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水流深

目录

吕思勉先生生平简介
序
编选说明
本书出版说明
陈协恭序
第一章 总论
第二章 汉族
　　附录一 昆仑考
　　附录二 三皇五帝考
　　附录三 夏都考
　　附录四 释 亳
第三章 匈奴
　　附录一 赤狄白狄考
　　附录二 山戎考
　　附录三 长狄考
　　附录四 秦始皇筑长城
第四章 鲜 卑
　　附录一 鲜 卑
　　附录二 后魏出自西伯利亚
　　附录三 宇文氏先世
　　附录四 契丹部族
第五章 丁令
　　附录一 丁令
　　附录二 丁令居地
　　附录三 突厥与蒙古同祖
第六章 貉族
　　附录一 貉族发见西半球说
第七章 肃 慎
　　附录一 金初官制
第八章 苗族
第九章 粤族
第十章 濮族
第十一章 羌族
　　附录一 鬼方考
第十二章 藏族
第十三章 白种
　

静水流深

吕思勉先生，字诚之，笔名驽牛、程芸、芸等。一八八四年二月二十七日（清光绪十年甲申二月初一）诞生于江苏常州十子街的吕氏祖居，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农历八月十六日）病逝于上海华东医院。

　　吕先生一生致力于历史研究和教学工作，一九○五年起开始任教，先后在苏州东吴大学（一九○七年）、常州府中学堂（一九○七年）、南通国文专修科（一九○九年）、上海私立甲种商业学校（一九一一年）、沈阳高等师范学校（一九二○年）、苏州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一九二三）、上海沪江大学（一九二五年）、上海光华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任教。其中，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教最久，从1926年至1951年，一直在该校任教授兼系主任。1951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光华大学并入华东师范大学，吕先生遂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被评为历史学一级教授。

　　吕先生是二十世纪著名的历史学家，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他在中国通史、断代史、社会史、文化史、民族史、政治制度史、思想史、学术史、史学史、历史研究法、史籍读法、文学史、文字学等方面写了大量的著述，其治学范围之广、规模之大、著述之丰富，在近现代史学家中是罕见的。吕先生一生写了两部通史：《白话本国史》（一九二三）和《吕著中国通史》（上册一九四○、下册一九四四），五部断代史：《先秦史》（一九四一）、《秦汉史》（一九四七）、《两晋南北朝史》（一九四八）、《隋唐五代史》（一九五九）、《吕著中国近代史》（一九九七），八部专史：《先秦学术概论》（一九三三）、《经子解题》（一九二六）、《理学纲要》（一九三一）、《宋代文学》（一九三一）、《中国制度史》（一九八五）、《中国民族史》（一九三四）、《吕著史学与史籍》（二○○二）和《文字学四种》（一九八五），三部史学论文、札记及讲稿的汇编：《论学集林》（一九八七）、《吕思勉读史札记》（一九八二）、《吕思勉遗文集》（一九九七），以及十多种教材和文史通俗读物，著述总量超过一千万。晚年体衰多病，计划中的六部断代史的最后两部《宋辽金元史》和《明清史》，已做了史料的摘录，可惜未能完稿，为史学界的一大遗憾。时至今日，他的这些著作，在港台、国外仍有多种翻印本和重印本，流传广播，影响深远。

静水流深

序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以后，专制政体被推翻了，这是一项非常巨大的历史进步。在文化学术方面，儒学独尊的局面也相对地被打破了，因而学术思想呈现了相当活泼的景象。同时西方学术思想不断涌进，人们的思路也比较开阔，于是哲学、人文科学方面思想相对自由。当时国势危急，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于中国虎视眈眈，一再挑衅，更引起了学者的爱国保国的忧患意识。有些学者不愿参加政治活动，于是走上了学术救国、教育救国的道路，专心学术，因而也做出了一些学术成果。

　　当时许多学者继承了清代朴学的作风，考据比较精审，析事论理，力求准确。也有些学者对于宋明理学有较多的了解，对于深邃的义理有较深的体会。自清末以来，西学东渐，西方学术传入中国，受到重视，许多学者都在一定程度上参考了西方的治学方法，致力于中西学术的会通与融合，因而达到了学术研究的较高水平。

　　辛亥革命至一九四九年，史称民国时期，民国时期是充满了内忧外患的时期，但是当时的学术界确实出现了很多有一定价值的学术著作。民国时期的学术著作，有许多现在已买不到了，而实际上确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东方出版社有鉴于此，计划编印一套能反映民国时代学术成果的系列文丛，搜集这段时期文史哲名著，汇为“典籍文库”，以简体字排印。这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东方出版社的编辑部同志征求我的意见，并邀序于予，于是略述民国时期学术的价值，作为序言。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

　　张岱年序于北京大学

编选说明

　
　

　　从1911年辛亥革命结束清王朝统治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历时38年，史称民国时期。与政治经济衰败不相对称的是民国学术大放异彩，传统文化得到进一步继承、整理，西方文化高强度地影响着当时学人的思维和视野，一时间著述兴盛、流派纷呈。为保存、借鉴这一时期的学术成果，促进当今学人在更高层次上研考民族文化传统与现代化及西方文化的交接融合，同时使民国学术著作的出版更见系统性，我们编选了这套《民国学术经典文库》。考虑到作品本身的学术价值、时代学术发展轨迹和现今出版状况，我们的编选工作按如下要求进行：

　　1.入选范围为1911年辛亥革命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间中国学人发表的重要学术著作；个别作品虽初版于辛亥革命前（如蔡元培的《中国伦理学史》，由商务印书馆初版于清宣统二年，即1910年），但时限接近，且影响主要发生在民国时代及以后，故酌情选入。

　　2.一些入选范围内的著作其学术地位虽很重要，但有近年出版的简体横排单行本，查找较为方便，故只酌情收选。

　　3.选收进本文库的作品，原多为繁体竖排本(少数作品在收入作者个人文集时改成了简体横排），现统改为简体横排本。

　　4.个别作品的编校参考，吸收了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在此同致谢忱。

　　5.一些书原版中的外国人名、地名、书名等，译法与现在通用译法有别，为存原貌，不作更动；“的、地、得”等副词用法、异体字、通假字等，一仍其旧；标题层次也多与原版本近似。原版的个别印刷错误，本次编印时作了修订。

　　6.个别著作的一些观点、提法等，明显带有时代局限性，为保持原著的完整，本次出版，极少删改。相信读者会用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取其有用，舍其不足。

　　编选这样较大规模的学术文库，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欢迎海内外专家读者指正。

　　1995.12.20

本书出版说明

　
　

　　吕思勉先生（1884～1957）毕生致力于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工作，是我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本书是吕先生所著专史之一，1934年在上海世界书局出版后颇受读者欢迎，当年就再版。书中一些地名、民族名称等，与现称谓不同，作者对一些民族风俗、习性等的讲述和部分观点，带有时代局限性，为保存原貌，本次编校时未作更动，请读者阅读时辨查，取其精华，舍其不足。

序

　
　

　　吕君诚之，著《先秦学术概论》，予既为序而行之矣。越三日，君复以所著《中国民族史》相示。读之，二日而毕。则其贯通精确，又有非前书所能逮者。汉高祖之盛也，以三十万众，困于平城。是役也，上距蒙恬之逐头曼，仅十余年耳。蒙恬之兵则强矣，自此以前，秦之兵威，未能若是其盛也；燕、赵诸国，兵力尤不逮秦；匈奴之为国则旧矣，何以迄无冒顿其人者，侵扰北垂？此史事之可疑者一也。汉世所谓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东者，实苞今辽热①二省，且渡鸭绿江入朝鲜。乌桓居五郡塞外，其地亦不狭矣。乃自魏武柳城一捷，而乌桓之名，几不复见，其众果何往乎？此史事之可疑者二也。朝鲜为箕子之国，无足疑者。然当商、周之间，辽东西究作何状，殊不可知。无论箕子出走，武王封建，安能及于朝鲜？此史事之可疑者三也。蒙古由来，《元史》不载。赖有《秘史》，少窥崖略。然《秘史》所述，则蒙古王室之先世耳。其部族缘起，不可知也。近世考证之家，谓其实出室韦，以地望核之，是矣，然蒙人又自号曰鞑靼，何居？抑鞑靼者，《五代史》云：靺鞨别部之居阴山者也。靺鞨在松花江畔，何缘西附阴山？既附阴山，又何缘绝漠而北？此史事之可疑者四也。往史所载诸民族，一夫多妻者多，一妻多夫者少。苟其有之，必且竞相传述。当南北朝时，有具一妻多夫之俗者曰嚈哒，居今于阗。史谓其自金山而南；班勇平西域时，已有其国。果如所言，《后书》、《国志》，何以一语不及？而吐蕃赞普，《唐书》谓其系出秃发，越积石而抚有群羌。羌固父死妻后母，兄亡报嫠嫂者。以一妻多夫之藏族，而谓其原出于羌，可乎？此史事之可疑者五也。苗，瑶，僚，僰，占地既广，称名猥多。果一族乎？抑多族乎？若为多族，当得几族？若本一族，缘何派分？历来记诸族之事迹者多，能董理其派别者少。此尤予读书以来所怀疑莫释者也。一读此书，则向之怀疑莫释者，今皆昭若发矇。昔人谓《汉书》可以下酒，得此快作，真可一石不醉矣。然向所胪举，乃仅就予所怀疑者言之耳。全书中精辟之处，盖未易枚数。如匈奴与中国同文也，其前后龙庭所在也，契丹十部八部之异也，金源王室得氏之由也，靺鞨二字之义也，文身食人之俗，究出何族也，无一不怡然涣然，未道破则人不能言，已道破则人人共信者。又如濮族远迹，曾及秦豫；肃慎濊貉，皆因燕开五郡，播迁东北；则穿贯史事，若缀千狐之白而为袭，使往史失载之大事，突然现于眼前。斯尤足究民族盛衰兴替之原，岂徒曰诵习简策，若数米盐而已。①盖尝论之：考证之学，以清代为最精。实详于经而略于史。清儒之考史者，多留心于一枝一节，为古人弥缝其阙，匡救其灾，其能贯串全史，观其会通者盖寡；比合史事，发现前人所未知之事实者，尤不可覩矣。君之所为，诚足令先辈咋舌。附录诸篇，若三皇五帝，昆仑、鬼方、长狄诸考，则又淹贯经子，虽专门之经生有不逮。才士固无所不可哉！谁谓古今人不相及乎？

　　　　　　　　　　　　　　　　　　　　　　　　　　　　　　　　　　　癸酉年夏武进陈协恭序

静水流深

　 　 　
中国民族史
  
　
第一章 总论

　 　　此书凡分十二族，今各述其大概如下：

　　（一）汉族 此为最初组织中国国家之民族。其语言、习俗、文化等，皆自成一体，一线相承。凡世所称为中国民族者，皆以其能用此种语言，具有此等习俗文化而言之也。此族初居黄河流域，渐向长江、粤江两流域发展。其开化之年代，今尚不能确知。据史家所推算者计之，则其有史时期，当在距今五千年前后。中国确实之纪年，始于共和元年，在公元前841年，自此以前，据汉书律历志所推：周尚有一百九十二年，殷六百二十九年，夏四百三十二年，为公元前2024年，即民国纪元前3935年，更加巢、燧、羲、农，及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等，事迹较可凭信者，必在距今五千年前后也。其为故居此地，抑自他处迁徙而来，今亦未能确知，其奄有中国本部，盖定于秦，汉平南越开西南夷之日。自此以后，其盛衰之迹，即普通中国历史，人人知之。其与他族交涉，则述他族时可以见之。故述此族之事，即至此为止。

　　（二）匈奴 此族当前二世纪至纪元一世纪时，据今内外蒙古地方，为中国之强敌。一世纪末，为中国所破；辗转西迁，直至欧洲为止，与中国无甚交涉矣。其入居中国内地者，四世纪之初，乘中国内乱而崛起。是为五胡中之胡、羯，十六国中之前后赵，约五十年，大为冉闵所屠戮，遂骤衰，其遗族浸与汉族相同化焉。此族自周以前，盖与汉族杂居黄河流域，详见篇中。此时今内外蒙古之地，盖极地广人稀；错处之种族虽多，非尽此族。实无一强大者。故中国当未统一之前，无北方游牧民族侵掠之患，实天幸也。

　　（三）鲜卑 此族似即古所谓析支，散居中国之北。秦、汉时，则在今辽、热之间。盖南限于燕所开上谷、渔阳、右北平诸郡，西限于匈奴也。更东则为貉族。中国人称为东胡。公元前一二世纪之间，为匈奴所破，余众分保乌桓、鲜卑二山，因以为名。二山所在，今不能确知，然必满、蒙之间，所谓内兴安岭之脉者。乌桓在南，鲜卑在北。汉武帝时，招致乌桓，居于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塞外，助汉捍御匈奴。自此乌桓与汉较亲。一世纪末，匈奴亡。鲜卑徙据其地，而臣其遗落，由此大盛。至二世纪后半，遂与中国相抗衡。然未久复衰。惟其部落分布仍甚广。乌桓当二世纪后半，其大人亦颇有桀骜者。三世纪初，曹操袭破之于柳城。自此不能复振。然后此崛起之鲜卑，核其地，实多前此乌桓所据。故予颇疑鲜卑为其种族之本名，乌桓仅其分部之号；柳城战后，非乌桓自此遂亡，乃皆改从本名耳。此族分布既广，故五胡之乱，乘时崛起者颇多。前后燕、西秦、南凉、拓跋魏、宇文周皆是。高齐虽自称汉族，风气实同鲜卑，亦不能视为汉族也。两晋南北朝之世，此族之兴，始于慕容氏之据辽东西。事在三世纪末叶。至581年，隋代宇文周，而其在中国割据之局始终，其人亦大抵同化于中国。而其种落，仍有居西辽河上游流域者，是为奚、契丹。公元十世纪之初，契丹崛起，尽服漠南北；声威西至西域；又东北灭渤海；南割燕、云十六州。至1125年，乃为金所灭。自东胡之强至此，盖千三四百年，其运祚，实远较匈奴为久也。

　　（四）丁令 此族在今日，中国人通称为回，西人则通称为突厥，皆其后来之分部。其种族之称，实惟丁令；异译作敕勒，亦作铁勒。地在匈奴及西域诸国之北。自贝加尔湖附近起，至咸海、里海之北，成一弧形。鲜卑侵入内地后，此族踵之而据漠南北。公元四世纪前半，北魏与柔然，争斗最烈。柔然虽鲜卑分部，其所用，实皆丁令之众也。五世纪中叶，柔然衰，而此族之突厥盛。自此或与中国为敌，或则臣服于中国，至七世纪初乃亡。而其同族回纥又继之。至八世纪初叶，乃为黠戛斯所破。自此弃漠南北，居河西及天山南路，以至于今。以上所述，为此族之居东方者。其居西方者为西突厥。六世纪中叶，为中国所破；后中国之威力衰，则臣服于大食。然其种落仍在。大食衰，此族复多崛起者。元世，入居中国者不少焉。

　　（五）貉族 东洋史上，汉族而外，当以此族程度为最高。古所称东方君子之国者，实指此族言之。其根据地，予疑其本在辽、热、河北之间，自燕开五郡，乃为所逐，奔迸塞外。于是此族名国，在今吉林西境者有夫余；其南下朝鲜半岛者，为高句丽及百济。夫余亡于三世纪之初。而句丽、百济，日益昌大，终成半岛之主人焉。此族文化，酷类有殷，盖受之箕子。古代之朝鲜，断不能在半岛，盖亦随燕之开拓，而奔迸于东者也。

　　（六）肃慎 即今所谓满族，此族在古代，疑亦近北燕，随燕之开拓而东北走者，详见篇中。自汉以后，此族居于松花江流域；而黑龙江两岸，亦其种落所在。初盖服属夫余，后亦臣事句丽。句丽之亡，助之之粟未部，入居今热河境。七八世纪之间，因契丹叛乱，东走出塞，建国曰渤海。尽有吉、黑及清咸丰间割界俄国之地。并有今辽宁东境，及朝鲜北境。一切制度文物，皆模范中华，称为海东盛国。926年，为辽所灭。于是此族大致服辽。至1114年，而此族之黑水部曰女真者兴起。以飘风暴雨之势，十有二年而灭辽；又二年而亡北宋，奄有中国之半。凡百二十年，而亡于元。其居长白山者，后四百年乃兴起，是为清。其居黑龙江上游者为室韦。其别部，唐时曰蒙兀，即后来之蒙古。然蒙古王室之先世，则实沙陀突厥与室韦之混种也。详见篇中。

　　（七）羌族 此族在今陇蜀之间，及西康、青海、前藏之境。其分支东出，沐浴中国之文化最早者曰氐。三代时，即与中国有交涉。据河、湟肥饶之地，为中国患最甚者，为汉时之西羌。又西北至天山南路，南至云南西境，亦有其种落。但非其蟠结繁盛之区而已。此族所处之地，极为崎岖，且较硗瘠；既不能合大群，产业亦无由开发，故其进化颇迟。然亚洲中央之高原，大半为此族所据。将来大陆中心开发时，实占极重要之地位也。

　　（八）藏族 此族有一特异之俗，曰一妻多夫。自晋以前无闻焉。南北朝时，乃有据今于阗之地者，曰嚈哒。其兵威远暨西亚。至突厥兴，乃为所破。嚈哒原起，史籍所云，殊不足据。以予观之，则嚈哒二字，实系于阗异译。后藏、于阗之间，本有交通孔道。嚈哒盖后藏民族之北出者也。西康、青海、西藏，同为亚洲中央高原。然其地势，仍有微别。西康、青海及前藏，皆向东南倾斜，为诸大川上游谷地，此为羌族所据。后藏之地，则高而且平，其水皆无出口，地理学家称为湖水区域，此则藏族之所据也。前藏之南，雅鲁藏布江流域，地最肥饶，亦较平坦；去印度又近；是以吐蕃王室之先，自此入藏；遂为羌、藏二族之主。此族以所居之地之闭塞，其开化亦迟。然正以此故，其信教之心极笃。佛教衰于印度，遂以此为根据。蒙、羌两族，亦皆受其感化。亚洲内陆开发时，亦必占极重要之位置也。

　　（九）苗族 南方诸族，向来论者，不甚加以分别。然考诸史籍，则固显然可分为三：其一族，予从今日通行之名，称之曰苗。又其二族，则稽诸古初，而称之曰越，曰濮。苗族古称黎，汉以后称俚，亦作里。其地居正南，故古书多称为蛮。今所谓苗，即蛮字之转音也。或以附会古之三苗，误矣。然今苗族之称，不因古三苗之国；而古三苗之国所治，则确为今之苗民，即所谓九黎也。此族当五帝时，曾据今长江中流，洞庭，彭蠡之间。后为汉族所破。周时，江域之地入楚。此族退居湖南，自汉以后，又沿洞庭流域西南退。凡今湖南及贵州沅江上游之地，古所谓蛮者，大抵皆此族也。

　　（十）越族 今所谓马来人。其分布之地，在亚洲沿海；暨环亚洲诸岛屿，即地理学家所谓亚洲大陆之真沿边者。其形状之异甚著，史多明载之。又文身食人之俗，散见史籍者甚多，比而观之，则皆系此族人。此族之程度，似较苗族为低。然其所据之地，远较苗族为广。山东半岛及江、浙、闽、广、湘、赣，古代盖皆此族人所据；且有深入川、滇者。今日中国人之成分中，此族之血胤，必不少也。

　　（十一）濮族 此族今称猓猡。其与苗族之异，日本乌居龙藏曾言之。然考诸史籍，其事亦甚显著也。此族之文明程度，又较苗族为高。其地在苗族之西；贵州西境，云南东境，四川南境，则其蟠据之区也。此族在古代，踪迹曾深入北方，达今秦、豫之境。湖北西半，亦大抵为所据，详见篇中。其去汉族盖最近，故其程度亦最高也。

　　（十二）白种诸族 今日欧、亚二洲之界线，非历史上东西洋之界线也。历史上东西洋之分界，实为亚洲中央之帕米尔高原。自此以东之地，其事皆与中国之关系多，与欧洲之关系少；自此以西之地，则与欧洲之关系多，而与中国之关系少矣。白种人之分布，大都在葱岭以西，故与中国关系较浅。然彼此往来，究亦不乏。而葱岭以东，白种人之分布，亦非曰无之，特非大部落耳。

　　以上所述，除白种诸族甚少，不足计外，其余十一族，可分三派：匈奴、鲜卑、丁令、貉、肃慎为北派；羌、藏、苗、越、濮为南派；此以大致言。羌藏中，亦有具北派之性质者。而汉族居其中。北派除貉族外，非据瘠薄之草原，则据山岭崎岖而苦寒之地，故其性好杀伐。历代为中国患；又蹂躏西域，有时且及于欧洲者，皆此派民族也。南方则地势崎岖，而气候炎热，其民性较弱，而团结亦较难，故不能为大患。然其开发亦不易。汉族卵翼之，教诲之，迄今已数千年，犹未能全然同化也。惟汉族，根据黄河，而渐进于长江、粤江两流域。川原交错，物产丰饶，幅员广大，交通利便，气候亦具寒热温三带；取精用弘，故能大启文明，创建世界所无之大国。得天独厚，良非偶然。然以四围诸族，程度皆下于我，遂不免傲然自大，而稍流于故步自封；又以广土众民，生活及文化程度，皆远较他族为胜；一时虽为人所征服，不久即能同化他人；不恃兵力，亦足自立，民气遂日流于弱；此则其缺点也。今日所遇诸族，则非复昔时之比矣。狃于蒲骚之役者，虽遇小敌，亦不免败绩失据，况今之所遇，固大敌乎？可不深自念哉？
　

静水流深

　 　  　
第二章 汉族


　　民族与种族不同。种族论肤色，论骨骼，其同异一望可知。然杂居稍久，遂不免于混合。民族则论言文，论信仰，论风俗，其同异不能别之以外观。然于其能否搏结，实大有关系。同者虽分而必趋合，异者虽合而必求分。其同异，非一时可泯也。

　　一国之民族，不宜过杂，亦不宜过纯。过杂则统理为难，过纯则改进不易。惟我中华，合极错杂之族以成国。而其中之汉族，人口最多，开明最早，文化最高，自然为立国之主体，而为他族所仰望。他族虽或凭恃武力，陵轹汉族，究不能不屈于其文化之高，舍其故俗而从之。而汉族以文化根柢之深，不必藉武力以自卫，而其民族性自不虞澌灭，用克兼容并包，同仁一视；所吸合之民族愈众，斯国家之疆域愈恢；载祀数千，巍然以大国立于东亚。斯固并世之所无，抑亦往史之所独也。

　　汉族之称，起于刘邦有天下之后。近人或谓王朝之号，不宜为民族之名。吾族正名，当云华夏。案《书》曰：“蛮夷猾夏”。《尧典》，今本分为《舜典》。《左氏》曰：“戎狄豺狼，诸夏亲昵。”闵元年。又曰：“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定十年。又载戎子驹支对晋人之言曰：“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襄十四年。《论语》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八佾》。《说文》亦曰：“夏，中国之人也。”则华夏确系吾族旧名。然二字音近义同，窃疑仍是一语。二字连用，则所谓复语也。“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二语，意同辞异，古书往往有之，可看俞氏樾《古书疑义举例》。以《列子》黄帝梦游华胥，附会为汉族故壤，未免失之虚诬。夏为禹有天下之号，夏水亦即汉水下流。禹兴西羌，《史记·六国表》。汉中或其旧国。则以此为吾族称号，亦与借资刘汉相同。且炎刘不祀，已越千年。汉字用为民族之名，久已不关朝号。如唐时称汉、蕃，清时称满、汉，民国肇建，则有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之说是也。此等岂容追改？夏族二字，旧无此辞。华族嫌与贵族混。或称中华民族，词既累重，而与合中华国民而称为一民族者，仍复相淆。夫称名不能屡更，而涵义则随时而变。故片辞只语，其义俱有今古之不同。训诂之事，由斯而作。必谓汉为朝号，不宜用为民族之名，则今日凡百称谓，何一为其字之初诂哉？废百议一，斯为不达矣。

　　汉族自有史以前，久居此土乎？抑自他处迁来，其迹尚有可考者乎？此近人所谓“汉族由来”之问也。昔人暗于域外地理，即以其国为天下，此说自无从生。今则瀛海大通，知中国不过世界列国之一；远览他国史乘，其民又多非土著；而读史之眼光，始一变矣。法人拉克伯里氏，撰《支那太古文明西原论》，谓汉族来自巴比伦。日本白河次郎、国府种德取其说以撰《支那文明史》。东新译社译之。改名《中国文明发达史》。说极牵强。顾中国人自此颇留意考据。搜辑最博者，当推蒋智由之《中国人种考》。见《新民丛报》。此篇以博为主，故所采不皆雅言。作者亦无确实论断。此外丁谦、章炳麟等，咸有论著。或主来自小亚细亚。丁氏之说。见所著《穆天子传地理今释》。略谓“此书体例，凡穆王经过诸国，有所锡赉皆曰赐；惟于西王母则曰献。诸受天子之赐者，皆膜拜而受，惟西王母及河宗氏不然。天子觞西王母于瑶池之上。西王母为天子谣曰：白云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尚复能来。”意谓中华大国，然其初起自西方，犹天上白云，出自山陵也。然则西王母为汉族故国，理自可信。传云：“自群玉之山以西，至于西王母之邦，三千里。自西王母之邦，北至于旷原之野，飞鸟之所解其羽，千有九百里。又云：至于西王母之邦，遂驱，升于弇山。乃纪其迹于弇山之石，而树之槐，眉曰西王母之山”，群玉之山，以穆王游行道里核之，当在今葱岭左右。旷原之野，盖印度固斯山以北高平之池。西王母在群玉之山之西三千里，旷原之野之西千九百里，则当在今小亚细亚。弇山，郭注云：弇兹山，日所入也。即《山海经》之崦嵫山。经云：崦嵫之山，苕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海。可证西王母之池，西面滨海。然则西王母当在小亚细亚之西端。昔人所知陆地，西尽于此，遂以为日之所入耳。”愚案西王母之名，见于《尔雅》，为四荒之一。《淮南子·地形训》：“西王母，在流沙之濒。”《礼记·王制》：“自西河至于流沙，千里而遥。”则西王母之地，极远亦不过在今甘肃边境。《太平御览》地部引崔鸿《十六国春秋》：“酒泉太守马岌上言：酒泉南山，即昆仑之体。有西王母石室”云云。虽未必密合，地望固不甚远。故虞舜时，西王母能来献其白琯，若在小亚细亚，则葱岭东西，古代了无交通之迹，西王母安能飞越邪？舜时西王母来献白琯，见《大戴礼记·少间》篇。或谓来自大夏故墟。章氏之说，见《太炎文录·论种姓》篇。以西史之巴克特利亚（Bactria），《史记》称为大夏，必其地之旧名。而引《吕览·古乐》篇，黄帝命伶伦作律。伶伦自古大夏之西，乃之阬隃之阴，取竹于嶰谿之谷，为大夏为汉族故土之证。然大夏之名，古籍数见，虽难确指其地，亦必不得在葱岭之西也。详见近人柳诒征所撰《大夏考》，载《史地学报》。要其立说，皆不免藉《山海经》、《穆天子传》等书为佐证。此等书，后人所以信之者，以其述域外地理多合。予谓二书实出晋世，汉时西域地理已明，作伪者乃取以为资，而后人遂为所欺耳。此说甚长，当别著论，乃能详之。《山海经》系据汉后史志伪造。予所考得，凡数十事。予昔亦主汉族西来之说。所立证据，为《周官》《郑注》。谓古代之祀地祗，有昆仑之与神州之神之别。入神州后仍祀昆仑，则昆仑为汉族故土可知，自谓所据确为雅言。迄今思之，郑氏此注，原本纬候。疏引《河图·括地象》为证。纬候之作，伪起哀、平，亦在西域地理即明之后，虽多取材故记，未必不附以新知。则其所言，亦与《山海经》、《穆天子传》等耳。据此议彼，未免五十步之笑百步也。参看拙撰《昆仑考》。

　　然则汉族由来，竟不可知乎？曰：非不可知也，特今尚非其时耳。草昧之时，讫无信史，为各国各族所同。他国古史，所以渐明者，或则发掘古物，以求证验；或则旁近史乘，可以参稽。吾国开化最早，四邻诸国，其有史籍，皆远出我后；掘地考古，方始萌芽；则邃古之事，若存若灭，盖无足怪，与其武断，无宁阙疑也。

　　然则汉族发展之迹，竟不可知乎？曰：汉族入中国以前，究居何处不可知。其入中国后发展之迹，则尚有可征也。特皆在有史以后耳。案欲考汉族发展之迹，必先明其地理。考证古史地理，厥有三法：（一）考其疆域四至，及九州境界。（二）考古国所在。（三）考其用兵地理是也。疆域四至及州之境界，多有山川之名为据，似若可信。然此不过声教所及，非必实力所至也。古国所在，多难确考。有可考者，亦难分别其究为汉族，抑非汉族。无已，其惟考证古代帝王都邑乎？王朝史事，传者较详。都邑所在，亦较可凭信也。用兵地理，能传诸后世者，其间战胜攻取之方，遁逃负固之迹，皆足以考立国形势，交通路线。较诸仅知其都邑所在者，尤为可贵。故此三法者，第三法可用其全，第二法可用其半，第一法则全不足用也。

　　古代帝王事迹，多杂神话。其较可信者，盖始三皇五帝。三皇五帝，异说纷如，要以《尚书·大传》燧人、伏羲、神农为三皇；《史记·五帝本纪》，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为五帝之说为可信。详见鄙人所撰《三皇五帝考》。燧人都邑无征。《遁甲开山图》，谓伏羲生于成纪，今甘肃秦安县。徙治陈仓，今陕西宝鸡县。地在秦、陇之间。神农氏，一称厉山氏，亦曰大庭氏，厉山，《括地志》谓在随县，今湖北随县。即春秋时之厉国。而春秋时鲁又有大庭氏之库，皇甫谧《帝王世纪》，谓神农都陈徙鲁，《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盖本诸此。黄帝邑于涿鹿之河。服虔云：涿鹿，山名，在涿郡。今河北涿县。张晏谓在上谷，皆见《集解》。盖因《汉志》上谷有涿鹿县云然。窃疑服说为是也。颛顼、帝喾，《史记》皆不言其都邑。《集解》引《皇览》，谓其冢并在濮阳，今山东濮阳县。则在今山东境。尧都晋阳，今山西太原县。见于《汉志》。舜盖因之。《左》定四年，祝佗谓唐叔封于夏虚，启以夏政，则禹亦仍尧旧都也。然《世本》谓禹都阳城，盖其后嗣所徙。《左》哀六年引《夏书》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纲，乃灭而亡。”盖指太康失国之事。窃疑有夏自此，遂失冀州，后嗣更居河南也。详见鄙人所撰《夏都考》。汤都曰亳，异说尤繁。鄙意当采魏氏源之说，以商，今陕西商县。偃师，今河南偃师县。及汉薄县今河南商丘，夏邑，永城三县境。三处皆为亳。汤初居于商，《史记》所谓“自契至汤八迁，汤始居亳，从先王居者也。其后十一征，自葛始。韦、顾既伐，遂及昆吾、夏桀。桀败于有娥之虚，奔于鸣条。汤以其间又伐三嵏。其战胜攻取之迹，皆在河南、山东，则必在汉薄县境矣。此孟子所谓汤居亳，与葛为邻者也。有天下之后，盖定都偃师。故盘庚渡河而南，《史记》谓其复居成汤之故居也。详见鄙人所撰《释亳》。其后仲丁迁于敖；《书》序作嚣。《正义》：“李颙曰，嚣在陈留浚仪县，皇甫谧云：仲丁自亳迁嚣，在河北也。或曰：今河南敖仓。二说未知孰是。”《史记·正义》：“《括地志》云：荥阳故减，在郑州荥泽县西南十七里，殷时敖地也。”案浚仪，今河南开封县，荥泽，今河南荥泽县。《水经·济水》注：济水又东经敖山，山上有城，即殷帝仲丁之所迁也。皆同正义或说。河亶甲居相；《史记·正义》：《括地志》云：故殷城，在相州内黄县东南十三里，即河亶甲筑都之所，故名殷城也。案今河南内黄县。祖乙迁邢；《书》序：“祖乙圮于耿。”《正义》：“皇甫谧以耿在河东，皮氏县耿乡是也。”《史记·索隐》：“邢，近代本亦作耿，”案此盖后人以书序改之。《通典》谓祖乙所迁之邢为邢州，说似较确。皮氏，今山西河津县，邢州，今河北邢台县。盘庚涉河南，治亳；武乙立，复去亳，徙河北；《项羽本纪》：“项羽乃与期洹水南殷墟上。”《集解》：“应劭曰：洹水在汤阴界。殷墟，故殷都也。瓒曰：洹水，在今安阳县北，去朝歌殷都一百五十里。”然则此殷墟非朝歌也。案清光绪已亥，河南安阳县西五里小屯，发见龟甲兽骨，刻有文字。近人多谓即《史记》之殷墟，武乙所迁。亦皆在大河两岸。然则自伏羲至殷，汉族踪迹，迄在今黄河流域矣。

　　《史记·六国表》：“或曰：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熟。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此等方位地运之说，原不足信。然自汉以前，兴亡之迹，确系如此。此实考汉族发展者所宜留意也。伏羲起自秦、陇；神农迹躔兖、豫；黄帝、尧、舜，则宅中冀州；已隐有自西徂东之迹。然犹曰：古史茫昧，不尽可据也。至殷而事迹较详矣。犹曰：都邑地里，多有岐说也。至周则更无异辞矣。统观古史，大抵肇基王迹，必在今之陕、甘；继乃进取直、鲁、晋、豫；终至淮域而止。三代秦汉，莫不皆然。然则唐虞以前，虽无信史，亦可臆测矣。尧舜嬗代，究由禅让？抑出争夺？久成疑案。予则颇信《史通疑古篇》之说，别有《广疑古篇》明之。今姑勿具论。使予所疑而确，则舜卒于鸣条，禹会诸侯于涂山，今安徽怀远县。皆淮域地也。商事已见前。周封有邰，今陕西武功县。公刘迁邠，今陕西邠县。大王迁岐，今陕西岐山县。文王作丰，武王作镐，今陕西鄠县。皆在今陕西境。文王伐犬戎，见下篇。伐密须，今甘肃灵台县。则今陕西西北及甘肃境。虞、芮今山西平陆县。质成，败耆，今《尚书》作黎，今山西长子县。伐邗，今河南沁阳县。则今山西及河南北境。盖济蒲津东出。武王渡孟津，战牧野，则出函谷而东也。武王末受命，周公乃大成工业。亲戡三监之叛，而使子鲁公伯禽平淮夷、徐戎。成王复东征，残奄。《说文》奄在鲁。亦犹汤韦、顾、昆吾，三嵏之伐，鸣条之放矣。武王营雒邑，周公卒成之，则汤之建偃师为景亳也。秦起关中，其出函谷，劫韩包周，则武王东伐之路也。其迁魏安邑，今山西夏县。坑赵众长平，今山西高平县。南下上党，今山西晋城县。北定太原，今山西太原县。则文王东出之路也。而其灭楚，用兵亦至寿春今安徽寿县。而止。与周之平淮夷、徐戎，如出一辙。特其灭燕，开辽东，及破楚鄢、今河南鄢陵县。郢，今湖北江陵县。争战之烈，则商，周所未有耳。汉高祖使韩信渡河北出，而身距项羽于荥阳、今河南荥泽县。成皋今河南汜水县。之间。卒背约追楚，破之垓下。今安徽灵壁县。其形势，犹夫商、周以来之形势也。兴亡之迹，异世同揆，岂真有如《史记·六国表》之说，故“收功实者必于西北”哉？非也。射猎之民，率依险阻。降丘宅土，必耕农之世乃然。故汉族初基，实在黄河上流，后乃渐进于其下流。东方地形平衍，戎狄之杂居者少，其民以无与竞争而弱。秦、陇、燕、晋之境。则其民多与异族错处，以日事淬厉而强，此则三代、秦、汉，所以累世有胜于天下也。岂真有地运方位之说哉？然而汉族在河域发展之迹，则固可以微窥矣。春秋时强国，曰晋、楚、齐、秦，其后起者则吴、越，皆与蛮夷杂处。其居腹地者，如鲁、卫、宋、郑、陈、蔡等，皆寝弱以即于亡。一由无与竞争。一亦由四邻皆文明之国，非如戎狄之贵货贱土，拓境不易也。梁氏启超《中国之武士道》序，论此义颇悉，可以参看。又冀州亦邻戎狄，而商周皆起雍州者，窃疑冀州为黄帝、尧、舜所都，其文明程度，已较雍州为高；故其民亦较雍州为弱矣。

　　汉族在江域之发展，中流最早，下流次之，上流最晚。以蜀地大险，吴、越距文物之邦太远故也。中流古国，厥惟三苗。《韩诗》述其地曰：“衡山在南，岐山在北；左洞庭之陂，右彭蠡之泽；”实跨楚、豫、湘、赣之交。近人误谓即今之苗族。以予所考，实为姜姓之国，炎帝之后，详见《苗族》篇。此实汉族开发江域之最早者矣。然自夏以后，阒焉无闻。《国语》谓“少昊之衰，九黎乱德。民神杂扰，不可方物。”得毋南迁之后，已化于越人巫鬼之习邪？三苗为九黎之君，见《苗族》篇。此江域文明之大启，所以必有待于楚人也。

　　楚封丹阳，《汉志》谓即汉时之丹阳县，地在今安徽之当涂。与郢都相距，未免太远。故后人多主杜预说，谓在今之秭归。宋氏翔凤，始考得丹阳在丹、淅二水入汉处，地实在今南阳、商县之间。熊绎徙荆山，在今湖北南漳。至武王徙郢，乃居今之江陵。《过庭录·楚鬻熊居丹阳武王徙郢考》参看《濮族》篇。吾侪读此，乃知楚之开拓，实自北而南。本此以观古史，则知丹、淅一带，实为古代形胜之地。《吕览·召类》谓“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而其子朱，即封于此；《书传》谓“汤纲开三面，而汉南诸侯，归之者四十国；”周南之地，《韩诗》谓在南郡、南阳之间；皆是物也。周公奔楚，盖亦袭三分有二之势，故出武关，走丹、淅矣。昭王南征而不复，管仲以诘屈完。杜预谓是时汉非楚境，故楚不受罪。信如杜言，管子岂得无的放矢？观宋氏之说，乃知是时汉正楚境；昭王是役，盖伐楚而败也。左僖四年，“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杜注：“昭王南巡守，涉汉，船坏而溺。”《正义》：“《吕氏春秋·季夏纪》云：周昭王亲将征刑蛮。辛余靡长且有力，为王右，还反涉汉，梁败，王及祭公陨于汉中。辛余靡振王北济，反振祭公。高诱注引此《传》云：昭王之不复，君其间诸水滨，由此言之，昭王为没于汉，辛余靡焉得振王北济也？振王为虚，诚如高诱之注，又称梁败，复非船坏。旧说皆言汉滨之人，以胶胶船，故得水而坏，昭王溺焉。不知本出何书。”又《史记·齐太公世家》《集解》：“服虔曰：周昭王南巡狩，涉汉，未济，船解而溺昭王。”《索隐》：“宋忠云：昭王南伐楚，辛由靡为右。涉汉，中流而陨。由靡逐王，遂卒不复。周乃侯其后于西翟。”案《史记·周本纪》云：“昭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其卒不赴告，讳之也。”此盖因周人讳饰，故传闻异辞。诸家或云巡狩，或云征伐；或云陨汉，或云卒江；甚有振王北济之说，皆由于此。然以理度之，自以伐楚而败，陨没于汉，为得其实。古人造舟为梁，梁败船坏，实非异事。屈完之对，乃谓此事楚弗与知，非谓是时汉非楚境也。牧野之役，实有庸、蜀、羌、髳、微、庐、彭、濮人，得力于西南诸族者不少。详见《濮族》篇。至是武关道阻，而周室之威灵，亦日替矣。楚既南下，其势力浸达长江下游。观熊渠三子，皆封江域，少子实王越章可见也。越章即豫章，乃汉之丹阳也。亦见宋氏《楚鬻熊居丹阳武王徙郢考》。是时吴、越尚在榛狉之境，故皆服从于楚。至春秋时，巫臣奔吴，教之射御战陈，而形势乃一变。吴为泰伯后，越为少康后，其受汉族之牖启亦甚早，而其开化独迟者，则以地处僻远，不与上国通故也。《华阳国志》谓“蜀之为国，肇自人皇；”黄帝之子昌意，降居若水，说者谓即今雅龙江；而蜀至战国时始为秦有，亦同此理。

　　五岭南北，开拓尤晚。春秋时楚地不到湖南，顾氏栋高尝论之，《春秋大事表》。然《史记·越世家》载齐使说越王之辞曰：“此时不攻楚，臣以是知越大不王，小不伯。复雠庞，《集解》：“徐广曰：一作宠。”长沙，楚之粟也。竟泽陵，楚之材也。越窥兵通无《集解》：“徐广曰：无一作西。”假之关，此四邑者，不上贡事于郢矣。”《索隐》云：“复字上脱况字。雠，当作犨。竟泽陵，当作竟陵泽。四邑者，犨一，庞二，长沙三，竟陵四也。”无假之关，《正义》谓在长沙西北。又云：“战国时，永、今湖南零陵县。郴、今湖南郴县。衡、今湖南衡阳县。潭、今湖南长沙县。岳、今湖南岳阳县。鄂、今湖北武昌县。江、今江西九江县。洪、今江西南昌县。饶、今江西鄱阳县。并属楚。袁、今江西宜春县。吉、今江西吉安县。虔、今江西赣县。抚、今江西临川县。歙、今安徽歙县。宣，今安徽宣城县。并属越。”则湖南、江西及皖南，皆已开辟矣。越攻楚而败，诸族子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后七世，闽君摇，佐诸侯平秦。汉高帝复以为越王。东越闽君皆其后。则淅东、福建之地，亦勾践后裔所开也。两广之地，秦始皇帝始略取之。秦亡，南海尉赵佗，据以自立。汉武时乃卒入版图。云南之地，楚庄跤始开拓之，亦至汉武而后大定，详见《粤族》、《濮族》两篇，此不赘。
　
　

静水流深

附录一 昆仑考

　
　

　　昆仑有二：《史记·大宛列传》：“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阗。其山多玉石，采来。而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云。”此今于阗河上源之山，一也。《禹贡》：“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叙。”《释文》引马云：“昆仑，在临羌西。”《汉志》：金城郡临羌有昆仑山祠。敦煌郡广至有昆仑障。《太平御览·地部》引崔鸿《十六国春秋》：“酒泉太守马岌上言：酒泉南山，即昆仑之体。”地望并合。《周书王会解》：“正西昆仑，请令以白旄、纰、罽为献。旄，犛牛尾。”纰，《说文》：“氐人及也。”“�ⅲ�西胡毛布也。”犛牛正出甘肃、青海，物产亦符。析支，马云：“在河关西。”《水经·河水注》：“司马彪曰：西羌者，自析支以西，滨于河首，左右居也。河水屈而东北流，经析支之地，是为河曲矣。”《后汉书·西羌传》亦曰：“河关之西南，滨于赐支，至于河首，绵地千里。”《禹贡》叙述之次，盖自西而东。渠搜虽无可考，《凉土异物志》：“渠搜国，在大宛北界。”《隋书·西域传》：“钹汗国，都葱岭之西五百余里。古渠搜国。”地理并不合。度必更在析支之东；故《汉志》朔方郡有渠搜县，盖其种落迁徙所居邪？蒋氏廷锡说，见《尚书地理今释》。析支在河曲，而昆仑更在其西，则必在今黄河上源矣。二也。《书疏》引郑玄云：“衣皮之民，居此昆仑、析支、渠搜三山之野者，皆西戎也。”又申之曰：“郑以昆仑为山，谓别有昆仑之山，非河所出者也。”《山海经·海内西经》：“海内昆仑之墟在西北，河水出其东北陬，”《郭注》亦曰：“言海内者，明海外复有昆仑山。”一似此两昆仑者，必不可合矣。然予谓以于阗河源之山为昆仑，实汉人之误，非其实也。水性就下；天山南路，地势实低于黄河上源；且其地多沙漠，巨川下流，悉成湖泊；安得潜行南出，更为大河之源？汉使于西域形势，盖本无所知；徙闻大河来自西方，西行骤睹巨川，遂以为河源在是。汉武不知其诳，遽案古图书而以河所出之昆仑名之。盖汉使谬以非河为河，汉武遂误以非河所出之山，为河所出之山矣？太史公曰：“《禹本纪》言河出昆仑；昆仑，其高二千五百余里，日月所相避隐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瑶池。今自张骞使大夏之后也，穷河源，恶睹《本纪》所谓昆仑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禹本纪》等荒怪之说，自不足信。然其所托，实今河源所出之昆仑。史公据于阗河源之山以斥之，其斥之则是，其所以斥之者则非也。《太史公书》，止于麟止。此篇多元狩后事，实非史公所作也。《尔雅》：“河出昆仑墟。”虽不言昆仑所在。然又云：“西方之美者，有昆仑墟之球琳琅玕焉。”《淮南·地形训》作西北方。《禹贡》昆仑之戎，实隶雍州；而雍州之贡，有球琳琅玕；可知《尔雅》河所出之昆仑，即其产球琳琅玕之昆仑，亦即《禹贡》之昆仑矣。《淮南·地形训》：“河水出昆仑东北陬，贯渤海，入禹所导积石山。”《海内西经》则云：“入渤海，又出海外，入禹所导积石山。”《说文》：“河水出敦煌塞外昆仑山，发源注海。”所谓海，渤海者，盖指今札陵、鄂陵等泊言，所据仍系旧说。《水经》谓“河水入渤海，又出海外；南至积石山下；又南，入葱岭，出于阗；又东，注蒲昌海；”则误合旧说与汉人之说为一矣。以山言之则如彼，以河言之则如此。然则河源所在，古人本不误，而汉之君臣，自误之也。《周官·大宗伯》，“以黄琮礼地。”郑注：“此礼地以夏至，谓神在昆仑者也。”《典瑞》，“两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郑注：“祀地，谓所祀于北郊，神州之神。”疏：“案《河图·括地象》，昆仑东南万五千里，神州是也。”案郑氏之说，盖出纬候，故疏引《河图·括地象》为证。江、淮、河、济，古称四渎。汉族被迹，先在北方。北方之水，惟河为大。记曰：“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后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谓务本。”《大司乐》注：谓“禘大祭地祇，则主昆仑。”昆仑为河源所在，故古人严祀之与？

附录二 三皇五帝考

　
　

　　言古史者，必称三皇五帝，三皇之名，不见于经。五帝则见《大戴礼记》。然说者犹多异辞。盖尝博考之，三皇之异说有六，五帝之异说有三。《河图·三五历》云：“天地初立，有天皇氏。十二头。澹泊，无所施为，而俗自化。木德王，岁起摄提。兄弟十二人，立各一万八千岁，地皇，十一头。火德王。姓十一人，兴于熊耳、龙门等山，亦各万八千岁。人皇，九头。乘云车，驾六羽，出谷口。兄弟九人，分长九州，各立城邑。凡一百五十世，合四万五千六百年。”司马贞《补三皇本纪》。此三皇之说一也。《史记·秦始皇本纪》：丞相绾等与博士议帝号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此三皇之说二也。《尚书大传》以燧人、伏羲、神农为三皇。《含文嘉》，《风俗通引》。《甄耀度》，宋均注援神契引之，见《曲礼正义》。《白虎通》正说，谯周《古史考》《曲礼正义》。并同。惟《白虎通》伏羲次燧人前。此三皇之说三也。《白虎通》或说，以伏羲、神农、祝融为三皇。此三皇之说四也。《运斗枢》，郑注《中候敕省图》引之，见《曲礼正义》。《元命苞》《文选东都赋》注引。以伏羲、女娲、神农为三皇。此三皇之说五也。《尚书·伪孔传序》，皇甫谧《帝王世纪》，孙氏注《世本》，以伏羲、神农、黄帝为三皇。《史记·五帝本纪正义》。此三皇之说六也。太史公依《世本》、《大戴礼》，以黄帝、颛顼、高辛、唐尧、虞舜为五帝，谯周、应劭、宋均皆同。《五帝本纪正义》。此五帝之说一也。郑注《中候敕省图》，于黄帝、颛顼之间，增一少昊。谓德合五帝座星者为帝，故实六人而为五。《曲礼正义》。此五帝之说二也。伪孔、皇甫谧、孙氏，以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为五帝。《五帝本纪正义》。此五帝之说三也。案《大传》云：“燧人以火纪，火太阳，故托燧皇于天。伏羲以人事纪，故托羲皇于人。神农悉地力，种谷蔬，故托农皇于地。天地人之道备，而三五之运兴矣。”则三皇之说，义实取于天地人，犹五帝之义，取于五德迭代也。伏生者，秦博士之一。《始皇本纪》所谓天皇、地皇、泰皇者，盖即大传所谓燧皇、羲皇、农皇；《索隐》：“天皇，地皇之下，即云泰皇，当人皇也。”虽推测之辞，说自不误。《河图》说虽荒怪，然其天皇、地皇、人皇之号，仍本诸此也。《白虎通》释祝融之义曰：“祝者，属也，融者，续也。言能属续三皇之道而行之。”司马贞《补三皇本纪》曰：“女娲氏，代伏羲立。无革造。惟作笙簧。故《易》不载，不承五运。一曰：女娲亦木德王。盖伏羲之后，已经数世，金木轮环，周而复始。特举女娲，以其功高而充三皇。”无革造及同以木德王，皆与属续之义相关。未知《白虎通》意果谁主？然司马氏之言，则必有所本也。《补三皇本纪》又曰：“当其末年，诸侯有共工氏。与祝融战，不胜。而怒，乃头触不周山，天柱折，地维缺。女娲乃炼五色石以补天，断鳌足以立四极”云云。原注：“按其事出《淮南子》。”上云祝融，下云女娲，则祝融女娲一人。盖今文家本有此异说，故《白虎通》并列之，造纬候者亦取之也。实六人而为五，立说殊不可通。然实伪孔说之先河。《后汉书·贾逵传》：“逵奏《左氏》大义长于《二传》者，曰：五经皆言颛顼代黄帝，而尧不得为火德。左氏以为少昊代黄帝，即《图谶》所谓帝宣也。如令尧不得为火，则汉不得为赤。”此古文家于黄帝、颛顼之间，增一少昊之由，然以六为五，于理终有未安。伪孔乃去燧人而升黄帝为三皇，则少昊虽增，五帝仍为五人矣。且与《易系》盖取一节，始伏羲而终尧、舜者相合。此实其说之弥缝而更工者也。伪孔以《三坟》为三皇之书，《五典》为五帝之典。据《周官·外史疏》，其说实本贾、郑。增改之迹，固可微窥。然则三皇之说：义则托于天地人；其人则或为燧人、伏羲、神农，或为伏羲、神农、祝融，此经师旧说也。因天地人之名，而立为怪说者，纬候也。五帝本无异说，古文家增一少昊，伪孔遂并三皇而易其人。异说虽多，固可穷其源以治其流矣。

　　问曰：三皇五帝之义。及其人之为谁某，则既闻之矣。敢问旧有此说邪？抑亦儒家所创也？应之曰：三皇五帝之名，旧有之矣。托诸天地人，盖儒家之义也，周官：“都宗人，掌都宗祀之礼。凡都祭祀，致福于国。”《注》：“都或有山、川，及因国无主，九皇，六十四民之祀。”《疏》：“史记；伏羲以前，九皇六十四民，并是上古无名号之君，绝世无后，今宜主祭之也。”按《注》以因国无主之祀，释《周官》之都宗人，盖是。以九皇六十四民说周因国无主之祭，则非也。《周官》虽战国时书，然所述必多周旧制。九皇六十四民，见《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篇》。其说：存二王之后以大国，与己并称三王。自此以前为五帝，录其后以小国。又其前为九皇，其后为附庸。又其前为民，所谓六十四民也。其说有三王九皇而无三皇。《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伏羲者，三皇之一，疏引史记史记为史籍之通称。今之《史记》，古称《太史公书》。汉东观所续，犹称史记。盖未有专名，故以通名称之也。此疏所引《史记》，不知何书，然必南北朝旧疏，其说必有所本也。云伏羲以前，明在三皇五帝之前，其说必不可合。郑盖但知《周官》都宗人所祀，与《繁露》九皇六十四民，并是绝世无名号之君，遂引彼注此。郑注好牵合，往往如此。《疏》亦未知二说之不可合，谓《史记》所云伏羲以前上古无名号之君，即郑所云九皇六十四民，遂引以疏郑也。《史记·封禅书》：“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又曰：“孔子论述六艺传，略言易姓而王，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余王矣。其俎豆之礼不章。”而《韩诗外传》曰：“孔子升泰山，观易姓而王，可得而数者，七十余人，不得而数者万数也。”《封禅书正义》引，今本无之。然书序疏及《补三皇本纪》，并有此语，乃今本佚夺，非张氏误引也。万盖以大数言之，然其数必不止七十二可知。数不止七十二，而管仲、孔子，皆以七十二言之者，盖述周制也。七十二家，盖周登封之所祀也。曰俎豆之礼不章，言周衰，不复能封禅，故其礼不可考也。《春秋》立新王之事，不纯法古制，然损益必有所因。因国无主之祭，及于远古有功德于民之人，忠厚之至也。盖孔子之所因也？然不能无所损益。王制者，孔子所损益三代之制也。《王制》多存诸经之传，如说巡守礼为《尧典》之传是也。皆孔门六经之义，非古制。郑以其与周官不合，多曲说为殷制大非。王制曰：“天子诸侯，祭因国之在其地而无主后者。”此《周官》都宗人之所掌，盖孔子之所因也？《繁露》曰：“圣王生则称天子，崩迁则存为三王，绌灭则为五帝，下至附庸，绌为九皇，下极其为民。有一谓之三代。虽绝地，庙位祝牲，犹列于郊号，宗于岱宗。”绝地者，六十四民之后，封爵之所不及，故命之曰民。绝地而庙位祝牲，犹列于郊号，宗于岱宗，此盖周登封时七十二家之祭矣。周制：盖自胜朝上推八世，谓之三皇五帝，使外史氏掌其书，以备掌故。自此以往，则方策不存，徙于因国无主及登封之时祀之而已。其数凡七十二。合本朝为八十一。必八十一者？九九八十一，九者，数之究；八十一者，数之究之究者也。孔子则以本朝合二代为三王，又其上为五帝，又其上为九皇，又其上为六十四民。必以本朝合二代为三王者？所以明通三统之义也。上之为五帝，所以视昭五端之义也。九皇之后，绌为附庸；六十四家徙为民，亲疏之义也。此盖孔子作新王之事，损益前代之法，《春秋》之大义。然此于《春秋》云尔；其于《书》，仍存周所谓三皇五帝者，以寓“天地人之道备，而三五之运兴”之义；故伏生所传，与董子所说，有不同也。《古今注》：“程雅问于董生曰：古何以称三皇五帝？对曰：三皇者，三才也。五帝，五常也。”三才者，天地人也。五常可以配五行。董子之言，与伏生若合符节。故知三皇五帝为《书》说，三王，五帝，九皇，六十四民为《春秋》义也。或曰：《繁露》谓“汤受命而王；亲夏，故虞；绌唐谓之帝尧。以神农为赤帝。周以轩辕为黄帝；因存帝颛顼、帝喾、帝尧之帝号；绌虞而号舜曰帝舜，推神农以为九皇。”明九皇六十四民为周时制也。应之曰：此古人言语与今人不同，其意谓以殷周之事言之当如此，非谓殷周时实然也。或曰：管子曰：“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夷吾所记，十有二焉。”下历举无怀、伏羲、神农、炎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汤、周成王之名，凡十二家，明三皇五帝，即在七十二家之中。应之曰：此亦古今言语不同。上云七十二家，乃极言其多。下云十二家。则更端历举所能记者，不蒙上七十二家言。此以今人语法言之为不可通，然古人语自如是，多读古书者自知之也。《庄子·胠箧》篇，列古帝王称号，有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连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庐氏、祝融氏，多在三皇以前。古人同号者甚多。大庭氏不必即神农、轩辕，祝融，亦不必即黄帝女娲也。《礼记·祭法正义》引《春秋命历》序：“炎帝曰大庭氏。传八世，合五百二十岁，黄帝，一曰帝轩辕。传十世，二千五百二十岁。次曰帝宣，曰少昊，一曰金天氏，则穷桑氏。传八世，五百岁，次日颛顼，则高阳氏。传二十世，三百五十岁。次是帝喾，即高辛氏。传十世，四百岁。”又《曲礼·正义》：“《六艺论》云：燧人至伏羲，一百八十七代。宋均注《文耀》钩云：女娲以下至神农七十二姓。谯周以为伏羲以次，有三姓，始至女娲。女娲之后五十姓，至神农。神农至炎帝，一百三十三姓。”说虽怪迂，然三皇五帝，不必身相接，则大略可知；亦足为韩诗不得而数者万数作佐证也。二千五百二十岁之二，闽本宋本作一。

静水流深

附录三 夏都考

　
　

　　夏都有二：《汉志》：太原郡晋阳，“故《诗》唐国。”《左》定四年，祝佗谓唐叔封于夏虚，启以夏政。服虔以为尧居冀州，虞、夏因之。是夏之都，即唐尧旧都也。金氏鹗《禹都考》云：“杜预注《左传》云：夏虚、大夏，今太原晋阳是也。本于《汉志》，其说自确。《水经》云：晋水，出晋阳县西县雍山。郦道元注：县故唐国也。亦本《汉志》。乃臣瓒以唐为河东永安，张守节以为在平阳。不知唐国有晋水。故变父改唐曰晋，若永安去晋四百里，平阳去晋七百里，何以改唐曰晋乎？”愚按臣瓒、张守节之言，盖泥《史记》唐叔封于河、汾之东致误。不知古人言地理，皆仅举大概，太原固亦可曰河、汾之东也。顾亭林引《括地志》：故唐城，在绛州翼城县西二十里。尧裔子所封。成王灭之，以封唐叔，以为唐叔始封在翼。不知《括地志》此文亦误，故又有唐城，在并州晋阳县北二里。全谢山已纠之矣。《汉志》：颖川郡，阳翟，“夏禹国。”“应劭曰：夏禹都也。”“臣赞曰：《世本》禹都阳城，《汲郡古文》亦言居之，不居阳翟也。”《礼记·缁衣正义》：谓世本及汲郡古文，皆云禹都咸阳。咸阳乃阳城之误。洪氏颐煊谓“阳城亦属颖川郡，与阳翟相近。或禹所都阳城，实在阳翟。”金氏鹗驳之，谓“赵岐《孟子注》，阳城在嵩山下。《括地志》：嵩山，在阳城县西北二十三里。则阳城在嵩山之南，今河南府登封县是也。若阳翟则在开封府禹州，其地各异。《汉志》于偃师曰殷汤所都，于朝歌曰纣所都，于故侯国皆曰国。今阳翟不曰夏禹所都，而曰夏禹国，可知禹不都阳翟矣。”愚案古代命山，所包甚广；非如后世，但指一峰一岭言之，又其时去游牧之世近，民习于移徙。宫庙民居，规制简陋，营构皆易。不恒厥居，事所恒有。稽古都邑，而出入于数十百里之间，殊不足较也。《国语》；“伯阳父曰；河竭而商亡。”《韦注》：谓“禹都阳城，河洛所近。”盖据《世本》，说初不误。而金氏引《史记》吴起对魏武侯之言，谓桀都必在洛阳。其拘泥之失，亦与此同也。金氏又谓“《史记·夏本纪》：禹避舜之子于阳城，诸侯去商均朝禹，禹于是即天子位。知其遂都阳城，盖即所避之处以为都也。”释于是字亦非是。《史记》此文，大同《孟子》。《孟子》及《史记》叙舜事，皆有“之中国践天子位”语。《集解》引刘熙曰：“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虽未知当否，然必自让避之处，复归建都之处可知。不然，即位之礼，岂可行之草莽之间哉？“于是”二字，指诸侯之朝，不指让避之地也。予谓夏盖先都晋阳，后都阳城。阳城之迁，盖在太康之后。《左》哀六年，引《夏书》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纲，乃灭而亡。”盖指太康失国之事。《伪五子之歌》曰：“太康尸位以逸豫，灭厥德。黎民咸贰。乃般游无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穷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从。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伪书此文，将羿好田猎，移诸太康。且误太康兄弟五人为厥弟五人，不直一笑，夏之亡，由好乐太过。非以畋也。《墨子·非乐》：“于武观曰：启乃淫溢康乐，野于饮食。将将铭苋磬以力，湛浊于酒。渝食于野。万舞翼翼，章闻于天，天用弗式。”辞虽不尽可解，然夏之亡，由好乐太过，则固隐约可见。楚辞曰：“启九辨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不顾难以图后兮，五子用失乎家巷。羿淫游以佚田兮。又好射夫封孤。固乱流其鲜终兮，浞又贪夫厥家。浇身被服强圉兮，纵欲而不忍。日康娱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颠陨。”综述太康、羿、浞始末，以好乐属夏，以好田属羿，尤极分明。《周书·尝麦》：“其在启之五子，忘伯禹之命。假国无正，用胥兴作乱。遂凶厥国。皇天哀禹，赐以彭寿，思正夏略。”似五子之间，复有作乱争夺之事，与左昭元年“夏有观扈，”《国语·楚语》“启有五观”之言合。韦注：“五观，启子太康昆弟也。”《汉书·古今人表》：“太康，启子。兄弟五人，号五观。”《潜夫论·五德志》：“启子太康，仲康更立，兄弟五人，皆有昏德，不堪帝事，降在洛汭，是为五观。”皆以太康兄弟凡五人，武五同声，即墨子所谓武观也。然“须于洛汭，”亦见《史记·夏本纪》。即谓《史记》同《书序》处，为后人所窜。然《潜夫论·五德志》，亦有“兄弟五人，降居洛汭”之言。非撰伪书者所臆造也。《左》襄四年，“后羿自鉏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鉏不可考。《淮南子·地形训》：“河水出昆仑东北陬，贯渤海，入禹所道积石山。赤水出其东南陬，西南注南海。丹泽之东。赤水之东，弱水出自穷石，至于合黎，余波入于流沙。绝流沙，南至南海。洋水出其西北陬，入于南海。羽民之南。凡四水者，帝之神水。以和百药，以润万物。”此节文字颇错乱。王引之谓“自穷石以下十三字，为后人窜改。原文当作弱水出其西南陬。而出自穷石等文，当在下江出岷山诸条间。”王说信否难遽定。然王逸注《楚辞》，郭璞注《山海经》，并引《淮南子》，谓弱水出自穷石，则此语虽或简错，决非伪窜。至于合黎十字，或后人以《禹贡》旁注，误入正文。《淮南》既云绝流沙，不必更衍此十字也。然窃疑《禹贡》入于流沙之下，亦夺南至南海一类语。《禹贡·雍州》，“弱水既西。”其导九川，先弱水，次黑水，次河，次漾，次江。黑水即今长江；黄河上源，出于昆仑，与今所谓河源同；予别有考。导川叙次，盖自西而东。《集解》引《地记》曰：“弱水西流入合黎，余波入于流沙，通于南海。”《地记》古书，颇可信据。见予所撰《黑水考》。《集解》引郑玄曰：“地理志。弱水出张掖。”又曰：“地理志：流沙，居延西北，名居延泽也。”似郑亦宗《汉志》所谓古文说者。《汉志》：张掖郡，居延，“居延泽在其北，古文以为流沙。”然《索隐》又云：“水经云：合黎山，在酒泉会水县东北。郑玄引《地记》，亦以为然。”合诸《集解》所载郑引《地记》之说，则郑初无所偏主矣。《禹贡》、《地记》说弱水，皆仅云西流，不云北向。古文以居延泽当之，盖误？既云入于南海，而又在黑水西，则弱水必今澜沧江。澜沧江东南流，而《禹贡》、《地记》云弱水西流者，其所指上源与今异也。《禹贡》云：“道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集解》引《地记》曰：“三危山，在鸟鼠之西南。”弱水在黑水西，穷石亦必在三危之西。然亦不越陇、蜀、青海之境。羿迁穷石，果即此弱水所出之穷石者，则当来自湟、洮之间。其地本射猎之区，故羿以善射特闻，而其部族亦强不可圉也。太康此时，盖失晋阳而退居洛汭。少康光复旧物，然曾否定居河北，了无可考。窃疑自太康之后，遂居阳城也。《周官·大司徙》，“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然则百物阜安，乃建王国焉。”《注》：“郑司农云：土圭之长，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影适与土圭等，谓之地中。今颖川阳城为然。”《正义》：“颍川郡阳城县，是周公度景之处。古迹犹存。案《春秋左氏》武王克商，迁九鼎于洛邑，欲以为都，不在颍川地中者？武王欲取河、洛之间，形胜之所；洛都虽不在地之正中，颍川地中，仍在几内。”司农父子，皆明三统历，所举当系历家旧说。《义疏》此言，亦当有所本。此可见阳城附近，确为历代帝都所在；而先后营建，出入于数十百里之间，则曾不足较也。然则《汉志》、《世本》，非有异说；应劭、臣瓒，亦不必相非矣。

　　夏迁阳城之后，盖未尝更反河东？故桀时仍在阳城，而伯阳父以伊、洛之竭，为夏亡之征也。郑氏《诗谱》云：“魏国，虞舜夏禹所都。”此亦以大较言之。乃造《伪孔传》者：见战国之魏，曾都安邑，遂以为夏都亦在安邑；又不知《史记》所谓“汤始居毫从先王居”者，先王为契，毫为契本封之商，而以为即后来所都之偃师；见予所撰《释毫》。于是解先王为帝喾；凿空，谓帝喾亦都偃师。《史记》云：“汤自把钺，以伐昆吾，遂伐桀。桀败于有娀之虚。桀奔于鸣条。”《尚书·大传》云：“汤放桀，居中野。士民皆奔汤。桀与其属五百人，南徙千里，止于不齐。不齐士民往奔汤。桀与其属五百人徙于鲁。鲁士民复奔汤。桀曰：国，君之有也。吾闻海外有人。与五百人俱去。”《周书·殷祝》篇略同。未作“桀与其属五百人去居南巢。”其迹皆自西而东。今安邑反在偃师之西，其说遂不可通。《左》昭十二年：“楚灵王谓子革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旧许是宅。”《国语》史伯对郑桓公曰：“昆吾为夏伯矣。”韦昭云：“祝融之孙陆终，第三子名樊，为已姓，封于昆吾。昆吾，卫是也。其后夏衰，昆吾为夏伯，迁于旧许。”是则桀时昆吾之地，在今许昌，去阳城极近。故得与桀同日亡。《孟子》曰：“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吕览·简选》篇：“殷汤登自鸣条，乃人巢门。”《淮南·主术训》：“汤困桀鸣条，禽之焦门。”《修务训》：“汤整兵鸣条。困桀南巢。谯以其过，放之历山。”则鸣条之地，必与南巢、历山相近。当在今安徽境。故《孟子》谓之东夷。《书序》：“伊尹相汤伐桀，升自陑，遂与桀战于鸣条之野。”陑虽不知何地，度必近接鸣条。《伪传》乃谓“陑在河曲之南，鸣条在安邑之西；”遂生绕道攻桀，出其不意之说，费后来多少辩论。皇甫谧又谓“昆吾亦来安邑，欲以卫桀，故同日而亡。”又谓“安邑有昆吾邑，鸣条亭。”不知暂来卫桀，安暇筑邑？遂忘其自相矛盾也。不徒妄说史事，并妄造地名以实之。江艮庭谓“谧无一语可信”诚哉其不可信矣！西汉经说，多本旧闻。虽有传讹，初无臆造。东汉古文家，则往往以意穿凿。今日故书雅记，百不一存，故无从考其谬。然偶有可疏通证明者，其穿凿之迹，则显然可见。如予所考东汉人谬以仓颉为黄帝史官，其一事也。详见予所撰《中国文字变迁考》。魏晋而后，此风弥甚。即如左氏所载，羿代夏政，少康中兴之事，据杜注，其地皆在山东。设羿所迁穷石。果在陇蜀之间，则杜注必无一是处，惜书阙有间，予说亦无多佐证，不能辞而辟之耳。

附录四 释 亳

　
　

　　《史记》曰：“自契至于成汤，八迁。汤始居亳，从先王居。”其后仲丁迁于敖。河亶甲居相。祖乙迁于邢。盘庚渡河南，复居成汤之故居。武乙立，复去亳，徙河北。历代都邑迁徙，盖无如殷之数者？而亳之所在，异说尤滋。《汉书·地理志》：河南郡，偃师县，“尸乡，殷汤所都。”《续汉书·郡国志》：偃师县下，亦云“有尸乡。”《注》引《皇览》曰：“有汤亭，有汤祠。”《书序疏》：“郑玄云：亳，今河南偃师县。有汤亭。”此皆以亳在偃师者也。《汉志》论宋地云：“昔尧作遊成阳，舜渔雷泽，汤止于亳，故其民犹有先王遗风。”山阳郡薄县下，“臣瓒曰：汤所都。”偃师县下，又载瓒说曰：“汤居亳，今济阴薄县是也。今亳有汤冢，已氏有伊尹家，皆相近也。”《续汉书·郡国志》：“梁国薄县，汤所都。”《注》：“杜预曰：蒙县西北有亳城，中有汤冢。”《书序疏》：“皇甫谧云：孟子称汤居亳，与葛为邻，葛伯不祀，汤使亳众往为之耕。葛即今梁国宁陵之葛乡也。若汤居偃师，去宁陵八百余里，岂当使民为之耕乎？亳，今梁国谷熟县是也。又《立政》：“三亳阪尹。”《疏》：“皇甫谧以为三亳，三处之地，皆名为亳。蒙为北亳，谷熟为南亳，偃师为西亳。”此以薄、亳、蒙、谷熟之地为亳者也。魏氏源以《史记·六国表》，以“汤起于亳，”与“禹兴于西羌；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并言；又《雒子命》，《尚书中候》，皆有“天乙在亳，东观于洛”之文；断从先王居之先王为契。谓“汤始居商，《帝喾厘沃序疏》：“郑玄云：契本封商，国在太华之阳。”有天下后，分建三亳：徙都偃师之景亳，而建东亳于商邱，仍西亳于商州。”案魏氏说三亳，虽与皇甫谧异，而其立三亳之名，以牵合立政“三亳阪尹”之文则同。似非。《立政疏》云：“郑玄以三亳阪尹，共为一事。云：汤旧都之民，服文王者，分为三邑。其长居险，故言阪尹。”盖是。此自周初事，不必牵及商代。此又以商之地亦为亳者也。《书古微·汤誓序发微》。王氏鸣盛《尚书后案》：谓“薄县汉本属山阳郡。后汉又分其地，置蒙、谷熟二县，与薄并改属梁国。晋又改薄为亳，且改属济阴。故臣瓒所谓汤都在济阴亳县，及其所谓在山阳薄县，司马彪所谓在梁国薄县，杜预所谓在梁国蒙县者，本即一说。孔颖达《书诗疏》，皆误认为异说。皇甫谧以一亳分为南北。且欲兼存偃师旧说，以合《立政》三亳之交，实为谬误。”其说甚确。然谧谓“偃师去宁陵八百余里，不当使民往为之耕，”则其说中理，不容妄难。王氏论古，颇为精核，惟侫郑太过。如于此处，必执谓“薄非亳，薄非亳，则蒙、谷熟可知。”其所据者，谓“晋人改薄为亳，乃以《汉志》谓汤尝止于是，又其地有汤冢也。然《汉志》仅谓汤尝遊息于此。刘向云：殷汤无葬处。而《皇览》云：哀帝建平元年，大司空御史长卿案行水灾，因行汤冢。突然得之，足征其妄。”其说以辨矣。然于偃师去宁陵八百里，不当使民往为之耕之难，不能解也。此难不能解，而必谓薄非亳，则非疑《孟子》不可。尊郑而排皇甫谧可也，佞郑而疑孟子则傎矣。王氏于谧说，但谓“其说浅陋，更不足辨，”岂足服谧之心乎？魏氏谓汤始居商，所举皆古据。诸侯不敢祖天子；《玄鸟》之颂，及契而不及喾；先王为契，尤为确凿也。然则亳果安在邪？予谓古本无今世所谓国名。古所谓国者，则诸侯所居之都邑而已。然四境之内，既皆属一人所统，则人之称此国者，亦渐该四境之内言之。于是专指都邑之国，乃渐具今世国名之义焉。都邑可以屡迁，而今世之所谓国名者，不容数变。于是虽迁新邑，仍以旧都之名名之。如晋之新故绛是也。商代之亳，盖亦如是？《左》襄二十年，“鸟鸣于亳社，”是春秋之宋，其都仍有亳称也。《史记·秦本纪》：“宁公二年，遣兵伐荡社。三年，与亳战。亳王奔戎。遂灭荡社。”《集解》：“徐广曰：荡音汤，社一作杜。”《索隐》：“西戎之君，号曰亳王，盖成汤之胤？其邑曰荡社。”徐广曰：一作汤杜，言汤邑在杜县之界，故曰汤杜也。”《封禅书》：“于杜亳，有三社主之祠。”《索隐》：徐广云：京兆杜县有亳亭，则社字误，合作杜亳。且据文，列于下者皆是地邑，则杜是县。案秦宁公与亳王战，亳王奔戎。遂灭汤社。皇甫谧亦云：“周桓王时自有亳王号汤，非殷也。”是汤后在雍州者，春秋时其都仍有亳称也。此皆亳不止一处之证。亳既不止一处，则商也，偃师也，薄县也，固无妨其皆为亳矣。予盖以汤用兵之迹证之，而知其始居商，中徙薄，终乃定居于偃师也。何以言之？案《史记》云：“葛伯不祀，汤始伐之。”又云：“当是时，夏桀为虐政，淫荒，而诸侯昆吾氏为乱。汤乃兴师，以伐昆吾。遂伐桀，桀败于有娀之虚。桀奔于鸣条。夏师败绩。汤遂伐三鬷。伊尹报。于是诸侯服，汤乃践天子位。平定海内。汤归至于泰卷陶，还亳”云云。葛，《汉志》：陈留郡宁陵，“孟康曰：故葛伯国，今葛乡是。”今河南宁陵县是也。昆吾有二：（一）《左》昭十二年，“楚灵王谓子革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旧许是宅。”地在今河南许昌。（二）哀十七年，“卫侯梦于北宫，见人登昆吾之观。”《注》：“卫有观，在古昆吾之虚。今濮阳城中。”今河北之濮阳，《国语》：“史伯对郑桓公曰：昆吾为夏伯矣。”韦昭《注》：“祝融之孙陆终，第三子名樊，为已姓，封于昆吾，昆吾，卫是也。其后夏衰，昆吾为夏伯，迁于旧许。”则此时之昆吾，在今许昌，去桀都阳城极近，桀都阳城，见予所撰《夏都考》。故得同日亡也。有娀之虚不可考。鸣条，《吕览·简选》篇云：“登自鸣条，乃入巢门。”《淮南·主术训》云：“汤革车三百乘，困之鸣条，禽之焦门。”注：“焦，或作巢。”《修务训》云：“乃整兵鸣条，困夏南巢。谯以其过，放之历山。”《注》：“南巢，今庐江居巢是。历山，盖历阳之山，”居巢，今安徽巢县。历阳，今安徽和县。鸣条亦当在今安徽。故“舜卒于鸣条，”孟子以为“东夷之人”也。《史记·夏本记集解》：“郑玄曰：南夷地名。”《书·汤誓序正义》引同。三鬷者，《续汉书·郡国志》：济阴郡，定陶，“有三鬷亭。”地在今山东定陶县。泰卷陶者，《集解》：“徐广曰：一无此陶字。”《索隐》：“邹诞生卷作饷，又作泂，则卷当为泂，与《尚书》同。解《尚书》者以大泂为今定陶，旧本或旁记其地名，后人转写，遂衍斯字也。”则泰卷亦今定陶也。《诗》云：“韦、顾既伐，昆吾夏桀。”则汤伐昆吾之先，又尝伐韦、顾。《郡国志》：东郡白马县，“有韦乡。”《注》：“杜预曰：县东南有韦城，古豕韦氏之国。”今河南滑县。《郡县志》：“顾城，在濮州范县东，夏之顾国。”今山东范县。《尚书大传》：“汤放桀，居中野，士民皆奔汤。桀与其属五百人南徙千里，止于不齐。不齐士民往奔汤。桀与其属五百人徙于鲁。鲁士民复奔汤。桀曰：国，君之有也。吾闻海外有人，与五百人俱去。”《周书·殷祝》篇略同。末云“桀与其属五百人，去居南巢。”不齐盖即齐，鲁则周公所封也。纵观汤用兵之迹：始伐今宁陵之葛；次伐今滑县之韦，范县之顾；遂伐今许昌之昆吾，登封之夏桀。一战而胜，桀遂自齐、鲁辗转入今安徽。汤以其间，更伐今定陶之三鬷。三鬷，盖桀东方之党也？其战胜攻取之迹，皆在今河南、山东，则其所都，必跨今商丘、夏邑、永城三县境之薄矣。《礼记·缁衣》引《尹吉》曰：“惟尹躬天见于《西邑》夏。”《注》：“天当为先，字之误。夏之邑在亳西。”夏都阳城，薄县在其东，商与偃师，顾在其西，此则《孟子》汤居亳与葛为邻之铁证也。《孟子》言“伊尹五就汤，五就桀。”《史记》言“伊尹去汤适夏，既丑有夏，复归于亳。”《书·大传》：“夏人饮酒，醉者持不醉者，不醉者持醉者，相和而歌。曰：盍归于亳？盍归于亳？亳亦大矣！故伊尹退而闲居，深听歌声。更曰：觉兮较兮！吾大命极兮！去不善而就善，何不乐兮？伊尹入告于桀，曰：大命之亡有日矣。桀僩然叹，哑然笑，曰：天之有日，犹吾之有民也。日亡，吾乃亡矣。是以伊尹遂去夏适汤。”所谓先见也。郑释先见，谓“尹之先祖，见夏之先君臣，”似迂曲。如此，非谓夏本在亳西不可。则汤始居商之说不可通。吾旧疑西邑夏，乃别于夏之既东言之，疑桀尝自阳城迁居旧许，故得与昆吾同日亡。然此说了无证据，亦不能立。似不如释尹躬先见，即为尹初就夏之为直捷也。然汤始居商，后迁偃师，亦自有其佐证。《太平御览·皇王部》引《韩诗内传》曰：“汤为天子十三年，百岁而崩。葬于征。今扶风征陌是也。”韩诗当汉时，传授甚盛；刘向治鲁诗，与韩诗同属今文。韩诗果有此说，刘向岂得不知？而云殷汤无葬处乎？然则征陌汤冢，盖汤后裔，如《史记》亳王之类；或其先祖耳。然传者以为汤冢，则亦汤尝居关中之证也。《大传》谓“汤网开三面，而汉南诸侯，归之者四十国。”亦必居关中，乃能通武关之道，如周之化行江、汉矣。《盘庚》：“不恒厥邑，于今五邦。”《正义》：“郑王皆云汤自商徙亳，数商、亳、嚣、相、耿为五。”郑说商国在太华之阳，自商徙亳，即谓其自本封之商，徙居偃师。《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篇：“汤受命而王，作官邑于下洛之阳，”亦指偃师言之也。《孟子》谓“伊尹耕于有莘之野，汤三使往聘之。”《史记》则谓“阿衡欲干汤而无由，乃为有莘氏媵臣，负鼎俎，以滋味说汤。”《吕览·本味》云：“有侁氏女子采桑，得婴儿于空桑之中，献之其君。其君令烰人养之。察其所以然，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梦有神告之曰：臼出水而东走；毋顾。明日，视臼，出水。告其邻，东走十里而顾。其邑尽为水。身因化为空桑。故命之曰伊尹。此伊尹生空桑之故也。长而贤。汤闻伊尹，使人请之有侁氏。有侁氏不可。伊尹亦欲归汤。汤于是请取妇为昏。有侁氏喜，以伊尹为媵，送女。”“故命之曰伊尹，”黄氏东发所见本，作“故命之曰空桑”盖是？如今本，文义不相衔接。身化空桑，迹涉荒怪。谓阿衡得氏，由其母居伊水，难可依从。尹之氏伊，盖由后居伊水，故后人以其母事附会之邪？有莘者，周太任母家，其地“在洽之阳，在渭之涘，”今陕西郃阳县是也。伊尹始臣有莘，后居伊水，亦汤初居商，终宅偃师之一证矣。统观诸说；汤盖兴于关中，此犹周文王之作丰，武王之宅镐也。其战胜攻取，则在薄县，犹周公之居东以戡三监也。终宅偃师，犹武王欲营洛邑，而周公卒成其志也。世之相去，五百有余岁；事又不必相师也，而其攻战之略，后先一揆，岂不诡哉？商周之得天下殆同。特周文武周公，相继成之，汤则及身戡定耳。

静水流深

　
第三章 匈奴

　 　　中华民国，所吸合之异族甚多。顾其与汉族有关系最早、且最密者，厥惟匈奴。

　　《史记·匈奴列传》曰：“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其说未必可信。《索隐》：“张晏曰：淳维以殷时奔北边，又乐彦《括地谱》云：夏桀无道，汤放之鸣条。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众妾，避居北野，随畜移徙，中国谓之匈奴。”案此说羌无证据。鸣条在南，桀子何由北走？又獯粥乃种族名，非人名，而此云“其子獯粥。”《索隐》因谓“淳维獯粥是一，”疏矣。顾又云：“唐虞以上，有山戎、猃允、荤粥，居于北蛮。”则其由来之久，可想见矣。夷蛮戎狄，其初自系按方位言之。然游牧之族，迁徙无常。居地可以屡更，名称不能数变，则夷蛮戎狄之称，不复与其方位合矣，居地迁徙，种族混淆，皆常有之事，故古书中夷蛮戎狄等字，不能据以别种族，并不能据以定方位也。《史记·匈奴列传》，叙述匈奴古代之事，颇得纲要。或讥其并戎狄为一谈，非也。又或以戎为汉时之羌人，亦非。观第十篇及予所撰《山戎考》自明。此族在古代，盖与汉族杂居大河流域？其名称：或曰猃狁，亦作玁狁。或曰獯鬻，獯，亦作熏，作荤，鬻亦作粥。或曰匈奴，皆一音之异译。《史记索隐》：“应劭《风俗通》曰：殷时曰獯粥，改曰匈奴。又晋灼云：尧时曰荤粥，周曰猃狁，秦曰匈奴。韦昭云：汉曰匈奴，荤粥其别名。”《诗·采薇》毛传。“玁狁，北狄也。”笺云：“北狄，匈奴也。”《孟子·梁惠王》下赵注：“熏粥，北狄强者，今匈奴也。”《吕览·审为》篇高注：“狄人，猃允，今之匈奴。”案伊尹四方令迳作匈奴。又案《史记》：“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荤粥两字，盖系自注；史公非不知其为一音之转也。又称昆夷、畎夷、串夷，则胡字之音转耳。昆，又作混，作绲，畎，亦作犬。又作昆戎，犬戎。《诗·皇矣》：“串夷载路。”郑笺：“串夷，即混夷。”《正义》：“书传作畎夷，盖犬混声相近，后世而作字异耳。或作犬夷，犬即畎字之省也。”案《诗·采薇》序疏引《尚书大传》注：“犬夷，昆夷也。”《史记·匈奴列传》：“周西伯昌伐畎夷氏。”又“自陇以西，有绵诸，绲戎。”《索隐·正义》皆引“韦昭曰：春秋以为犬戎。”足征此诸字皆一音异译。《索隐》又引《山海经》云：“黄帝生苗：苗生龙，龙生融，融生吾，吾生并明，并明生白，白生犬。犬有二牡，是为犬戎。”又云：“有人面兽身，名犬夷。”则附会字义矣。狄、貉、蛮、闽等字，其初或以为种族所自生。故《说文》有犬种、豸种、虫种之说。然其后则只为称号，不含此等意义。至于犬戎之犬，则确系音译，诸家之说可征也。昆夷、猃狁，系一种人，犹汉时既称匈奴亦称胡也。《孟子》：“文王事昆夷，”“大王事獯粥，”乃变文言之耳。《诗序》：“文王之时，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难，”竟以为两族人，误矣。《出车》之诗曰：“赫赫南仲，玁狁于襄。”又曰：“赫赫南仲，薄伐西戎。”又曰：“赫赫南仲，玁狁于夷。”玁狁在西北，可称戎，亦可称狄，诗取协韵也。笺云：“时亦伐西戎。独言平玁狁者，玁狁大，故以为始以为终，”已不免拘滞。序析玁狁，昆戎而二之，益凿矣。“并明生白，白生犬，”今本作“并明生白犬。”此族在古代，与汉族之交涉盖甚多。其或可考或不可考者，乃书缺有间，吾族之记载，不甚完具，而非彼族之事迹有断续也。《史记·匈奴列传》曰：“申侯怒，而与犬戎共攻杀周幽王于骊山之下。遂取周之焦获，而居于泾渭之间，侵暴中国。”又曰：“于是惠后与狄后子带为内应，开戎狄。戎狄以故得入，破逐周襄王，而立子带为天子。于是戎狄或居于陆浑，东至于卫，侵盗暴虐中国。”一似戎狄本居塞外，至此乃入内地者。说春秋者亦多谓赤狄白狄等，乃踵周之东迁而入内地。然求诸古籍，实无此等部落，本居塞外之证。故谓匈奴从古即与汉族杂居大河流域，实甚确也。

　　此族与汉族交涉，见于史传最早者，则《史记·五帝本纪》所谓“黄帝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是也。又尧都晋阳，而《墨子》称其“北教八狄，”则《禹贡》冀州之域，自隆古，即与此族杂居。夏自中叶以后，盖迁都河南，商虽闲居河北，然不过在今河北大名，河南河北道境；非如黄帝、尧、舜之深入其阻，故此族在冀州之事，不复见于纪载；而其在《禹贡》雍州之域者，其事迹，乃随商、周先世之史实而并传。史称“自契至于成汤八迁；”其所以迁之故不可知；然观诸周代之行事，则商之先世，或亦为戎狄所迫逐，未可知也。周自后稷封于有邰。越数世，即失官，而窜于戎狄之间。至公刘，乃复修后稷之业，居于邠。《史记·周本记》：“封弃于邵，号曰后稷，别姓姬氏，后稷之兴，在陶唐、虞、夏之际，皆有令德。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不窋以失其官，而犇戎狄之间。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刘立。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自漆沮渡渭取材用，行者有资，居者有畜积，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多徙而保归焉，周道之兴自此始。故诗人歌，乐思其德。”《匈奴列传》则曰：“夏道衰，而公刘失其稷官，变于西戎，邑于豳。”案“号曰后稷”之后稷，指弃。“后稷之兴”之后稷，指自弃以后居稷官者。“后稷卒”之后稷，则不窋之父也。周先世之失稷官自不窋，后迄未复，至公刘犹然。《匈奴列传》不叙鞠以前事，故迳云公刘失其稷官；”其复修后稷之业则所谓“变于西戎”者也。本无矛盾。《正义》云：《周本纪》云不窋失其官，此云公刘，未详，”疏矣。又案《周本纪》《索隐》“《帝王世纪》云：后稷纳姞氏，生不窋。而谯周按国语云：世后稷，以服事虞夏，言世稷官，是失其代数也。若不窋亲弃之子，至文王千余岁，唯十四代，亦不合事情。”《正义》：“《毛诗疏》云：虞及夏殷，共有千二百岁，每世在位皆八十年，乃可充其数耳。命之短长，古今一也；而使十五世君，在位皆八十许载；子必将老始生，不近人情之甚。以理而推，实难据信也。”不窋非弃之子，古人早言之甚明。乃近犹有据此攻古书之不可信者，何其疏也。再传至大王，复为狄所逼，徙岐山下。以上参看前篇。爰及文、武，世济其德，而周势始张。文王伐昆夷。《书》传文王受命后，四年伐昆夷。《诗》：“柞棫拔矣，行道兑矣。混夷馻矣，维其喙矣。”笺云：“今以柞棫生柯叶之时，使大夫将师旅出聘问。昆夷见文王之使者，将士众过己国，则惶怖惊走，奔突入此柞棫之中而逃，甚困剧也，是之谓一年伐昆夷。”《正义》：“《帝王世纪》云：文王受命四年，周正丙子，混夷伐周。一日三至周之东门。文王闭门修德而不与战。王肃同其说，以申毛义，以为柞棫生柯叶拔然时，混夷伐周。”至武王，遂放逐之泾洛以北，命曰荒服，以时入贡。周之声威，盖于是为盛？然穆王之世，荒服即已不至。《史记·匈奴列传》：“武王伐纣而营雒邑，复居于酆、鄗，放逐戎夷泾、洛之北，以时入贡，命曰荒服。其后二百有余年，周道衰，而穆王伐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自是之后，荒服不至。”则穆王之所伐，即武王之所放也。至于幽王，卒有骊山之祸。时则玁狁“整居焦获，”《尔雅》十薮之一。据郭注，在今陕西泾阳县。“侵镐及方，至于泾阳。”周人尝命将伐之，至太原，而城朔方。诗家说此，多以为宣王时事。然观《史记·匈奴列传》，则似在骊山之役以后，疑莫能明也。《史记·周本纪》及《匈奴列传》，皆不言宣王时有与玁狁争战之事。《匈奴列传》曰：“穆王之后，二百有余年，周幽王用宠姬褒姒之故，与申侯有隙。申侯怒，而与犬戎共攻，杀周幽王于骊山之下。遂取周之焦获，而居于泾、渭之间，侵暴中国。”又曰：“初周襄王欲伐郑，故取戎狄女为后，与戎狄兵共伐郑。已而黜狄后。狄后怨。而襄王后母曰惠后，有子子带，欲立之。于是惠后与狄后，子带为内应，开戎狄。戎狄以故得入，破逐周襄王，而立子带为天子。于是戎狄或居于陆浑，东至于卫，侵盗暴虐中国。中国疾之，故诗人歌之曰：戎狄是膺。薄伐猃狁，至于太原。出与彭彭，城彼朔方。”则似诗之所咏，皆周东迁后事。案镐、方、朔方，说诗者皆不能指为何地。若以为东迁后事，则镐即武王所居，方或丰之转音也。刘向《讼甘延寿疏》：“千里之镐，犹以为远，”镐京与雒邑，相去固得云千里。朔方亦当在泾水流域。自镐京言之，固可云西北也。平王虽不能御犬戎，特以畏逼东迁；不应一迁之后，西都畿内之地，即尽沦戎狄。据《史记·秦本纪》及《十二诸侯年表》：秦襄公伐戎至岐，在其十二年，当周平王五年，秦文公十六年，收周余民有之，地至岐，当平王十九年。德公元年，“卜居雍，后世子孙饮马于河。”可见是时秦东境尚未至河。德公元年，乃周厘王五年，东迁后之九十四年也。《六国表》曰：“穆公修政，东境至河”据《秦本纪》及《十二诸侯年表》，事在穆公十六年，则周襄王之八年，东迁后之百二十七年矣。周与西都交通之绝，由晋灭虢，守桃林之塞而然。虢之灭，在周惠王二十二年，亦在东迁后百十六年。然则自平王东迁后百余年间，周与西都之交通，迄未尝绝。西都畿内之地，亦未尝尽为秦有，命将出师，以征玁狁，固事所可有也。出车之诗曰：“王命南仲，往城于方。”毛传：“方、朔方，近玁狁之国也。”案《诗》又言“天子命我，城彼朔方，”所咏当系一事，毛传是也。然则朔方乃近玁狁之地，在周之北。刘向《讼甘延寿疏》，亦以诗所咏为宣王时事。然古人学术，多由口耳相传，久之乃著竹帛，不审谛处甚多。无妨其言千里之镐为是，其言宣王时事为非也。

　　春秋以后，史籍之传者较富，此族之事，可考者亦较多。其见于《春秋》者，或称戎，或称狄，盖就其始所居之方位名之，无关于种族也。其称狄者，初止作狄，后又有赤狄、白狄之分。赤狄始见宣公三年，白狄始见宣公八年。据《左氏》杜说，则赤狄种类有六：曰东山皋落氏，今山西昔阳县东皋落山。曰廧咎如，《公羊》作将咎如，今山西乐平县。曰潞氏，今山西潞城县。曰甲氏，今河北鸡泽县。曰留吁，今山西屯留县。曰铎辰。今山西长治县。皆灭于晋。白狄种类有三：曰鲜虞，今河北定县，曰肥，今河北藁城县。曰鼓。今河北晋县。肥鼓亦灭于晋。鲜虞至战国时曰中山，灭于赵。《史记·匈奴列传》曰：“晋文公攘戎翟，居于河内、圁洛之间，号曰赤翟、白翟，”则居河内者为赤翟，居圁、洛之间者为白翟。窃疑《史记》之说为是也。详见予所撰《赤狄白狄考》。其以戎称者：曰扬拒、泉皋、伊雒之戎，扬拒，在今河南偃师县附近。泉皋，在今河南洛阳附近。伊雒之戎，春秋作雒戎。文八年，公子遂会雒戎盟于暴。《释文》：“本或伊雒之戎，此后人妄取传文加之耳。”地皆入于周。曰蛮氏之戎，今河南临汝县。本居茅津。亦称茅戎，《公羊》作贸戎，地入于晋。曰骊戎，今陕西临潼县，地亦入晋。以上释地，据顾氏栋高《春秋大事表》。又有陆浑之戎，乃羌族，见第十篇。皆在今河南、陕西境。其跨今河南、山东及河北境者，时曰山戎，亦曰北戎。《管子》常以山戎与令支、孤竹并举。杜预又以山戎、北戎、无终三者为一。《汉志》右北平无终，故无终子国。辽西郡令支，有孤竹城。汉无终，今河北蓟县。令支，今河北迁安县。读史者因以山戎为在今河北东北境。然据《公羊》，则齐桓公之伐山戎，尝旗获而过鲁；而《左氏》亦载北戎侵郑，北戎侵齐；又《春秋》所载，鲁与戎之交涉甚多；窃疑山戎之地，实不仅东北一隅。至于无终，则《左》襄四年，尝遣使请成于晋，昭元年，晋又败其众于太原；窃疑其地必近晋，亦不得在今河北东北境也。详见予所撰《山戎考》。又有所谓长狄者，其君盖别一种族，其民则亦狄也。详见予所撰《长狄考》。

　　以上所述，皆其地在腹里者。其君多有封爵，时与于会盟征伐，俨然厕于冠裳之列。较诸战国初年之秦，为东诸侯所摈者，犹或过之。自此以往，则其地较偏僻；其文明程度，亦当较低；故犹沿部落时代之习。《史记·匈奴列传》，所谓“自陇以西，有绵诸、绲戎、皆在今甘肃天水县。翟豲之戎；今陕西南郑县。岐梁山、泾、漆以北，有义渠、今甘肃宁县，庆阳县。大荔、今陕西大荔县。乌氏、今甘肃泾川县。朐衍之戎。今甘肃灵武县。而晋北有林胡、今山西马邑县。楼烦之戎，今山西岚县。燕北有东胡、山戎；各分散居谿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者也。战国之世，燕、赵、秦、魏并起而攘斥之。魏有河西、上郡，后入于秦。赵有云中、雁门、代郡，秦有陇西、北地，以与胡界边。而燕秦开亦袭破东胡，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参看第三篇。赵自代并阴山至高阙，山名。在今绥远省境，黄河沿岸。燕自造阳地名，在上谷。至襄平，今辽宁辽阳县。秦于陇西、北地、上郡，皆筑长城以拒胡。及始皇并六国，燕、赵之地，亦皆入于秦。秦又使蒙恬收河南地，今河套。因河为塞。因边山险，堑谿谷，可缮者治之。起临洮，至辽东万余里。临洮，今甘肃岷县。秦之长城，全非今之长城。当起陇西、北地、上郡塞外。东循阴山，沿黄河北岸，经今宣化之北，历热河至辽宁，迤东南，度鸭绿江，入朝鲜。即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之界也。秦长城东端，在乐浪郡遂城县，见《晋书·地理志》。乐浪郡，今黄海平安二道地也。汉初，辽东与朝鲜，以浿水为界。秦界则更在浿水以东。浿水，今大同江也。而北干山脉以南。谓黄河流域与蒙古之界山。尽为中国之地矣。

　　四裔为中国患者，莫如北族；北族之为中国患者，多在漠南北。中国人对朔方，遂有一种恐怖心；以为敌之起于是者，皆不可御也。中国自与欧洲交通，讫日俄战前，国人论者，皆最畏俄。林文忠曰：“英法诸国，皆不足患，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徐继畬撰《瀛寰志略》，谓英法之助土耳其以拒俄，犹之六国之合从以摈秦？甲午战后，犹有著论，谓俄国形势酷类强秦者，皆此等见解也。其实不然，历代游牧之族，为中国患者，多非起自蒙古；即入据蒙古者，亦或能为中国患，或不能为中国患。可见敌国外患，原因甚多，地理特其一端耳。

　　蒙恬之斥逐匈奴也，匈奴单于曰头曼。头曼不胜秦，北徙。史不言其所居。然侯应议罢边塞事曰：“北边塞至辽东，外有阴山。东西千余里；草木茂盛，多禽兽。本冒顿单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来出为寇，是其苑囿也。”冒顿弑父，龙庭未闻徙地，则头曼弃河南后，必即居阴山中矣。本居河南，平夷无险，至是盖依山为阻。秦之乱，适戍边者皆去。匈奴得宽，复稍度河南，与中国界于故塞。时北方游牧之族，在匈奴之东者为东胡，西为月氏，北为丁令。冒顿单于皆击破之。又南并楼烦、白羊王。白羊王，在河南。《史记》云：“诸左王将居东方，直上谷，以东接濊貉、朝鲜。右王将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氏、羌。而单于庭直代云中。”匈奴盖至是始尽有漠南北之地？冒顿子老上单于，又击破西域。置僮仆都尉，居焉耆、危须间。赋税诸国，取富给焉。孝文三年，右贤王入居河南为寇。其明年，单于遣汉书曰：“今以少吏之败约，故罚右贤王，使至西方求月氏击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马力强，以灭夷月氏，尽斩杀降下定之。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三十六国，皆已为匈奴。”则匈奴之服西域，在孝文三四年间。而匈奴之国势，遂臻于极盛。

　　汉初对匈奴，亦尝用兵。已而被围于平城，今山西大同县。不利。乃用刘敬策，妻以宗室女，与和亲。盖以海内初平，不能用兵，欲以是徐臣之也。高后、文、景之世，守和亲之策不变。然匈奴和亲不能坚，时入边杀掠。中国但发兵防之而已。是时当匈奴冒顿、老上、军臣之世，为匈奴全盛之时。武帝即位，用王恢策，设马邑之权，以诱军臣单于。军臣觉之而去。匈奴自是绝和亲，攻当路塞，数入盗边。然尚乐关市，耆汉财物，汉亦关市不绝以中之。元光元年，汉始发兵出击。自后元朔二年，五年，六年，元狩三年，仍岁大举。而元朔二年之役，卫青取河南，置朔方郡；在今鄂尔多斯右翼后旗，黄河西岸。汉既筑朔方，遂缮蒙恬所为塞，因河为固。元狩二年，浑邪王杀休屠王降汉；汉通西域之道自此开，羌、胡之交关自此绝。匈奴受创尤巨。于是伊稚斜单于，军臣之弟，继军臣立。用汉降人赵信计，本胡小王，降汉，封为翕侯，败殁，又降胡。益北绝幕。欲诱疲汉兵，徼极而取之。元狩四年，汉发十万骑，私负从马凡十四万匹，粮重不与焉。使卫青、霍去病中分兵。青出定襄，今山西右玉县。至寘颜山赵信城。去病出代，封狼居胥，禅于姑衍，临瀚海而还。自是匈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庭。汉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今甘肃平番县。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稍蠶食，地接匈奴以北矣。

　　伊稚斜单于后，再传而至儿单于。儿单于之立，当武帝元封六年。自儿单于以后，益徙而西北。左方兵直云中，右方兵直酒泉、敦煌。龙庭所在，史亦不详。而以兵事核之，则距余吾水至近。天汉四年，贰师之出，且鞮侯单于悉远其累重于余吾水北，而自以兵十万待水南。征和二年，闻汉兵大出，右贤王驱其人民，度余吾水六七百里，居兜衔山。壶衍鞮单于时，汉生得瓯脱王，匈奴恐以为导袭之，即北桥余吾，令可渡。《山海经》“北鲜之山，鲜水出焉。北流注于余吾。”“北鲜”二字，疑鲜卑之倒误。余吾、仙娥，一音之转。颇疑今色楞格河，古时本名鲜水；即鲜卑水，或译名但取上一音，或夺卑字。而拜哈勒湖，则名余吾；后乃貤其所注之湖之名，以名其水也。本始二年，五原之兵，出塞八百余里，而至丹余吾水。丹余吾，当系余吾众源之一，或其支流。以道里计之，亦当在今色楞格河流域也。匈奴之弱，实由失漠南。侯应罢边塞议，谓“边长老言，匈奴失阴山之后，过之未尝不哭也。”据《汉书·匈奴传》：元封六年，冬，匈奴大雨雪，畜多饥寒死。诛贰师后，连雨雪数月，畜产死，人民疫病，谷稼不熟。始元二年，单于自将击乌孙。欲还，会天大雨雪，一日深丈余。人民畜产冻死，还者不什一。虚闾权渠单于之立，匈奴饥，人民畜产死十六七。盖三十七年之间，大变之见于中国史者四矣。度尚有较小，为中国史所不载者也。儿单于四传而至壶衍鞮单于。宣帝本始二年，匈奴欲掠乌孙。乌孙公主来求救。汉发五将军十五万众，出塞各二千余里以击之。匈奴闻之，驱畜产远遁。是以五将少所得，而校尉常惠，护乌孙兵，入自西方，获三万九千余级；马、牛、驴、骡、橐駞五万余匹、羊六十余万头。《乌孙传》云：“乌孙皆自取所虏获，”则此数未必确实。然匈奴之所损，必甚多也。匈奴民众死伤，及遁逃死亡者，不可胜数。其冬，单于自将攻乌孙，颇有所得。欲还，会大雨雪，人畜冻死，还者不及什一。于是丁令攻其北，乌桓入其东，乌孙击其西，凡三国所杀，数万级；马数万匹，牛羊甚众。匈奴大虚弱。诸国羁属者皆瓦解。滋欲乡和亲。然尚未肯屈服于汉也。其后匈奴内乱，五单于争立。呼韩邪尽并诸单于，又为新立之郅支单于所败。乃于甘露元年，款五原塞降汉。三年，入朝。郅支北击乌揭，降之。发其兵，西破坚昆，北降丁令。并三国之众，留都坚昆。乌揭、坚昆、丁令，见第四篇。《三国志》注引《魏略》：匈奴单于庭，在安习水上，当系指此时言之。安习水，今额尔齐斯河也。后杀汉使谷吉，自以负汉；又闻呼韩邪日强，恐袭之；欲远去。会康居数为乌孙所困，使迎郅支居东边，欲并力取乌孙以立之。郅支大悦，引而西。康居王甚尊敬之。妻以女。郅支数借兵击破乌孙。乌孙西边空虚不居者且千里。郅支骤胜而骄。杀康居王女。又役康居之民为筑城。元帝建昭三年，西域副都护陈汤，矫制，发诸国及车师，戊己校尉屯田兵攻杀之。传首京师。北方积年之大敌，至是称戡定焉。

　　呼韩邪既降汉，请留居光禄塞下；太初三年，徐自为所筑，去五原塞近者数百里，远者千里。有急，保汉受降城。太初元年所筑，在今乌喇特旗西北。许之。后人众渐盛，乃归北庭。事汉甚谨。王莽时，抚驭失宜，始复为寇。光武之世，至徙幽、并边人于常山、在今河北唐县。居庸关，在今河北昌平县。之东以避之。幸匈奴旋复内乱。其奥鞬日逐王比，自立为呼韩邪单于，降汉。于是匈奴分为南北。南单于入居西河美稷。今鄂尔多斯左翼中旗。北匈奴连年旱蝗。又为南部、丁令、鲜卑、西域所侵，益弱。和帝时，南部求并之。永元元年，窦宪合南部击之。降其众二十余万。至燕然山，出塞三千余里。明年，南部又分兵：左过西海，至河宗北；右绕天山南，度甘微河。北单于被创走。明年，右校尉耿夔又破之金微山。出塞五千余里，前此出师未尝至也。《后汉书》谓单于遁走，不知所在。《魏书·悦般传》，则谓其逃亡康居。盖《后书》所载，乃当时军中奏报；《魏书》所载，则后来得之于西域者也。北单于之弟于除鞬自立，止蒲类海，遣使款塞。四年，立为北单于。欲辅还北庭。于除鞬自畔还北。汉使人诱还杀之。其余众辗转西域。《后书》：永元十六年，北单于遣使诣阙贡献，愿和亲，修呼韩邪故约。和帝以其旧礼不备，未许。元兴元年，重遣使诣敦煌贡献。辞以国贫，未能备礼。愿请大使。当遣子入侍。时邓太后临朝，亦不答其使，但加赐而已。据此，则北匈奴自章，和后，仍自有单于。特微弱，又去中国远，世系事迹，皆不可考耳。至南北朝时，犹立国于乌孙西北者曰悦般。其入欧洲者，立国于马加之地，为今匈牙利等国之祖焉。见《元史译文证补》卷二十七上。

　　南单于入居西河后，汉使中郎将段郴，副校尉王郁留拥护之。又令西河长史岁将骑二千，弛刑五百，助中郎将护卫单于。冬屯夏罢，岁以为常。单于亦遣诸部王屯驻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郡，为郡县侦罗耳目。明帝时，南部有欲叛还北者。置度辽营，以中郎将行将军事以制之。灵帝时，张纯反，率鲜卑寇五郡。诏发南匈奴兵配幽州牧刘虞讨之。国人恐单于发兵无已，反，攻杀单于。子于扶罗立。国人杀其父者遂畔。立须卜骨都侯为单于。一年死。南庭遂虚其位，以老王行国事。于扶罗诣阙自讼。会灵帝崩，天下大乱，单于将数千骑与白波贼合，寇河内诸郡。时民皆保聚，寇钞无利，而兵遂破伤。复欲归国。国人不受。乃止河东。卒，弟呼厨泉立。建安二十一年，入朝。曹操留之于邺。遣右贤王去卑监其国。分其众为五部。立其中贵者为帅，选汉人为司马监之。魏末，复改为长史。左部都尉所统可万余落，居太原故泫氏县。今山西高平县。右部六千余落，居祁县。今山西祁县。南部三千余落，居蒲子县。今山西隰县。北部四千落，居新兴县。今山西忻县。中部六千落，居太陵县。今山西文水县。左部帅豹，即刘渊之父。右贤王去卑，则赫连勃勃之先也。别部居上党武乡县之羯室者。今山西辽县。亦称羯，其后为后赵。而居临松卢水者，今甘肃张掖县。先世为匈奴左沮渠，遂以沮渠为氏，其后为北凉焉。

　　五胡之中，匈奴、鲜卑，部落皆盛；而匈奴尤居腹地，故最先叛。然刘、石二氏，皆淫暴无人理。石氏亡后，冉闵大肆杀戮，胡、羯遂衰。其历久而后同化者，惟稽胡而已。《北史》云：“稽胡，一曰步落稽，盖刘元海五部之苗裔也。或曰：山戎、赤狄之后，自离石今山西离石县。以西，安定今甘肃固原县。以东，方七八百里。居山谷间，种类繁炽。虽分统郡县，列于编户；然轻其徭赋，有异华人。山谷阻深，又未尽役属。而凶悍者，恃险数为寇。”案元海部落，当时多散居郡县。《晋书》云：“其部落随所居郡县，使宰牧之，与编户大同，而不输贡赋。”稽胡盖因生事及风俗之异，入居山谷。其能久而不亡，正以其自成一部落故也。《两汉书》及《三国志》，皆无稽胡之名。以为山戎、赤狄之后者，必误。《北史》云：“言语类夷狄，因译乃通。”盖因少与汉人交接之故。然又云：“其俗土著，亦知种田。地少桑蠶，多衣麻布。其丈夫衣服，及死亡殡葬，与中夏略同。其渠帅颇知文字。”则渐染华风，亦非一日矣。故自隋、唐以后，遂泯焉无迹也。

　　匈奴政教风俗，与中国相类者极多。《史记》云：“自淳维以至头曼，千有余载，时大时小，别散分离，尚矣。然至冒顿而匈奴最强大，尽服从北夷，而南与诸夏为敌国。”是则头曼以前，匈奴迄未尝为大国也。夫使当战国以前，漠南北之地，已有控弦数十万，如汉时之匈奴者，则深入杀略之事，必时有所闻；大兴师征伐，亦必在所不免；断非仅筑长城，所能限戎马之足也。参看附录《秦始皇筑长城》。然则自秦以前，漠南北部落，亦不过如《史记》所谓散居谿谷，莫能相一者耳。其大部落，实自皇古以来，即与汉族杂居黄河流域也。则其渐染汉族文化之深，固无足怪矣。

　　中国之俗，敬天而尊祖。而《史记·匈奴列传》曰：“岁正月，诸长少会单于庭、祠。五月，大会龙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马肥，大会蹛林，校课人畜计。”《后书》称其俗岁有三龙祠，尝以正月、五月、九月戊日祭天神。合二书观之，盖此三会皆祭天地，并及其余诸鬼神也。南单于内附后，兼祠汉帝。“单于朝出营，拜日之始生；夕拜月；”亦与中国朝日夕月合。其围高帝于平城也，其骑：西方尽白，东方尽骊，北方尽骊，南方尽骍；月尚戊己；祭天神以戊日；此中国五行干支之说也。贰师之降匈奴，岁余，卫律害其宠。会母阏氏病，律饬胡巫言：“先单于怒曰：胡故时祠兵，尝言得贰师以社，今何故不用？”遂屠贰师以祠。征和中，汉武帝诏：“军候弘上书：言匈奴缚马前后足，置城下，驰言：秦人，我匄若马。丞相、御史、二千石、诸大夫、郎为文学者，乃至郡属国都尉赵破奴等，皆以虏自缚其马，不祥甚哉。或以为欲以见强。重合侯得虏候者，言：闻汉军当来，匈奴埋羊牛所出诸道及水上以诅军。单于遗天子马裘，常使巫祝之。缚马者，诅军事也。”贰师之出塞，匈奴使右大都尉与卫律将五千骑要击汉军于夫羊句山狭。贰师遗属国胡骑二千与战，虏兵坏散，死伤者数百人。汉军乘胜追北，至范夫人城。应劭曰：本汉将筑此城。将亡，其妻率余众完保之，因以为名也。张晏曰：范氏，能胡诅者。夫信巫，则亦中国之古俗也。《北史·悦般传》：“真君九年，遣使朝献，并送幻人。称能割人喉脉令断；击人头，令骨陷血出，或数升，或盈斗，以草药内其口中，令嚼咽之。须臾血止，养疮一月复常，无瘢痕。世疑其虚。乃取死罪囚试之，皆验。云中国诸名山，皆有此草。乃使人受其术而厚遇之。”此幻人自出西域。又云：“又言其国有大术者，蠕蠕来钞掠，术人能作霖雨，盲风，大雪及行潦。蠕蠕漂亡者十二三。”此则柔然、丁令，皆云有此术，或受之匈奴耳。《左氏》：狄之入卫也，“囚史华龙滑与礼孔，以逐卫人。二人曰：我大史也，实掌其祭。不先，国不可得也。乃先之。”注曰：“夷狄畏鬼，故恐言当先白神。”则狄人之巫鬼，由来旧矣。此其教之相类者也。

　　北狄无称其君为天子者，有之者其惟匈奴乎？匈奴以外皆称汗。汗，大也。盖音译则曰汗，意译则曰大人？匈奴称其君曰撑犁孤涂单于。撑犁，天也。孤涂，子也。单于，广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单于然也。老上《遗汉书》，自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狐鹿姑《遗汉书》，亦曰：“胡者，天之骄子；”得毋感天而生之说，亦为彼所习闻邪？颇重盟约。永光元年，汉使韩昌、张猛送呼韩邪侍子。昌猛见单于民众益盛，塞下禽兽尽；单于足以自卫，不畏郅支。闻其大臣多劝单于北归者，恐北去后难约束，即与为盟约，曰：“自今以来，汉与匈奴，合为一家。世世毋得相诈相攻。有窃盗者，相报，行其诛，偿其物。有寇，发兵相助。汉与匈奴，敢先背约者，受天不祥，令其世世子孙尽如盟。”俨然见古者束牲载书之辞焉。《汉书》载董仲舒之言曰：“如匈奴者，非可说以仁义也，独可说以厚利，结之于天耳。与之厚利，以没其意。与盟于天，以坚其约，质其爱子，以累其心。”刘敬之说高帝和亲也，曰：“陛下诚能以适长公主妻单于，厚奉遗之。彼知汉女，送厚，必慕，以为阏氏；生子，必为太子。陛下以岁时汉所余，彼所鲜数问遗；且使辨土风谕以礼节，冒顿在，固为子婿；死则外孙为单于；岂闻外孙敢与大父抗礼哉？可毋战以渐臣也。”此古代诸侯屡盟交质，事之以货贿，申之以昏姻之习；抑刘敬之策，亦莒人之所以亡郐也。此其政之相类者也。

　　匈奴之俗，与中国尚文之世，若不相容，而反诸尚质之世，则极相类。“其送死，有棺椁、金银、衣裳而无封树、丧服。近幸臣妾，从死者数百人。”此古者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及殉葬之俗也。“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此晋献公所以烝于齐姜，象所以欲使二嫂治朕栖也。“有名不讳而无字，”幼名，冠字，本乃周道也。“贵壮健，贱老弱；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此古之人所以兢兢于教悌也。“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礼义，”春秋时戎狄之俗皆如此。尤其久与汉族杂居河域之征也。其文教虽不如中国乎？然《史记》称其“狱久者不满十日；一国之囚，不过数人。”中行说谓其“约束径易行，君臣简可久；一国之政犹一体；”犹足想见古者刑措不用；及未施信于民而民信，未施敬于民而民敬之风焉。要之匈奴之俗，与周以后不相类，若返诸夏，殷以前，则我国之俗，且可资彼以为借镜也。此其俗之相类者也。

　　《罗马史》载匈奴西徙后，有诗词歌咏，皆古时匈奴文字。当时罗马有通匈奴文者，匈奴亦有通拉丁文者，惜后世无传焉。见《元史译文证补》。案匈奴之有文字，史不言其始于何时；亦不言为何种文字。或谓当时西域诸国，多有旁行文字，匈奴或西徙后受之西域，如回纥文字，出自大食者然。案匈奴之服西域，事在孝文三四年间，自此以前，久与中国书疏相往还矣。中行说教单于左右疏记，以计识其人众畜数，必先有文字，疏记之法，乃有可施。《史记》谓其“无文书，以言语为约束，”乃谓其无文书，非谓其无文字也。然则匈奴之有文字旧矣。创制文字，实为大业，虽乏史记，十口不得无传。辽、金、元、清、西夏皆然。然则匈奴文字，非由自制。即非自制，舍中国将安所受之哉？汉遗单于书以尺一牍；中行说令单于以尺二寸牍，及印封，皆令广长大；则其作书之具，正与中国同。从古北族文字，命意措词，与中国近者，莫匈奴若，初未闻其出于译人之润饰也。然则匈奴与中国同文，虽史无明文，而理有可信矣。抑《史》、《汉》之不言，非疏也。《西域传》云：“自且末以往，有异乃记。”记其与中国异者，而略其与中国同者，作史之例则然。然则《史》、《汉》之不言，正足为匈奴与我同文之证矣。《汉书》于《安息传》，明著其书革旁行为书记，即因其有异而记之者也。然则我国文字之流传于欧洲也旧矣。日逐王比遣汉人郭衡奉匈奴地图求内附，则匈奴并有地图。又《说文》控字下曰：“匈奴引弓曰控弦。”《一切经音义》引作“匈奴谓引弓曰控弦。”案《一切经》引是也，今本盖夺谓字？观此，则匈奴之语，亦有与中国同者矣。皆其久与汉族杂居之证也。《一切经》又一引作突厥。汉时无突厥，必误也。《观堂集林》有《匈奴相邦印跋》，曰：“匈奴相邦玉印，藏皖中黄氏。形制文字，均类先秦。当是战国秦汉之物。考六国执政，均称相邦。秦有相邦吕不韦，见戈文，魏有相邦建信侯，见剑文。今观此印，知匈奴亦然。史作相国，盖避汉高帝讳改。《史记·大将军骠骑列传》，屡言获匈奴相国都尉。而《匈奴列传》，记匈奴官制，但著左右贤王以下二十四长，而不举其目。又言二十四长，亦各自置千长、百长、十长，裨小王、相封、都尉、当户、且渠之属。相封即相邦。易邦为封，亦避高帝讳耳。”此印若真，亦匈奴与中国同文之一证。

　　匈奴与汉族关系之深如此，然其文明程度，终不逮汉族者？则汉族久进于耕农，而匈奴迄滞于游牧之故也。《史记》云：“自唐、虞以上，有山戎、猃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可见其从事畜牧，由来之久。然迄春秋战国时，此族仍多以游牧、射猎为生。故魏绛劝晋悼公和戎之辞曰：“戎狄荐居，贵货易土；土可贾焉。”《左》襄四年。杂居内地者如此，在塞外者，自更不待言矣。《史记·匈奴列传》，谓其“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又云：“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稍长，则射狐兔；用为食。”盖犹《王制》所谓北方之狄，衣羽毛穴居不粒食之旧也。《王制》：四海之内，北不尽恒山。所谓北狄，当在恒山之北。然汉时之匈奴，亦间有事种植者。《汉书》谓匈奴诛贰师，连雨雪数月，谷稼不熟。师古曰：“北方早寒，虽不宜禾稷，匈奴中亦种黍穄。”师古此言，当有所本。盖生业之兴，由于地利，漠南北亦有宜于种植之地，农业遂缘之而兴也。特究不以为正业耳。

　　《春秋》僖公三十二年，“卫人及狄盟。”《杜注》：“不地者，就狄庐帐盟。”《疏》云：“狄逐水草，无城郭宫室，故云就庐帐盟也。”杜氏此注，非必经意，然当时北狄未有宫室，说当不诬。《史记》云：“其后义渠之戎，筑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蠶食；至于惠王，遂拔义渠二十五城。”盖后来之事；且亦未必凡戎狄皆然也。秦、汉时之匈奴，“无城郭常居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其国中间有城郭，大抵汉人所筑；如赵信城，孟康曰：“赵信所筑；”范夫人城，应劭曰：“本汉将筑此城，将亡，其妻率余众保完之”是也。壶鞮衍单于初立，年少；母阏氏不正；国内乖离，常恐汉兵袭之。卫律为单于谋，穿井，筑城，治楼以藏谷，观此语，亦可知匈奴有农业。与秦人守之。汉兵至，无奈我何。即穿井数百，伐材数千，或曰：胡人不能守城，是遗汉粮也。乃已。郅支之徙康居，役其民以筑城，日五百人，二岁乃已。然终为汉兵所诛夷。胡人不能守城，此其一证也。

　　匈奴极重汉物。“其攻战，斩首虏，赐一巵酒，”酒之贵重可知。汉文与匈奴和亲，遗以绘絮，秫蘖，岁有数，所以中之也。自关市之通，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几堕马邑之权。然犹乐关市，不能绝，可知其陷溺之深。贾生三表五饵之说，不能谓为处士大言矣。见《新书·匈奴》篇。中行说之说匈奴曰：“匈奴人众，不能当汉之一郡，然所以强之者，以衣食异，无仰于汉也。今单于变俗，好汉物，汉物不过十二，则匈奴尽归于汉矣。其得汉絮绘，以驰草棘中，衣袴皆敝裂，以视不如旃裘之坚善也；得汉食物，皆去之，以视不如潼酪之便美也。”呜呼！何其计之深而虑之远也！

　　匈奴风俗，最称强悍。《史记》曰：“其俗宽则随畜田猎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淮南子》曰：“雁门之北，狄不谷食。贱长贵壮，俗尚气力。人不弛弓，马不解勒。”《原道训》。此即《中庸》所谓“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者邪。杨雄《谏不受单于朝书》曰：“往时尝屠大宛之城，蹈乌桓之垒，探姑绘之壁，藉荡姐之场，艾朝鲜之旃，拔两越之旗，近不过旬月之役，远不离二时之劳，固已犁其庭，扫其闾，郡县而置之；云彻席卷，后无余菑。惟北狄为不然，真中国之坚敌也；三垂比之悬矣，前世重之滋甚。”江统《徙戎论》曰：“并州之胡，本实匈奴。其天性骁勇，弓马便利，倍于氐羌。”是匈奴在四裔中为最强也。左伊秩訾之劝呼韩邪降汉也，呼韩邪问诸大臣。皆曰：“不可。匈奴之俗，本上气力而下服役，以马上战斗为国；故有威名于百蛮。战死，壮士所有也。今兄弟争国，不在兄，则在弟，虽死，犹有威名；子孙常长诸国。奈何乱先古之制，臣事于汉，卑辱先单于，为诸国笑？虽如是而安，何以复长百蛮？”百世之下，读之虎虎有生气焉。其能以不逮一县之众，见附录《秦始皇筑长城》。使中国为之旰食，宜矣。

　　然匈奴众虽勇悍，而训练节制颇缺。“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犹是春秋战国以来戎狄之旧俗。“其攻战，斩首虏，赐一巵酒；而所得虏获，因以与之。得人，以为奴婢。故其战，人人自为趋利，如鸟之集。其困败，瓦解云散矣。”此孙卿所讥齐人隆技击，若飞鸟然，倾侧反覆无日者也。古汉族事耕稼，故多居平原。戎狄事畜牧射猎，故多居山险。故汉族重车战，戎狄则用骑兵及步兵。《左》隐九年，北戎侵郑。郑伯御之。患戎师，曰：“彼徒我车，惧其侵轶我也。”昭元年，晋中行穆子败无终及群狄于太原。将战，魏舒曰：彼徒我车，所遇又阨，请皆卒。乃毁车以为行。而赵武灵王亦胡服骑射，以灭中山。皆是道也。汉时匈奴，仍系如此。晁错《论兵事疏》曰：“上下山阪，出入溪涧，中国之马弗与也。险道倾仄，且驰且射，中国之骑弗与也。风雨罢劳，饥渴不困，中国之人弗与也。此匈奴之长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轻车突骑，则匈奴之众易挠乱也。劲弩长戟，射疏及远，则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坚甲利兵，长短相杂，遊弩往来，什伍俱前，则匈奴之兵弗能当也。材官驺发，矢道同的，则匈奴之革笥木荐，弗能支也。下马地斗，剑戟相接，去就相薄，则匈奴之足弗能给也。此中国之长技也。”要而言之，匈奴长于骑，中国长于步；匈奴利于险阻，中国利于平地；匈奴之勇悍，非中国所及；中国之兵器及行陈，亦非匈奴所能当也。《史记》云：“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鋋。”则其兵器，亦与中国同，特不如中国之精而已。又曰：“善为诱兵以包敌，”此亦居广原，习于驰逐之故也。又曰：“举事常随月盛壮以攻战，月亏则退兵。”案《左》成十六年，晋郤至谓楚有六间，“陈不违晦”其一。注：“晦，月终，阴之尽，故兵家以为忌。”昭二十三年，戊辰，晦，战于鸡父。注：“七月二十九日。违兵忌晦战，击楚所不意。”盖月无光时，惧敌夜袭，故不用师也。此亦匈奴俗类汉族之一证。

　　北族多辫发，惟匈奴则似椎髻。《汉书·李广苏建传》：“昭帝立，大将军霍光，左将军上官桀辅政，素与陵善。遣陵故人陇西任立政等三人俱至匈奴招陵。后陵、律卫律。持牛酒劳汉使。博饮。两人皆胡服椎结。立政大言曰：汉已大赦，中国安乐，主上富于春秋，霍子孟、上官少叔用事。以此言微动之。陵嘿不应，熟视，而自循其发，曰：我已胡服矣！”明椎髻为匈奴俗也。或曰：文帝前六年遗单于，有比疏一。《史记》作比余。师古曰：“辫发之饰也，以金为之。”此实匈奴辫发之证，陵、律盖未忍效之，故犹椎髻也。曰我已胡服，明发未尝如胡也。案比疏即篦梳，古今字。不必辫发然后可用。师古之说，似睹当时北族辫发，以意言之。《朝鲜列传》谓“卫满椎结蛮夷服，东走出塞，”明是时塞北蛮夷多椎结，满岂亦有所不忍邪？《北史·悦般传》，谓其“剪发齐眉。”又云：“其人清洁。与蠕蠕结好。其主尝将数千人入蠕蠕，欲与大檀相见。入其界，百余里，见其部人不浣衣，不绊发，不洗手。妇人口舐器物。王谓其从臣曰：汝曹诳我，将我入此狗国。乃驰还。”不绊发即辫发之谓，辫发即被发也。从古西域多洁清，北族则否。悦般西徙后，盖已渐染西域之俗。然绊发当系匈奴之旧。剪发齐眉，不知为匈奴俗否？若然，则颇似中国之两髦矣。又匈奴之法，汉使不去节，不以墨黥面，不得入穹庐。盖以以墨黥面，为示辱之意也。

　　匈奴为汉族所迫逐，正支西徙，至今立国欧洲。然其同化于我者实不少。《左》庄二十八年，“晋献公娶二女于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注》；“大戎，唐叔子孙，别在戎狄者。”《晋语》：“狐氏出自唐叔；狐伯耳之子，实生重耳；”是《杜注》所本也。又曰：“晋代骊戎，骊戎男女以骊姬。”《注》云：“骊戎，其君姬姓，爵男也。”案骊戎立国甚古。《周书·史记篇》：“昔有林氏召离戎之君而朝之，”即骊戎也。《史记·周本纪》：“纣囚西伯于羑里。闳夭之徒，求骊戎之文马而献之纣。”是时骊戎为姬姓之国与否不可知，然其与姬姓之国有交涉，则甚确凿矣。昭十二年，晋伐鲜虞，《公》、《谷》皆责其伐同姓。《范注》云：“鲜虞，姬姓。”疏谓《世本》文。又戎州已姓，见哀十七年。已者，黄帝之子之姓也。见《国语》。廧咎如隗姓。隗姓，《姓苑》谓出古帝大隗氏。是则春秋以前，我族作大长于戎狄中者多矣。《公羊》谓潞氏“离于夷狄，而未能合于中国。晋师伐之，中国不救，夷狄不有；”实为其渐即诸夏之征。《谷梁》例，灭夷狄时，婴儿以贤书月。甲氏，留吁余邑，以贤婴儿，灭亦月。左氏谓狄有五罪，亦谓酆舒有三俊才。《韩非子·外储说》：“赵主父使李疵视中山，可攻不也？还报曰：中山可伐也。君不亟伐，将后齐、燕。主父曰：何故可攻。李疵对曰：其君见好顾千里曰：“当依下文作好显。”岩穴之士，所倾盖与车，以见穷闾隘巷之士以十数；伉礼下布衣之士，以百数矣。”亦见《中山策》。周秦诸子，固多寓言，然寓诸何国，亦必有其所由。中山之文明程度，亦可想见矣。然则古代之戎狄，至秦、汉以后，不复闻其为患者，大抵皆同化于汉族也。汉时南部之降，汉人骄纵之太甚，读扬雄《谏不受单于朝书》，可见此时汉人之见解。卒酿成刘、石之乱，致召冉闵之杀戮。然是时胡人居中国者甚多，闵所杀戮，实不过十之一二。谓足摧挫胡、羯则有之，谓能诛锄胡、羯殆尽，则事理所必无也。据《晋书·载记》：闵躬率赵人，诛诸胡羯，死者二十余万。屯据四方者，所在承闵书诛之。此亦杀其屯聚者耳。又云：“高鼻多须，滥死者半。”高鼻多须，自系白种人，见第十二篇。当时所谓胡，范围甚广，初不专指匈奴。如鲜卑称东胡，西域诸国称西胡是也。闵欲诛胡羯，而非胡羯以形状之异而滥死，则胡羯之形状不异者，必多获免可知。其颇同化于汉族者，更无论矣。魏五部都尉所统，已二万九千余落。晋初归化，武帝使居塞内者，亦辄千万落。此等非同化于中国，果何往哉？然则中华民国国民中，匈奴之成分，必不少矣。
　

静水流深

附录一 赤狄白狄考
  　

　　狄之见于《春秋》者，或止称狄，或称赤狄、白狄。宣十五年，“六月，癸卯，晋师灭赤狄潞氏。”《注》：“潞，赤狄之别种。”《疏》云：“狄有赤狄，白狄。就其赤白间，各自别有种类。此潞是国名，赤狄之内，别种一国。夷狄祖其雄豪者，子孙则称豪名为种，若中国之始封君也。谓之赤白，其义未闻；盖其俗尚赤衣白衣也？”案两爨亦称乌白蛮。《唐书》：初裹五姓皆乌蛮，其妇人衣黑绘，东钦二姓皆白蛮，其妇人衣白绘。疏盖据后世事推之。如《疏》意，则凡狄非属于赤，即属于白矣。窃谓不然。

　　赤狄种类，见于《春秋》者有三：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