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精神发展之我见
吕思勉
民族是世界上早就存在着的，民族主义却必待近世才发达；这就可见得民族主义的发达有一个客观上必要的条件，那就是外力的压迫。
中国民族主义的发达亦只是八百年来的事情（从南宋时代算起）。而到近百年以来，尤其有可惊的进步。
话虽如此说，中国的民族主义植根是很久的。要讲近百年来的发展，亦不能不追溯到既往。中国的民族主义可略分为四大时期：
第一期：自上古至秦汉，这一时期，汉族与其余诸民族杂居于神州大陆之上，而处置头发方法的不同，恰做了这三系民族不同的表征，这是很有趣的事情，即北族编发（即辫发），南族断发，中原束发。此等风习古代民族守之颇固（如子路与石乞孟黡战败，曰：“君子死，冠不免。”结缨而死），可见其由来甚久。于此、可见近来有一派议论，说汉族与夷蛮戎狄本非异族；汉族即夷蛮戎狄中之进化者合并而成，无有是处。当这时代，我族的文化独高，不断的向四方扩展，正像光线的辐射一般。试看当时较大的民族，北方的匈奴，其君长相传为夏后氏的苗裔，而其一切文化，亦极与汉族相类。鲜卑，当周成王会诸侯于岐阳时，与荆蛮守燎，则本系南方民族。北族都是辫发的，而据《后汉书》所载，鲜卑婚姻必先髠头，可见南族之遗俗犹存。东北一隅为朝鲜主要民族的貉族及为满族祖先的肃慎族所居；其本来居地不在今吉黑或朝鲜半岛地方，在春秋战国之世，当尚杂居于内地，或在诸国的北边；战国时、因燕人的拓土，被攘于辽东西塞外，乃改以吉黑及朝鲜为根据地。从考证上看来，亦几乎无可怀疑。这都是北系。至于南系则自洞庭、鄱阳两湖间漫衍于五溪流域的为蛮（近世称为苗族）。其散处缘海一带的，则为今日的罗罗，古人称之为濮。在陕、甘、四川三省之间，南下及于云南省西境，西出及于西康及青海境的为羌（氐为羌的一支。此段所说，详见拙著《中国民族史》，世界书局本）。其受我族文化的熏陶，更是无疑的事实。
当这时代，我族因文明程度较高，并不虑异族的压迫（汉族之所惮者为骑寇，至战国之世，与匈奴等接触始遇之。前此与我为敌的异族，大率居于山地，和后世的苗蛮一般。论史者多谓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欲以取中山，非也。胡服骑射，自欲以辟代北。中山则为山国，取之当重步兵），所以只有一个自负自重其文化的观念，对于异族能模效我族的文化的，则引为同调；否则加以排斥。春秋的书法：“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正是一个绝好的表现。这种见解不啻替民族主义植下了一个根基。但其发荣滋长，则还有待于后来。
第二期：可说是民族主义生长的时期，这是五虎乱华的时代。这时代汉族开始受异族的压迫，但其矛盾还未极深刻。当时汉族和异族的对立，材料散见于史传的，亦颇不乏。如沮渠蒙逊闻宋武帝灭后秦而怒。其时适有一个校书郎去见蒙逊白事，蒙逊曰：“汝闻刘裕入关，敢研研然也？”竟杀之。又如崔浩在后魏，似乎是备受尊敬的，然亦曲尽小心。他是善于写字的人，有人请他写《急就章》，《急就章》中有“冯汉彊”三字，他竟不敢写，一定要改为“冯代彊”。崔浩如此，下于崔浩的人就更不必说了。史称北齐神武帝善于调和汉人和鲜卑人的感情，对鲜卑则说：“汉人是汝奴，夫为汝耕，妇为汝织，输汝粟帛，令汝温饱，汝何为陵之？”对汉人则说：“鲜卑是汝作客，得汝一斛粟，一匹绢，为汝击贼，令汝安宁，汝何为疾之？”从这几句话看起来，便可见得当时的汉人和鲜卑人俨然一为农奴，一位武士了。当神武帝起兵时，和推戴他的人相约，就有不得欺汉儿一条，可见鲜卑人对于汉人是欺陵惯了的。冉闵攻破石氏，令城内曰：“与官同心者住，不同心者各任所之。”敕城门不复相禁。于是赵人百里内悉入城，胡羯去者填门。此等民族的对立亦不算不厉害了。怎说其矛盾还未极深刻呢？
须知当时异族的欺凌汉族，在民族对立之外，还另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兵权握在异族手里。原来中国当战国时代本来是举国皆兵的，秦汉时代虽不甚用兵，其制度依然存在。惟国大则征戍之途远，人民负担加重。汉武帝以后，兵事频繁，为避免烦扰起见，实际上就多用谪发。东汉光武帝因欲与民休息，索性把民兵之制废掉。于是招募与谪戍杂用，并渐用其他异族人为并，而不甚用汉族。这恶例不尽是异族有意造成的，倒还是汉人自开的。兵权在手之人，要欺凌平民，便本族人也在所不免。所以当时汉族和异族的对立，民族间的矛盾只可算得半数。
试看当时的异族无不自托于古帝王之后，便可见其以汉族为高贵而意图攀附了。固然，这或者也受些汉自托于尧后，魏自托于舜后的影响。然如魏孝文帝和朝臣论海内姓地人物，戏谓薛聪曰：“世人谓诸薛是蜀人，定是蜀人否？”聪对曰：“臣远祖广德，世仕汉朝，说人呼为汉臣。九世祖永，随刘备入蜀，时人呼为蜀臣，今臣事陛下，是虏非蜀也。”帝抚掌笑曰：“卿幸可自明非蜀，何乃遂复苦朕？”公然承认虏的种姓较汉为贱，丝毫不以为忤。我们看了这一段事情，才知道孝文帝所以能够廓然大公，以政令消灭鲜卑的文化而慕效汉族文化的原因。更观当时的异族，虽亦有歧视汉族虐待汉族的，却绝无拒绝汉族文化，或自保存其文化希冀和汉族对立的。人我的对立总是相激而成的，当时异族的民族意识蒙昧如此，无怪汉族的民族主义也未臻于发达了。
第三期便大不相同了，这便是女真人侵入中原的时代。辽金二代紧相衔接，然女真压迫汉族之深，远非契丹所能比拟；其民族意识的发达，亦迥非辽人所能及，试观金世宗的所为可知。降及清代，其民族意识更为显著。清太宗尚未入关，就聚集诸王贝勒大臣，命弘文院官读《金史·世宗本纪》，以同化于汉人为戒。入关之后，则强迫举国薙发易服，以摧挫汉族的民气；后来又大兴文字之狱，以摧挫汉族的士气；封锁关东，使其本族不致同化于汉人；并且封锁蒙古，又厚抚蒙族王公，希冀满蒙联合，以制汉人；此等深谋远虑，和精密的布置，又非金世宗所及了。人心之感召，正是如响斯应，微妙不过的。“自由犹树也，溉之以革命之血而后生长焉。”有女真的歧视压迫，而汉族的民族主义遂于此时形成。
民族主义鲜明的旗帜，无过于尊王攘夷之论。尊王是晚唐五代以来藩镇跋扈裂冠毁冕的结果。攘夷则是燕云十六州割弃，终北宋之世不能恢复，更加以女真滑夏的结果。这四个字原是从《春秋经》里来的。尊王攘夷，孔门相传，确有此义。然所以尊王，原是想一匡天下；而所以要一匡天下，则免于被发左衽，就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所以周天子尚在，而孟子力劝齐梁之君以图王业，可见孟子是没有扶翼周室之心的。如此看来，攘夷之义实更重于尊王。后来顾亭林先生分别“有亡国，有亡天下”，“国之兴亡，肉食者谋之；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其所谓国，实指王室而言。所谓天下，似指国家，甚至是指民族。此义初非亭林所自创，自宋儒的言论推之，是当然要得出这样的结论的，所以中国的民族主义实至宋而后形成。
民族主义必以民族为至上，民族的利害，不是但就物质方面计较的，其尤重的是荣誉。与其屈辱而生，毋宁光荣而死，在个人固当有此气概，民族亦然。或说个人隶属于团体，小的团体隶属于大的团体，人道当牺牲小我以保全大我，故可论是非不论利害，至于国家和民族，在今日便是最大的团体，至此则利害与是非一致；申言之，则利害即是是非。宋儒论是非不论利害，谈义理不审时势，实未免激于意气了。殊不知个人的生命，一失即不可复得，所以生死之际，有时当权其轻重，所谓“可以死，可以无死，死伤勇”。若民族则为力至伟，况且中国民族与异民族对抗，乃是以大民族敌小民族，果能万众一心，岂有不成而败之理？所以宋代的恢复论，室不能谓其不审时势，他们原未尝说一无预备，即可以盲目前进。所以讥宋儒为不识时势，实在是无的放矢。宋儒的恢复论，就民族主义言之，实放了万丈的光焰。此等议论，一时看似无甚效力，然潜伏人心，其力之大，实乃不可思议。明末遗老所以百折不回，事虽不成，然仍深藏着一个革命种子于民间，至近代革命时犹收其效力，还不能不说是此种议论的影响。所以说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到宋代而后形成的。
清代的秘密结社，是有明朝的遗老投身其间为之组织的，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窃疑此等运动实不始于清。借宗教之力以倡乱的，历代都有，然皆无甚宗旨，因亦无甚规模。至元代则不然。
刘福通虽亦藉宗教鼓动，然其举动颇有规模。他是首先分兵北伐的，事虽不成，其非绝无宗旨，则是可以共信的了。清代的秘密结社，在北方以白莲教为大宗，在南方以三合会为大宗，嘉庆初年的所谓“川、楚教匪徒”，其首领还是自托于明裔的，可见白莲教反清复明的精神，并不下于三合会。三合会的始末，详见日本平山周所著的《中国秘密社会史》，其精神就更为伟大了。民族主义是发生形成于士大夫之间的，却能深入民间，奠定其广大深厚的基础。
第四期则为近代西力东侵以后。近代西人的东来，最初是两种人，一种是商人，一种是教士。商人惟利是图，航海的水手更带有海盗性质，所以除和通商有利益关系的人外，大都坏着反对的意见。教士的行为又分两方面：一为传播宗教，一为输入科学。凡文化多有传播的性质，欧洲科学的输入，论理是该受中国人欢迎的。的确，当时也自有欢迎的人，如徐光启、李之藻等便是，但亦不能不接受其宗教。
近代西人的东来，和中国人之间，隔阂是颇深的，其疑忌实久之而后释。推其原因，亦有数端。其主要的则自五胡乱华以来，中国人屡受异族的压迫，民族主义渐次萌芽，而未得正当发展的途径，遂至激而横决。试观汉代并不和外国争什么朝贡等礼节（其最显著的，如呼韩邪单于入朝时，公卿议其礼仪宜如诸侯王，位次在下。萧望之独以为单于非正朔所加，故称敌国，宜待以不臣之礼，位在诸侯王上。外夷稽首称藩，中国让而不臣，此则羁縻之谊，谦亨之福也。如使匈奴后嗣，卒有鸟窜鼠伏，阙于朝享，不为畔臣。元帝采其议，下诏以客礼待之。这是何等宽大务实的精神），在隋朝，日本人致书中国，自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隋炀帝览之不悦，亦不过令鸿胪卿“勿复以闻”而已；而到近代，却斤斤和外国人争跪拜等虚文，便可见得。
但亦还有别种附随的原因。其(一)为对异教的畏恶。宗教本来是含有排外性的。两汉之世，中国的大宗教还未成立，像一个空虚的瓶罂一般，所以佛教得以输入，到近代就大不然了。何况基督教的禁止崇拜偶像，甚而至于禁拜祖先，禁拜孔子，更为中国人所不能了解呢？其(二)位对于海盗的畏怖。中国历代航海之业，亦不为不发达，但都是民间的事业。至于国家，除间从海路运粮外，海面上的情形是全不熟悉的。军队和海洋更为隔膜。所以对于海寇，特别畏怖。因为陆上的寇盗，根据地无论如何窎远深阻，总还能知其所在，可以为扫穴犁庭之计。至于海上，则其情形全是黑漆一团，来不知其所从来，去不知其何所往，那就竟同神出鬼没一般了。何况在明代经过倭寇的大骚扰，而近代的西人，其船坚炮利，又使中国的军队望尘莫及波恩？其(三)是对于北族的畏怖。中国历代的强敌都来自北方，畏忌北族，是无怪其然的。此等见解，至日俄战前，中国人可说迄未化除。所以甲午以后，还有著论说俄国形式酷类强秦的（见当时之《时务报》中）。在此之前，此等见解的深入人心自无足怪了。具此原因，所以西洋的科学，固然引起一部分人的欢迎，也未尝不招致一部分人的疑忌，如杨光先就是一个好例。
从西力东侵以来，中国人早已处于另一个世界中了，然中国人迄未觉悟。中国人感觉到遭逢旷古未有的变局，实自鸦片战争以来。此战爆发于民国纪元前七十二年，距今恰足一百年。此一百年之中，中国的变化比之以前任何一个时期，都要来得大，来得快。历来议论的人、不论中国人、外国人，大多数都说中国人进步迟缓，这是蔑视了历史上社会进化的规律，其实以中国之大，文化根柢的深厚，内地偏僻之处和现代的新文化接触的少，仅仅一百年，而能有如此的成绩，也不算坏了。至于其效迄今似尚未能见，则因大器晚成之故。制造一种器具，必须将各部分合拢起来，装置成功，然后其用乃见。社会的进化，亦系如此。各方面零零碎碎点点滴滴的工作，不到合拢的时候，其功是不见的。而今则正是各方面工作合拢的时候，所以近百年来的历史，在现今看来，固然只觉得其黑暗，然到将来看起来，则一定觉得其光明，因为它是光明的前驱。所以中国的历史，特别是近百年来的历史，不论在哪一方面，都有追溯和检讨的价值。民族主义是国民活力的源泉，其发展的情形自然更值得追溯和检讨。
凡事要求发展，必先觅得一正当的途径，近百年来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正可以此眼光观之。
近百年来民族主义的发展，其第一步还是沿袭着旧途径的，那便是盲目的排外。号称理学大家的倭仁，就是一个代表。当同文馆设立时，倭仁方为大学士，上疏谏阻，他说：“天文算学，为益甚微；西人教习正途，所损甚大。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今求一艺之末，而又尊夷人为师，无论夷人诡谲，未必传其精巧；即使教者诚教，学者诚学，所成就者，亦不过术数之士。古往今来，未有恃术数而能起衰弱者也。”依他的意见，一切外国的学术技艺都可以束之高阁，主要制梃以挞秦楚的坚甲利兵就好了。这种见解直到庚子年间，顽固的大臣还是保守着的，这自然是落伍的见解。
进一步，清朝所谓中兴诸名臣，就知道西洋的军事和制造不可不学；要学他的军事和制造，自然科学也就不能置诸不论了（自然不是真知道科学的意义）。于是就有军队改练新操，学造船炮，仿办铁路、轮船、电报，和翻译书籍，设立新式学校等事。然终于无效。戊戌维新，乃说要变法必须大变，所重者不在于艺而实在于政。政变以后，大家所拟议的，渐渐自政务而及于政体。于是有立宪之论，革命之说，到底有辛亥的革命。
民国成立以来，政制之争虽然甚嚣尘上，然自五四运动以后，国民的眼光又渐渐转移到整个的文化，并不视政治为救国惟一途径了。国家是民族的保障，政治是国家有效的运动。天下事专务目前，而忘却根本之途，固然不对；专重根本，而忽略了目前的急务，也是不对的。无今日安有将来？迂远之论所以用不得，就是为此。梁漱溟先生尝说：“西洋人近代的强盛是国家主义的发达。中国人一高就高到世界主义，一低就低到家族主义，这是中国所以不振的原因。”旷观近代的历史，不能不承认这话有相当的真理。近二十年来，我国民的精神似乎是注重于社会的变革，文化的改进，而轻视了政治的刷新的。这似乎民族主义的发展仍未能寻得正当的途径了，然而不然。
旷观世界的历史，文明民族往往受文化较低的民族的武力蹂躏，辽、金、元、清的侵入中原是如此，马其顿的征服希腊，日耳曼人的破坏罗马，西亚民族的侵掠印度，又何尝不是如此？这是什么理由呢？那自古至今，有一个共同的回答。《史记·秦本纪》说：
“戎王使由余于秦，秦穆公示以宫室积聚，由余曰：‘使鬼为之，则劳神矣；使人为之，则劳民矣。’缪公怪之，问曰：‘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然尚时乱。今戎夷无此，何以为治？不亦难乎？’由余笑曰：‘此乃中国所以乱也夫！自上圣黄帝作为礼乐法度，身以先之，仅以小治，及其后世，日以骄淫，阻法度之威，以责督于下，下罢极，则以仁义怨望于上，上下交争，怨而相纂弑，至于灭宗，皆以此类也。夫戎夷则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怀忠信以事其上。一国之政，犹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圣人之治也。’”
顾亭林先生《日知录》卷二十九说：“历九州之风俗，考前代之史书，中国之不如外国者有之矣。《辽史》言契丹部族，生生之资，仰给畜牧，绩毛饮湩，以为衣食，各安旧风，狃习劳事，不见纷华异物而迁，故家给人足，戎备整完，卒之虎视四方，强朝弱附。《金史》：世宗尝谓宰臣曰：‘朕尝见女直风俗，迄今不忘。今之燕饮音乐，皆习汉风，非朕心所好。东宫不知女直风俗，第以朕故，犹尚存之，恐异日一变此风，非长久之计。’他日，与臣下论及古今，又曰：‘女直旧风，虽不知书，然其祭天地，敬亲戚，尊耆老，接宾客，信朋友，礼意款曲，皆出自然，其善与古书所载无异。汝辈不可忘也。’乃禁女直人不得改称汉姓，学南人衣装，犯者抵罪。又曰：‘女直旧风，凡酒食会聚，以骑射为乐，今则弈棋双陆，宜悉禁止，令习骑射。’又曰：‘辽不忘旧俗，朕以为是，海陵习学汉人风俗，是忘本也。若依国家旧风，四境可以无虞，此长久之计也。’《邵氏见闻录》言：‘回纥风俗朴厚，君臣之等不甚异，故众志专一，劲健无敌，自有功于唐，赐遗丰腴，登里可汗始自尊大，筑宫室以居妇人，有粉黛文绣之饰，中国为之虚耗，而其俗亦坏。’昔者祭公谋父之言：‘犬戎树惇，能帅旧德，而守终纯固。’由余之对穆公，言：‘戎夷之俗，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怀忠信以事其上，一国之政犹一身之治。’其所以有国而长世，用此道也。乃乎荐居日久，渐染华风，不务诗书，惟征玩好，服饰竞于无等，财贿滥于靡用，骄淫矜夸，浸以成习。于是中行有变俗之讥，贾生有五饵之策。又其末也，则有如张昭远以皇弟皇子喜俳优姬妾而卜沙陀之不永；张舜民见太孙好音乐美姝名茶古画而知契丹之将亡。后之君子诚鉴于斯，则知所以胜之之道矣。
《史记》言：匈奴狱久者不过十日，一国之囚不过数人，《盐铁论》言：匈奴之俗略于文而敏于事。宋邓肃对高宗言：‘外国之巧在文书简，简故速。中国之患在文书繁，繁故迟。’《辽史》言：朝廷之上，事简职专，此辽之所以兴也。然则外国之能胜中国者，惟其简易而已。若舍其所长，而效人之短，吾见其立弊也。”
此等议论，举不胜举，兹不过偶引两事为例而已。总括言之，以风俗论，则野蛮人扑实，而文明人虚伪；以政治论，则野蛮人简捷，而文明人迟滞。两者相遇，自然扑实简捷者胜，虚伪迟滞者败了。然政治的简捷，实源于风俗之扑实。何者？风俗扑实，自然上下相见以诚，用不着繁缛的手续，其政治自然简捷了。
然则风俗何由扑实呢？从来论风俗的人都有一种误谬的见解，他们以为民智日开，则民德日薄；要求民德的淳厚，必须返之于上古不识不知之世。于是学问文艺都成为要不得的东西；而物质文明亦当在毁弃之列。人既已日食大牢，而吾欲使之复茹其菽，其事遂终不可行。其实风俗的浇薄和知识的进步，毫无关系。若果两者骈进，则诸葛孔明、张平子一定诡谲不堪，人家要不能和他们打交道了。然而事实并不如此。这是什么理由呢？因为自然科学以自然为研究的对象；社会科学以社会为研究的对象；都不是研究什么人吃人的方法和自私自利的道理的。且如财政专家何尝懂得重利盘剥？学识湛深之士，趋利避害、损人利己的手段，不如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这是随在可见的事。所以风俗的浇薄并不由于知识的进步，而实由于人与人间利害之矛盾。
一国之内，人与人之间利害虽有矛盾，然当外力来临之际，由于文化的相异，总还能团结一致以御侮的；但其团结紧密的程度，以及其赴机的迟速，就要看其有无矛盾，以及矛盾的深浅，以分优劣了。这是民族相争，或胜或败的大原因。文明愈进步之国，则其社会的矛盾愈深，这就是文明民族所以常为野蛮民族所败的理由。难者将说：如此，则文明民族将无往而不为野蛮民族所败了，何以世界上又常见野蛮民族为文明民族所征服呢？殊不知民族竞争的胜败，社会组织之有无矛盾，固然是一个原因，物质文明的发达与否，亦不能说不是一个原因。两个社会，物质文明发达的程度一样，则竞争起来，社会组织健全者必胜，固然毫无疑义，其实还不仅此。社会组织健全的民族，正不必物质文明程度发达到和社会组织不健全的民族勉强足以相敌的程度就够了。有许多民族，本来默默无闻，而在某一时期，忽然突飞猛进，其主要原因就在乎此。这也可见得社会组织关系的重要了。
中国人自处于世界交通的局势中，对外的观念逐渐改变，终至以全般的文化为目标，正可说是探骊得珠。所悬的目标过于根本，而忽略了目前的急务，固然不好，然而我民族亦未尝如此。这可见得我民族所走的实是民族主义发展的正路。
民族主义只要客观条件具备了，总会得发达长成的。其所走的道路正当不正当，则全看该民族本来的文化程度，丝毫不能勉强。论民族主义的人，有一句名言是：“异民族的相处，当如异宗教之相处。”即听其文化自由发达，丝毫不加遇阻。这句话，西洋人从前是不知道的。现在积几百年的经验，知道了，然仍莫之能行。现在民族斗争之日益剧烈，其原因正在于此。论民族主义的人说得好：“民族斗争之所以剧烈；非民族主义之过，乃遏抑民族主义之过。”
只有中国人对待异民族最为合理，自古以来，就没有压制榨取异民族的事（贪污土劣压制榨取降众，移植之民压迫榨取土著等事，亦非无有，然非国家之所为，而国家于此等人亦恒视为莠民，力所能及，无不加以惩治），只是把自己的文化陈列在他们面前，而从否听其而择。所谓“君子引而不发，跃如也，中道而立，能者从之。”而他人卒亦未尝不从我。人心是好向反面想的。不强迫他时，他本愿意服从的事，一强迫，他倒要固执起来了。这就是中国人和异族融合所以成功的原因。我国幅员的开展，不是靠政治的占领，而是靠民族的同化。政治的占领是假的，政治之力一解纽，即将叛离而去。民族的同化是真的，一旦达到成功之域，就一合而永不可分了。以政治所占领之地论，世界各国确有大过中国的。以同一民族所占领之地论，世界各国就无足以与我匹敌者了。此等现象，吾人习惯焉则不以为异，一经比较，就可发见其是大成功。
人总是要求生存的。个人如此，团体亦然。要求生存，亦有两法：一是向自然界开拓。一则攫夺他人的所有。西洋人的开辟殖民地，所走的是后一条路；中国人的开拓新土地，所走的是前一条路。世界正临着祸福的关头。现在充裕的资本，优良的技术，还是用来开发未开发的利源，向自然界寻求美利呢？还是用之于人与人争夺相杀之路呢？由前之说，则由中国之开发西南西北。由后之说，则有四分天下之论，每一区中，各以一强国为之主宰，统制其资源人力，以走上争夺相杀之路。
（原刊《学林》第2期，1940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