之客。既然通向市场经济的大门己经打开,通向自由主义的大门就再也关不上了。”从这点上说,中国不需要高深的理论家,只需要一个时刻清醒的人,为人们拨开被权威笼罩着的迷雾,反思过去,指明未来,而在那个时代,顾准做到了,更是超前了那个时代几十年的理论水准。

    顾准是极为聪明的一个人,以前和好友讨论起来,一致说顾,太聪明了,十九岁就可以上讲坛讲大学教师讲的课。他在会计学上的成果就可以为他的学术生涯浓浓的写上一笔,今天大名鼎鼎的吴敬链就时常把他的恩师挂在嘴边。但这些不重要了,做为大众嘴边的顾准是因为他对那个迷乱年代的深刻反省而闪光的。在经济领域外的信件和文章处处透露着闪亮的金子,让读者心动不己。他和张中晓被称为文革期间中国的两部大脑之一,在文革,统一思想做到如此的程度,以至于全国只有一个大脑在思考,此时我们还可以看到当时认为的另类大脑,实在是后人的幸福。我认为张中晓的才气在所留下的东西上,远不如顾准(我们只可以看到一本《无梦楼随笔》以及张的一张照片。单薄的很,而此顾准毕竟是做过高官见过大世面的人。张是从纯粹中土的思路来思考的,而顾准更多的取资源于西学)。顾准以及韦君宜等人也是一二九运动去往延安的火种,这是何等的人物,是当时的金融骨干、富家小姐,可以说正是他们这批人给那时的***提供了干部,才不至于真的变成李自成式的农民运动。刘少奇在这一点上做的要比当时周恩来的南方局漂亮不少。有时老谈南方局的那些人都是花天酒地,风度有加,其实北方局又何曾全是劳工苦力。只是可惜这些人出身颇佳的才子小姐们,在后来无一例外的被打成了右派。尽管他们在一二九投奔了延安,但是他们之中毕竟很多人是极为聪明和有反省意识的,顾韦两人在这其中的表现无疑给了我们一个参考中国三十年代到八十年代这一代人的另一个视角。(近人在研究中国知识分子的时候,还特意将一二九群知识分子特意的划出来,和西南联大知识分子做了一个对比,比较有意思,确实值得深究。)
   
    中国有顾准——我突然间想起这句话,忘记是在哪里看到的,应该是哪本传记里面写的,在那个时代,中国有顾准。我们应该自豪,并为延续顾准的思考而努力。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是什么?就是这些人物,就是由他们承接着历史,何家栋说,在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这条政治主线外,我们更应该有一条知识分子的主线,我们可以列出严复——梁启超——胡适——顾准(殷海光)——李慎之[或许不太恰当]这么一条线来,我们有着这条主线,我们想我们应该继续走下去。在顾准九十周年诞辰,我们在想什么?我们应该做什么?在中国当下的环境下,我们连一次顾准的九十周年纪念都搞不起来,我们顾准说的,曾经指出的,更应该是吾辈谨记并为改变他而努力的。   
   
    其它的花絮就是顾准的那帮不孝子,顾准在临死前是如何的肯求他们见见他,认认他这个父亲(以前汪璧及其子女都与他划清界限了),但是被他儿女们拒绝了(汪璧那时己自杀),但死后顾准的书出名了,他们反而回来抢版权,天下有这样的不孝子,妈的,真是活见鬼了。在没有生命危险,也没有什么大的抉择面前,他子女是一种什么样的选择?不孝子加上文革的万恶造成了人自有人类以来最丑陋的一面之一。古今人物皆同,从茶花女周围的那帮无行商人开始,到后来殷门弟子,大抵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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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牧之 再谈顾准

今天再来谈顾准似乎己经过时,因为在部分人心里这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话题。经陈敏之、李慎之等人的努力,《顾准文集》辗转许久方于1994年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与公众见面,思想界颇有沸腾的迹象,品读顾准的文章到处都是,大有开篇不读顾准文,读遍思想亦枉然的意思。不独于此,整个九十年代都在不断的发掘旧遗产,有陈寅恪、张中晓,当然也有胡适、周作人以及前几年兴起的殷海光和雷震。这或许是八十年代新启蒙运动的一个延续。当然如果我们要以一个更广阔的图景来看待这个问题的话,无疑可以扯上“中国问题”意识下的现代化、现代性等问题,而这些则在思想界一直喋喋不休。

    但对顾准等人的热情来得猛烈,退得也快,一波一波的时势英雄被抛出来,又迅速湮没在下一个人物背后。就眼下来看,己经很少有人再主动谈起顾准,去年顾准的九十周年诞辰也无声无息的,这不仅仅有政治上压制的因素,也有时下学术界和公众浮躁的原因。在做近现代史研究的过程中,相当部分的论文和成果都份属废纸,他们或者臣服于官方话语下来论证政权合法性诸如“反帝反封建”、义和团的合法或历史必然等等,或者就是停留于掌故、言说,只言片语不成系统。何家栋、李慎之等人曾试图在思想史的坐标上将顾准等人串连在近现代以来的知识分子谱系上,这或许有些影响,但并不明显。一来这个工作没有持续下去,除了有限的几个人外,参与的人很少;二来从这个角度展开的叙述很容易落入主义之争,徒增口水。更何况在政治经济形势迭变的当下,谁都不肯静下心来仔细地考虑这些问题到底是怎么回事,往往是遇到讨论便一轰而上,最后却有如泡沫什么都没留下。

    顾准的作品影响了很多人。很多人因为读过顾准的书而改变以前的思维方式。他们不一定信服顾准的观点,但确实,他们很多僵化的想法被改变了,这为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打了一个很好的基础。中国的九十年代初期,新启蒙止步,思想界沉寂,那时还没有什么经典的书可读,顾准这样一本书的出现吸引了众多求知者的眼球。在这种境况下,他对读者的影响更多在于对原有固化思维方式的破除。这在被意识形态笼罩的当下无疑是很紧迫的事情,而他所起的作用也就如同柏拉图洞穴隐喻中所说的走出洞穴者的呼唤或者鲁迅所说的铁屋中的呐喊,虽然他己去世多时。当时代对未来无知的时候,未来的状况依赖于我们今天的行为,尽管今天可能走错路,但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为人类创造新的生活方式提供充分的自由选择。在此意义上,无论怎样强调顾准对于时代的重要性都不为过。

    但相当一部分人指出顾准的思想在学术上毫无价值,从材料到概念无一不有致命的漏洞,其中还包括中国历史方面知识的理解错误。这或可讨论,因为顾准所处的时代背景在先,如果以今天的眼光看过去,自然处处漏洞;其次顾准所处的环境不可能接触到更专业的原始材料,如果忽视这一点,我们不可能对顾准的学术水平做出一个公允的评价。第二,所谓的学术并不是空中楼阁,不仅仅是从理论到理论的逻辑,它要和现实有相应的勾连,说到底,思想要有实践功能,而非屠龙之术。韦伯在二十世纪初所做的“以学术为志业”和“以政治为志业”两个讲座,明确地区分了两者的关系,指出学者不应该参与政治而保持独立,但政治家的思维则多半受思想家的影响。作为思想家出现的顾准在七十年代的思考不仅仅有他的道德勇气在里面,更重要的是他远远地领先于时代,也领先于有相同经历的李慎之、韦君宜等人对时代的反思。

    顾准的发现是思想界在八九十年代转型后的一面旗帜,不仅有顾准,还有重新发现的胡适以及近代史上众多人物的展现,但仅仅发现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是继承和研究。透过当下的历史文本,我们己经看不到真实的过去,因此还原真实的历史显得犹为重要。中山大学桑兵的一些工作如主编“近代中国知识与制度转型丛书”、北大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溃》与《戊戌变法史事考》等书,便代表着当前史学界部分学者的一种态度,从具体的历史事件或问题入手,用精确可靠的史料重述历史,这样的工作无疑是思想史的基础。如果思想史只是空对空的宏大叙事,并且如果像古语所说“人生程朱之后,百法具备,只遵守规矩做功夫,自不得有差,如吃现成饭”那样,那么很自然,即便再多的顾准被发现,也改变不了被抛弃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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