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祥吉《罕为人知的中日结盟及其他——晚清中日关系史新探》
内容提要
《罕为人知的中日结盟及其他——晚清中日关系史新探》是一部以日本外务省档案为主要素材,探讨戊戌变法前后晚清中日关系史的著作。
所谓罕为人知之中日结盟，是指戊戌政变后，仇视新政的广东赌徒刘学询与满人庆宽，奉慈禧庆亲王之命，携带国书及清廷所拟供两国皇室专用的密电簿册，以及大内骨董珍玩，前往日本面见天皇，以实现“联倭杀康梁”之计划。对于这样一件大事，由于清廷销毁了有关重要记载，长期隐瞒历史真相。本书首次运用日本外务省所藏“刘学询、庆宽来朝”专题档册，勾画了此事件之来龙去脉，以及刘学询一行在东京期间的活动，并揭示刘氏多次于“夜深人静”之际，与孙中山“闭户密谈”。孙中山试图通过刘学询筹集革命经费，而刘学询则心怀鬼胎，另有图谋。
本书重点是对戊戌变法前后中日关系若干重要史实，予以论述考证。对于光绪皇帝在变法高潮中，推行联合日本，大举新政的外交政策之缘起，利用日驻华代理公使林权助写给大隈重信的秘密报告，揭示了光绪皇帝于戊戌七月专门书写谕条，命令军机大臣王文韶与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前去与日公使商议中日亲交事宜。其中包括：一光绪帝要致送明治天皇头等第一勋章；二希望将黄遵宪由公使破格升为头等全权大使。这些措施反映了光绪帝以日本为榜样，推行新政的急切心情。林权助的机密报告，还从侧面证实了光绪皇帝曾亲自书写硃笔谕条“派康有为赴日坐探变法事宜”的真实可靠性。
对于康有为、梁启超于戊戌政变后之逃离北京之过程，及其在日本“痛哭求救”等活动，以及张之洞与康梁、日本之间复杂的关系，均依据日档,列出专题，予以述考。尤其是利用《清国兵制改革》专题档案，揭出张之洞于甲午战争后，与康梁联络，推行变法，且加紧联络日本，兴办洋务企业，训练新式军队。但是随着政变后局势之恶化，他们之间的关系很快破裂。这两股势力反目成仇，势同水火，互相攻击，不遗余力。双方把搏斗的主战场，从中国转移到日本，甚至把对方作为暗杀的目标，其结果是两败俱伤。
本书还对一些中日关系史上的重要人物，诸如翁同龢、张荫桓、何如璋、文廷式、伍廷芳等，都依据日档记载，分别予以论说。关于翁同龢被罢官一事，利用张荫桓与日本驻京公使矢野文雄的密谈报告，说明翁同龢蛮横反对光绪皇帝在接见德国亨利亲王时“行握手礼”等愚昧守旧言行，导致君臣矛盾尖锐，使光绪帝颁布硃谕将翁同龢罢官。对于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既充分肯定其力主争回琉球，并同其下属黄遵宪一起筹拟《朝鲜策略》，支持朝鲜走开放之路等历史功绩，同时又揭出何氏被日方情报人员用金钱收买，先后两次向他们提供有关中法战争期间清廷上层动向的情报。总之，本书利用日本外务省所保存的诸种珍贵档案资料，对晚清中日关系史进行了别开生面的探讨。
《罕为人知的中日结盟及其他——晚清中日关系史新探》
孔祥吉 村田雄二郎
目录
01 前言：
01A绪论：外务省档案与晚清史研究
01B、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
02、叹曾纪泽之死
03、慈禧首次盛宴洋人纪实
04、光绪帝联合日本大举新政外交政策的确立－从林权助致大隈重
信机密报告谈起
05、戊戌维新前后的张之洞康梁与日本
06、罕为人知的中日结盟闹剧
引言
1、戊戌政变后守旧派的密谋
2、两名杀手的选择
3、日本政府对杀手的忧虑
4、小田切穿针引线
5、神秘的北京之行
6、庆王府密谈
7、紫禁城里的如意算盘
8、日本领事满载而归
9、清廷内部的不同声音
10、密使漂洋过海来
11、发生在东京皇宫的一幕闹剧
12、西太后密使在东京
13、密使私会孙中山
14、告别东京
15、回国后的狼狈处境
16、慈禧追究刘学询私会孙中山
17、联倭杀康政策的失败
18、维新党人要杀刘学询
19、尾声－－恩恩怨怨何时休
07、康有为与孔子纪年
06、戊戌政变后梁任公之二三事－《梁启超年谱长编》戊戌己亥年
补正
09、翁同龢为什么被罢官－张荫桓与日本公使矢野密谈解读
10、最早上书倡议实行拼音文字的林辂存
11、甲午战争中的吴大澂
12、文廷式的日本之行
13、最早留学海外的高干子弟
14、难得一见的百日维新史料－读唐烜稿本《留庵日钞》
15、读书与考证
16、陈宝箴集序
17、清人日记琐谈
01 前言
中国与日本是东亚的两个一衣带水的邻邦。长期以来，文化之彼此交流，思想之互相渗透，对各自历史发展进程，曾经打上了深深的烙印。隋唐之际，先进的中国文化传到日本，促进了日本列岛文明蓬勃的发展。到了近代，由于欧风美雨袭来，日本率先采用西法，百度维新，骤致富强，反过来又对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日本的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
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三日（1877年11月27日），随何如璋出使日本的参赞黄遵宪，在东瀛耳闻目睹了明治维新后十年的巨大变化，大发感慨。他后来写诗称：“滔滔海水日趋东，万法从新要大同。”黄遵宪还特别对此句加以注解云：“在日本时，与子峨星使言：中国必变从西法。其变法也，或如日本之自强，或如埃及之被逼，或如印度之受辖，或如波兰之瓜分，则吾不敢知，要之必变。” 子峨者，何如璋也。本书即由何如璋使日开篇。
历史很快验证了黄遵宪的高瞻远瞩。甲午战争之后，在饱受日本侵略者蹂躏的神州大地上，迅速刮起了变法的春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大声疾呼，唤醒国人。他们所高举的旗帜上，书写的是“以开创之势治天下”，更张旧法，救亡图存成了当时的主旋律。百日维新运动亦应运而生。
仔细披阅中日两国历史文献，可以清楚看出，康有为所发起的百日维新，实际上是一场仿照日本明治维新的改革运动。日本外务省档案史料清楚表明，在变法运动高涨期间，光绪皇帝亲自书写谕条，命令军机大臣王文韶与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到日本公使馆与代理公使林权助商议，中日两国亲交事宜。 这位紫禁城里的年青帝王甚至还书写过“硃笔谕条”，要派康有为赴日本“坐探变法事宜”。不言而喻，一心一意欲有所作为的光绪皇帝已经把明治天皇当作自己推行新法的楷模。
至于明治维新的精髓，可用十二个字来概括：采世界之良法，决万机于公论。康有为在戊戌春季上书统筹全局时，曾把明治维新的经验归结为“一曰大誓群臣以革旧维新，而采天下之舆论，取万国之良法；二曰开制度局于宫中，徵天下通才二十人为参与，将一切政事、制度重新商定；三曰设待诏所，许天下人上书”。并认为此乃“变法之纲领，下手之条理”。
在变法高潮期间，康有为还曾两度将《日本变政考》进呈给光绪皇帝，并且上书陈述进呈此书之深刻用意。康氏称：
“惟泰西国数极多，情势各异，文字政俗，与我迥殊，虽欲采法之，译书既难，事势不合，且其富强精巧，皆逾我百倍，骤欲致之，下手实难。惟日本文字政俗皆与我同，取泰西五百年之新法，以三十年追摹之，始则亦步亦趋，继则出新振奇，一切新法，维妙维肖，……吾地大人众，皆十倍日本，若能采鉴变法，三年之内，治具毕张，十年之内，治化大成矣。”
一言以蔽之，康有为认为采用日本经验，乃是向西方学习的捷径。因此，他恳求光绪皇帝假日本为向导，以日本为图样，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凡日本行之而错谬者，中国不复践之；凡日本的成功经验，中国但取而誊写之。这样“取而鉴之，举而行之，按迹临摹，使成图样”，一转移间，便可以“措天下于泰山之安矣”。
实际上百日维新中康有为等人的变法活动大都是围绕“采世界之良法，决万机于公论”而筹划的。他的派游学，办报刊，开言路，改科举，都是朝着采世界之良法的方向而努力；至于决万机于公论，他解释说中国守旧势力实在太大，在当时情况下开议院是帮倒忙，故改为开制度局。即使如此，守旧势力亦不能容忍。
慈禧等守旧派对康有为如此温和的改革都不能接受，更不要说象明治维新那样“采世界之良法，决万机于公论”。对于慈禧、荣禄等执政者来说，权欲私利高于一切，他们过惯了专制独裁的日子，要他们“采世界之良法，决万机于公论”无异于缘木求鱼。政变后，守旧势力气势汹汹，不可一世。他们砍掉的似乎并不是杨深秀、谭嗣同等六君子的脑壳，而是斩断了清王朝的一线生机；他们所废弃的也不只是戊戌新政，而是断送了清王朝的整个前程。
戊戌政变虽然只是杀掉了六君子，罢免了十多个官员，但是，中国政局却一天天走向它的反面。裁学堂，关报馆，关押维新派人士，一切复旧了，而且愈演愈烈。
慈禧太后对英国与日本在戊戌政变后掩护维新派人士逃脱，非常不满。尤其是康、梁在日本期间发表了大量反对清政府的言论，更激起这位独裁者新仇旧恨，于是她采纳小人杨崇伊所献“联倭杀康”的阴谋诡计，派刘学询与庆宽等人，携带文物珍品到东瀛去上演了一场中日结盟的闹剧。慈禧、奕劻等人自知此举乃是见不得人的勾当，故当结盟闹剧进行之时就十分诡秘，居然连军机大臣与总理衙门大臣都不让知情。事后他们又千方百计掩盖此页历史，故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很难找到与中日结盟闹剧直接有关的上谕、国书、密电等历史文献。
慈禧一伙由戊戌政变后仇视变法，演变为憎恨外国，并且发展到利用义和团去向列强“大张挞伐”，“一决雌雄”。守旧派徐桐甚至上书建议，杀了国内所有的洋人，关起国门享受天下太平。这是多么剧烈的变化，它掉转了历史航船的方向，从此中国的政局变得多灾多难。戊戌政变发生后，清政府忽然象失去了前进方向的航船，盲目地在大海中飘荡，面对狂风巨浪的袭击，没有支撑多久就沉没了。
明治维新之前的日本，与中国并无根本区别，同样是地瘠民贫，满目疮痍。有的地方甚至比大陆更落后些，北海道尚被称作“虾夷之区”，荒无人烟。日本与中国一样是西方列强掠夺奴役的对象。然而，曾几何时，情况发生了变化。中日之间的距离迅速拉开了。面对历史，冷静思考，真令人仰天长叹，扼腕痛心。天耶？人耶？
为了加深对晚清史及中日关系史的研究，我们于东京大学综合文化科地域文化研究专业举办了一次“晚清历史与档案研习班”。在研习班进行期间，除了讲授中日文课程外，还带领学员们先后去了外务省外交史料馆、防卫厅研究所图书馆、亚洲历史资料中心等处深入发掘史料，引深对这段历史的研究与思考。
这次晚清历史与档案研习班是由村田雄二郎主持的，他还担负了日文课程的讲授和中文课程的翻译工作。孔祥吉则讲述了中文课程。
参加研习班并为本书提供《日本外交文书》及日文档案原件中译工作的学员有：
孙伟珍 陈凌红 佐藤隆 竹元规人
上原尚大 姜光文 石井刚 田中靖彦
小池求 金东建 周东怡 大泽肇
大桥义武 王亚鹏 彭妮妮 小军
特别应予指出的是，孙伟珍、陈凌红两位学员利用暑假为本书提供了不少翻译工作；大泽肇则协助联系了参观访问的有关事宜，颇著辛劳。再有，台湾东吴大学日语系前主任，林文贤副教授适在东京大学作访问学者，亦来参加研习班，并承担档案文件的翻译工作。
此书于2003年9月底截稿，故后来参加研习班的小野寺史郎、李艳丽、 Viren Murthy 等学员的译作未能全部反映出来。实际上本书的问世，是凝聚了研习班集体的智慧与辛劳的。
01A 外务省档案与晚清史研究
外交史料馆（即日本外交档案馆）是属于外务省所辖单位，自1971年（昭和46年）4月15日开馆以来，已经收藏、展示并出版了许多珍贵的外交档案史料，这里已成为研究日本近代史与日本对外关系史的一个重要学术资料中心。
该馆所藏档案史料约为48000余册，每册又包含几件甚至几百件不等的原始史料。这些数量庞大的史料，真实地记录了自明治初年以来到当今为止，日本外务省的许多重要的活动。这些史料还包括了日本外务省及其所派往世界各国各地区使领馆官员的通信、电报以及其他各项文书。
这些外交史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虽然曾有所损毁，但是，对于二战以前的，以我所接触之史料来看，却很少受到损失，各类文献整理得井井有条，保存得相当完整。中国作为日本的一个近在咫尺的重要邻邦，与日本关系至为密切，文化交流亦源远流长，尤其是晚清以来，中日两国之间往来更加频繁，既有侵略与反侵略，又有众多的民间文化交流。因此，在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中，涉及中国的文献尤其众多。这也为我们研究晚清史与中日关系史提供极为丰富的资料源泉。下面就以外务省档案与晚清史研究的一些有关问题，谈一些我自己的切身体会，供大家参考。
一、晚清史档案的利用大有可为
对于外交史料馆这块风水宝地，已经有许多前辈学者捷足先登，并且取得了丰硕成果。特别在晚清史研究方面，有许多优秀的历史著作，都曾大量使用档案资料。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这块土地上已经不可能耕耘出丰硕的成果。事实恰恰相反，从晚清史范围来看，以往的研究大多集中在辛亥革命时期以及孙中山的研究成果比较多，而其他方面则比较少。一些至关重要的史料，以往的学者并没有也不可能全部都一网打尽。
比如，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日本驻上海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给外务省寄回了一件革命派人物毕永年所写的《诡谋直纪》，长期以来并没有予以重视。后来，汤志钧、杨天石等中国学者前来作短期访问，他们二人不约而同地发现了这份史料，回国后分别撰写论文，考证康有为在戊戌政变前夕，确实想借用袁世凯的军力去包围颐和园。 毕永年就是重要的当事人，故而他的“直纪”很值得重视。
这份档案的作者毕永年，湖南长沙人，与会党颇有联络，又是谭嗣同、唐才常的好友。毕永年的《诡谋直纪》是用日记的形式，来记载他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七月底到北京之后的经历。当时，新旧两党之间势同水火，矛盾尖锐。面对守旧势力磨刀霍霍，空前严重的压力，康有为等人已经建议皇帝破格拔擢在天津训练新军的袁世凯，用袁世凯的新军来对付守旧党。可是，在袁世凯的周围，没有维新派的得力人手可以协助督促袁世凯用新军来制服慈禧和荣禄。正在此关键时刻，毕永年来到北京，并住进了南海会馆。康有为即与他旦夕密谋，让毕永年亲自“往袁幕中为参谋，以监督之。”毕氏颇有顾虑，声称：“仆一人在袁幕中，何用？且袁如有异志，非仆一人所能制也。”康则称：“或以百人交汝率之，何如？至袁统兵围颐和园时，汝则率百人奉诏往执西后而废之可也。”康有为後来更进一步要毕永年把慈禧太后“执而杀之可也”。
因此，戊戌政变之后，清政府颁布上谕，指康有为首倡邪说，图谋不轨，“前日竟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持皇太后，陷害朕躬之事，幸经警觉，立破奸谋。”对於清政府的指责，康有为及维新派从来都是矢口否认的。因为，在封建社会中犯上作乱，在一般人看来是不忠不孝的，康有为及其同伴不愿担此恶名。因此，对策动袁世凯包围颐和园一事，康梁是绝不会承认的。以至于戊戌政变发生十多年后，光绪和慈禧都相继死去，国内的政治局势已发生很大变化，他们仍然对此事讳莫如深。梁启超曾为此事给康有为写了密信，专门谈包围颐和园的问题。该函称：
师所上监国书奉到时，袁贼已败，故措辞不能不稍变易，已潜改若干，誊写递去矣。戊戌密谋，鄙意谓必当隐讳，盖投鼠忌器，今两宫皆殂，前事非复嗣统者所忍言，非伤德宗，伤孝钦，为监国计，实无从理此曲直也。故弟子写信入都，皆力辩戊戌绝无阴谋，一切悉由贼虚构，专归罪于彼一人，则可以开脱孝钦，而事易办。师谓何如？望此后发论，跟此一线，以免异同，为叩！党禁之开必非远，然忌我者众，贼虽败而死灰尚未尽，今后所以处之者，益当慎重。若此次再出岔，则中国真沉九渊矣。师谓何如？
上文中的监国，系指监国摄政王载沣；师则是对康有为的尊称。“一切悉由贼虚构”，这里的贼，不是指别人，正是指袁世凯。戊戌政变后康梁一口咬定“包围颐和园，劫持慈禧与荣禄的事件，”完全是袁世凯的虚构陷害，恶意中伤。因此，长期以来历史学家们搞不清康有为在百日维新期间到底有没有包围颐和园这件事。
正因为如此，毕永年的《诡谋直纪》的发现，在中国国内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现在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是，为什么这样重要的史料，在日本外交史料馆保存了近百年，都没有去发掘它、研究它，而由两个中国学者去使用它呢？显然，这是由于中日两国历史学者对问题关注的焦点不尽相同。中国学者认为重要的，而日本学者往往把它们疏忽了。当然，这与日本学者对档案史料鉴别、理解也不无关系。
我们这样说，并不意味着《诡谋直纪》的讨论已经尽善尽美，无须再进行研究了，事实上恰恰相反，《诡谋直纪》从形式到内容，都有许多疑点，房德邻教授已对此文件表示怀疑。 但是，他没有机会见到此档原件，我们则可以利用外务省保存的原件及其他史料，对此项文献，进行更进一步的探讨。我到外交史料馆时间并不长，发现类似的史料所在甚多。这个例子可以说明，在外务省档案中，进行史料发掘与研究新课题，是大有可为的，英雄在这里是会有用武之地的。
二、有备而来，了解档案的特点
外务省外交史料馆的资料浩如烟海，无边无际。但是，它的编排有自己的特点，一定要在实践中把握档案史料所分布特点。
一般说来，这里的史料区分为三类。一是外务省与派驻各国领事官员通讯，二是驻各国领事官员的专项报告，三是其他的附件。比如，各地领事官员所搜集寄回的书籍、照片和其他实物等。这些史料的编排都是依照问题的不同性质分类，在各类问题中又区分为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有时，同样一个问题的史料，分编在不同的档册中，需要用较多的时间才能搞清楚他们的来龙去脉。
一般说，在没有到档案馆之前，最好能对自己要研究的课题作到心中有数。要搞清楚想研究什麽问题，什麽人物，是什麽时间发生的事情，与外务省有何关系等。这样会有备而来。当然，还有一种情况是你目前还没有具体的研究课题，只是想去那里，去翻阅浏览一下档案，然后再作决定。这当然也是一种作研究的途径。东大过去的研究生汪婉是前一种情况，她有明确的目标，专门研究晚清时期中国人对日本教育的考察，因而在很短时间内，能立竿见影，收到效果。
但是，从我们利用档案的经验来看，对于尚处于读研究生阶段的学者来说，更鼓励大家长期的在外交史料馆进行广泛的阅读与思考。要阅读大量的历史文献，把所搜集的史料爬梳、整理、分类，不积细流，无以成江河；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要克服急于出成果，急于求出名的思想，扎扎实实，埋头深入到原始的文献中去。只有长期坚持，才能真正享受其中之乐趣，那些不畏劳苦，不懈攀登者将来必成大器。
三、吃透两头，抓住研究的热点
所谓吃透两头，是指晚清史研究中的某一特定课题，中国与日本两国学术界的研究状况。无论是事件，或是人物，作为一个研究者，一定要把握住这个问题目前的研究状况。
比如，孙中山主张出让中国主权给日本，来换取日本政府在清末民初的军事援助。我们一开始对此问题很陌生。孙中山在台湾被称作国父，在大陆被称作革命先驱者，备受人们敬仰。1986年我在广州与中山市参加孙中山诞辰12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日本历史学家出示了孙中山主张出让中国主权给日本的历史档案复印件，让参加会议的中国学者着实吃了一惊，其实伟人也有渺小的一面，我们要历史地评价人物。但是，我那时还缺少这样的认识。
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对孙中山主张割让满洲给日本这样敏感的问题，中国学者也有不少深入研究。如杨天石的《从帝制走向共和》，即认真吸取了日本学者久保田文次及藤井升三等学者的研究成果，详细考察了孙中山自1898年以来关于满洲问题的多次谈话。揭出孙中山曾不止一次地讲过：
“日本需要满洲，满洲与日本有不可隔离之关系。其地原为满洲人之土地，对我中国汉人来说并非绝对必要。我辈革命如能成功，如满洲之地，即使满足日本之希望，当亦无妨。”
杨天石详细分析了这些言论后指出：
“为了中国的独立和富强，孙中山鞠躬尽瘁地奋斗了一生，这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但是，也正是为了这一目的，他又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准备将满洲租让给日本，这应该也是事实。问题的全部复杂性也在这里。我们当然不应该因此而否定孙中山在近代中国史上的崇高地位，当然同样也不应该为了维护这种地位而讳言有关事实。”
杨天石先生成功地借鉴了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又结合自己掌握的新资料，把孙中山主张割让满洲一事，分析得十分得体，令人信服。他对这个问题成功地讨论，得益於他吃透了两头，对中国和日本研究状况都很清楚。
因此，如果你在阅读档案时，发现孙中山在日本活动的有关史料，一定要先弄清楚前人对此问题有过什么研究，达到什麽程度。然后，你才能在前人的基础上向前推进。否则，就会出现人云亦云，劳而无功的现象。
再比如，我上次谈到的伍廷芳的史料，也是够让人吃惊的。伍廷芳在中国，被视作清末民初的杰出人物，不少学者对他都有所研究，成果相当多。有的著作称赞他“不论求学及服务香港时期，或北上从政时期，都可以看到他那种奋励创拓的精神，正义凛然的人格，和蔼冲挹的风仪。” 还有人颂扬他是与容闳、严复、孙中山并列的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代表人物。 然而，这些结论都可以说是在没有看到日本档案史料之前作出的。
新的档案资料却说明：伍廷芳在陪同李鸿章签署完《马关条约》回津后，李氏又养病月余，而后，伍廷芳又随同李氏到北京述职。就在他们到达北京不久，伍氏即迫不及待地跑到日本驻北京的公使馆，把李鸿章的处境及清廷内幕及翁李之间矛盾向日本驻北京公使一五一十的禀报， 而且，这样的禀报在后来还进行了多次。这同人们所了解他的“正义凛然的人格”，迥然不同。伍廷芳和罗丰禄是李鸿章到日本谈判签订马关条约时所带的两名“头等参赞”，谈判完成後伍廷芳又代表清政府去烟台与日本政府的代表换约。有谁能想到他对日本持的态度。
为了说明伍廷芳的问题，我这里还可以再举一个例子。那是明治37年6月27日（光绪三十年五月十四日）伍廷芳与日本驻京公使内田康哉的一席长谈。此次谈话十分重要，内容很丰富，後来内田将其向日本外务省作了较为详细的报告。此报告之开头部分称：
外务部右侍郎伍廷芳前与本使述及，欲详加密谈一事。上月13日夜，伍悄然来访，就时局问题、满洲善后策、清国已无改进之望、清宫廷内情以及自己立场等做长时间交谈。
伍廷芳所谈内容很多，但是有两点特别使我感到震惊。
其一为光绪帝在未死前数年，当时宫廷大臣及太监几乎无人不知：慈禧太后驾崩之日，即光绪皇帝暴亡之时。内田报告曰：
伍又语及清国宫廷之现状。言太后于清国妇人中诚为人凤，但终不免于妇人之见。于近来尤念余生之安乐。每日日课，听毕军机大臣奏问及各地地方官之奏报后，又暂读日刊京报。其后便入颐和园内行乐度日。至于皇帝，始终受制于太后，大臣拜谒自己之时，草草一二言，一切问答，据依太后行事。问及近来皇帝与太后之关系如何，伍不作直答。对皇太后驾崩后皇帝会如何之问，伍言道：亦如世间传闻，诚为清国忧心之事，万望无生此变。伍话中之意，皇太后驾崩诚为皇上身上祸起之时。今围绕皇太后之宫廷大臣，及监官等俱知太后驾崩即其终之时。于太后驾崩时，当会虑及自身安全而谋害皇上。此时，万望能以我守备兵救出皇帝。
记得八十年代，国内史学界曾有人研究清宫医案，得出光绪皇帝的死亡，是他本身多种疾病所导致的自然死亡的结论。否定了光绪皇帝之死与他生前的反对势力谋杀有关。当时，我也觉得言之有理。可是，现在我更加相信伍廷芳的所说，因为这是当时人的共同认识。试想，一个三十岁的中年人，怎么会突然在七十多岁的老太太死之前夕，而首先“自然死亡”呢？由于伍廷芳与日使内田的谈话记录的发现，光绪皇帝之死因显然应另行探讨。
其二，伍廷芳在谈话中还劝日本公使向慈禧进言，重用他自己和象他那样有海外游学经验的人，使其“当要路”。内田报告原文曰：
去年秋天，伍应载振贝子之招北上。时颇得意。一日曾对本使言道：清国维新之政，需先促动皇太后，而促动皇太后，与其清国之人，不如外国人有效。故本使应同英、美公使商议，直接向皇太后面奏，或者由本公使之妻趁屡屡参内拜谒之机，利用多少了解清国语之便利，向皇太后叙说维新改革之必要，并劝奏利用如伍廷芳这样有海外游学经验之辈，使其当要路。对其热心主张，本使对其叙说不可之缘由。答曰：如上直奏，或可偶尔有用。但屡屡如此，将会招致相反之结果。若日、英、美公使俱做此法，定于清国无益。其他公使效此法，则皇太后之地位，恰如韩国皇帝同样。此举甚为不可。
建议由日本公使或者公使夫人借机向慈禧进言重用自己。这是伍廷芳所设计的使自己获取重用的妙计，曾经不止一次地采用。而内田康哉则认为此法不可行，担心会适得其反。
阅读了这些档案史料，你能再相信他的“正义凛然的人格”吗？这些例子说明，只有吃透中国与日本史学家，对某一特定选题和特定人物的研究状况，在档案上下一番功夫，初学者才能在此基础上有所创新，有所前进。
四、学会利用日本《日本外交文书》，正确处理
利用该文书与档案的关系
日本外务省从1936年（昭和11年）以来，把馆藏的主要文书，加以整理编排，出版了一整套《日本外交文书》，仅明治时代就出版了73册，大正以后又连续出版了数十册。这为研究者提供了许多方便。但是，对于我们专门从事晚清历史或者近代历史研究的人来说，《日本外交文书》是远远不够的，然而，它又是我们进行研究工作时不可缺少的参考书，初学者可以从这本书里发现不少线索得到启迪。因此我提倡大家先多用点时间，读一读《日本外交文书》，这对深入利用档案史料是会很有裨益的。
尤其是对目前的研究生来说，绝不能够只满足於读《日本外交文书》，因为它的量太小。在我们研究戊戌维新前后，中日两国交往的情况，如果只是用《日本外交文书》那是非常不够的，有许多重要的人物和事件，在该文书中都没有具体的反映。比如百日维新中，日本驻北京公使矢野文雄与清政府的许多交往，在文书中记载颇不完备。他在戊戌闰三月，写信要清国派遣留学生二百名，日本支付全部费用，而后情况又有了变化。以及戊戌政变后，他奉劝慈禧、荣禄不要放弃新政，重走老路等文件。《日本外交文书》并没有详细充分地记载。
再如，对百日维新期间，总理衙门官员在开办京师大学堂时，向日本方面取经的史料，在文书中多付阙如，而在档案中却有明确的记载。此文件颇为紧要，征引其中一件如下：
总理衙门派令章京，到日本使署论大学堂事宜，所记问答，开列如後：
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初十日两点钟，章京顾肇新、徐承焜奉堂谕赴日本馆署，使臣林权助偕翻译得凡作藏出见。告之以日前林大人到署，我们中堂大人曾交大学堂章程，请为斟酌，想已看过。今日叫我们来问，有无应酬之处。林云，贵国开设大学堂，最为现时要务，惟开办之初，章程原不能美备；将来有不妥协处，应随时酌改，期归尽善。
就现章而论，以中国学问为根本，最为扼要，断无抛荒本国学问，专习外国学问之理。各国学堂皆系如此办法。
学生应令统学英文，其有愿学他国语言者，亦只可兼习。缘无论何国教习，皆通英文，未必能通中文，若学生不习英文，彼此隔膜难以教授。
章程所列各种学问，以政治、矿学、工程三项为最紧要。中国现在急需此三项人才。卫生学亦是要务。至於兵学与文学不同，须另立学堂，不应列入大学堂之内。
各项学生，学有成效，要与正途出身之进士并重，此层似应明降谕旨，令人周知，方能踊跃。
专门教习薪水，每月三百两，恐外国上等教习不肯来。上等教习约需六百两之谱。专门教习，不必专请西国人；如中国人有精通专门者，亦可令作教习。日本学堂开办之始，皆用西人教习，迄今三十余年，均换日本国人。日本现在有学成之人，中国如愿延请，与之随时商定一切最好。
日本学例，学生令自备资斧，及日用伙食，购买书籍并束修等项。有极贫者，学堂始量为津贴；其上等学生，学堂例有奖赏，从无概给膏火之事。因学生学成，自己用项甚广，终身受益。不比武备学堂，专为国家出力，应给膏火。今日所谈，不过大略，三五日得假，尚拟到贵署与中堂大人畅谈章程。
此篇问答，总理衙门进呈御览，传交管学大臣阅看。
上文中的林大人，系日本驻京代理公使林权助。所谈各项均为林氏对京师大学堂章程所发表的意见，系中国教育史上极有价值之史料。因此，我们应该充分利用在东京的天时地利的优势，多多利用这里的各种原始档案。
五、不要忘记其他的档案史料源泉
我们这次“晚清历史与档案研习班”除了领大家去外务省外，还要去到防卫厅研究所图书馆去考察。那里也是一个研究晚清历史的另一个重要的风水宝地。
众所周知，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国力迅速增长，随之而来的是对外发动侵略战争。诸如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入侵以及日俄战争等等。这些都是日本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也同晚清历史息息相关。
我去那里的时间很短，但是也看到不少使人耳目一新的史料。诸如平壤战役后，日军俘获了许多清朝将领之间的通信。叶志超等人在逃跑前夕，还给左宝贵写信，动员他知难而退；而左氏终不为所动，坚持与阵地共存亡，成了甲午战争中少有的民族英雄。
另外，还有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日本参谋本部派神尾光臣、宇都宫太郎去长江流域活动，劝说张之洞等人联日的早期记载。所有这些史料对于晚清史研究来说，都是弥足珍贵的。希望大家能有机会去那里深入研究。不过，防卫厅的档案目录不象外务省那样有条理，那样容易利用。由于开放时间较晚，资料整理出版也不象外务省那么丰富。然而，愈是这样的地方，愈有深入发掘的余地。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通过大家的努力，一定会使近代史研究出现一个崭新的局面。
01B 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
浩浩天风快送迎，随槎万里赋东征。
使星远曜临三岛，帝泽旁流偏裨瀛。
大鸟扶摇搏水上，神龙首尾挟舟行。
冯夷歌舞山灵喜，一路传呼万岁声。
这是晚清著名诗人黄遵宪所写的一首《由上海启行至长崎》诗篇。该诗生动地记载了光绪三年十月二十三日（1877年11月27日），清廷派遣了一支三十余人的使团，由沪上乘军舰海安号出发，乘风破浪，浩浩东行，三日後抵达日本长崎的情景。“一路传呼万岁声”，如实地记载了来自中国的使者，在初到东瀛时受到热烈欢迎的场面与无限喜悦的心情，也稍稍流露了清廷使臣初临扶桑时，以大国使臣自居的情绪。而率领这个使团的正是清廷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
何如璋（1838－1891）字子峨，广东省大浦县同仁社嵩里人。他出身贫苦，自幼发愤读书，于未冠之年入邑庠，补廪膳生。咸丰十一年（1861年）中举，曾进入署汀州知府朱以鉴之幕府，并于同治七年（1868年）中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翰林院编修，后迁侍讲、侍读学士。翰林院乃清王朝储才之所，可谓人才济济。何如璋却不同于一般的文学侍从之臣。面对列强进逼，他对守旧派空谈性理，目空一切的迂腐行为嗤之以鼻，主张采用机器，开掘矿产，仿照洋法织布，认为如此才能富国强兵。何如璋的这些认识，在现在看来已是相当平常，而在当时的翰林院里能有这样的见解的人却是凤毛麟角，故而何氏被总理衙门推荐为驻日使臣。
一、处理琉球争端
光绪三年（1877年），何如璋作为清王朝第一任出使日本的使臣被派往东京。这是何氏生命旅途中最辉煌的时期。何如璋刚到东京，就遇到很棘手的琉球交涉。
当时，日本正在加紧并吞对清王朝“世守藩服，岁修职贡” 的琉球王国。何氏认为，日本吞灭琉球，必然进而扰我边陲，台、澎之间，求一夕之安而不可得。因而，何氏上任不久，即针对中国朝野上下弥漫的怯懦退缩情绪，向李鸿章上书，指出“日本国小而贪，自防不暇，何暇谋人”。因此，他不同意那种“恐开边衅，欲罢此事”的看法，认为这种做法是“失体败事”。他同时也向李鸿章请教方略。李鸿章则认为“琉球以黑子弹丸之地，孤悬海外，远于中国而迩于日本，……中国受琉球朝贡，本无大利，……若再以威力相角，争小国区区之贡，务虚名而勤远略，非惟不暇，亦且无谓”。李鸿章要何氏自己“见可知难，随时进退”，斟酌情形，妥善处理。
然而，何如璋在日本一再接触琉球使臣，这些使臣痛哭流涕地求救，使何氏深受感染，从而产生了与清廷不同的认识，正式向清廷提出自己处理琉球问题的设想。他认为，日本国势困敝，自改从西制以来，所费不资，饷无所出；又甫经内乱，必不敢遽开边衅。针对琉球危急可悯，不能不为援手等各情。因筹拟三策：一为先遣兵船，责问琉球，征其入贡，示日本以必争；一为据理与言明，约琉球令其夹攻，示日本以必救；一为反复辩论，徐为开导，若不听命，或援万国公法以相纠责；或约各国使臣与之评理，要于必从而止。
但是，李鸿章及总理衙门却认为“琉球地处偏隅，尚属可有可无”，他们指出，何氏所称：先遣兵船责问，及明约琉球夹攻，“实嫌过于张皇，非不动声色办法”，因此主张采用何氏之第三策，即通过外交途径交涉，“使日本不致迁怒寻仇，别生枝节”。
根据总理衙门及李鸿章的指示，何如璋与日本外务省展开交涉。光绪四年八月初七日（1878年9月3日）何如璋到日本外务省访问外务卿寺岛宗则，对日本阻挠琉球向中国贡事提出口头抗议。何如璋和寺岛宗则二人的态度都是强硬的，各持己见，互不相让，几经交涉，毫无结果。于是何如璋于光绪四年九月十二日（1878年10月7日）向日本外务省提出措辞强硬的照会，要日本“待琉球以礼，俾琉球国体政体一切率循旧章，并不准阻我贡事，庶足以全友谊，固邦交，不致贻笑于万国。”并声称“日本堂堂大国，谅不肯背邦交，欺弱国，为此不信不义、无情无理之事。”“今若欺凌琉球，擅改旧章，将何以对我国”“无端而废弃条约……恐万国闻之，亦不愿贵国有此举动”。
日方认为，琉球“数百年来皆为我国之邦土，现为我内务省管辖”，指责何如璋的照会，乃是一种“假定的暴言”，要求何如璋书面道歉，撤回照会，否则即不商谈。何如璋在回复日本外务省的照会中说：
来文内称，废我琉球藩改置冲绳一事，查此系我内政从便，而有此举等因，均既阅悉。
查琉球一国为我封贡之间，於今既数百年，此天下万国之所共知者，今来文忽称“我琉球藩”，“我内政”。不知贵国之封琉球藩，事在何年何月，为在与我立约之前欤？抑在与我立约之後欤？贵国之列在版图者，自称内政可也。琉球孤悬海中，从古至今，自为一国，即封贡于我，为我藩属，其国中之政教禁令，亦听其自治。论其名义，则于我为服属之国；论其政事，则琉球实自为一国。而来文忽曰内政，本大臣实所不解也。
贵大臣前次覆文称，有理由。请即言其理由，愿与天下万国共闻之。
又来文称，我光绪四年九月十二日来函言有不当。
查前次照会，一则曰：日本堂堂大国谅不肯为；再则曰：今若；三则曰：无端；皆以为日本当无是事，正所以厚待贵国之处，汉文文义，并无不是。而贵大臣屡以为言，想系贵大臣误认文义矣。
至琉球之事，我国理应与闻，前次照会，即奉我政府之意，现在闻得贵国废球置县，我政府命本大臣行文与贵大臣，请将废球置县之事停止。又光绪五年闰三月二十日我总理衙门行文与贵国公使宍户玑，命其钞达贵大臣，谅既接到矣。据宍户公使称，未奉贵国议办此案，是以未敢在北京商办。今本大臣切望贵大臣熟商办理，赐文见覆，是所至祷。
须至照会者，右照会大日本外务卿寺岛。
大清钦差大臣何如璋，副使张斯桂，
光绪五年四月贰拾壹日。
由於外务卿寺岛对何如璋之照会拒不接受，中日有关琉球之问题在东京交涉，随即陷入僵局。
然而，何如璋为争琉球据理力争的行为，自始至终得不到清廷的支持。以恭亲王为首的总理衙门王大臣于光绪五年三月十九日（1879年4月10日）上书称：“臣等查琉球久隶藩服，意本无他。日本欲以威权，强为迫胁，实属情理两亏。惟何如璋等欲假兵力以示声威一节，揣度中国现在局势，跨海远征，实觉力有不逮。若徒张声势而鲜实际，设或为彼觑破，转难了局。”
李鸿章则批评何如璋“虽甚英敏，于交涉事情历练未深，锋芒稍重。其第一次照会外务省之文，措词本有过当，转致激生变端。语云：出好兴戎，可为殷鉴。”
显然，李鸿章对何如璋处理琉球争端的方案是很不以为然的。盖因何氏之主张系据理力争，力图挽救；而李鸿章的方针则是步步退让，息事宁人。至於总理衙门的态度，则是与李鸿章步调一致。失去了北洋大臣李鸿章与总理衙门的支持，何如璋已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二、与黄遵宪一起筹划朝鲜策略
何如璋作为清王朝派遣到日本的第一位公使，除了处理琉球问题之外，他还承担有一个重要的使命，即处理朝鲜问题。
朝鲜作为清朝的藩属国，与清朝一直保持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然而，随着欧美列强之东来，日本明治维新后之日渐强盛，朝鲜与清朝的关系亦不断发生变化。随着与日本交往频繁，朝鲜为了处理同邻国日本之间日益复杂的交往，曾多次向日本派出修信使。
何如璋作为清朝在日本的最高全权代表，势必与来日本交涉双边事务的朝鲜修信使有较多往还。根据平野健一郎教授研究成果表明，当第二次朝鲜修信使金弘集一行，于光绪六年七月初六日（1880年8月11日）到东京与日方交涉有关两国双边事务时，“曾经六度造访宗主国清朝的驻日公使馆，并在外交政策上与何如璋交换意见。” 而何如璋本人，除了交涉琉球问题之外，“也开始摸索中国的对日关系与东亚政策的基本立场。”
当金弘集归国前夕，清朝驻日公使馆还将参赞黄遵宪手撰《朝鲜策略》赠与金弘集。
《朝鲜策略》是一部由中国人撰写，但在中国失传，且几乎不为中国人所知的国际文献。 其中心内容是为朝鲜制定综合外交政策，该书之要点称：
地球之上，有莫大之国焉，曰俄罗斯。其幅员之广，跨有三洲，陆军精兵百余万，海军巨舰二百余艘，顾以立国在北，天寒地瘠，故狡然思启其封疆，以利社稷。自先世彼得王以来，新拓疆土，既逾十倍，至於今王，更有括四海，并吞八荒之心……。俄欲略地，必自朝鲜始矣……然则策朝鲜今日之急务，莫急於防俄。防俄之策如之何？曰亲中国，结日本，联美国，以图自强而已。
何谓亲中国？东西北，背俄连界者，惟中国。中国之地大物博，据亚洲形胜，故天下以为能制俄者，莫中国若。而中国所爱之国，又莫朝鲜若，为我藩属，已历千年，中国绥之以德，怀之以恩，未尝有贪其土地人民之心，此天下所共信者也。……
何谓结日本？自中国以外，（宀取）与密迩者，日本而已……故日本与朝鲜实有辅车相依之势……
何谓联美国？自朝鲜之东海而往，有亚美利加者，即合众国所都也。其本为英属，百年之前，有华盛顿者，不愿受欧罗巴人苛政，发愤自雄，独立一国。自是以来，守先王遗训，以礼仪立国，不贪人土地，不贪人人民，不强与他人政事，其与中国，立约十余年，无纤芥之国，……引之为友邦之国，可以结援，可以纾祸，吾故曰联美国。
《朝鲜策略》被修信使带回朝鲜后，在朝鲜国内引起了轩然大波，不同政治派别之间，展开了空前激烈的争论，对朝鲜历史，乃至东亚历史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它恐怕是最早、具世界视野，且残酷而明确的显示了近代东亚的新国际政治地图，并悲剧性的预告了东亚此后所要上演的国际关系史。因此，即使说黄遵宪的〈朝鲜策略〉是决定近代东亚历史命运的书，一点也不夸张。”
《朝鲜策略》虽然署名为“广东黄遵宪私拟”，但是，它与何如璋亦殊有关系。据平野教授指出：
〈朝鲜策略〉是黄遵宪受何如璋之命，旬日之间完成的作品，它展现了作为政策报告书所具备的中国对韩之基本外交政策。当然，它不是黄遵宪个人独创的作品，而是何如璋公使与李鸿章之间就朝鲜政策交换意见的结果。换句话说，就是何如璋的见解，在得到李鸿章的了解下，大致底定的政策方针，再由黄遵宪根据这些政策方针拟就而成的〈朝鲜策略〉。
由此可见，何如璋在处理朝鲜问题中，的确是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再由黄遵宪草拟成文。最后在朝鲜修信使离日前夕，正式提出了“亲中国，结日本，联美国，以图自强”的大政方针。
对于平野教授等人的论断，我们是深以为然的。早在何如璋刚到日本时，即在其《使东述略》中言及：
若得失之林，险夷之迹，与夫天时人事之消息盈虚，非参稽焉，博考焉，目击而身历焉，究难得其要领。宽之岁月，悉心以求，庶几穷原委、洞情伪，条别而详志之，或足资览者之考镜乎？是固使者之所有事也。
可见，对新生事物的研求探索，参稽博考，乃是翰林学士何如璋之素质。朝鲜修信使金弘集六度造访，亦迫使何如璋不能不为之深思筹划。更何况何如璋作为清国全权代表，只有他才有资格向朝鲜修信使提出这样的国策。
而且我们在日本外务省档案新看到的史料，似乎可以为平野先生之论，作一个有力的补充证明。
此件档案系日本驻釜山领事近藤真锄，致井上外务卿的有关朝鲜修信使金弘集，从日本访问归国後动向的报告。该报告中谈到：
上年修信使在东京期间，清国公使何如璋曾就朝鲜政策提出有关对外政策之书简，金弘集回国後，经过一段时间，又在回复清公使之信中相答：“劝外交正是盛教，而终不成事，甚愧恨，请再施良策”云云。据近藤真锄的情报分析，“这封信系政府起草，而以修信使之名义，答复给清国公使的。”
这里的“劝外交”，指的正是《朝鲜策略》所提出的意见。因此，我们可以断定，所谓《朝鲜策略》，是根据何如璋的旨意，由黄遵宪撰写的。它所反映的，正是何如璋与清政府当时的“摸索中国的对日关系与东亚政策的基本立场”。
三、惊人的新史料发现
尽管何如璋在朝鲜问题上与黄遵宪一起提出了很有价值的意见，但是，由于受琉球交涉一事的影响，李鸿章已对何氏产生了不良的印象。认为他“历练未深，锋芒稍重”，继续留在日本，会影响对琉球之交涉，故而建议总理衙门将何如璋调离日本。于是，何如璋离开东京，重返故都，又回到翰林院任职。
光绪九年（1883年）九月，何如璋以翰林院侍读学士督办福建船政。次年当法国侵略军进攻马尾时，他以临阵仓皇出逃，被清廷革职，发往军台效力。期满之后，又为两广总督李翰章邀约，归广东主讲韩山书院。何氏一生真与李鸿章兄弟结下了不解之缘。
近期，我们又在外务省档案中发现了何如璋的两封亲笔密信。此信是何氏由日本归国後所写，其内容亦与李鸿章有关。
其一曰：“李爵相鸿章，由上海三次五百里陈奏越南事件，原折系皇太后存留宫中，除军机大臣以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得以筹划商办外，其余臣工概不得与闻。漫云百余金，即数百金，亦无从得其底稿，万难设法，有负委任，尚望原情格外。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主战者多，主和者少，至六部九卿科道等官，亦各有议论。如指定何人及如何立论，无从得知，不敢妄言。”
文后，驻北京的情报接受者又用红笔注明“右者系支那之某官，致渡部书记生的内报”。 它由驻北京的日本公使馆，直接寄送到日本外务省。按照惯例，驻北京公使馆对此类来自中国方面的情报，在呈交给它的上司日本外务省时，只称“支那某官”，“某人”，而通常不明言情报提供者的姓名，即使对其亲朋好友，亦不能有任何泄露。
其二曰：“前日周炳麟来访何侍读，炳麟盖在越南数日前归京者也。侍读问彼访西贡、河内、东京等之事，其所答不甚分明，亦无奇闻可称。炳麟又问侍读曰：琉球之事如何？侍读曰：议论纷扰，总要打仗而决已。昨日又有人来问越南事。侍读曰：吾闻似归和议，左中堂不要起行，李中堂上书，书中所言，吾亦不得听之云云”。
此情报末尾，有红笔注明“右者，何如璋氏，经井上生致渡部书记生之内报也。侍读者，乃何如璋自称。”正是由于第二份情报的特殊文体，日本在北京的公使馆情报人员才特别注明系何如璋提供。
这两封密信紧密排列在一起。书写于“在清国日本公使馆”的信纸上，书写十分工整，字体完全相同，由於日本驻京公使馆已破例注明出自何如璋之手。且均注称之为“内报”。内报者，盖情报之谓也。所以，日本外务省官员对此非常重视，几乎每个字都用假名注明读音，许多过目者都按惯例，在阅过後，於正文旁边签字或盖章。
这两份密信的收信人，均为渡部书记生，此人应为日本驻北京公使馆的中下级官员。信的末尾，均没有注明时间，而外务省按照收文先后，把它排列在明治16年7月8日与9日之间，故可判断此文送到东京的时间应为光绪九年六月初五日与初六日（1883年7月8日、9日）。
渡部所要有关李鸿章的奏折底稿，在当时是十分关键的文件。据郭廷以《近代中国史实日志》记载：
李鸿章于光绪九年三月二十八日（1883年4月22日）由合肥抵上海。四月二十七日（6月2日）法使宝海离京归国，行前拟越事四条致李鸿章：中允法越条约，撤兵，滇境通商，划中立区。李拒之。
五月初二日（6月6日），法国特使德理固到上海，五月初四日（6月8日）与李会见。德理固否认越为中国属邦，称法决定对越用兵，即失和亦所不惧。同日，李鸿章函总署，海防军单，对法未可轻言战事。
五月十三日（6月17日）德理固严诘李鸿章，中国是否欲与法开战，并索日后不管越事笔据，李鸿章分别予以否认、拒绝。
五月十七日（6月21日）李鸿章奏称，越为法并，边患伏於将来；我与法争，兵衅开於俄顷。陈师远出，法将会反戈内向，动摇全局。滇粤防务，仍宜责令疆臣备御。并请专简大臣赴法，相机因应。诏令告知法使，中国出兵为剿匪，中法并未失和，并命李氏迅即回津，筹备一切。
由此可见，李鸿章乃中方沪上谈判的重要当事人。日本情报人员索要的李氏“由上海三次五百里陈奏越南事件”底稿，乃是至关重要的机密文件。当时正处在中法战争爆发前夕，清廷内部主战、主和两派争论不休。恭亲王主持军机处，命李鸿章在沪上与法人谈判，因循敷衍，希图了事。清廷上层甲申易枢之风暴，正在酝酿之中。而日本对中法之间的行将到来的冲突极为关注。他们迫切需要这方面的情报，以便根据局势之变化，来决定自己未来的对外政策。
日本外务省几乎在派员向何如璋探听情报的同时，还在东京召见何如璋的继任者，当时清廷驻日公使黎庶昌，询问有关李鸿章与法人在沪谈判情形。黎氏以不了解近况作答。其对话原文在外务省档案中保存了若干重要章节。其文如下：
6月17日招清国公使黎庶昌笔谈，但系于时势者钞出之云。
诚曰：佛国公使於上海与李中堂开议否？
黎曰：李中堂与法使现均在沪上，开议情形尚未得悉。仆前日电询，据回电亦云：大局未定。然敝国准备战务，以待此事之开仗与否，其权全在法人。
黎曰：如法人决意吞并安南，置中国於不问，开仗必矣。若仍循照前议，两国和同保护，则在未定之天。
诚曰：今贵邦一失和，两国皆我同盟之国，想我政府适当有局外中立之议。虽然贵邦与我，本属同洲。亚洲振不振之机於是乎决。余愿贵邦开仗，唯期必死保护安南而已。其间岁月期三年，则亚洲必生不测之活泼气力，如我小国，亦在振作气中。
黎曰：安南之事，以敝国私情言之，失此不争，则伊犁不久又将有事。以大局之公言之，则东方（东方二字，系合贵国言之）积弱已久，欧罗人横行无忌，实不能堪，故仆亦甚愿此次果然开仗，无论其为胜为败，以后方有振兴之机也。
黎曰：安南此举，关系敝国全局，不能不与力争，若任听其为所欲为，则亚洲尚堪问乎？
副鸣曰：虽仆顽钝，闻之亦惨然。
黎曰：贵国人十余年来改用西法，耳目一新，不可谓非英雄举动。然在当时，剧以敝国为弱，以致所办之事渐渐龃龉，亦是误看题目。今贵国人颇有悟前事之非者。然在敝国，常存与贵国和好之意，不但弟意如是，即李中堂数年来用意，亦是如此。因彼此均是邻国，同在亚洲，性情风俗，大概相同，非西洋绝远之国可比，设有失和之事，互相防忌，大属不便，故甚不愿其如此。
惟琉球一局，敝国总望贵国曲从所请，凡敝国有可以甘让之处，无不曲让，如是而已。或又有疑敝国与法人从事之后，即便与贵国为难者，是亦未知敝国人之意也。此段全是至诚之言。
诚曰：或又有疑以下数语，余则反之。所谓交际之不可已者，以余为熟知贵国朝廷诸公心事，可也。
黎曰：台湾之事，敝国都不甚介意。
长冈曰：弟在欧洲，持节两年，每冬季赴夜会，西人暗有非笑东人之趣，弟知故不乐也。贵公使所见如何？
黎曰：西人情状，最是可恨。如果见敝国人，则言日本之非；见日本人，则讥敝国之怠。弟意亦早知其如此。
又曰：英国最愿挑贵国与敝国失和，知然否？
明治16年6月19日宫岛诚一郎手记。
请注意，日本外务省官员召见黎庶昌一事，发生于光绪九年五月五日（1893年6月19日），此乃何如璋之第二份情报送达东京前的第十天。也许是日方担心何如璋无法完成渡部书记生所交托之重任，故而才有外务省召见黎庶昌问话之举。问话开门见山地谈到“佛国公使于上海与李中堂开议否？”可见，日本外务省对李鸿章“由上海三次五百里陈奏越南事件”十分的关注。此谈话内容还表明，日本外务省官员以为中法一战，“亚洲必生不测之活泼气力，如我小国，亦在振作气中。”这无疑是过高地估计了清王朝的实力，与主持外交事务的北洋大臣李鸿章的胆量。
由于中日之间，尚未发生过大规模的战争冲突，故日本政府对清王朝的军事实力尚不十分清楚。他们的外交官甚至认为，“支那皇太后（摄政）果断有为，且宰相李鸿章、恭亲王、大将左宗堂及其他参议官，皆当今精选，筹略至当，天下无出其右者。” 这是在甲午战争之前十年，日本对清廷军事实力的估计。因而，他们想方设法，到处刺探情报，以图搞清楚清王朝这个庞然大物的庐山真面目。
何如璋作为首任公使，在东京三年之久，颇多熟悉之人。与他联络的渡部书记生，应即其熟人之一。渡部以为，何如璋有出使日本的经历，与李鸿章长期共事，曾有较为密切的接触，故敢于用金钱进行尝试。
何氏之所为，使人想起了《好了歌》中所云：“世人都说神仙好，唯有金钱忘不了”。何如璋作为首任驻日公使，在金钱诱惑面前，本应该保持自己的人格和尊严。对日本情报人员，让其设法取得清廷机密文报的无理要求，应当予以严厉拒绝，痛加驳斥。而他却反其道而行之，尽其所知，写给了日本的情报人员。这种举动实在令人吃惊与不解。他所讲的这些内容，在今天看来虽然十分平常，而在当时却是至关重要的机密。否则，驻北京的情报人员，不会将其寄往东京。而外务省官员也不会对他的这两封信如此重视，又圈又点，盖章签字，甚至把它呈给政坛要人山县过目。
何氏在第一封密报中解释说：李鸿章由上海三次给朝廷的报告，直接由皇太后保存，因此，除军机大臣及总署大臣参与其事的极少数人外，谁也无法看到。这分明是向渡部书记生表白，他无法完成任务的原因。
至于他所说“漫云百余金，即数百金，亦无从得其底稿。万难设法，有负委任，尚望原情格外。”说明他确实已经拿了日本情报人员的“百余金”，否则不会说出“有负委任”，“尚望原情格外”，这样低三下四的话来。因而，何氏又在第二封密报中，把他新得到的消息，报告给了渡部书记生。
晚近以来，由于受中法战争的影响，中外史学界对何如璋的评价一直不是太好。但是，自从八十年代将何氏著作编入《走向世界丛书》以后，何如璋已经作为近代中国少数早期走出国门，睁眼看世界的代表人物而受国人注目了。何氏在驻日公使任内，以文会友，广泛结交日本朝野人士，给日本文化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据《芝山一笑》后序於明治11年（1878年）8月记曰：“京畿之商贾，天下之人士，其求名趋利辈，宜交西洋人；高卧幽栖，诗酒自娱之人，宜交清国人也”。 这大概是何如璋、黄遵宪等人留给当时日本社会文化人的印象。
何氏在任期间，还要他的下属黄遵宪考察朝鲜情形，筹划开国之策，曾对朝鲜朝野上下产生了广泛而又积极的影响。而且，他对琉球事件的据理力争，毫不屈服的态度，也比恭亲王、李鸿章的一味妥协让步，要强出许多。然而，由于日本外务省档案中这两封密信的发现，却使人对何氏之人品顿生疑惑。
中国有句成话云盖棺论定。意思是说，人死之后，方可对其一生之功过作出结论。何氏之棺，已盖百年。然而，一朝失足，遗恨千古。由於日本外交档案中新史料的发现，真不知道该如何对这位最早“走向世界”的晚清外交家进行评论了。
02 叹曾纪泽之死
光绪十六年闰二月二十六日（1890年4月12日）古都北京台基厂附近的一座府邸里，哭声大作，震动京城。一位当时中国少有的明哲通达之人与世长辞。他的名字叫曾纪泽。
曾纪泽（1839－1890），字劫刚，湖南湘乡人，曾国藩之子，早年以荫生补户部员外郎，户部侍郎。曾国藩去世後，他以长子而袭侯爵。曾纪泽自幼好学，知识渊博，通达外情，故于光绪四年（1878年）被擢为出使英、法公使，而后又转任出使俄国大臣。期间，他以自己丰厚的学识，雄辩的才能，据理力争，反复辩驳，终于修改了崇厚擅自签订的《里瓦几亚条约》，中俄重新签订了《伊犁条约》，收回伊犁，为中华民族挽回了许多损失。曾侯之名，传播海内。在中法战争期间，他反对妥协，力主抗法，并同英国议定洋药税厘，每年增收税银二百余万两。光绪十二年（1886年）任满回国，出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可惜回国刚刚三年多，他便匆匆离开人世，去世时才五十二岁。
对於曾纪泽之过早去世，偌大的北京城议论很多。不少人惋惜，也有的人伤心。而那为数不少的守旧派人士却是暗自高兴，以为这样的“汉奸”，死不足惜！然而，人们绝对想不到的是，在东交民巷的日本公使馆里一位地位卑微的试补书记官，竟对曾纪泽之死伤悼不已，惋惜不已。对曾氏之死，他非但痛心，而且还关起门来，前思後想，他希望搞清楚，这位光绪十二年（1886年）才由欧洲归国的杰出外交官，为什么回京仅仅过了三年多，就匆匆离开人世。这位名不见经传的中岛雄用了许多时间，写了一篇名为《曾纪泽归葬附闻》的长文，叹息满朝之人，有眼无珠，不辨是非，读来余味无穷，发人深省。
本文兹据中岛雄之“附闻”，结合有关曾纪泽日记、奏议、信札等其他史料，对曾纪泽晚年若干事实略予回顾，以示对这位晚清杰出外交家的怀念。
曾侯灵柩出京城
长期以来，中国封建官场中有一种习惯，无论是在京城，还是外地任职的官员去世之后，遗体都要送回原籍安葬。曾纪泽自然也不例外。只不过他归葬的场面与一般官员不同罢了。中岛雄在京城搜集了当时的邸抄及报纸的记载，写道：
原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帮同办理海军事务，户部右侍郎，管理三库兼管钱法堂事务，一等毅勇侯曾纪泽灵柩，於六月八日（清历四月二十一日）凌晨三时，从北京崇文门内台基厂的府第抬出，向本籍湖南湘乡县归葬。随途就道之人，有侯爵夫人刘氏，义子曾广铨，实子曾广銮（曾侯亲父，即文正公，乃清国有名的曾国藩，他在世时，由於曾故侯生有二女，却未生男子，故以故侯亲弟之子曾广铨氏过继为养子。以后他又生了广銮氏。侯爵按清国之相继法，由实子广銮承袭，广铨氏则以员外郎候补），媳妇、女儿及女婿吴永氏，其外有刘夫人之弟，现任上海机器局总办刘麒祥氏。当日前来送葬之人，还有故侯的同僚，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及户部衙门的大小官员，及其同乡湖南湘乡县在京的大小官员，其外亲戚知友等许多人。
如此庞大的送葬场面，在京师很少能够见到：送葬者痛哭流涕，悲痛欲绝；道旁围观者亦为之动容，纷纷落泪。少数商家店铺甚至有悬白布於门前者。街哭巷祭，议论纷纷，整个京师为之轰动。
曾侯灵柩出京城引起如此的轰动，不是没有原因的。早在曾纪泽刚去世不久，曾经有一位大人物前来吊丧。此人仪仗威严，随从甚众，还没进曾府，即已老泪纵横，泣不成声。他不是别人，正是当朝皇上的亲生父亲醇亲王奕（讠儇去亻）。他在曾纪泽灵前祭拜甚久，抚棺痛哭，而曾氏之家人亦陪同跪哭，久久不止。
而且，这样的场面，在曾纪泽的灵柩即将归葬湘乡前夕，又再度在曾府重演，醇亲王在灵前痛哭之余，口中还喃喃自语，仿佛要对死者说些什麽。因为曾纪泽自外洋出使回国之后，因在总理衙门兼差故与遥控军机处及总理衙门事务的醇亲王多次晤谈，相知甚深。也许直到曾纪泽乘鹤仙逝之时，醇王才恍然明白，曾纪泽生前的许多建议都非常正确，而他与慈禧却没有采纳，真有追悔莫及之感。醇王的内心世界，也许在他写在曾纪泽的灵柩前的一段文字中能够有所表达，其文曰：
“论私交至厚，仅哭三分；至为国家惜人才，则有七分痛哭”
“Happy New Year”引来的麻烦
曾纪泽出使欧洲大约有七八年之久，真可谓眼界开阔，见多识广。在他离开欧洲，返回故国之前，颇有一番改天换地，再造河山的雄心壮志，他的《中国先睡後醒论》，充分表现了他坚信中国前途的无比光明，而决不会长久落后於西人。可是，当他踏入国门，却身处逆境，动辄得咎，由不适应中国国情，转而成为心灰意冷，无可奈何。比如，在总理衙门处理公务时，曾纪泽与外国人交谈，为方便起见，常以英语相谈，这本来是很正常的举动，却引来同僚们的不解与反感。
光绪十二年十二月十四日（1887年1月7日）北京城天寒地冻，冷风飕飕。当时，曾纪泽回国未久，他与总理衙门王大臣及各部尚书，向驻京各使馆的外交官道贺新年。当他进入日本公使馆，见到日本驻京公使盐田三郎，及中岛雄等其他使馆人员时，首先说了一句“happy、New、Year”。这是盐田公使头一次在北京城听到，一个清廷官员向他用英语道贺新年，自然觉得又惊又喜。也许是有史以来，在北京城里，头一次由中国政府高级官员，正式用英语向洋人道贺新年。因此，在场之人无不感到惊奇。
当然，与曾纪泽同来的总理衙门及其他各部官员，大多并不知道曾纪泽所说英语的意思，可是他们都认为在东洋人面前说洋话，总不是一件好事。而且，当他们通过翻译弄明白，曾纪泽是在用英语对洋人说“新年好”的内容，更认为曾纪泽是胡来。据在场的中岛雄记述，曾纪泽代表总理衙门用英语向盐田公使道贺新年时，“引起满朝人的嫉视，”都在指责他实在对“外人过于亲密”。
据曾纪泽日记光绪十二年十二月十四日（1887年1月7日）所记：
辰初起，茶食后小坐。辰正二刻往译署，与同事陪各部院官久谈，同饭，饭后复坐谈。未初一刻偕第三班同事暨部官赴法、德、比、美、英、日本使署贺岁，申正一刻毕。
可以想见，曾纪泽此次在向法、德、比、美、英等国公使道贺新年时，可能也都说的是英语。本来，清廷官员与各国驻京公使，最容易进行交接往来是新年之际的互贺，“彼此各道寒暄，不论公事，若中国之贺年者然。” 但是，总理衙门王大臣却只说中文，以英文道贺新年者，曾纪泽大概是第一人，故而引来责难。
然而，曾纪泽能够向外人讲英语，也是他勤奋治学的结果。在他出使之前，慈禧曾在光绪四年八月二十八日（1878年9月24日）召对时，问他能懂外国语言文字否？曾纪泽对答：“臣略识英文，略通英语，系从书上看的。所以看文字较易，听语言较难，因口耳不熟之故。”作为一个饱受家学熏陶的学者型官员，曾氏的文章颇有文采，常用“四六语气，颇多古人之作风”，而且他在书画、历法、音乐方面都有涉猎，博采众长。至於他是如何学起英语来，中岛雄亦有记载，其文称：
读礼之际，仍复温经，因经学而考求小学，即训沽之学，因小学而讲究韵学，因韵学而涉字母反切之字，因字母而学英人字母，偶学其语，无师之学，实未入门也。
虽然，曾纪泽自谦说“未曾入门”，但是在那个时代，大体能够同洋人以英语交涉，亦可谓十分难能可贵了。然而，他的勤学好问却给他招来了“与外国人亲密”，“有二心於中国”的恶名。
“LADY FIRST”在京城行不通
有头脑、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封建专制社会中常常会遇到意想不到的麻烦。尤其是在处理中外关系时，先知先觉往往被加上“与洋人为伍”，“忘记父母之邦”等罪名。曾纪泽的同乡郭嵩焘如此。曾纪泽虽然比郭氏晚了十多年，可当时北京的保守风气，依然很浓厚，故曾氏之归宿与郭嵩焘十分相似。中岛雄把这种群起而攻击诬陷先知先觉者之现象称为“众蚊成雷，积羽沉舟”。认为这种中国守旧的传统势力是阻碍社会进步的最可怕的因素。
曾纪泽非但因为同洋人讲英语，被同僚反感，被奚落，在日常处理与洋人有关事务时，亦不时碰钉子，常常有无所措手足之感。光绪十四年十月十八日（1888年11月21日）曾纪泽又一度成为众矢之的。
是日，北京风和日丽，是那年进入冬季後难得的一个好天气。这天上午，来自遥远欧洲的几位客人在总理衙门章京的陪同下，来到京城东南隅的天坛。他们是想领略一下，这个充满神奇色彩的宏伟建筑。客人的名字叫巴尔基（音译，下同），是奥国的皇族，与其妃子阿吉娜“微服来京”，下榻于京城的德国公使馆内。在参观之前，已经通过当时德国驻京公使巴兰德向总理衙门进行过交涉，并且得到了允诺。而总理衙门大臣中经手此事的就是曾纪泽。当天，由总理衙门分管此事之章京们陪同远道而来的客人，一道来到天坛。不料，他们在天坛的大门口却遇到了麻烦。在大门口守卫的是太常寺的官吏，他们说什麽也不放行。尽管总理衙门章京拿出批准参观的公文，说了许多求情的好话，硬是没有能越过雷池一步。
於是，这些吃了闭门羹的欧洲客人火冒三丈，怒不可遏，回到了德国公使馆后，便与巴兰德公使一道向总理衙门提出严正交涉，指责清政府言而无信，对贵宾过于轻蔑。总理衙门的几位大臣一起商讨，分歧很大。
据陪同奥国皇族巴尔基参观的章京所述，太常寺的官吏认为：天坛乃皇上举行祭天大典的处所，皇上每年冬至亲临此地主持盛典。在此之前，皇帝还要到斋宫驻跸。这样庄严的地方，理应从严把守。奥国皇室贵客虽然持有批准入内之公文，却不该携带女士一同进入。因为这样神圣之场所，中国向来是禁止妇女入内的。这样的大事，中外不能有别。因此，太常寺官员提出了让奥国皇室贵客进去，让与他同行的妃子在门外等候。而奥国客人则抗争称：“lady first，乃是欧罗巴人之习尚，女士须尊贵，伫立门外殊不成体统”。因此，坚持要同自己的妃子一道入内参观。
曾纪泽出使过欧洲，自然懂得此风俗，故主张通融，让奥国皇族巴尔基与其妃子一道入内参观，以平息这场中外之争的风波。可是，其他官员却绝不让步，太常寺衙门的官员甚至认为曾纪泽丧失原则，藐视天朝，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进而还声言要对曾氏进行弹劾。
这场中外礼仪之争的轩然大波，最后是以太常寺官员获胜而结束的。曾纪泽叫天不应，呼地不灵，只能仰天长叹，无可如何。中岛雄仔细观察了发生在天坛的争吵，他感叹地写道：“曾氏之茕茕孓立，处境困难，於此一斑可窥全豹矣。”“众蚊成雷，积羽沉舟，诚可畏哉”。 自然，他是在感叹中国守旧的传统势力，乃是一种十分可怕的阻力。
与李鸿章的感情纠葛
作为一个了解西学，熟悉洋情的总理衙门官员被守旧派所嫉视，曾纪泽并不感到意外，相反，他还想用事实逐渐开导那些顽固不化的头脑。比如，他同翁同龢的关系，即是如此处理的。翁氏日记光绪十四年七月廿九日（1888年9月5日）记曰：“憩朝房，入署遇曾公，曾公以西学十六种，两部，每部四函。见赠。赫德所新译者也” 。曾纪泽把西学书籍，送给帝师翁同龢用意是至为明显的。
对于那些有志于引进西学的后生，曾纪泽亦极尽提携之能事。康有为在《与曾侯书》中云：“去冬承手书，若以鄙人为可语，所以祓饰而奖诱之甚至，此自大君子陶甄之盛心，鄙人何足以当之。……且人寿无常，日夕病汗，而功业蔽亏，谗言高张者，自古伙伙，尤可悼痛。鄙人辱之，衔感至深，又为君子惧之。” 康有为的此番议论，显然是把曾纪泽引为西学的前辈，并对曾氏“负谤毁，蒙蜚语，暗然立公卿间”之处境深表同情。由此亦可窥见，曾纪泽对康有为器重与提携并存的情怀。
然而，曾氏与号称“改革党首领”的李鸿章的感情纠葛，却给他带来不少烦恼与苦闷。
李鸿章当时是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久为慈禧所宠信，官高势尊，独当内政外交之冲，对外情亦甚通达，又是曾国藩的门生与故吏，按理说，应与曾纪泽同舟共济，互相协助才对。可是，由於曾纪泽对李鸿章所奉行的事事退让的外交政策屡有批评，故引起李氏反感。
比如。在甲申中法战争期间，面对法人步步进逼，日趋猖狂，朝廷内部和战之争此起彼伏，而李鸿章却抱定以和为贵之宗旨，从不认真备战。曾纪泽虽出使在外，心急如焚，主张中国坚持不让之心，“一战不胜，则谋再战，再战不胜，则谋屡战”，并预言“此次不振，则吾华永无自强之日” 。他深感李氏之主张错误，故从千里迢迢之外频频向李鸿章上书，对李氏进行规劝。中岛雄对曾纪泽规劝李氏所列举的理由记载如下：
法人之性，欺软怕硬，好大而喜功，躁急而畏难，轻于发端而怠于持久。吾华备战愈显，则了事愈易，备战过迟，法人既已获利，则吐出较难，一也。
法人之夙志，非徒并越，而特欲以越为跟脚耳。粤边之煤矿，滇中之金矿，无不垂涎。此间人之著作多可作证。然则吾轻让属国，即是自撤藩篱，二也。
寿昌江经海防以入海，海口有岛名曰培达陇，为东方极好船埠，法人欲建为水师总埠，吾华后患何可胜言，三也。
英人垂涎於西藏，俄人垂涎於高丽，皆视我因应越事以为进止，琉球无甚关系，不争可也，东京乃卧榻之旁，尚岂不招各国弱小者之姗笑，强梁者觊觎乎？四也。
我之怯法，不在陆而在水，不在滇粤一隅，而在沿海各口。然英德俄美已订私约，倘华法开战，四国虽旁视不助，然不许法人封禁通商海口，亦不许轻扰通商各埠。如此则法人逞志甚难，知难则易追，我示不让，正所以速其退，五也。
法之本国，朋党自兢，政出多门，非各党同心，断难成大功於数万里之外，而各党冰炭参商，绝少齐心之日，六也。
法人於西洋无一友邦，内顾多忧，则远谋易绥，七也。
我若谨慎太过，则人视我国之不如马达加斯加小邦，视我官兵，不如刘永福奔窜之孓遗也。此辱何可暂忍，八也。
中岛雄所记八条，虽非条条准确，有的也许出现一些错误。然而，由中岛雄所记，亦可看出：曾纪泽对法国侵略本性的认识，的确可称为高瞻远瞩，识通中外，爱国之情，溢于言表。掌管军事外交要冲的李鸿章却并不同意曾纪泽的看法，而慈禧采纳的却是李鸿章之主张。对此，曾纪泽感到十分痛心。对于曾纪泽在法国问题上与李鸿章长期以来观点对立。在其《伦敦复左中堂》信中，亦曾有明确表示，可与中岛雄的记载并观。曾氏谓：
李相与法使特力古议越南之事，闻尚未有头绪。此案每下愈况，始终误于三字：曰柔，曰忍，曰让。吾华早示刚严，则法人必不敢轻于举发。既屡下越城而有幸心，又自丧其良将而有怒心，则法人虽欲缩手而不能。吾华兵力不足御敌，既无把握，则虽欲不让而不得。纪泽不见礼於敌廷久矣，一腔愤血，何处可洒！
长期的苦思焦虑，悲愤填胸，严重影响了曾氏之健康。尤其是当曾纪泽在法国坚持正义，屡次驳斥法国的无理要求之后，清廷却无视曾纪泽的不懈努力和已经取得的初步成果，竟又与法签订了不平等条约，更使曾纪泽失望之极。他当时简直被气疯了。他的这种情感，在给其叔父曾国荃之信中流露无遗，其函曰：
自巴黎来英，意兴恶劣，手颤难于作字，久未寄禀，他事之废弛更可知矣。吾华兵力不足，议和亦是正办，惟所议之和约，侄愚未敢以为是耳。侄去年所争于法廷者，诚难如愿而偿，法廷所许于侄者，何难令其如言而践？吾华闻法不索兵费，遂将全越让之，且云中国南界亦由法人保护，后患何可胜言！夫兵费之说，本不合理，我若不认此理，法人可于新报中稍露其意，而不敢具牍明索，缘各国之所不韪也。今既于条约中明认其理，于是生出谅山一波，复有索兵费之议焉。受骗至此，可胜浩叹！侄于公事则一腔愤血，寝馈难安；至于私情，则不惟不怨李相，且深感之。向使侄留巴黎，而吾华订此条约，侄亦无可如何，而数年豪气，一朝丧尽矣。将侄调开，乃订此约，侄之志愿虽未遂，侄之体面仍存，中国议论则不可知，若西洋各国，则尚无议侄者，此李相之见爱处也。
上文中所述清廷与法国所定条约，系指李鸿章与法国海军军官福禄诺在天津签订的《中法简明条约》，其主要内容是清廷同意法国和越南所有已定与未定各条约，中越边境全面开埠通商，清廷军队自北越撤回境内。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投降条约，因此，引发了随后的谅山冲突。
正是以李鸿章为首的投降势力向恭亲王要求把曾纪泽调离巴黎，搬开了妥协路上的绊脚石。条约的签订，深深刺痛曾纪泽的心灵。当时，曾纪泽才四十多岁，由於精神痛苦，意兴恶劣，已到了“手颤难于作字”的程度，可见其操劳伤神，过早衰老，已是相当严重的了。
正是由于曾纪泽与李鸿章之妥协外交长期对立，虽然是出于公事，并非私情，但彼此之感情纠葛却是很难弥合的。而且，不论是恭亲王主持军机处，还是醇亲王于甲申易枢後遥控，他们都是李鸿章妥协政策的支持者。因此，当曾纪泽回国到总理衙门任职之后，李鸿章自然是不会感到愉快的，在许多问题上意见与曾氏相左。对此，驻北京的外交官们看得一清二楚。
据中岛雄记载：中俄电信接线条约，曾纪泽认为弊多利少，表示反对，而李鸿章却极力赞成；对於藩邦朝鲜，曾纪泽主张采取怀柔主义，而李鸿章却抱定压制主义等等。中岛雄认为李鸿章似乎与曾纪泽事事不合，处处作对。
但是，作为执掌清廷最高权力的慈禧与醇亲王，与李鸿章的意见在大多情况下是不谋而合的，而对曾纪泽则逐渐疏远。加之守旧派处处看不惯曾纪泽的言行，使曾氏颇感心灰意冷，报国无门，心情更加苦闷。据称，在曾纪泽去世前的数月间，由於受到慈禧等人的长期冷落，他曾经打算向朝廷呈递辞呈，告老回乡，归卧湖南湘乡县。后来，在其亲友礼部左侍郎徐郙的苦苦规劝下，才放弃辞职的念头。
俗话说愁能伤人。郁郁不得志的曾纪泽虽有满腔热血，报国宏图却无法施展，他寝馈难安，坐困愁城，没过多久便与世长辞了。
为曾纪泽鸣不平
曾纪泽的灵柩离开京城之后，慢慢腾腾地整整用了四天的功夫，才走到天津。停放在天津城内大王庙旁的曾公祠中。曾公祠是朝廷为纪念曾国藩的文治武功而建立的，除了天津之外，金陵还有一座。灵柩刚一停稳，包括直隶总督李鸿章在内的天津为数众多的大小官员纷纷前来吊唁。 据操办送葬事宜的曾纪泽女婿吴永介绍，曾纪泽的灵柩在天津停留一些时日后，将由此地乘汽船由海路赴上海等地停放，直到秋凉之后才溯长江，绕洞庭，转回湖南湘乡。 长途跋涉，兴师动众，在今人看来，真可谓劳民伤财之举。然而，当时风俗如此，谁也不能违背，就连曾纪泽这样开明的官员亦不能例外。
早在曾纪泽去世不久，直隶总督李鸿章已向光绪皇帝上书，称赞曾氏才猷练达，任事勤能，请求将曾纪泽一生之事迹宣付史馆立传。皇帝采纳了李氏之建议，非但宣付史馆为其立传，还对曾氏进一步表彰：
户部右侍郎曾纪泽，才猷练达，任事勤能，由荫生部属，承袭一等侯，同治年间，奉特旨以四五品京堂用，朕御极後，叠加迁擢，洊陟卿贰，简任出使大臣，联络邦交，熟悉一切情形，办理悉臻妥协，嗣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并帮办海军事务，均能尽心职守。日前偶感微疴，赏假调理，方谓即可就痊，长资倚畀，忽闻溘逝，轸惜殊深，加恩赏给太子少保衔，照侍郎例赐恤，任内一切处分，悉予开复。应得恤典，该衙门查例具奏。伊子荫生曾广銮，著俟服阕後，由该部带领引见。兵部主事曾广铨，著以员外郎补用，以示笃念旧臣至意。寻予谥惠敏。
这样的哀荣对於一般官员来说应该是很满足了。但是，中岛雄却并不以为然，他又愤愤不平地写道：
生荣死哀可谓极矣，顾此尚为达官显贵之所同，而非侯之所独。侯之所独者，仍在乎薄海内外之同声悼惜。方其电音远至，噩耗初传，中土人士闻之皆曰：天何不佑我国家，而遽夺此柱石臣也！泰西人士之旅居中土者，闻之皆曰：天何忌才若此，而不使侯享其高年也！海外旅民闻之曰：万里长城，何遽顷坏也！
一个外国人，对曾纪泽的死能够发这麽多感慨，表示这么多不平，这在晚清历史上实在是罕见的。中岛雄的见解并非完全正确，甚至有些地方怀有一些民族偏见，但却不能不说他在许多方面颇具先见之明。他的文章显然是批评中国的执政者有眼不识泰山，放着好端端的人才不启用，正确意见不采纳，任其自生自灭。他已隐隐地感觉到清王朝灭亡的日子似乎已为期不远了。
顺便说一句，中岛雄的《曾侯归葬附闻》是他在北京的日本公使馆试补书记官任内的一篇札记。写作时间是甲申易枢之后，距离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还有三四年的时间。中岛雄很奇怪，在中法战争中，堂堂大国之朝廷为何抛弃曾纪泽据理力争的正确主张，反而采用李鸿章步步退让的投降政策？
中岛雄的《曾侯归葬附闻》在很大程度上是写给自己看的，当时他尚没有呈递给外务省的上司，也没有寄给任何刊物，至今也没有发表。他在北京日本公使馆任内所作之《随使述作存稿》，大约是在他离职，或过世後，才送到外务省保存的。常言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中岛雄堪称清者矣。
03 慈禧首次盛宴洋人纪实
长期以来以天朝自居的清王朝统治者，推行闭关锁国的政策，把自己隔绝于世界之外，关起门来，称王称霸。然而，随着欧风美雨东渐，西方列强硬是凭借武力撬开了大门，登堂入室，不但要同皇帝见面会谈，还要在北京城建立使馆。咸丰皇帝深感羞辱难耐，以为见了夷人便无面目见先人于地下，为了躲开外国人，他带着随从，巡幸热河，以至於悲愤交加，病死於承德避暑山庄。
然而，历史之车轮是不会停顿的。祺祥政变之后，清政府在台面上支撑的是同治与光绪这两个年幼天子，而实际执掌政柄的却是慈禧皇太后。慈禧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女人，她虽然读书不多，见识不广，却能很快适应环境，学会用各种手段同洋人打交道，以讨取洋人之欢心。比起她的夫君咸丰皇帝来，简直有天壤之别。她非但会用硬的一套与外敌尝试，还学会了用外交手段与洋人应酬。光绪十五年(1889年）春二月，由她下令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举行盛大宴会款待外国使臣，便是慈禧太后导演的杰作。这实在是在中国近代政治舞台上演出的一幕大戏，可惜由於史料湮殁，具体情节鲜为人知，仅据日本外务省所藏档案略予勾画，以供谈助。
慈禧张宴款洋人
光绪十五年（1889年），春节、元宵刚过，北京城到处张灯结彩，喜气洋洋，清王朝要办两件大事。一是光绪皇帝要与副都统桂祥之女叶赫那拉氏成婚，举行大婚典礼。接着下来，皇太后还要将大权交给皇帝，此后一切政事要由皇上来裁决，因此，亲政大典亦相继举行。这是两件头等大事，全国上下都在为此忙碌。
然而，与以往大不相同的是，此次庆典非但清王朝官吏民众奔走庆贺，就连住在东交民巷的各国使馆的公使们亦不甘落后，他们又是呈递道喜的国书、国电，又是致送礼物器皿，忙得不亦乐乎。尤其是在庆典举行之日，各国的驻京公使馆均大张灯彩，悬挂国旗，着实给古都北京增添了不少喜庆气氛。
为了酬答外洋盛意，加强与列国睦谊，慈禧太后特别颁布懿旨，让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认真筹划，举办一次盛大宴会。懿旨曰：
本年正月，举行皇帝大婚典礼，二月举行归政典礼，普天率土，抃舞胪欢。因思国有大庆，中外攸同，自各国订约通好以来，信睦之谊，久而弥著。各国驻京使臣，均能深明大体，慎固邦交。兹当盛典躬逢，允宜庆忱同恰，所有现在京城之巴兰德、田贝、盐田三郎、华尔身、库满、罗德理、李梅、维礼用，著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庆郡王奕劻等於二月内，择日在署，设宴款待，并颁给如意、缎疋等件。其现未在京之卢嘉德、费果孙，并著一并颁给，用示朝廷行庆睦邻之至意。
总理衙门大臣自然不敢稍有怠慢。他们根据慈禧旨意，向东交民巷的驻京各公使发去请柬，邀请他们于二月初六日来总理衙门参加宴会，并接受礼物。
此次宴会规模大，规格高，邀请人员亦甚广泛，不但各国公使本人出席，还可以携带翻译、随员，故出席人数甚为众多。据日本驻京公使馆交际官试补中岛雄记述，该国使馆除盐田三郎公使之外，还包括了公使馆书记官今立吐醉、交际官试补中岛雄、熊崎宽良、郑永昌等四人。
光绪十五年二月初六日（1889年3月7日）是光绪皇帝亲政大典举行之后的第三天。是日阳光普照，东交民巷使馆区一大早便人声喧哗，车水马龙。各国公使及其随员，有的乘车，有的坐轿，一个个穿戴整齐，朝总理衙门所在的东堂子胡同进发。这个地方对各国公使来说，是经常光临之处，往日他们各怀鬼胎，巧立名目，对清政府实行敲诈勒索，往往争论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今天则完全不同，他们是作为贵客，去参加一次在这个古老国度里难得一见的盛大款待洋人的宴会，不用说，个个精神振奋，喜上眉梢。
大约是正午刚过，客人们便陆续到来。总理衙门大门正上方悬挂的匾额上“中外褆福”四个正楷大字在阳光下熠熠生辉。该衙门的王大臣们毫无疑问是全员出席。办事精细的中岛雄记述：站在总理衙门高台阶下面欢迎外宾的有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福锟、吏部尚书锡珍、军机大臣兵部尚书徐庚身、军机大臣刑部尚书孙毓汶、户部右侍郎一等毅勇侯曾纪泽、礼部左侍郎续昌、兵部左侍郎廖寿恒、兵部右侍郎兼刑部右侍郎徐用仪。
除了这八个王大臣之外，还有总理衙门的八个章京，他们分别是总署总办刑部郎中董世延、户部候补员外郎成章、户部郎中陈诚、刑部候补郎中孔庆辅、户部郎中舒文、户部员外郎袁昶、帮办兵部候补员外郎吕海寰、户部候补员外郎玉宽。无论是大臣还是章京，他们一个个穿着爵位相当的补服，头上戴的是饰有花翎顶戴的官帽，在西厅储才馆前面的大堂阶下，一字排开，恭手鹄立，作揖相迎。身着绣着四团正龙补服，头戴花翎朝冠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首领庆郡王则在大堂内相候。
当公使及随员们进入专为接待外宾布置一新的储才馆大厅後，映入眼帘的首先是慈禧皇太后懿旨，接着是送给各国公使的节日礼物，每人一份。其中包括玉饰如意一柄及大卷江绸四卷、针黹数种，分别盛放在装饰精美的玻璃盖锦盒之中。每组前面都标有各国公使之姓名的卡片。热情的主人告诉来宾，礼物仅供观瞻，不必自己携带，明日会派专人，送往各国驻京公使馆。面对如此热情好客的总署官员，各国公使及随员无不受宠若惊，暗地佩服慈禧皇太后精明过人，办事有方。
庆郡王说，各国历史都要把这次盛宴记下来
大约中午十二点三十分，丰盛的国宴即将开始。宴会的场地是总理衙门储才馆西院的庭院中，场地是精心搭建的。厅院四周用数丈宽的横幅遮挡。地面上整齐地盖了一层木板，木板上又铺着色彩鲜艳的毛毯，四周挂满了绘画装饰，上方有彩灯高悬，正面栏间挂着巨幅红绢上书“福禄寿喜”四字，充满喜庆气氛。
按照宴会格式，会场的正面安置了一个巨型长桌，正中北面坐的第一席，是宴会的主人庆郡王奕劻，左侧一排为外国来宾，从第一席到第八席，分别是独逸（德国）公使巴兰德、米（美）国公使田贝、日本公使盐田三郎、英国公使华尔身、西（班牙）国公使罗德理、露（俄）国公使库满、佛（法）国公使李梅、白（比利时）国公使维礼用；庆郡王长桌南面一排为各公使所带之翻译官，与他们并列的八席分别是福锟、锡珍、徐庚身、孙毓汶、曾纪泽、续昌、廖寿恒、徐用仪。除此之外，各国公使的随员与总理衙门的总办章京等分坐於左右两侧。
在每个食桌上，都摆放着苹果、广橙、鸭梨、蜜枣等干鲜果品和京师有名的各种风味糕点。
作为宴会的前奏，首先上了一道清汤燕菜，配有小炉馒头，第二道菜是烧锅鸭子。侍者还为每位客人斟满绍兴酒。此时，庆郡王起立，满堂中外宾客亦随之起立，这位皇室近支，首先代表慈禧皇太后致了一通欢迎词。细心的中岛雄亦原封不动的笔录下来，至今读来弥觉珍贵，庆郡王曰：
我们今日遵旨，在这衙门设宴款待诸位大臣。皇太后懿旨中间已言及，中外交情之密，并称奖诸位大臣好处，不惟诸位大臣今日来此处赴宴，甚为高兴，就是本爵大臣奉旨在此陪客，亦甚荣幸。刻下中国与各国交情，一天比一天亲密，商务一天比一天兴旺。这是我们皇太后三十年圣德神功所致，我们皇上谨遵皇太后圣旨，谨守皇太后成法，与各国长保升平之福。
今日这次廷宴，既可显出从前多年和好之据，也可作为将来永远和好之据，各国史书都要把咱们今日这个盛会写出来的。这衙门大门牌坊写着“中外褆福”四个字，於今日这个宴会更为贴切。我现在举起这酒，敬祝各国皇帝、皇后、君主、君后、伯理尔天德，都是福寿绵长，人民安乐。
称颂慈禧的“圣德神功”，是庆郡王奕劻的口头禅，也是他受慈禧宠信的秘诀所在。他时时处处都要表示出对皇太后的耿耿忠心。在这样一个规模盛大的宴会上，自然要突现这个主题。庆郡王还称，这个宴会是中外和好之据，并要“各国史书，都要把咱们今日这个盛会写出来”。可见，这次宴会在中外交际史上的地位实在是不同寻常。在英国公使馆之翻译官，将庆郡王讲话译为英文后，各国使节点头称赞，举杯祝酒。接下来，由德国驻北京公使巴兰德，代表全体赴会的各国来宾致答词。中岛雄亦将答词的汉文翻译本抄录下来：
巴大臣云：适承王爷藻饰吉词，表明美意，恭代皇太后奖颂有约各国君上，及各国政府，并论及中华及泰西今昔与将来，交涉睦谊等语。巴大臣在驻京各国大臣内，伊之资格最深，幸应替各国大臣代为答谢。
迩日两逢庆典，自古及今，非但为贵国国朝盛事，即历代以来，亦属紧要关目。庆典维何？一为大婚吉礼，一为皇太后退养深宫，大皇帝亲裁大政。斯二者，非特中国宇下臣民，甚为著意，即天下各国，无不同切关怀。钦为皇太后垂帘听政，日夜焦劳，三十年来万几一心，既肩此重任，自不能不夕惕朝乾。朔自三十年前，听政伊始，正值国家多事之秋，与目下四隅乘平，边境乂安，两相比较，而皇太后慈衷，自必大为豫悦。
若论目下近况，亦与三十年前迥不相侔。即就泰西各国往来情形而论，前由泰西至中华，路程总在数月，现在不过数旬。则昔日泰西各国，向以中华为极远之区者，今则俨如比邻矣。故前日所奉懿旨，命在贵署设宴款待各国大臣，得与办理交涉事务王大臣，欢聚畅谈。各国驻京大臣，恭阅懿旨内，慎固邦交褒语，无不欣然庆幸。
现在中国与各国睦谊，幸能如此敦笃，即昭彼等交谊之道，总不外乎共守常修公允，持平相让，及扩充进益之理，所深望者，亦愿守此罔懈。各国大臣请王爷将以上各词，及恭领皇太后赐宴盛恩，代为陈谢。至承赐物，必当什袭宝贵，留作皇太后褒奖各国大臣和衷慎固邦交之据。从此各国大臣，仍必同心勉图，慎固邦交，益敦和好，是为注念皇太后郅治大清国臣民，必当仰止无穷。
巴大臣并代各国大臣，恭颂皇太后慈躬康泰，万福无疆。并望中华与各国垂创之睦睦，永存勿替。又祝大清国臣民，永享升平之福。再前数日，大皇帝亲裁大政。巴大臣并代各国大臣，恭颂大皇帝万福无疆，皇后百年永庆。
这位巴大臣自光绪元年二月七日（1875年3月14日）来京，担任德国驻京公使以来，除了几次回国度假之外，一直生活在东交民巷，已经有十五个年头，故号称资格最深。其热情洋溢的讲话相当长，有的地方，比如讲中西由隔阂到比邻的说法，即充满了历史感，颇为动听。至於其信誓旦旦的表示各国公使“仍必同心勉图，慎固邦交，益敦和好”云云，自然是酒宴席上的外交辞令，绝不可以当真，因为列强不会因为清王朝的一次宴席便放弃对中国的侵略本性。因此，巴兰德的讲话，只能够当作逢场作戏，他所说的“常修公允，持平相让，”云云，後来的历史证明也是言不由衷的。
不管怎麽样，巴大臣的即席讲话把当天的宴会推向了一个高潮，他讲完之后，美国公使亦情不自禁地起身举杯，盛赞此次宴会规模空前，感人至深；并祝总署大臣以及各使馆使臣、翻译、随员们身体健康，友谊长存。
满汉特色兼而有之的佳肴
在主宾双方讲话完毕之后，宴席才正式开始。这些传统的中国美食，着实让这些在中国住了二十多年的外国使者们大开眼界，饱享口福。
据日本外务省的档案记载，酒席上的酒类及饮料包括状元红酒、茵陈露、玫瑰露、五加皮以及茶饮料。菜肴则包括炝莞豆、蒸苹果、炸元宵、鸡绒鱼翅、红烧羊肉、炝王瓜、蒸梨、黄馒首，添桂鱼冻、蜜炙火腿，拌萝卜英、山查酪、山药刺、添红烧春笋、烧奶猪、炝扁豆、奶酪。当这些丰盛的菜肴一道道地送上每个人的餐桌，宾主尽情享用，又吃又喝、痛快淋漓。
由酒席上菜单可以看出，此次款待洋人，既有鸡绒鱼翅、清汤燕窝等名贵菜肴，亦有现今已不登大雅之堂的拌萝卜英、炝莞豆等乡下菜；既有汉席之风味，又有满人喜欢之奶酪等特色，大约可以称得起是那个时代的满汉全席，故大受外宾欢迎。宴会持续到下午三点。最后又由主人庆郡王致词云：
诸位大臣，因中国皇太后归政，皇上大婚，两层盛典，报知本国，或递国书，或由电致贺，或送贵重器皿。又正月二十七、本月初三两天，诸位大臣都在使馆悬旗致喜。我们应该道谢。有国书回信的，随后再寄。今天先敬一杯酒，愿意诸位大臣，与使馆参赞以下各位官员，都事事平安，公私顺遂。
中外宾客又一次举杯畅饮之后，方依依不舍地离开东堂子胡同，各自回使馆而去。
从未见过如此场面的日本驻京使馆的交际官试补中岛雄在笔记中写道：
是日天气晴朗，惠风吹拂，气清神爽。各国公使及随员各穿大礼服，着勋章，挂佩带，可称金碧辉煌。总署王大臣及总办、帮办个个朝服衣冠。金字额下，红色毯上，彩灯点缀於屋上，玻璃板透过太阳的光辉，光彩相映，其乐融融。宴会散後，众宾归途，恰是午后三时。
中岛雄所述，可在曾纪泽日记中得到印证。曾氏光绪十五年二月初六日前后（1889年3月7日）记曰：
二月初三日。饭后00来，为庆邸拟颂词稿，将于初六日宴各国使臣用也。
初六日，晴。饭后更衣，往译署，与同事久谈，料理筵宴之事。午正，各国公使率属陆续至，午正二刻入席饮宴，未正二刻散坐，申初客去。法使李梅留饮，后去。至西堂，与同事谈极久。酉初归，运气甚久。饭后，写一函致译署总办。
初七日阴。卯初二刻，入乾清门，在乾清宫砌西小寮中坐後二刻许。卯正一刻召见，皇上坐西暖阁近窗木炕上，北向，问本日户部所奏事，及译署近事，昨日筵宴，俄人近日情况，法人有何举动，据以实对，约一刻许退出。
曾纪泽的记载说明，总理衙门官员为此次宴会忙碌整日。而且，奕劻的讲话稿亦由曾纪泽代为拟定。第二天光绪皇帝还专门问及筵宴情形，可见对此事之关注。
由于此盛宴举办得非常成功，驻京各国使臣均甚满意，清王朝为了修好睦邻，联络邦交，又于次年颁布上谕，决定仿照去年成例，再次举行。细心的中岛雄，抄下了光绪十六年十一月初一日（1890年12月12日）京报所刊之上谕，其文曰：
各国订约以来，玺书通问，岁时不绝，和好之谊，历久弥敦。驻京各国使臣，均能讲信修睦，联络邦交，深堪嘉悦。上年正、二月间，叠逢庆典，钦奉懿旨，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设宴款待。寰海联情，洵称盛举。
兹朕亲裁大政，已阅二年，在京各国使臣，谊应谨见，允宜仿照同治十二年成案，并增定岁见之期，以昭优礼。所有各国驻京实任署任各使臣，著于明年正月，由总理衙门奏请，定期觐见，即於次日在该衙门设宴款待，嗣后每岁正月，均照此举行。续到使臣，按年觐见。至国有大庆，中外胪欢，并著该衙门届时奏请宴筵，用示朝廷修好睦邻有加无已至意。所有应行礼节，著该衙门先期具奏。钦此。
光绪皇帝在上谕中，特别谈到上年总理衙门举行的宴会“寰海联情，洵称盛举”，亦可看出慈禧下令举办的这次宴会十分成功。
然而，就实质而论，这次宴会目的并未达到。因为它本来是庆祝“皇太后退养深宫，大皇帝亲裁大政”而举办的，结果却是皇太后既没有退养深宫，大皇帝也没有亲裁大政，清王朝上层的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的斗争愈演愈烈；对外来说，列强驻北京的公使虽然接受了礼物，却并没有按巴大臣所说的那样“常修公允，持平相让”，相反帝国主义列强日益加紧了对华的侵略与争夺。
中国的封建统治者以为，凭借珍奇礼物与中华美食便能与列强“讲信修睦”“中外褆福”，而实践证明此路是走不通的。
04 光绪帝联合日本大举新政外交政策的确立
－从林权助致大隈重信机密报告谈起
对晚清历史影响深远的百日维新，就其实质来说，是一场模仿明治维新的改革运动。无论是康有为还是光绪皇帝，他们都希望借助日本明治经验，采用西法，对传统的封建体制进行改革。在百日维新进程中，他们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只可惜主观、客观条件都不具备，使这场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昙花一现，以悲剧而告结束。
早在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日（1897年11月14日）胶州湾事件发生之后，康有为即一再吁请光绪皇帝采取联合英日的外交政策。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初九日（1898年1月2日）御史杨深秀上《请联英日，以制德氛而坚俄助折》，十天以后御史王鹏运再递《胶州不可借德，宜密联英日以图抵制折》，光绪二十四年春御史陈其璋又递《外善邦交，内修边备折》，亦主联英日。这些言官们所提出的请联合英国、日本，背后都是康有为在起决定的作用。
后来，俄国出兵侵占了旅顺、大连湾，其狰狞面目已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康有为和他的学生麦孟华等再次递折，吁请联英日。康氏之《俄胁旅大，覆亡在即，乞密联英日，坚拒勿许折》，集中反映了康有为联合英日的要求。
对于维新派的这些接连不断的要求，光绪皇帝始终没有明确地表示他自己的态度。那么，光绪皇帝的态度究竟是什麽？长期以来，人们有各种推测，但是，始终没有确实可信的资料来说明光绪皇帝在变法中所采取的外交政策。
近期，我们在日本外务省档案中找到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六日（1898年9月11日）日本驻北京临时代理公使林权助，写给外务大臣伯爵大隈重信的一份编号为机密第94号的报告，它以确凿可信的事实说明，光绪皇帝直至戊戌七月，才通过正式的外交途径，告诉驻京日使林权助，他决定实行联合日本，大举新政的政策。该报告揭示，军机大臣王文韶与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奉光绪皇帝亲笔谕旨，到日本驻京公使馆联络，表示要与日亲交的具体过程。
一、借鉴日本经验是康有为变法方案的核心内容
光绪皇帝之所以在变法中，要亲近日本，是与康有为自戊戌正月以来，反复强调日本变法经验有直接关系。而借鉴日本明治维新之经验，推行中国的改革，则是康有为的一贯思想。
戊戌正月初三日，总理衙门王大臣传康有为到总署询问变法事宜。次日，皇帝“召见枢臣，翁以吾言入奏，上命召见，恭邸谓：请令其条陈所见，若可采取，乃令召见。”
于是，康有为正月初八日递上《请大誓臣工，开制度新政局折》，其目的在于统筹变法全局，系统提出他自己的改革构想。康氏此折之核心内容，即是借明治维新经验以推行新政。康有为认为：日本离中国最近，政俗又与中国相同，成效最速，条理尤详，取而用之，尤易措手。康有为还告诉光绪皇帝说：
职译纂累年，成《日本政变考》一书，专明日本改政之次第。又有《大彼得政变记》，顷方缮写，若承垂采，当以进呈。……诚令译署并进此书，几馀披阅，皇上劳精垂意讲之於上，枢译各大臣各授一册，讲之於下，权衡在握，施行自异，起衰振靡，警聩发聋，其举动非常，更有迥出意计外者，风声所播，海内熠耸，职可保外人改视易听，必不敢为无厌之求。
康有为在这次上书中还把明治维新的经验归纳为三件大事，“一曰大誓群臣以革旧维新，而采天下之舆论，取万国之良法；二曰开制度局於宫中，徵天下通才二十人为参与，将一切政事、制度重新商定；三曰设待诏所，许天下人上书，日主以时见之，称旨则隶入制度局。”
康有为指出：以上三条乃是“变法之纲领，下手之条理”。总之，康氏用意十分清楚：中国要想变法成功，必须走明治维新之路。
为了进一步阐述明治维新之经验，推行中国的改革事业，康有为还做了两件事：
头一件事是向朝廷进呈变法新书。康有为把他用多年心血写成的《日本变政考》一书，于戊戌年春夏两次向清廷进呈。
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现今保存的是戊戌五月第二次进呈本，上下两函，凡十三卷。康有为于书前题记中称：“是书经于二月恭进，顷奉旨宣取，原本所译日文太奥，顷加润色，令文从字顺，并附表注，以便阅看。”
据此不难推断，该书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曾两度向清廷进呈，一部书籍在短短的数月中，竟需要两次呈递，足见康有为与光绪帝对它的重视。
康有为在首次进呈《日本变政考》时，还向光绪皇帝呈递了一件奏折，此折原称为《为译纂〈日本变政考〉成书，可考日本由弱致强之故，恭呈御览，乞采鉴变法，以御侮图存折》。在这件奏折中，康有为着重阐述了一个重要的变法理论，即中国的改革为什么要借鉴明治维新的经验。
康氏指出，中国之所以要采用明治维新经验，首先是因为当前的形势非常危迫，“分割已至，亡国在即”，只有象明治天皇那样，讲求新法，刮垢除弊，方能够“扶危定倾，转危为安”。其次，康有为认为中国与日本同处亚洲，文字政俗相同。他说：
惟泰西国数极多，情势各异，文字政俗，与我迥殊，虽欲采法之，译书既难，事势不合，且其富强精巧，皆逾我百倍，骤欲致之，下手实难。惟日本文字政俗皆与我同，取泰西五百年之新法，以三十年追摹之，始则亦步亦趋，继则出新振奇，一切新法，维妙维肖，……吾地大人众，皆十倍日本，若能采鉴变法，三年之内，治具毕张，十年之内，治化大成矣。
一句话，康有为认为采用日本经验，乃是向西方学习的捷径。因此，他恳求光绪皇帝假日本为向导，以日本为图样，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凡日本行之而错谬者，中国不复践之；凡日本的成功经验，中国但取而誊写之。这样，“取而鉴之，举而行之，按迹临摹，使成图样”，一转移间，便可以“措天下于泰山之安矣”。
由于康有为戊戌春季所进的奏折和《日本变政考》等新书，都被军机大臣送到了颐和园，恭请太后慈览， 等到四月二十三日百日维新的帷幕拉开之后，光绪皇帝要看此书，自己手头已经没有。于是，光绪皇帝要康有为再次誊写进呈。
第二件事是当面向皇帝提出学习日本以变法维新的建议。康氏利用颐和园难得的召对机会，再次重申中国变法应采取明治维新经验“先统筹全局而全变之，又请先开制度局而变法律，乃有益也。”康氏还进一步告诉光绪皇帝称：
臣于变法之事，尝辑考各国变法之故，曲折之宜，择其可施行於中国者，斟酌而损益之，令其可施行，章程条理，皆已备具，若皇上决意变法，可备采择，但待推行耳。泰西讲求三百年而治，日本施行三十年而强，吾中国国土之大，人民之众，变法三年，可以自立，此后则蒸蒸日上，富强可驾万国，以皇上之圣，图自强，在一反掌间耳。上曰：然，汝条理甚详。
康有为不断重复的劝说，给皇帝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颐和园召对之后不久，康有为正要写谢恩折，光绪皇帝又亲自派军机大臣廖寿恒来登门拜访康氏，并传达皇帝旨意，要康有为将所著《日本变政考》、《波兰分灭记》等书，“立即抄写进呈” 。
於是，康有为向自己所属的总理衙门告假，称“昼夜编书，不能赴署当差。”可见，颐和园之召对以后，康有为以全部精力，根据自己所理解的明治维新经验，编写新书。
《日本变政考》部帙浩繁，规模宏大。康有为自戊戌五月上旬即全力以赴，夜以继日地编写此书。他于自编年谱中宣称，皇上已经被打动。康氏云：
每日本一新政，皆借发一义於案语中。凡中国变法之曲折条理，无不借此书发之，兼胲详尽，网罗宏大，一卷甫成，即进上。上复催，又进一卷。上以皆日本施行有效者，阅之甚喜。自官制、财政、宪法、海陆军、经营新疆、合满汉、教男女、改元迁都、农工商矿各事，上皆深然之。新政之旨，有自上特出者，每一旨下,多出奏折之外，枢臣及朝士皆茫然不知所自来，於是疑上谕皆我所议拟，然本朝安有是事？惟间日进书，上采案语，以为谕旨。
康有为写罢一卷，即由军机大臣廖寿恒呈上一卷，下面的一卷尚未完稿，光绪帝又派人催促。不难想见，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对正在推行新政的光绪帝该有多大的吸引力！
光绪皇帝一边阅读《日本变政考》，一边在变法实践中加以运用。显然，光绪皇帝已经认识到，康有为所介绍的明治维新经验，不但非常及时，而且对正在进行的变法有指导作用。
光绪帝通过康有为的谈话、奏折及进呈的书籍，了解了不少日本维新的经验，并且试图加以运用。从戊戌四月二十三日的明定国是诏书，到屡次催促军机大臣议覆康有为请开制度新政局之折，再到译书、游学等项，均可看出，光绪皇帝力图按照明治维新的步骤进行。
但是，在很长时间内，光绪皇帝并没有采纳康有为曾反复提出的联英、日的外交政策。因为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它涉及到朝廷内部人事问题与复杂的外交问题。然而，联合日本，加强与明治天皇的交往，已经逐渐提上了光绪皇帝的议事日程。
二、黄遵宪、李鸿章的任免是光绪帝联日的重要步骤
在繁忙的百日维新中，如何处理同日本的关系，是光绪皇帝经常考虑的重要问题之一。尽管皇帝内心的思考，在清宫档案中没有留下更多的文字依据，然而，在新法推行过程中，清廷的人事任免仍有十分清楚的踪迹可寻。
首先是黄遵宪的任命。
黄遵宪，字公度，广东嘉应州人。光绪三年随同何如璋出使日本，充使馆参赞，耳闻目睹明治新政，羡慕向往。曾为何如璋撰写《朝鲜国策》，此书被修信使带回朝鲜之后，影响深远。黄遵宪还力主中国变从西法。其所著《日本国志》介绍日本明治维新采用西法尤其详备，成为中国国内最早了解日本国情的重要参考书籍之一。後来黄遵宪又奔走京师及上海参与强学会事宜，主持开办《时务报》。黄氏自担任湖南按察使后，又延梁启超入湘，主讲时务学堂，大造变法舆论。黄遵宪深通外情，力主变法，给光绪皇帝留下深刻印象。
戊戌四月二十五日，侍读学士徐致靖向朝廷荐举新政人才，称颂黄遵宪“於各国政治之本原，无不穷究，器识远大，办事精细，其所言必求可行，其所行必求有效，近在湖南办理时务学堂、课吏馆、保卫局等事，规模宏远，成效已著。若能进诸政府，参赞庶务，或畀以疆寄，资其敭历，必能不负主知，有补大局。” 书上，光绪帝即命“送部引见”，六月二十三日正式任命黄氏“以三品京堂充任出使日本大臣”。
光绪皇帝对黄遵宪的任命，绝非一般驻外公使之任命。一般任命驻外公使的上谕，均由军机大臣票拟，而黄遵宪之任命，却出自光绪皇帝的亲笔硃谕，它意味着光绪皇帝对黄遵宪寄以厚望，希望他出使日本，能够密切清廷与日本天皇联系，成功吸取维新经验，给中日关系带来崭新的局面。
其次是把李鸿章撵出总理衙门。
李鸿章乃慈禧之亲信，自甲午战争以来，即与光绪帝关系不洽。尤其是李氏签订《中俄密约》後，曾声称可保二十年相安无事，然而，曾几何时，俄国却趁机侵占旅顺大连湾。其中，李鸿章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李鸿章是朝廷中的亲俄派的代表人物，已是朝野共知的事实。戊戌七月二十二日（1898年9月7日）光绪皇帝正式颁布谕旨，免去李鸿章的总理衙门大臣，这在当时曾经在京师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俄国对光绪皇帝的决定感到震惊，随即提出抗议。据日本外务省档案记载，李鸿章被免除总理衙门职务不久，日本驻俄公使於明治31年9月14日在发给外务大臣大隈重信的电报中称：
李鸿章此次被清国皇帝免黜总理衙门大臣职务，系因人弹劾，其内阁大学士职务仍然保留。北京林公使已确闻，驻清国俄国公使对李鸿章遭贬黜，甚感遗憾。认为是对俄国政界的一大打击。
当时，留心时政，同情变法的《国闻报》曾对李氏罢官之原因进行详尽探讨。认为，李中堂离开总署，中外议论不一，各执一说，传闻异词。该报把李鸿章离开总署的原因归结为以下数端：
其一、谓李傅相出署，系恭忠亲王定策。向来总署各堂与外人交接，均在衙门，无私宅延见外人者。傅相在北洋年久，且曾奉命游历欧美，凡西人之来，多有至私宅拜谒者，事为京朝士大夫所罕见，忠亲王恐有泄漏机要，故预定此策，以正人臣无外交之义。此一说也。
其二、李鸿章在比利时承借芦汉铁路款项中，暗藏俄款，英人抗议，认为“大臣言国之大事，不应如此欺人”。
其三、指责李氏实行联俄政策误国。略谓：中国士大夫惩於去年胶州、旅顺之事，均大悟往者联俄之非计，而思结好英、日，以为互相抵制之法。适日前相伊藤游历来华，欲借此结纳之，恐李傅相坚守联俄之说，或致阻挠大计，此又一说也。
总之，对李鸿章被罢免的原因，在社会上有多种猜测。这种现象说明，当时中国朝野对光绪皇帝所要实行的联合日本的外交政策并不十分清楚。但是，光绪帝把李鸿章撵出总理衙门，很明显是要把亲俄派赶走，搬去联合日本的一块绊脚石，从而为他的联合日本、大举新政的外交政策铺平道路。
三、林权助的报告所揭示的内幕
光绪皇帝在罢免李鸿章在总理衙门的职务前两天，还派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与军机大臣王文韶前往东交民巷的日本驻华公使馆，向他们陈述欲与明治天皇亲密交往的愿望。林权助认为，这是一起日本与清廷关系中的重大事件，须尽快向外务大臣大隈重信报告。于是，他于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六日（明治31年9月11日）写了一份名为《王文韶、张荫桓两大臣来访，转达重要使命之报告》，该报告原文如下：
机密第九十四号
王文韶、张荫桓两大臣带有使命来访一件
本月４日，本官因公访问总署时，张荫桓先出来应接，问道本官：明天即九月五日拟与王文韶同道访问本官，可无妨碍？于是我以下午三时想见为约。两大臣于同刻来访，遂即引见，并觉察到似有机密的要务，告之如有希望，可使使丁退去。於是根据客人意见，叫使丁回避。
张荫桓首先介绍说：王文韶因蒙受清国皇帝之命，亲自带来谕旨访问贵官，故而本大臣亦与王文韶大臣同道而来。其主旨是：
最近以来，我国与贵国大加亲密，由此我大皇帝陛下，欲使此亲交愈加密切。如今希望将头等第一勋章，赠送给贵国大皇帝陛下，并命正在北上途中的新任公使黄遵宪，将其携带至日本，奉呈贵国大皇帝陛下。
又此次黄遵宪携带的国书，其词句与以前同样奉呈者，有所不同。此次国书上大改字句，以示亲交相依之御意。其文句已由皇帝亲自拟定。新国书以
“大清国大皇帝，敬问我同洲至亲至近友邦，诞膺天佑，践万世一系帝祚之大日本大皇帝好”之字句开头。现敬请电询贵国政府，以此清国大皇帝之御意，转达於贵国皇帝陛下。
张荫桓又曰：他还有一事，想问贵政府之意向。清国皇帝有意向贵国派遣特命全权大使。不知贵国皇帝陛下是否有意受之。而且，贵国也向清国同样派大使。本件系以黄遵宪出发之期临近，我皇帝欲于事前得到贵政府的回答。这事亦请贵官以电报询问贵政府的意向。
据此，本官对王文韶、张荫桓两大臣答曰：毫无疑问，清国皇帝陛下对于我皇帝陛下愈加亲密之意，与看重两国国交之愿望，我皇帝亦欣然接受。并且本官深信对于赠送勋章之一事，肯定会同样回礼。至于第二点，即互派大使之事，历来我政府也有此愿望，只是不得不先确认英俄两国是否有同样的希望。由于各种情况，或许难以速定互派大使。然而关于清国的情况，从去年年底以来，俄然大呈变状。由于我国与清国之关系势必成为所谓同洲至亲至近之友邦，在不远的将来，必须互派大使，这是不容置疑的。以上只能作为个人私见。
上述两大臣所带来的使命大要，已在本月六日第一百五十三号电禀，可见别纸。本官窃希望利用此次机会，使得彼我帝室的交际大增亲密。盖我相信如此有利于改良清国诸政，这又是增进我方利益，增大我方权利，以巩固我方地位的一大良剂。故但愿即速给清国皇帝赠送勋章，以作回礼。虽然，互换大使之议，似乎今日稍微难以直行之。可在两三年之内，（我国）有计划至少对清国与英俄派置大使。
近两个月以来，从清国帝室与政府的情况看来，皇帝似乎锐意改良庶政而缺乏得力的大臣。因此，如果我国教导得当，不无效果。李鸿章已失权于北京政府。在中央政府，王文韶、张荫桓两大臣也许会占有重要地位。在地方政府，看来张之洞的权威日益加重。我认为，他们依靠日本之志向比李鸿章大得多，均是大可结盟的人物。希望趁着清国皇帝有意亲近日本，他们逐渐得到势力之机，来增强本公使馆的力量，隐然成为支持清国诸般的改良事业的一大势力，并且也培植本邦在清国的实力。
除电禀之外，再作如上详报。谨致
外务大臣伯爵大隈重信
在清临时代理公使 林权助
明治３１年９月１１日
林权助此信称，他此前曾有电禀。该电报在日本外务省档案中已有保存。这是一份林权助于明治31年9月6日写成，次日发往东京的电报。该电报是林权助见过王文韶、张荫桓之次日，给大隈重信的紧急报告。内容与上引信件大体相同。只是关于黄遵宪派往日本的身份，光绪皇帝希望由此前的公使升格为“互派头等全权大使”，而林权助表示“其时未届”。
总之，林权助致大隈重信的信件与报告，讲了三件事。其一，光绪皇帝要送天皇头等第一勋章；其二，希望将黄遵宪的规格从原先的公使，升格为头等全权大使派往日本；其三，此次所奉国书，不同以往，字句格外亲密。
这三条内容，充分反映了光绪皇帝急切联合日本的真诚愿望。光绪皇帝希望通过与明治天皇的直接交往，来获取更多的维新方面的经验，以使中国能象日本一样变弱为强，摆脱任人宰割之局面。
林权助对光绪皇帝提出的三项建议，虽然表示欢迎，却又显得十分谨慎。他认为，互赠头等宝星与国书书写都毫无问题，而互派大使一事，须先由英、俄等国协调後方可决定。再有，光绪皇帝与日亲交，完全从吸取日本经验，迅致富强的目的出发；而林权助则希望通过亲交，增加日本在中国的影响，谋取更多的利益。可见，虽然都主张亲交，而动机却有区别。
光绪皇帝的联日政策，毫无疑问是由于康有为所进呈的书籍及奏章的影响。他可能就此事向张荫桓有所协商咨询。但是，这个决定肯定是光绪皇帝自己做出的。这是光绪皇帝在改革实践中，反复思考後所采取的重大决策。
林权助的报告应是千真万确之事，因为张荫桓曾经谈到过这方面的情况，可与林权助的报告互相印证。此事发生於戊戌政变之后，张荫桓获罪被发配到新疆，在赴西北途中，张荫桓曾向押解的差官谈起上月光绪帝试图联合日本。张氏称：
七月间，皇上有硃笔谕条，令我向日使言，中国拟派头等钦差驻日本。又拟派康有为赴日，坐探变法事宜。我恐日廷不允接待，即至总署与廖仲山言论。正谈叙间，又奉皇上墨谕，内言告知日本，此後往来公牍，可将日皇徽号，全行书写。我即往拜日本使臣，将先奉硃谕隐起，仅将墨笔谕宣示。因向该使臣谈及，中朝欲遣头等钦差之意。日使喜甚，允电日廷政府。念余日并未见有回电，竟作罢论。
这里的“头等钦差”，即是林权助报告中所称“头等全权大使”。以前由於在清宫档案中，尚没有见到与此事有关的外交文件，故张荫桓的此番谈话，并未受到人们特别的注意。现在，由于林权助致大隈报告之发现，正好可以同张氏之回忆相互对照。
张荫桓的回忆提到了廖仲山（寿恒），而没有提王文韶，可能是他记忆有误。廖仲山与王文韶当时均为军机大臣，但是，王文韶班列在前，是汉军机首席，地位更为重要。廖仲山在百日维新过程中经常代表光绪皇帝同康有为联系，逐卷代递康有为的《日本变政考》等变法新书和奏章，京师守旧大臣称之为“康狗”。廖氏对新政抱同情态度是显而易见的。光绪皇帝让王文韶与张荫桓同去日本公使馆，更说明他对此事的格外重视。
另外，张荫桓谈到他奉有光绪皇帝硃笔谕条有“派康有为赴日，坐探变法事宜”，由于林权助的秘密报告发现，我们相信也很可能真有其事。它说明光绪皇帝推行亲近日本的外交政策与变法有直接关系。正如林权助的报告所说，正在进行的改革“缺乏得力的大臣”，故而想把康有为派往日本。
由于林权助致大隈重信报告的发现，使张荫桓的这一回忆变得十分重要。它似乎还可以说明，戊戌政变后，康有为说他奉有光绪皇帝亲笔诏书，前往日本，并非空穴来风，完全造假。因为光绪皇帝确实有过指示，让他前往日本“坐探变法事宜”。这有张荫桓所收起的“硃笔谕条”为证。而张荫桓也许有可能将此事向康有为透露，或者携出“硃笔谕条”向康有为展示。张荫桓讲此话时，已在政变之后。他之所以成了阶下囚，完全是因为受到康有为与新政的牵连，因此张氏没有必要再为康有为评功摆好，编造瞎话。以前人们在“衣带诏”问题上对康的批评，或许过於苛刻。
张氏回忆称并未见日本有回电，盖因当时日本政府正在考虑之中，而等到正式有回音时，张荫桓已在被放逐新疆的旅途之中。
日本外交文书的发现，印证了张荫桓的回忆。
日本政府的回应
非常可惜的是，光绪皇帝联合日本，大举新政的计划，刚刚拉开了帷幕，十多天之后即发生了戊戌政变。改革的航船突然触礁。守旧势力卷土重来，北京的上空天昏地暗。慈禧重新上台执政后，光绪皇帝已变成了阶下囚，因此，联合日本，大举新政的计划已成昨日黄花。
戊戌政变之后，慈禧等守旧势力倒行逆施，迫害改革派人士。当时日本驻北京的矢野公使，已经从日本返回公使之任，他请求与慈禧、光绪皇帝见面，并得到允诺。矢野以前在京期间，正值维新运动蓬勃发展之际，曾与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广泛接触，对新政多有同情。他于光绪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二日（1898年11月5日）觐见慈禧和光绪皇帝，提出许多中肯意见：一方面他建议清政府应该继续维新改革，不应重走老路，同时还转达了日本天皇对光绪皇帝此前所表示愿意加强友好意向的回应。天皇还表示今后两国陛下要更加亲密。矢野还专门写了致清帝书。该书已于日本外务省档案中检到，其文曰：
明治31年10月24日（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十日）矢野文雄致清帝书：
外臣文雄，本日得忝觐见，将我皇帝圣意，面奏贵皇太后、贵皇帝御前，无任光荣之至。
我皇帝因贵皇帝告知，拟赠崇高宝星，具徵诚实友爱之情，殊深睿感。经定将我崇高宝星，赠贵皇太后、贵皇帝，以表恭敬亲睦，具有同心之据。
至上月间，北部偶有意外之事，我皇帝殊深宸忧。我两国同在亚东，互相关切，我皇帝希望贵国，履宇外文明诸邦，克臻隆治之道，受兹介福。我皇帝切愿贵皇太后、贵皇帝，圣寿无疆，万年永庆。
矢野此封信转达的是他回国面见天皇後，日本方面对光绪皇帝拟采取的联日政策之正式回应。信中所称“上月间，北部偶有意外之事，”应是指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六日（1898年9月21日）北京发生的戊戌政变。所谓“履宇外文明诸邦，克臻隆治之道，受兹介福，”即是建议清廷向西方学习，实现富强之目标。
在此次觐见之后，矢野还于明治31年11月5日（光绪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二日）专门向外务大臣大隈重信禀报在京谒见详细情形。其文略谓：
今朝於西太后宫殿仪銮殿谒见，两陛下郑重迎接本官，且与本官原来预想相反，两陛下重申两国交谊益加亲密，有关事宜讨论十分详细云云。
慈禧为首的守旧派对变法维新持反对态度，当然不会继续奉行光绪皇帝以前所拟定的政策。因此，守旧派的上台，也同时表明了清廷“联合日本，大举新政”外交政策的终结。
05 戊戌维新前后的张之洞康梁与日本
中国与日本是东亚的两个一衣带水的邻邦。长期以来，文化之彼此交流，思想之互相渗透，对各自历史发展进程，曾经打上了深深的烙印。隋唐之际，先进的中国文化传到日本，促进了日本列岛文明蓬勃的发展。到了近代，由于欧风美雨袭来，日本率先采用西法，百度维新，骤致富强，反过来又对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日本的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它集中体现於康梁维新派与张之洞等封疆大吏所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中。本文所要探讨的正是这种影响的内部细节及其曲折过程。
甲午战后，中国的改革事业主要是由两个不同的派系，不同的阶层向前推进的。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是一支主要的力量，而以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也曾为改革事业做了不少实事，出了不少气力。这两股势力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取法日本改造中国。以张之洞而论，他既支持过康有为召开上海强学会，又专折向朝廷保荐梁启超、黄遵宪等维新派人士“思想开通，堪任艰辛”，而且他在取法日本，兴办洋务企业与训练新式军队方面，也都是实干家与带头人。正因为如此，在清王朝大厦在辛亥革命的炮火中焚毁坍塌之后，京师守旧的官僚们曾猛然醒悟的惊呼，清王朝江山亡於张之洞之手。应该说这种指责是不无道理的，穷本溯源，根子自然要追到张之洞在两湖地区一系列的改革举措。
在今天看来，如果这两个主张改革的派系能够始终互相依托，互相支持，那么清末的改革事业一定是另一种局面，当会结出丰硕的成果。可惜，事实却恰恰相反。历史发展的道路是那么曲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又那么复杂多变。“常恨人心不如水，平地无故起波澜。”无论是康梁还是张之洞，他们都是晚清知识阶层中之姣姣者，他们的为人处世，都是那么善于思前想后，苦于算计。甲午战争的发生，促使他们携手救亡，互相依托，但是，很快便发生芥蒂。百日维新开始後，他们虽尚能和衷共济，但随着政治局势之恶化，他们之间的关系很快破裂。戊戌政变后，这两股势力反目成仇，势同水火，互相攻击，不遗余力。双方把搏斗的主战场，从中国转移到日本，他们甚至都把对方作为暗杀的目标，其结果是两败俱伤。同时，也给中国的改革事业带来无穷祸患。
过去，我们对戊戌前后康梁与张之洞的关系探讨，主要用中国方面的档案及年谱、日记等其他史料，而本文则较多地采用日本外务省档案中，所保存的有关张之洞及康梁的有关史料。尤其是日本外交档案中所保存的《清国兵制改革》专题档案，因为日本外务省官员把许多张之洞与日本方面的有关资料，均归入此类档案。这些别开生面的史料，对了解戊戌维新前后张之洞与康梁之关系，有关张之洞与康梁争斗之真相，以及他们与日本政府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提供了许多新的线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