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水流深

一  叙    論
李唐傳世將三百年，而楊隋享國為日至短，兩朝之典章製度傅授因襲幾無不同，故可視為一體，並舉合論，此不待煩言而解者。獨其典章製度之資料今日得以依據以討論者，僅傳世之舊籍。而其文頗多重複，近歲雖有新出遺文，足資補證，然其關係，重要者實亦至少。故欲為詳確創獲之研究甚非易事。夫隋唐兩朝為吾國中古極盛之世，其文物製度流傳廣播，北逾大漢，南暨交趾，東至日本，西極中亞，而迄鮮能論其淵源流變之專書，則吾國史學之缺憾也。茲綜合舊籍所載及新出遺文之有關隋唐兩朝製度者，分析其因數，推論其源流，成此一書，聊供初學之參考，匪敢言能補正前賢之闕失也。
隋唐之製度雖極廣博紛複，然究析其因素，不出三源：一曰（北）魏、（北）齊，二曰粱、陳，三曰（西）魏、周。所謂（北）魏、（北）齊之源者，凡江左承襲漢、魏、西晉之禮樂政刑典章文物，自東晉至南齊其間所發展變遷，而為北魏孝文帝及其子孫摹倣採用，傳至北齊成一大結集者是也。其在舊史往往以“漢魏”製度目之，實則其流變所及，不止限於漢魏，而東晉南朝前半期俱包括在內。舊史又或以“山東”目之者，則以山東之地指北齊言，凡北齊承襲元魏所採用東晉南朝前半期之文物製度皆屬於此範圍也。又西晉永嘉之亂，中原魏晉以降之文化轉移保存於涼州一隅，至北魏取涼州，而河西文化遂輸入於魏。其後北魏孝文、宣武兩代所製定之典章製度遂深受其影響，故此（北）魏、（北）齊之源其中亦有河西之一支派，斯則前人所未深措意，而今日不可不詳論者也。所謂梁陳之源者，凡梁代繼承創作陳氏因襲無改之製度，迄楊隋統一中國吸收採用，而傳之於李唐者，易言之，即南朝後半期內其文物制度之變遷發展乃王肅等輸入之所不及，故魏孝文及其子孫未能採用，而北齊之一大結集中遂無此因素者也。舊史所稱之“梁制”實可兼該陳制，蓋陳之繼梁，其典章制度多因仍不改，其事舊史言之詳矣。所謂（西）魏、周之源者，凡西魏、北周之創作有異於山東及江左之舊制，或陰為六鎮鮮卑之野俗，或遠承魏、（西）晉之遺風，若就地域言之，乃關隴區內保存之舊時漢族文化，以適應鮮卑六鎮勢力之環境，而產生之混合品。所有舊史中關隴之新創設及依託周官諸制度皆屬此類，其影響及於隋唐制度者，實較微末。故在三源之中，此（西）魏、周之源遠不如其他二源之重要。然後世史家以隋唐繼承（西）魏、周之遺業，遂不能辨析名實真偽，往往於李唐之法制誤認為（西）魏、周之遺物，如府兵製即其一例也。
此書本為供初學讀史者參考而作，其體裁若輿舊史附麗，則於事尤便，故分別事類，序次先後，約略參酌隋唐史志及《通典》、《唐會要》諸書，而稍為增省分合，庶幾不致盡易舊籍之規模，亦可表見新知之創獲，博識通人幸勿以童牛角馬見責也。
又此書微倣天竺佛教釋經論之例，首章備致詳悉，後章則多所闕略（見僧祐書《三藏集記》拾《僧叡大智度論》序及《大智度論記》。寅恪案：鳩摩羅什譯經雖有刪煩，然於大智度論實未十分略九，蓋天竺箸述體例固如是也，後人於此殊多誤解，以其事非本書範圍，故不詳論）。故於前禮儀章已論證者，如三源中諸人之家世地域等，則於後諸章不復詳及，寶則後章所討論仍與之有關也。謹附識於敘論之末，以見此書之體製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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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禮儀（附：都城建築）
舊籍於禮儀特重，記述甚繁，由今日觀之，其制度大抵僅為紙上之空文，或其影響所届，止限於少数特殊階級，似可不必討論，此意昔賢亦有論及者矣。如《新唐書》壹壹《禮樂志》云：
由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由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為虚名。及三代已亡，遭秦變古，後之有天下者，自天子百官、名號位序、國家制度、宫車服器，一切用秦。至於三代禮樂具其名物，而藏於有司，時出而用之郊廟朝廷。曰：“此為禮也，所以教民。”此所謂治出於二，而禮樂為虚名。故自漢以來史官所記事物名數、降登揖讓、拜俛伏興之節，皆有司之事爾，所謂禮之末節也。然用之郊廟朝廷，自搢紳大夫從事其間者皆莫能曉習，而天下之人至於老死未嘗見也。
又《歐陽文忠公集》附《歐陽發等所述事蹟》云：
    其於唐書禮樂志發明禮樂之本，言前世治出於一，而後世禮樂為空名；五行志不書事應，悉壞漢儒灾異附會之說，皆出前人之所未至。
寅恪案：自漢以來史官所記禮制止用於郊廟朝廷，皆有司之事，歐陽永叔謂之為空名，誠是也。
沈壵落《■樓文集》捌《與張淵甫書》云：
    六朝人禮學極精，唐以前士大夫重門閥，雖異於古之宗法，然與古不相遠，史傳中所載多禮家精粹之言。至明士大夫皆出草野，與古绝不相似矣。古人于親親中寓貴貴之意，宗法與封建相維。诸侯世國，則有封建；大夫世家，則有宗法。
寅恪案：禮制本與封建階級相維繫，子敦之說是也。唐以前士大夫舆禮製之關係既如是之密切，而士大夫階級又居當日極重要地位，故治史者自不應以其僅為空名，影響不及於平民，遂忽視之而不加以論究也。      
《通鑑》壹柒陸《陳紀》至德三年條云：
    隋主命禮部尚書牛弘修五禮，勒成百卷，（正月）戊辰詔行新禮。
《隋書》壹《高祖紀上》（《北史》壹壹《隋本紀上》同）云：
開皇五年春正月戊辰詔行新禮。
同書貳《高祖紀下》（《北史》壹壹《隋本紀上》略同）云：
    仁壽二年閏（十）月己丑詔曰：“尚書左僕射越國公楊素、尚書右僕射邳國公蘇威、吏部尚書奇章公牛弘、内史侍郎薛道衡、秘書丞許善心、内史舍人虞世基、著作郎王劭或任居端揆，博達古今，或器推令望，學綜經史，委以裁緝，實允令議，可並修定五禮。”
同書陸《禮志總序》略云：
高堂生所傳士禮亦謂之儀，洎西京以降，用相裁準。黄初之詳定朝儀，則宋書言之備矣。梁武始命羣儒裁成大典，陳武克平建業，多準梁舊。（隋）高祖命牛弘、辛彦之等採梁及北齊儀注，以為五禮云。
《通典》肆壹《禮典》序（參《南齊書》玖《禮志》序及《魏書》壹百捌《禮志》序）略云：
魏以王粲、衛覬集創朝儀，而魚豢、王沈、陳壽、孫盛雖綴時禮，不足相變。晋初以荀觊、鄭沖典禮，參考今古，更其節文。羊祜、任愷、庾峻、應貞並加删集，成百六十五篇。後摯虞、傅咸缵續未成，屬中原覆没，今虞之決疑注是其遺文也。江左刁協、荀崧補緝舊文，蔡謨又踵修綴。宋初因循，前史並不重述。齊武帝永明二年詔尚書令王儉制定五禮。至梁武帝命羣儒又裁成焉。陳武帝受禪，多準梁舊。後魏道武帝舉其大體，事多闕遺；孝文帝率由舊章，擇其令典，朝儀國範焕乎復振。隋文帝（命）牛弘、幸彦之等採梁及北齊儀注，以為五禮。
《隋書》叁叁《經籍志》史部儀注類《梁賓禮儀注》九卷賀璋撰注云：
案梁明山賓撰《吉儀禮注》二百六卷，《錄》六卷；嚴植之撰《凶儀注》四百七十
九卷，《錄》四十五卷；陸琏撰《車儀注》一百九十卷，《錄》二卷；司馬褧撰《嘉儀注》一百一十二卷，《錄》三卷；並亡。存者唯士吉及賓合十九卷。
《後齊儀注》二百九十卷。
《隋朝儀禮》一百卷，牛弘撰。
《魏書》伍玖《劉昶傳》（《北史》貳玖《劉昶傳》同）略云：
     劉昶，義隆第九子也，義隆時封義陽王，和平六年間行來降。於時[太和初]改革朝儀，詔昶與蔣少游專主其事。昶條上舊式，略不遺亡。
同書玖壹《術藝傳•蔣少游傅》（《北史》玖拾《藝術傳•蔣少游傳》同）略云：
蔣少游，樂安博昌人也。慕容白曜之平東陽，見俘入於平城，充平齊户，後配雲中為兵。及詔尚書李沖與馮誕、游明根、高閭等議定衣冠於禁中，少游巧思，令主其事，亦訪於劉昶，二意相乖，時致諍競，積六年乃成。始班賜百官，冠服之成，少游有效焉。後於平城將營太廟太極殿，遣少游乘傳詣洛，量準魏晋基址。後為散騎侍郎，副李彪使江南。高祖修船乘，以其多有思力，除都水使者，遷前將軍，兼將作大匠，仍領水池湖泛戲舟械之具。及華林殿沼修舊增新，改作金墉門樓，皆所措意，號為妍美。又兼太常少卿，都水如故，景明二年卒。少游又為太極立規模，與董爾、王遇參建之，皆未成而卒。
同書柒《高祖紀下》（《北史》叁《魏本紀》同）云：
   （太和）十年八月乙亥給尚書五等品爵已上朱衣玉珮大小組綬。
寅恪案：劉昶、蔣少游俱非深習當日南朝典制最近發展之人，故致互相乖諍。其事在太和十年以前，即《北史》肆贰《王肅傅》所謂“其間樸略，未能淳”者。至太和十七年王肅北奔，孝文帝虚襟相待，蓋肃之入北實應當日魏朝之需要故也。
《魏書》肆叁《房法壽傳附族子景伯景先傳》（《北史》叁玖《房法壽傳附景伯景先傳》同）略云：
    法壽族子景伯，高祖諶避地渡河，居於齊州之東清河繹幕焉。顯祖時三齊平，隨例内徙為平齊民。景伯性淳和，涉獵經史。
景先幼孤貧，無资從師，其母自授毛詩曲禮。晝則樵蘇，夜誦經史，自是精勤，遂大通贍。太和中例得還鄉，郡辟功曹，州舉秀才，值州將卒，不得對策，解褐太學博士。時太常劉芳、侍中崔光當世儒宗，歎其精博，光遂奏兼著作佐郎，修國史，尋除司徒祭酒員外郎。侍中穆紹又啟景先撰世宗起居注，累遷步兵校尉，領尚書郎齊州中正，所歷皆有當官之稱。景先作五經疑問百餘篇，其言該典，今行於時。
《北史》貳肆《崔逞傳附休傳》（《魏書》陸玖《崔休傳》同）略云：
    休曾祖諲仕宋，位青冀二州刺史，祖靈和宋員外散騎侍郎，父宗伯始還魏。孝文納休妹為嬪，兼給事黄門侍郎，參定禮儀。
《魏書》伍伍《劉芳傳》（《北史》肆贰《劉芳傳》同）略云：
劉芳，彭城人也。六世祖訥晋司隸校尉，祖該劉義隆征虜將軍青徐二州刺史，父邕劉駿衮州長史。芳出後伯父遜之。邕同劉義宣之事，身死彭城，芳隨伯母房逃竄青州，會赦免。舅元慶為劉子業青州刺史沈文秀建威府司馬，為文秀所殺，母子入梁鄒城。慕容白曜南討青齊，梁鄒降，芳北徙為平齊民，時年十六。南部尚書李敷妻司徒崔浩之弟女，芳祖母浩之姑也。芳至京師，詣敷門，崔恥芳流播，拒不見之。[中略]芳才思深敏，特精經義，博聞强記，兼覽蒼雅，尤長音訓，辨析無疑，於是禮遇日隆。王肅之來奔也，高祖雅相器重，朝野屬目，高祖宴羣臣於華林，肅語次云：“古者唯婦人有笄，男子則無。”芳曰：“推禮經正文，古者男子婦人俱有笄。”高祖稱善者久之，肅亦以芳言為然。酒闌，芳與肅俱出，肅執芳手曰：“吾少來留意三禮，在南諸儒咸共討論，皆謂此義如吾向言，今聞往釋，頓祛平生之惑。”芳義理精通，類皆如是。高祖崩於行宫，及世宗即位，芳手加衮冕，高祖自襲斂暨於啟祖、山陵、練除始末喪事皆芳撰定。出除安東將軍青州刺史，還朝議定律令。芳斟酌古今，為大議之主，其中損益多芳意也。世宗以朝儀多闕，其一切諸議悉委芳修正，於是朝廷吉凶大事皆就諮訪焉。
同書陸柒《崔光傳》（《北史》肆肆《崔光傳》同）略云：
崔光，東清河鄃人也。祖曠從慕容德南渡河，居青州之時水，慕容氏滅，仕劉義隆為樂陵太守。父靈延劉駿龍驤將軍長廣太守，與劉彧冀州刺史崔道固共拒國軍。慕容白曜之平三齊，光年十七，隨父徙代。（後）遷中書侍郎、給事黄門恃郎，甚為高祖所知待。高祖每對羣臣曰：“以崔光之高才大量，若無意外譴咎，二十年後當作司空。”其見重若是。
寅恪案：劉芳、崔光皆南朝俘虜，其所以見知於魏孝文及其嗣主者，乃以北朝正欲慕倣南朝之典章文物，而二人適值其會，故能拔起俘囚，致身通顯也。
《北齊書》贰玖《李渾傳附繪傳》（《北史》叁叁《李靈傳附繪傳》同）略云：
    司徒高邕辟為從事中郎，徵至洛時勅侍中西河王秘書監常景選儒學十人緝撰五禮，惟繪與太原王父掌軍禮。
寅恪案：《隋志》不載常景撰修之五禮，惟《舊唐書》肆陸《經籍志》史部儀注類有《後魏儀注》三（疑五之誤）十二卷，常景撰；《新唐書》伍捌《藝文志》史部儀注類有常景《後魏儀注》五十卷。常景之書撰於元魏都洛之末年，可謂王肅之所遺傳，魏收之所祖述，在二者之間承上啟下之產物也。
又史志所謂《後齊儀注》者，即南朝前期文物變相之結集，故不可不先略述北齊修五禮之始末，以明《隋志》之淵源也。
《北齊書》贰柒《魏收傳》(《北史》伍陸《魏收傳》同)略云：
除尚書右僕射監，總議五禮事，多引文士令執筆，儒才馬敬德、熊安生、權會實主之。
《隋書》伍柒《薛道衡傳》(《北史》叁陸《薛辯傳附道衡傳》同)略云：
武平初，詔與諸儒修定五禮。
寅恪案：北齐後主時所修之五禮當即《隋志》之《後齊儀注》二百九十卷，鄴都典章悉出洛陽，故武平所修亦不過太和遺緒而已，所可注意者，則薛道衡先預修齊禮，後又參定以齊禮為根據之隋制，兩朝禮製因襲之證此其一也。
據上所引舊籍綜合論之，隋文帝繼承宇文氏之遺業，其制定禮儀則不依北周之制，别採梁禮及後齊儀注。所謂梁禮並可概括陳代，以陳禮幾全襲梁舊之故，亦即梁陳以降南朝後期之典章文物也。所謂後齊儀注即北魏孝文帝摹擬採用南朝前期之文物制度，易言之，則為自東晉迄南齊，其所繼承漢、魏、西晉之遺產，而在江左發展演變者也。陳因梁舊，史志所載甚明，當於後文論之，於此先不涉及。惟北齊儀注即南朝前期文物之蜕嬗，其關键實在王肅之北奔，其事應更考釋，以禮闡明隋制淵源之所從出。前已略述北齊制禮始末，故茲專論王肅北奔舆北朝文物制度之關係焉。
《北史》肆贰《王肅傳》略云：
王肅，琅邪臨沂人也。父奂及兄弟並為（南）齊武帝所殺，太和十七年肅自建業來奔。自晋氏喪亂，禮樂崩亡，孝文雖釐革制度，變更風俗，其間樸略，未能淳也。肅明練故事，虚心受委，朝儀國典咸自肅出。
《魏書》陸叁《王肅傳》略云：
肅自謂禮易為長，亦未能通其大義也。
《南齊書》伍柒《魏虜傳》略云：
     佛狸已來，稍僭華典，胡風國俗雜相揉亂，王肅為虜製官品百司，皆如中國。
《陳書》贰陸《徐陵傅》（《南史》陸贰《徐摛傳附陵傳》同）略云：
     太清二年兼通直常侍使魏。魏人授館宴賓，是日甚熱，其主客魏收嘲陵曰：“今日之熱當由徐常侍來。”陵即答曰：“昔王肅至此，為魏始製禮儀；今我來聘，使卿復知寒暑。”收大慙。
《通鑑》壹叁玖《齊紀》武帝永明十一年冬十月王肅見魏主於鄴條云：
     魏主或屏左右，與肅語至夜分不罷，自謂君臣相得之晚。尋除輔國大將軍長史。時魏主方議興禮樂，變華風，威儀文物多肅所定。
《隋書》捌《禮儀志》述隋喪禮節云：
     開皇初高祖思定典禮，太常卿牛弘奏曰：“聖教陵替，國章殘缺，漢晋為法，隨俗因時，未足經國庇人，弘風施化。且制禮作樂，事歸元首，江南王儉，偏隅一臣，私撰儀注，多違古法。就廬非東階之位，凶門豈重設之禮，兩蕭累代，舉國遵行。後魏及齊，風牛本隔，殊不尋究，遥相師祖，故山東之人，浸以成俗。西魏已降，師旅弗遑，嘉賓之禮，盡未詳定。今休明啟運，憲章伊始，請據前經，革茲弊俗。”詔曰：“可！”弘因奏徵學者撰儀禮百卷，悉用東齊儀注以為準，亦微採王儉禮，修畢上之，詔遂班天下，咸使遵用焉。
寅恪案：魏孝文帝之欲用夏變夷久矣，在王肅未北奔之前亦已有所興革。然當日北朝除其所保存魏晉殘餘之文物外，尚有文成帝略取青齊時所俘南朝人士如崔光、劉芳、蔣少游等及宋氏逋臣如劉昶之倫，可以略窥自典午南遷以後江左文物制度。然究屬依稀恍忽，皆從間接得來，仍無居直接中心及知南朝最近發展之人物與资料可以依據，此《北史•王肅傳》所謂“孝文雖釐革制度，變更風俗，其問樸略，未能淳”者是也。魏孝文帝所以優禮王肅固别有政治上之策略，但肅之能供給孝文帝當日所渴盼之需求，要為其最大原因。夫肅在當日南朝雖為膏腴士族，論其才學，不獨與江左同時倫輩相較，斷非江左第一流，且亦出北朝當日青齊俘虜之下（見《魏書》伍伍及《北史》肆贰《劉芳傳》），而卒能將南朝前期發展之文物制度轉輸於北朝以開太和時代之新文化，為後來隋唐制度不祧之遠祖者，蓋别有其故也。考《南齊書》贰叁《王儉傳》云：
少撰古今喪服記並文集，並行於世。
又《南史》贰贰《王曇首傳附儉傳》（參《通鑑》壹叁陸《齊紀》永明三年條）云：
先是宋孝武好文章，天下悉以文采相尚，莫以專經為業。儉弱年便留意三禮，尤善春秋，發言吐論，造次必於儒教，由是衣冠翕然，並尚經學，儒教於此大興。何承天禮論三百卷，儉抄為八帙，又别抄條目為十三卷，朝儀舊典晋末來施行故事撰次諳憶無遺漏者，所以當朝理事斷決如流，每博議引證，先儒罕有其例，八坐丞郎無能異者。
《文選》肆陸《任昉王文憲集》序云：
    自宋末艱虞，百王澆季，禮紊舊章，樂傾恒軌，自朝章國記，典彝備物，奏議符策，文辭表記，素意所不蓄，前古所未行，皆取定俄頃，神無滯用。
據此，王儉以熟練自晉以來江東之朝章國故，著名當時。其喪服記本為少時所撰，久已流行於世，故掌故學乃南朝一時風尚也。仲寶卒年為永明七年（見《南齊書》、《南史》儉本傳），王肅北奔之歲為北魏太和十七年，即南齊永明十一年，在儉卒以後，是肅必經受其宗賢之流風遺著所薰習，遂能抱持南朝之利器，遇北主之新知，殆由于此歟？牛弘詆斥王儉，而其所修隋朝儀體，仍不能不采儉書，蓋儉之所撰集乃南朝前期制度之總和，既經王肅輸入北朝，蔚成太和文治之盛，所以弘雖由政治及地域觀點立論，謂“後魏及齊，風牛本隔”，然終於“遥相師祖，故山東之人，浸以成俗”也。又史言弘“撰儀禮百卷，悉用東齊儀注以為準”，而奇章反譏前人之取法江左，可謂數典忘祖，無乃南北之見有所蔽耶？或攘其實而諱其名耶？兹舉一例以證之：
《隋書》肆玖《牛弘傳》（《北史》柒贰《牛弘傳》同）云：
    仁壽二年獻皇后崩，王公以下不能定其儀注。楊素謂弘曰：“公舊學，時賢所仰，今日之事決在於公。”弘了不辭讓，斯須之間儀注悉備，皆有故實。素歎日：“衣冠禮樂盡在此矣，非吾所及也。”
若僅據此傳，似獻后喪禮悉定自弘，而“斯須之間儀注悉備”，所以楊素有“禮樂盡在此矣”之歎，及檢《北史》叁捌《裴佗傳附矩傳》（《隋書》陸柒《裴矩傳》略同）云：
其年[仁壽二年]文獻皇后崩，太常舊無儀注，矩與牛弘、李百藥等據齊禮參定。
始知弘之能於斯須之間決定大禮者，乃以東齊儀注為依據，且所與共參定之人亦皆出自東齊者也（見《北史隋書•裴矩傳》及《舊唐書》柒贰、《新唐書》壹百贰《李百藥傳》）。楊素之讚歎，殆由弘諱言其實，而素又不識其底蘊耶？
又《通览》壹柒玖《隋紀》文帝仁壽二年條云：
閏（十）月甲申詔楊素、蘇威與吏部尚書牛弘修五禮。
寅恪案：《隋書》、《北史》載文帝詔修五禮，在是年閏十月己丑，連接此前之一條即“甲申詔尚書左僕射揚素與諸術者刊定陰陽舛謬”條，今《通鑑》以修五禮之詔移置甲申，頗疑有所脱誤也（嚴衍《通鑑補正》及章鈺《通鑑正文校宋記》俱未之及）。更可注意者，則《隋志》明言弘等之修五禮悉以東齊儀注為準，乃最扼要之語，而温公不採及之，似尚未能通解有隋一代禮制之大源，殊可惜也。
又隋代制禮諸臣其家世所出籍貫所繫亦可加以推究，藉以闡明鄙意，即前章所言隋唐制度出於（一）（北）魏、（北）齊，（二）梁陳，（三）（西）魏、（北）周之三源者。請據《隋書》貳《高祖紀》及《北史》壹壹《隋本紀》仁壽二年閏十月詔書中所命修定五禮諸臣及其他舆制禮有關之人，如前引《北史•裴佗傳》《隋書•裴矩傳》中之裴矩，《隋書》柒伍《北史》捌贰《儒林傳》之劉焯、劉炫及《兩唐書•李百藥傳》中之李百藥，逐一討論於下：
《隋書》贰《高祖紀下》仁壽二年閏十月己丑詔書所命修撰五禮之楊素、蘇威俱以宰輔資位攝領修禮，以恒例言之，乃虚名，非實務也。然素與威二人間仍有區别，亦未可以一概論。《隋書》肆捌《楊素傳》（《北史》肆壹《楊敷傳附素傳》同）雖云：
後與安定牛弘同志好學，研精不倦，多所通涉。
然《隋書》肆壹《蘇威傳》（《北史》陸叁《蘇綽傳附威傳》同）則云：
上[高祖]因謂朝臣曰：“楊素才辯無雙，至若斟酌古今，助我宣化，非威之匹也。”
夫修撰五禮即斟酌古今之事，文帝既不以此許素，則素之得與此役，不過以尚書左僕射首輔之資位監領此大典而已。故關於楊素可置不論。
至於蘇威雖與楊素同以宰輔之職監領修撰，但事有殊異，可略言之。據前引史文，隋文帝既以斟酌古今特獎威，則威之與聞修撰，匪僅虚名監領，可以推知。又《隋書•蘇威傳》（《北史》略同）云：
俄兼納言民部尚書。初威父（綽）在西魏以國用不足，為征税之法，頗稱為重，既而歎曰：“今所為专正如張弓，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乎？”威聞其言，每以為己任，至是奏減賦税，務從輕典，上悉從之。隋承戰争之後，憲章踳駮，上令朝臣釐改舊法，為一代通典，律令格式多威所定，世以為能。所修格令章程並行於當世，然頗傷苛碎，論者以為非簡允之法。
凡此史文其意固多指威之修定律令，但禮律關係至密。威本西魏蘇綽之子，綽為宇文泰创制立法，實一代典章所從出。威既志在繼述父業，文帝稱其斟酌古今，必非泛美之詞，故威之與素不得同論，而威之預知修禮，亦非止尸空名绝無建樹者之比無疑也。考《周書》贰叁《蘇綽傳》（《北史》陸叁《蘇綽傳》同）云：
    蘇绰，武功人，魏侍中則之九世孫也，累世二千石。父協武功郡守。綽少好學，博覽羣書，尤善算術。屬太祖（宇文泰）與公卿往昆明池觀魚，行至城西漢故倉地，顧問左右，莫有知者，或曰：“蘇绰博物多通，請問之。”太祖乃召綽，具以狀對，太祖大悅。
此節為史記蘇綽之所以遇合宇文泰之一段因緣，實可藉以覘古今之變遷。蓋自漢代學校制度廢弛，博士傅授之風氣止息以後，學術中心移於家族，而家族復限於地域，故魏、晉、南北朝之學術、宗教皆與家族、地域兩點不可分離。綽本關中世家，必習於本土掌故，其能對宇文泰之問，決非偶然。適值泰以少数鮮卑化之六鎮民族竄割關隴一隅之地，而欲與雄據山東之高歡及舊承江左之蕭氏争霸，非別樹一幟，以關中地域為本位，融冶胡漢為一體，以自别於洛陽、建鄴或江陵文化势力之外，則無以堅其羣眾自信之心理。此綽所以依託關中之地域，以繼述成周為號召，竊取六國陰謀之舊文緣飾塞表鮮卑之胡制，非驢非馬．取给一時，雖能輔成宇文氏之霸業，而其創制終為後王所捐棄，或僅名存而實亡，豈無故哉！質言之，蘇氏之專業乃以關中地域觀念及魏晉家世學術附合鮮卑六鎮之武力而得成就者也。故考隋唐制度淵源者應置武功蘇氏父子之事業於三源内之第三源，即（西）魏、周源中，其事顯明，自不待論。
《隋書》肆玖《牛弘傳》（《北史》柒贰《牛弘傳》略同）略云：
牛弘，安定鶉觚人也．本姓裛氏，祖熾郡中正，父允魏侍中工部尚書臨涇公，賜姓為牛氏。開皇初（弘）遷授散騎常侍秘書監。弘以典籍遺逸，上表請開獻書之路，（其論書之厄）曰：“永嘉之後，寇竊競興，因河據洛，跨秦带趙。論其建國立家，雖傳名號，憲章禮樂，寂滅無聞。劉裕平姚，收其圖籍，五經子史纔四十卷，皆赤軸青紙，文字古拙，僭偽之盛莫過三秦。以此而論，足可明矣。故知衣冠軌物，圖畫記注，播遷之餘皆歸江左，晋宋之際學藝為多，齊梁之間經史彌盛。”上納之，於是下詔：“獻書一卷，責縑一匹。”一二年間篇籍稍備。三年拜禮部尚書，奉勅修撰五禮，勒成百卷，行於當世。弘請依古制修立明堂，上以時事草創，未遑制作，竟寢不行。六年除太常卿。九年詔改定雅樂，又作樂府歌詞，撰定圓丘五帝凱樂，並議樂事，上甚善其議，詔弘與姚察、許善心、何妥、虞世基等正定新樂，事在音律志。是後議置明堂，詔弘條上故事，議其得失，事在禮志。上甚敬重之，拜吏部尚書。時高祖又令弘與楊素、蘇威、薛道衡、許善心、虞世基、崔子發等並詔諸儒論新禮降殺輕重，弘所立議，眾咸推服之。仁壽二年獻皇后崩，王公以下不能定其儀注。楊素謂弘曰：“公舊學，時賢所仰，今日之事決在於公。”弘了不辭讓，斯須之間儀注悉備，皆有故實。素歎曰：“衣冠禮樂盡在此矣，非吾所及也。”[此節之解釋見上文]弘以三年之喪祥■具有降殺，朞服十一月而練者無所象法，以聞於高祖，高祖納焉，下詔除朞練之禮，自弘始也。（大業）三年改為右光禄大夫，從拜恒岳，壇場、珪幣、墠時、牲牢，並弘所定。
史臣曰：“牛弘篤好墳籍，學優而仕，採百王之損益，成一代之典章，漢之叔孫不能尚也。”
《隋書》柒伍《儒林傳•辛彦之傅》（《北史》捌贰《儒林傳下•辛彦之傳》同）略云：
辛彦之，隴西狄道人也。祖世叙魏凉州刺史，父靈輔周渭州刺史。（彦之）博涉經史，與天水牛弘同志好學。後入關，遂家京兆。周太祖見而器之，引為中外府禮曹。時國家草創，百度伊始，朝貴多出武人，修定儀注唯彦之而已。及周閔帝受禪，彦之與少宗伯盧辯專掌儀制，明武時歷職典祀太祝樂部御正四曹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宣帝即位，拜少宗伯。高祖受禪，除太常少卿，尋轉國子祭酒，歲餘拜禮部尚書，與秘書監牛弘撰新禮。吴興沈重名為碩學，高祖嘗令彦之與重論議，重不能抗，於是避席而謝曰：“辛君所謂，金城湯池，無可攻之勢。”高祖大悅。彦之撰《墳典》一部、《六官》一部、《祝文》一部、《禮要》一部、《新禮》一部、《五經異義》一部，並行於世。
兹擇錄牛弘、辛彦之兩傳事蹟較詳者，蓋欲以闡明魏晉以降中國西北隅即河隴區域在文化學術史上所具之特殊性質，其關於西域文明、中外交通等，為世人所習知，且非本書討論範圍，於此可不論。茲所論者，惟此偏隅之地，保存漢代中原之文化學術，經歷東漢末、西晉之大亂及北朝擾攘之長期，能不失墜，卒得輾轉灌輸，加入隋唐統一混合之文化，蔚然為獨立之一源，繼前啟後，實吾國文化史之一大業，昔人未曾涉及，故不揣愚陋，試為考釋之於下：
河隴一隅所以經歷東漢末、西晉、北朝長久之亂世而能保存漢代中原之學術者，不外前文所言家世與地域之二點，易言之，即公立學校之淪廢，學術之中心移於豪族，太學博士之傳授變為家人父子之世業，所謂南北朝之家學者是也。又學術之傳授既移於家族，則京邑與华術之關係不似前此之重要。當中原擾亂京洛丘墟之時，苟邊隅之地尚能維持和平秩序，則家族之學術亦得藉以遺傳不墜。劉石紛亂之時，中原之地悉為戰區，獨河西一隅自前凉張氏以後尚稱治安，故其本土世家之學術既可以保存，外來避亂之儒英亦得就之傳授，歷時既久，其文化學術遂漸具地域性質，此河隴邊隅之地所以與北朝及隋唐文化學術之全體有如是之密切關係也。
《三國志•魏志》壹叁《王朗傳附子肅傳》末云：
自魏初徵士敦煌周生烈、明帝時大司農弘農董遇等亦歷注經傳，頗傳於世。
一節下裴注云：    ．
魏略以遇及賈洪、邯鄲淳、薛夏、隗禧、蘇林、樂詳等七人為儒宗，其序曰：
從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天下分崩，人懷苟且，紀綱既衰，儒道尤甚。至黄初元年之後，新主乃復始掃除太學之灰炭，補舊石碑之缺壞，備博士之員錄，依漢甲乙以考課，申告州郡，有欲學者皆遣詣太學，太學始開有弟子數百人。至太和青龍中，中外多事，人懷避就，雖性非解學，多求詣大學。太學諸生有千數，而諸博士率皆■疎，無以教弟子，弟子本亦避役，竟無能習學，冬來春去，歲歲知是。又雖有精者，而臺閣舉格太高，加不念統其大義，而問字指墨法點注之間，百人同試，度者未十，是以志學之士遂復陵遲，而末求浮虚者各競逐也。正始中有詔議圜丘，普延學士，是時郎官及司徒領吏一一萬餘人，雖復分布，見在京師者尚且萬人，而應書與議者略無幾人。又是時朝堂公卿以下四百餘人，其能操筆者未有十人，多皆相從飽食而退。嗟夫！學業沈隕乃至於此。是以私心常區區貴乎數公者，各處荒亂之際而能守志彌敦者也。
賈洪，京兆新豐人也。
薛夏，天水人也。
隗禧，京兆人也。
又《魏志》貳伍《高堂隆傳》，略云：
始景初中帝以蘇林、秦静等並老，恐無能傳業者，乃詔曰：“方今宿生巨儒並各年高，教訓之道孰為其繼？其科郎吏高才解經義者三十人，從光禄勳隆、散騎常侍林、博士静分受四經三禮，主者具為設課試之法。”數年隆等皆卒，學者遂廢。
據上引史文可證明二事：一為自漢末亂後，魏世京邑太學博士傳授學業之制徒為具文，學術中心已不在京邑公立之學校矣。二為當東漢末中原紛亂，而能保持章句之儒業，講學著書，如周生烈、賈洪、薛夏、隗禧之流，俱關隴區域之人，則中原章句之儒業，自此之後已逐漸向西北移轉，其事深可注意也。
《晉書》捌陸《張軌傳》略云：
張軌，安定烏氏人。家世孝廉，以儒學顯，與同郡皇甫謐善。中書監張華與軌論經義及政事損益，甚器之。謂安定中正為蔽善抑才，乃美為之談以為二品之精。軌以時方多難，陰圖據河西，於是求為凉州，公卿亦舉軌才堪御遠，永寧初出為護羌校尉凉州刺史。於時鮮卑反叛，寇盜縱横，軌到官即討破之，遂威著西州，化行河右。以宋配、陰充、汜瑗、陰澹為股肱謀主，徵九郡冑子五百人，立學校，始置崇文祭酒，位視别駕，春秋行鄉射之禮。秘書監繆世徵、少府挚虞夜觀星象，相與言曰：“天下方亂，避難之國唯凉土耳。張凉州德量不恒，殆其人乎？”（軌）遣治中張閬送義兵五千及郡國秀孝貢計器甲方物歸於京師，令有司可推詳立州已來清貞德素、嘉遯遺榮、高才碩學、著述經史等具狀以聞，州中父老莫不相慶。太府參軍索輔言於軌曰：“古以金貝皮幣為貨，息穀帛量度之耗，二漢制五銖錢，通易不滯，泰治中河西荒廢，遂不用錢，裂匹以為段數，縑布既壞，市易又難，徒壞女工，不任衣用，弊之甚也。今中州雖亂，此方安全，宜復五銖，以濟通變之會。”軌納之，立制準布用錢，錢遂大行，人赖其利。[中略]天錫窘逼，降於（姚）萇等，自軌為凉州，至天錫，凡九世七十六年矣。（苻）堅大敗於淮肥，時天錫為苻融征南司馬，於陣歸國。天錫少有文才，流譽遠近，及歸朝甚被恩遇。
同書壹贰貳《吕光載記》略云：
吕光，略陽氐人也。（苻）堅既平山東，士馬强盛，遂有圖西域之志，乃授光使持節都督西討諸軍事，以討西域。龜茲王帛純拒光，光入其城，大饗將士，賦詩言志。見其宫室壯麗，命參軍京兆段業著龜茲宫賦以譏之。既平龜茲，有留焉之志，大饗文武，博議進止，眾咸請還，光從之。光入姑臧，自領凉州刺史、護羌校尉。張掖督郵傅曜考覈屬縣，而丘池令尹興殺之，投諸空井。曜見夢於光，光寤遣使覆之，如夢。光怒，殺興。著作郎段業以光未能揚清激濁，使賢愚殊貫，因療疾於天梯山，作表志詩、九歎、七諷十六篇以諷焉。光覽而悦之。
同書捌柒《凉武昭王傳》略云：
武昭王諱暠，字玄盛，隴西成紀人，姓李氏，世為西州右姓。高祖雍、曾祖柔仕晋並歷位郡守，祖弇仕張軌為武衛將軍安世亭侯；父昶早卒，遺腹生玄盛。少而好學，通涉經史，尤善文義。吕光末京兆段業自稱凉州牧，以敦煌太守趙郡孟敏為沙州刺史，署玄盛效穀令。敏尋卒，敦煌護軍馮翊郭謙等以玄盛有惠政，推為敦煌太守。及業僭稱凉王，進玄盛持節都督凉興已西諸軍事，鎮西將軍領護西夷校尉。隆安四年晋昌太守唐瑶移檄六郡，推玄盛為大都督大將軍凉公領秦凉二州牧護羌校尉。（玄盛）於南門外臨水起堂，名曰靖恭之堂，圖讚自古聖帝明王、忠臣孝子、烈士貞女，玄盛親為序頌，以明鑒戒之義，當時文武羣寮亦皆圖焉。又立泮宫，增高門學生五百人，起嘉納堂於後園，以圖讚所志。玄盛謂羣僚曰：“昔河右分崩，羣豪競起，吾以寡德，為眾賢所推，前遺雲騎東殄不庭，軍之所至，莫不賓下。惟蒙遜鴟跱一城，自張掖已東晋之遺黎為戎虜所制，吾將遷都酒泉，漸逼寇穴，諸君以為何如？”張邈贊成其議，遂遷居於酒泉。手令誡其諸子曰：“寮佐邑宿盡禮承敬，古今成敗不可不知，退朝之暇念觀典籍，面墙而立，不成人也。此郡世篤忠厚，人物敦雅，天下全盛時海内猶稱之，況復今日？”初苻堅建元之末，徙江漢之人萬餘户於敦煌，中州之人有田疇不闢者亦徒七千餘户。郭黁之寇武威，武威、張掖已東人西奔敦煌、晋昌者數千户。及玄盛東遷，皆徙之於酒泉，分南人五千户置會稽郡，中州人五千户置廣夏郡，餘萬三千户分置武威、武興、張掖三郡，築城於敦煌南子亭，以威南虜。玄盛既遷酒泉，乃敦勸稼穡。羣僚以年穀頻登，百姓樂業，請勒銘酒泉，玄盛許之。於是使儒林祭酒劉彦明為文，刻石頌德。玄盛上巳日讌於曲水，命羣聿僚賦詩，而親為之序。玄盛以緯世之量，當吕氏之末，為華雄所奉，遂啟霸圖，兵無血刃，坐定千里，謂張氏之業指期而成，河西十郡歲月而一。既而秃髮傉檀入據姑臧，沮渠蒙遜基宇稍廣，於是慨然著述志賦焉。先是河右不生楸槐柏漆，張駿之世取於秦隴而植之，終於皆死，而酒泉宫之西北隅有槐樹生焉，玄盛又著槐樹賦以寄情，蓋歎僻陋遐方立功非所也。亦命主簿梁中庸及劉彦明等並作文，感兵難繁興，時俗諠競，乃著大酒容賦以表恬豁之懷。與辛景、辛恭靖同志友善，景等歸晋，遇害江南，玄盛聞而弔之。玄盛前妻辛納女，貞順有婦儀，先卒，玄盛親為之誄。自餘詩賦數十篇。（中略）。玄盛以安帝隆安四年立，至宋少帝景平元年滅，據河右凡二十四年。
同書壹贰陸《秃髮烏孤載記》云：
秃髮鳥弧，河西鮮卑人也。
又同書同卷《禿髮利鹿孤载記》略云：
利鹿孤謂其羣下曰：“自負乘在位，三載於茲，務進賢彦而下猶蓄滯，二三君子其極言無諱”。祠部郎中史暠對曰：“今取士拔才必先弓馬，文章學藝為無用之條，非所以來遠人，垂不朽也。孔子曰：‘不學禮，無以立。’宜建學校，選耆德碩儒，以訓冑子。”利鹿孤善之，於是以田玄沖、趙誕為博士祭酒，以教冑子。
又同書同卷《秃髮傅檀載記》略云：
興遣其尚書韋宗來觀釁，宗還長安，言於興曰：“凉州雖殘弊之後，風化未頹，未可圖也。”（秃髮）烏孤以安帝隆安元年僭立，至傉檀三世，凡十九年，以安帝義熙十年滅。
同書壹貳玖《沮渠蒙遜载記》略云：
沮渠蒙遜，臨松盧水胡人也。博涉羣史，頗曉天文。隆安五年，梁中庸、房晷、田昂等推蒙遜為使持節大都督、凉州牧張掖公。以敦煌張穆博通經史，才藻清贍，擢拜中書侍郎，委以機密之任。蒙遜西祀金山，卑和虜率眾迎降，遂循海而西，至鹽池，祀西王母寺。寺中有玄石神圖，命其中書侍郎張穆賦焉，銘之於寺前，遂如金山而歸。蒙遜以安帝隆安元年自稱州牧，義熙八年僭立，後八年而宋氏受禪，以元嘉十年死，在偽位三十三年。子茂虔立六年為魏氏所擒，合三十九載而滅。
同書壹壹柒《姚興載記上》略云，
興徵凉州刺史王尚還長安，尚既到長安，坐匿吕氏宫人，擅殺逃人薄禾等，禁止南臺。凉州别駕宗敞，治中張穆，主薄邊憲、胡威等上疏理尚曰：“臣等生自西州，位忝吏端，主辱臣憂，故重繭披款，惟陛下亮之。”興覽之大悦，謂其黄門侍郎姚文祖曰：“卿知宗敞乎？”文祖曰：“與臣州里，西方之英雋。”興曰：“有表理王尚，文義甚佳，當王尚研思耳。”文祖曰：“尚在南臺禁止，不與賓客交通，敞寓於楊桓，非尚明矣。”興曰：“若爾，桓為措思乎？”文祖曰：“西方評敞甚重，優於楊桓，敞昔與吕超周旋，陛下試可問之。”興因謂超曰：“宗敞文才何如，可是誰輩？”超曰：“敞在西土時論甚美，方敞魏之陳徐，晋之潘陸。”即以表示超曰：“凉州小地，寧有此才乎？”超曰：“臣以敞餘文比之，未足稱多，但當問其文彩何如，不可以區宇格物。”興悅，赦尚之罪，以為尚書。
同書壹肆《地理志上》凉州條，略云：
漢置張掖、酒泉、敦煌、武威郡，其後又置金城郡，謂之河西五郡。（晋惠帝）永寧中，張軌為凉州刺史，鎮武威，上表請合秦雍流移人於姑臧西北，置武興郡。是時中原淪没，元帝徙居江左，軌乃控據河西，稱晋正朔，是為前凉。（張）天錫降於苻氏，其地旋為吕光所據。吕光都於姑臧，及吕隆降於姚興，其地三分。（凉）武昭王為西凉，建號於敦煌；秃髮烏孤為南凉，建號於樂都；沮渠蒙遜為北凉，建號於張掖；而分據河西五郡。
綜合上引史文，凡河西區域自西晉永寧至東晉末世，或劉宋初期，百有餘年間，其有關學術文化者亦可窥見一二。蓋張軌領凉州之後，河西秩序安定，經濟豐饒，既為中州人士避難之地，復是流民移徙之區，百餘年間紛争擾攘固所不免，但較之河北、山東屢經大亂者，略勝一籌。故託命河西之士庶猶可以蘇喘息長子孫，而世族學者自得保身傳代以延其家業也。又張軌、李暠皆漢族世家，其本身即以經學文藝著稱，故能設學校獎儒業，如敦煌之劉昞即注魏劉劭人物志者，魏晉間才性同異之學說尚得保存於此一隅，遂以流傳至今，斯其一例也（見《北平圖書館季刊》第贰卷第壹期湯用彤先生《讀劉劭人物志》論文，及一九三七年《清華學報》拙作《逍遥遊向郭義及支遁義探源》）。若其他割據之雄，段業則事功不成而文采特著，吕氏、禿髮、沮渠之徒俱非漢族，不好讀書，然仍能欣賞漢化，擢用士人，故河西區域受製於胡戎，而文化學術亦不因以淪替，宗敞之見賞於姚興，斯又其一例也。至於隴右即晉秦州之地，介於雍凉間者，既可受長安之文化，亦得接河西之安全，其能保存學術於荒亂之世，固無足異。故兹以隴右河西同類竝論，自無不可也。
既明乎此，然後可以解釋隴右、河西之文化與北魏初期即太武時代中原漢族之文化，及北魏後期即孝文、宣武時代中原漢族文化遞嬗同異之關係，請略引舊史以證之（參考《通鑑》壹贰叁一宋紀元嘉十六年十二月魏主猶以妹壻待沮渠牧犍條）。
《魏書》伍貳以趙逸等十二人為一卷，《北史》叁肆於趙逸等十二人外復加以游雅、高閭，又别取《魏書》玖壹《術藝傳》之江式合為一卷，寅恪以為游雅、高閭二人非秦凉學者，可不列入；至江式則亦源出河西，與趙逸等併為一卷，體例甚合。故茲節錄《魏書》、《北史》趙逸等十二人傳及江式傳，又《魏書、北史•程駿傳》，《宋書、南史•杜驥傳》，並取《魏書》、《北史》所載崔浩、李沖、李韶、常爽、常景、源懷等事蹟關涉河西人士文化學術者於下，以資論證（又《魏書》、《北史》之《袁式傳》雖與河西無涉，但北魏之“外國遠方名士”舆崔浩有關，故亦節取傳文，附於後焉）。
《魏書》伍貳《趙逸傳》（《北史》叁肆《趙逸傳》同）略云：
    趙逸，天水人也。好學夙成，仕姚興歷中書侍郎，為興將齊難軍司，征赫連屈丐，難敗，為屈丐所虜，拜著作郎。世祖平統萬，見逸所著，曰：“此豎無道，安得為此言乎？作者誰也，其速推之。”司徒崔浩進曰：“彼之謬述，亦猶子雲之美新，皇王之道固宜容之。”世祖乃止，拜中書侍郎。神■二年三月上巳帝聿白虎殿，命百寮賦詩，逸製詩序，時為稱善久之。性好墳典，白首彌勤，年蝓七十，手不釋卷。凡所著述，詩賦銘頌五十餘篇。
同書同卷《胡方回傳》（《北史》叁肆《胡方回傳》同）略云：
胡方回，安定臨涇人。方回赫連屈丐中書侍郎，涉獵史籍，辭彩可觀，為屈丐統萬城銘、蛇祠碑諸文頗行於世。世祖破赫連昌，方回入國。雅有才尚，未為時所知也。後為北鎮司馬，為鎮修表，有所稱慶，世祖覽之嗟美，問誰所作。既知方回，召為中書博士，遷侍郎。與游雅等改定律例，司徒崔浩及當時朝賢並愛重之。
同書同卷《胡叟傳》（《北史》叁肆《胡叟傅》同）略云：
胡叟，安定臨涇人也。世有冠冕，為西夏著姓。西入沮渠牧犍，遇之不重，叟乃為詩示所知廣平程伯達，其略曰：“望衛惋祝蛇，眄楚悼靈均。”伯達見詩曰：“凉州雖地居戎域，然自張氏以來，號有華風，今則憲章無虧，昌祝蛇之有也？”叟曰：“吾之擇木，夙在大魏，與子暫違，非久闊也。”歲餘牧犍破降，叟既先歸國，朝廷以其識機拜虎威將軍，賜爵復始男。高宗時召叟及（金城宗）舒並使作檄劉駿蠕蠕文，舒文劣於叟。（廣寧常）順陽數子稟叟獎示，頗涉文流。（高）閭作宣命賦，叟為之序。
同書同卷《宋繇傅》（《北史》叁肆《宋繇傳》同）略云：
宋繇，敦煌人也。曾祖配、祖悌世仕張軌子孫，父僚張玄靓龍骧將軍武興太守。（繇）隨（張）彦至酒泉，追師求學，閉室誦書，晝夜不倦，博通經史，諸子羣言，靡不覽綜。吕光時舉秀才，除郎中，後奔段業，業拜繇中散常侍。西奔李暠，歷位通顯。雅好儒學，雖在兵難之間講誦不廢。每聞儒士在門，常倒屣出迎，停寢政事，引談經籍。沮渠蒙遜平酒泉，於繇室得書數千卷，歎曰：“孤不喜剋李歆，欣得宋繇耳。”拜尚書吏部郎中，委以銓衡之任。蒙遜之將死也，以子委託之。世祖並凉州，從牧犍至京師，卒。
同書同卷《張湛傳》（《北史》叁肆《張湛傳》同）略云：
張湛，敦煌人，魏執金吾恭九世孫也。湛弱冠知名凉土，好學能屬文。仕沮渠蒙遜，凉州平，入國，年五十餘矣。司徒崔浩識而禮之，浩注易，叙曰：“國家西平河右，敦煌張湛、金城宗欽、武威段承根三人皆儒者，並有儁才，見稱於西州，每與余論易，余以左氏傳卦解之，遂相勸為注，故因退朝之餘暇而為之解焉。”其見稱如此。湛至京師，家貧不粒，浩常給其衣食，薦為中書侍郎。湛知浩必敗，固辭，每贈浩詩頌，多箴規之言。浩亦欽敬其志，每常報答，極推崇之美[此三十八字北史文]。及浩被誅，湛懼，悉燒之。兄懷義，崔浩禮之與湛等[此七字北史文]。
同書同卷《宗欽傳》（《北史》叁肆《宗欽傳》同）略云：
宗欽，金城人也。父燮，吕光太常卿。欽少而好學，有儒者之風，博綜羣言，聲著河右。仕沮渠蒙遜，為中書侍郎、世子洗馬。欽上東宫侍臣箴。世祖入凉州，入國，拜著作郎。與高允書贈詩，允答書並詩，甚相褒美[此十五字北史文]。崔浩之誅也，欽亦賜死。欽在河西撰蒙遜記十卷，無足可稱。
同書同卷《段承根傳》（《北史》叁肆《段承根傳》同）略云：
段承根，武威姑臧人。父暉，乞伏熾磐以暉為輔國大將軍凉州刺史御史大夫。磐子暮末襲位，暉父子奔吐谷渾暮璝。暮璝内附，暉與承根歸國，世祖素聞其名，頗重之，以為上客。後暉從世祖至長安，有人告暉欲南奔，世祖密遣視之，果如告者之言，斬之於市。承根好學，機辯有文思，而性行疏薄，有始無終。司徒崔浩見而奇之，以為才堪著述，言之世祖，請為著作郎，引與同事。世咸重其文而薄其行，甚為敦煌公李寶所敬待。浩誅，承根與宗欽俱死。
同書同卷《闕駟傳》（《北史》叁肆《闞駟傳》同）略云：
    闞驷，敦煌人也。祖惊有名於西土，父玖為一時秀士。駟博通經傳，三史羣言，經目則誦。注王朗易傳，學者藉以通經，撰十三州志行於世。（沮渠）蒙遜甚重之，拜秘書考課郎中，給文吏三十人，典校經籍，刊定諸子三千餘卷。姑臧平，樂平王丕鎮凉州，引為從事中郎。王薨之後還京師，卒，無後。
同書同卷《劉昞傳》（《北史》叁肆《劉延明傳》同）略云：
劉昞，宇延明，敦煌人也。父寶以儒學稱。昞年十四就博士郭瑀學，瑀遂以女妻之。後隱居酒泉，不應州郡之命，弟子受業者五百餘人。李暠徵為儒林祭酒從事中郎。暠好尚文典，書史穿落者親自補治，昞時侍側，前請代暠，暠曰：“躬自執者，欲人重此典籍，吾與卿相值，何異孔明之會玄德！”遷撫夷護車，雖有政務，手不釋卷。昞以三史文繁，著略記百三十篇八十四卷。凉書十卷，敦煌實錄二十卷，方言三卷，靖恭堂銘一卷，注周易、韓子、人物志、黄石公三略，並行於世。（沮渠）蒙遜平酒泉，拜祕書郎，專管注記。築陸沈觀於西苑，躬往禮焉，號玄處先生，學徒數百，月致羊酒。牧犍尊為國師，親自致拜，命官屬以下皆北面受業焉。時同郡索敞、陰興為助教，並以文學見舉，每巾衣而入。世祖平凉州，士民東遷，夙聞其名，拜樂平王從事中郎。世祖詔諸年七十以上聽留本鄉，一子扶養，昞時老矣，在姑臧歲餘，思鄉而返，至凉州西四百里韭谷窟，遇疾而卒。昞六子，次仲禮留鄉里。太和十四年尚書李沖奏：“昞河右碩儒，今子孫沈屈，未有禄潤，賢者子孫宜蒙顯異。”於是除其一子為郢州雲陽令。正光三年太保崔光奏曰：“故樂平王從事中郎敦煌劉昞著業凉城，遺文在兹，篇籍之美頗足可觀。維祖逮孫相去未遠，而令久淪皁隸，不獲收異，儒學之士所為竊歎，乞敕尚書推檢所屬，甄免碎役。”四年六月詔曰：“昞德冠前世，蔚為儒宗，太保啟陳，深合勸善，其孫等三家特可聽免！”河西人以為榮。
同書同卷《趙柔傳》（《北史》叁肆《趙柔傳》同）略云：
趙柔，金城人也。少以德行才學知名河右，沮渠牧犍時為金部郎。世祖平凉州，内徙京師。高宗踐阼，拜著作郎。
同書同卷《索敞傳》（《北史》叁肆《索敞傳》同）略云：
索敞，敦煌人。為劉昞助教，專心經籍，盡能傳昞之業。凉州平，入國，以儒學見拔為中書博士。篤勤訓授，肅而有禮。京師大族貴遊子弟皆敬憚威嚴，多所成益，前後顯達位至尚書牧守者數十人，皆授業於敞。敞遂講授十餘年。敞以喪服散在羣篇，遂撰比為喪服要記。
同書同卷《陰仲達》傳（《北史》叁肆《段承根傳》附陰仲達事蹟）略云：
陰仲達，武威姑臧人，少以文學知名。世祖平凉州，内徙代都。司徒崔浩啟仲達與段承根一百，二人俱凉土才華。同修國史，除祕書著作郎，卒。
同書《術藝傳•江式傳》（《北史》叁肆《江式傳》同）略云：
江式，陳留濟陽人也。六世祖瓊晋馮翊太守，善蟲篆詁訓。永嘉大亂，棄官西投張軌，子孫因居凉土，世傳家業。祖强字文威，太延五年凉州平，内徙代京，上書三十餘法，又獻經史諸子千餘卷，由是擢拜中書博士。父紹興，高允奏為秘書郎，掌國史二十餘年。式少傳家學，除符節令，以書文昭太后尊號謐册特除奉朝請，仍符節令，篆體尤工，洛京宫殿諸門板題皆式書也。延昌三年三月式上表曰：“臣六世祖瓊，家世陳留，往晋之初，與從父兄應元，俱受學於衛覬，古篆之法，倉雅方言說文之誼，當時並收善譽。而祖官至太子洗馬，出為馮翊郡，值洛陽之亂，避地河西，數世傳習，斯業所以不墜也。世祖太延中，皇威西被，牧犍内附，臣亡祖文威杖策歸國，奉獻五世傳掌之書，古篆八體之法，時蒙褒錄，叙列於儒林，官班文省，家號世業。暨臣闇短，漸漬家風，參預史宫，題篆宫禁，是以敢藉六世之資，奉遵祖考之訓，輒求撰集古來文字，以許慎說文為主，爰採孔氏尚書、五經音注、籀篇、爾雅、三倉、凡將、方言、通俗文、祖文宗、埤倉、廣雅、古今字詁、三字石經、字林、頡集、諸賦文字有六書之誼者，皆以次編聯，文無復重，糾為一部。其古籀奇惑俗隸諸體，咸使班於篆下，各有區别，訓詁假借之誼，僉隨文而解。音讀楚夏之聲，並逐字而注。其所不知者，則闕如也。”詔曰：“可如所請。”於是撰集字書，號曰古今文字凡四十卷，大體依許氏說文為本，上篆下隸，其書竟未能成。
同書陸拾《程駿傳》（《北史》肆拾《程駿傳》略同）略云：
程駿，本廣平曲安人也。六世祖良晋都水使者，坐事流於凉州，祖父肇，吕光民部尚書。駿少孤貧，師事劉昞，性機敏好學，晝夜無倦。駿謂昞曰：“今世名教之儒咸謂老莊其言虚誕，不切實要，弗可以經世，駿意以為不然，老子著抱一之言，莊生申性本之旨，若斯者可謂至順矣。人若乖一，則煩偽生，爽性則沖真喪。”昞曰：“卿年尚稚，言若老成矣。”由是聲譽益播，沮渠牧犍擢為東宫侍講。太延五年，世祖平凉，遷於京師，為司徒崔浩所知。文成踐阼，拜著作佐郎，未幾遷著作郎。顯祖屢引駿與論易老之義，顧謂羣臣曰：“朕與此人言，意甚開暢。”拜祕書令，沙門法秀謀反伏誅，駿上慶國頌十六章，並序巡狩甘雨之德焉。又奏得一頌，始於固業，終於無為十篇。太和九年卒，所制文筆自有集錄，弟子靈虬。
《北史》貳壹《崔宏傳附崔浩傳》云：
浩有鑒識，以人倫為己任。明元太武之世，徵海内賢才，起自仄陋及所得外國遠方名士，拔而用之，皆浩之力也[寅恪案：魏書叁伍崔浩傳無此節]。至於禮樂憲章皆宗於浩。
《魏書》伍叁《李冲傳》（《北史》壹百《序傳》同）略云：
辛沖，隴西人，敦煌公寶少子也。顯祖末為中書學生，高祖初以例遷祕書中散，典禁中文事，以修整敏惠，漸見寵待，遷内祕書令南部給事中。舊無三長，惟立宗土督護，所以民多隱冒，五十三十家方為一户，沖以三正治民，所由來遠，於是創三長之制而上之。文明太后覽而稱善，遂立三長，公私便之。遷中書令，尋轉南部尚書。沖為文明太后所幸，恩寵日盛，賞賜月至數十萬，密致珍寶異物以充其第，外人莫得而知焉。沖家素清貧，於是始為富室，而謙以自牧，積而能散，近自姻族，逮於鄉閭，莫不分及，虚已接物，垂念羈寒，衰舊淪屈由之躋叙者亦以多矣。是時循舊王公重臣皆呼其名，高祖常謂沖為中書而不名之。文明太后崩後，高祖居喪，引見接待有加。及議禮儀律令，潤飾辭旨，刊定輕重，高祖雖自下筆，無不訪決焉。於是天下翕然，及殊方聽望咸宗奇之。高祖亦深相仗信，親敬孺甚，君臣之間，情義莫二。及改置百司，開建五等，以沖參定典式，封榮陽郡開國侯，拜廷尉卿，尋遷侍中吏部尚書。詔曰：“明堂太廟已成於昔年，將以今春營改正殿，尚書沖可領將作大匠，司空長樂公（穆）亮可與大匠共監興繕。”定都洛陽以沖為鎮南將軍，委以營構之任，遷為尚書僕射。沖機敏有巧思，北京明堂圜丘太廟及洛都初基，安處郊兆，新起堂寢，皆資於沖。旦理文簿，兼營匠制，几案盈積，剞劂在手，終不勞厭也。然顯貴門族，務益六姻，是其親者，雖復癡聾，無不超越官次。沖卒，高祖為舉喪於懸觚，發聲悲泣，不能自勝。詔曰：“太和之始早委機密，鴻漸濃洛，升冠端右，可謂國之賢也，朝之望也。”贈司空公，有司奏謐曰文穆，葬於覆舟山，近杜預冢，高祖之意也。後車駕自鄴還洛，路經沖墓，高祖卧疾，望墳掩泣久之，詔曰：“可遣太牢之祭，以申吾懷。”與留京百官相見，皆叙沖亡没之故，言及流涕。高祖留臺啟知沖患狀，謂宋弁曰：“僕射執我樞衡，總釐朝務，朕委以台司之寄，使我出境無後顧之憂，一朝忽有此患，朕甚愴慨。”其相痛階如此。
同書叁玖《李寶傳》（《北史》壹百《李寶傳》同）略云：
    寶有六子：承、茂、輔、佐、公業、沖。
（承）長子韶，延興中補中書學生，襲爵姑臧侯，除儀曹令。時修改車服及羽儀制度，皆令韶典焉。高祖將創建都之計，詔引侍臣訪以古事。韶對洛陽九鼎舊所，七百攸基，地則土中，實均朝貢，惟王建國莫尚於此，高祖稱善。起兼將作大匠，敕參定朝儀。
同書捌肆《儒林傳•常爽傳》（《北史》肆貳《常爽傳》同）略云：
常爽，河内温人，魏太常林六世孫也。祖珍，苻堅南安太守，因世亂遂居凉州；父坦，乞伏世鎮遠將軍大夏鎮將顯美侯。（爽）篤志好學，博聞强識，明習緯候，五經百家多所研綜，州郡禮命皆不就。世祖西征凉土，爽與兄仕國歸欵軍門，世祖嘉之，賜仕國爵五品顯美男，爽為六品，拜宣威將軍。是時戎車屢駕，征伐為事，貴游子弟，未遑學術，爽置館温水之右，教授門徒七百餘人，京師學業翕然復興。爽立訓甚有勸罰之科，弟子事之若嚴君焉。尚書左僕射元贊、平原太守司馬貞安、著作郎程靈虬皆是爽教所就，崔浩、高允並稱爽之嚴教，獎勵有方。允曰：“文翁柔勝，先生剛克，立教雖殊，成人一也。”其為通識歎服如此。因教授之暇，述六經略注以廣制作，甚有條貫，其略注行於世。爽不事王侯，獨守閑静，講肄經典二十餘年，時人號為儒林先生，年六十三卒於家。子文通歷官至鎮西司馬南天水太守西翼校尉。文通子景别有傳。
同書捌貳《常景傳》（《北史》肆貳《常景傳》同）略云：
景少聰敏，及長有才思，雅好文章，廷尉公孫良舉為律學博士，高祖親得其名，既而用之。後為門下錄事太常博士。正始初，詔尚書門下於金墉中書外省考論律令，勑景參議。先是太常劉芳與景等撰朝令，未及班行，别典儀注，多所草創，未成，芳卒，景纂成其事。及世宗崩，詔景（自長安）赴京，還修儀注，又勑撰太和之後朝儀已施行者，凡五十餘卷。永熙二年監議事[寅恪案：徐崇《補南北史藝文志》魏五禮條云疑監議下脱去“五禮”二字]。
《隋書》叁叁《經籍志》史部儀注類載：
《後魏儀注》五十卷。
《舊唐書》肆陸《經籍志》史部儀注類載：
《後魏儀注》三[寅恪案：三疑五之誤]十二卷，常景撰。
《新唐書》伍捌《藝文志》儀注類載：
常景《後魏儀注》五十卷。
《魏書》肆壹《源賀傳》（《北史》贰捌《源賀傳》同）略云：
源賀，自署河西王秃髮傉檀之子也。傉檀為乞伏熾盤所滅，贺自樂都來奔，世祖素聞其名，謂賀曰：“卿與朕源同，因事分姓，今可為源氏。”長子延，延弟思禮後賜名懷，遷尚書令，參議律令。
《北史》貳捌《源賀傳附玄孫師傅》（參考《北齊書》伍拾《恩倖傳•高阿那肱傳》，又《隋書》陸陸《源師傳》删略“漢兒”語殊失其真）略云：
師少知名，仕齊為尚書左外兵郎中，又攝祠部。後屬孟夏，以龍見請雩。時高阿那肱為錄尚書事，謂為真龍出見，大驚喜，問龍所在，云作何顏色。師整容云：“此是龍星初見，依禮當雩祭郊壇，非謂真龍别有所降。”阿那肱忿然作色曰：“漢兒多事，强知星宿，祭事不行。”師出歎曰：“國家大事，在祀與戎，禮既廢也，其能久乎？齊亡無日矣。”尋周武平齊。
《通鑑》壹柒壹《陳紀》太建五年夏四月載此事，胡注云：
諸源本出於鮮卑秃髮，高氏生長於鲜卑，自命為鮮卑，未嘗以為諱，鮮卑遂自謂貴種，率謂華人為漢兒，率侮詬之。諸源世仕魏朝貴顯，習知典禮，遂有雩祭之請，冀以取重，乃以取詬。通鑑詳書之，又一唧也。
同書壹贰叁《宋紀》元嘉十六年十二月，凉州自張氏以來號為多士條，胡注云：
永嘉之亂，中州之人士避地河西，張氏禮而用之。子孫相承，衣冠不墜，故凉州號為多士。
《宋書》陸伍《杜驥傳》（《南史》柒拾《循吏傳•杜骥傳》同）略云：
杜驥，京兆杜陵人也。高祖預晋征南將軍，曾祖耽避地河西，因仕張氏，苻堅平凉州，父祖始還關中。兄坦頗涉史傳，高祖征長安席卷隨從南還，太祖元嘉中任遇甚厚。晚度北人朝廷常以傖荒遇之，雖復人才可施，每為清途所隔，坦以此慨然，嘗與太祖言曰：“臣本中華高族，亡曾祖晋氏喪亂播遷凉土，世業相承，不殒其舊，直以南度不早，便以荒傖賜隔。”[寅恪案：杜坦所言，亦可與晋書捌肆楊佺期傳參證。]
《魏書》叁捌《袁式傳》（《北史》贰柒《袁式傳》同）略云：
袁式，陳郡陽夏人。父淵司馬昌明侍中。式在南歷武陵王遵諮議參軍，與司馬文思等歸姚興。泰常二年歸國，為上客，賜爵陽夏子。與司徒崔浩一面便盡國士之交。是時朝儀典章悉出於浩，浩以式博於古事，每所草創，恒顧訪之。式沈靖樂道，周覽書傳，至於訓詁倉雅偏所留懷，作字釋未就。
寅恪案：《崔浩傳》所謂外國遠方名士，當即指河西諸學者或袁式而言。其以《左傳》卦解《易》，張湛、宗欽、段承根俱主其說，實為漢儒舊誼，今日得尚秉和先生《易林解詁》一書，愈可證明者也。蓋當日中原古誼，久已失傳，崔浩之解，或出其家學之僅存者，然在河西則遺說猶在，其地學者，類能言之。此浩所以喜其與家學冥會，而於河西學者所以特多薦拔之故歟 ？劉昞之注人物志，乃承曹魏才性之說者，此亦當日中州絕響之談也。若非河西保存其說，則今日亦無以窺見其一斑矣。程駿與劉昞之言，乃周孔名教舆老莊自然合一之論，此說為晉代清談之焦點，王阮之問答（《世說新語•文學篇》阮宣子有令問條，以為阮脩答王衍之言，《晉書》肆玖《阮瞻傳》則以為阮瞻對王戎之語，其他史料關於此者亦有歧異，初視之似難定其是非。其實此問若乃代表當時通性之真實，其個性之真實雖難確定，然不足致疑也。又此問題當時有實際政治及社會之關係，不僅限於玄談理論，寅恪别有文考之，茲不詳論），所謂“將無同”三語，即實同之意，乃此問題之结論，而袁宏《後漢紀》之議論，多為此問題之詳釋也（《後漢紀》贰贰延嘉九年及貳叁建寧二年之所論乃其最顯著者，其餘散見諸卷，不可悉舉）。自晉室南渡之後，遇江名士尚能沿述西朝舊說，而中原舊壤久已不聞此論，斯又河西一隅之地尚能保存典午中朝遺說之一證也。至李沖者，西凉李暠之曾孫，雖以得幸文明太后遂致貴顯，然孝文既非庸闇之主，且為酷慕漢化之君，其付沖以端揆重任，凡制定禮儀律令，及營建都邑宫廟諸役，以及其他有關變革夷風摹擬漢化之事，無不使沖參決監令者，蓋幾以待王肃者待沖，則沖之為人必非庸碌凡流，實能保持其河西家世遺傳之舊學無疑也。魏初宗主督護之制（參考《魏書》壹壹拾《食貨志》），蓋與道武時離散部落為編户一事有關，實本胡部之遺蹟（參考《魏書》壹壹叁《氏族志》，及《北史》捌拾《外戚傳•賀訥傳》、玖捌《高車傳》等，茲不詳論。《魏書•賀訥傳》、《高車傳》皆取之《北史》），不僅普通豪族之兼併已也。李沖請改宗主督護制為三長制，亦用夏變夷之政策，為北魏漢化歷程之一重要階段，其事發於李沖，豈偶然哉！又史言沖以過於篤厚親舊見譏，如《北史》壹陸《廣陽王建附深[淵]傳》所言：
深[淵]上書曰：“及太和在歷，僕射李沖當官任事，凉州土人悉免厮役，豐沛舊門仍防邊戍。”
當即指上引劉昞傳中李沖請褒顯劉昞子孫之類而言，但太和以後正光之時，崔光復請免昞孫碎役。夫光為由南入北之漢族世家，與凉州人士绝無關涉，太和之後李沖久死，光之請免役，自由於愛慕河西漢族文化所致，而元淵之所謂豐沛舊門即指六鎮鮮卑及胡化漢人，豈可與之並論乎？又李韶者，寶之嫡孫，沖之猶子也。孝文帝用夏變夷改革車服羽儀諸制度，悉令韶典之，則韶亦能傳其河西家世之學無疑。又遷都洛陽乃北魏漢化政策中一大關鍵，當日鮮卑舊人均表反對，韶既顯贊其謀，沖又卒成其事，遷洛之役，李氏父子始終參預，然則竟謂北魏遷洛舆河西文化有關，亦無不可也，其詳當於後論都城建築節中述之。常爽出自凉州世族，而為北魏初大師，代京學業之興，實由其力，其見重於崔浩、高允諸人，固其宜矣。常景為太和以後禮樂典章之宗主，河西文化於北朝影響之深鉅，此亦一例證也。源氏雖出河西戎類，然其家世深染漢化，源懷之參議律令尤可注意，觀高阿那肱之斥源師為漢兒一事，可證北朝胡漢之分，不在種族，而在文化，其事彰彰甚明，實為論史之關要，故略附著鄙意於此，當詳悉别論之。若胡梅磵所言，尚不足以盡此問題也。至江式請撰古今文字表中所述，其家自西晉以來避亂凉州，文字之學，歷世相傅不墜諸事實，足知當日學術中心在家族而不在學校，凉州一隅，其秩序較中原為安全，故其所保存者亦較中原為多。此不獨江氏一族文字之學如是，即前引秦凉學者及杜驥諸傳所載，其家世之學亦無不與江氏相同。由此言之，秦凉諸州西北一隅之地，其文化上續漢、魏、西晉之學風，下開（北）魏、（北）齊、隋、唐之制度，承前啟後，繼绝扶衰，五百年間延綿一脈，然後始知北朝文化系統之中，其由江左發展變遷輸入者之外，尚别有漢、魏、西晉之河西遺傳。但其本身性質及後來影響，昔賢多未措念，寅恪不自揣謭陋，草此短篇，藉以唤起今世學者之注意也。
又北魏之取凉州，士人年老者如劉昞之流，始聽其一子留鄉里侍養，似河西文化當亦隨之而衰歇。但其鄰近地域若關隴之區，既承繼姚秦之文化，復享受北魏長期之治安，其士族家世相傳之學術必未盡淪廢，故西北一隅偏塞之區，值周隋兩朝開創之際，終有蘇氏父子及牛辛諸賢者，以其舊學，出佐興王，卒能再傳而成楊隋一代之制，以傳之有唐，頗與北魏河西學者及南朝舊族俱以其鄉土家世之學術助長北魏之文化，凝鑄混和，而成高齊一代之制度，為北朝最美備之結果以傳於隋唐者，甚相類也。至其例證，非本章所能盡具，當於論職官、刑律諸章更詳言之。
上文已將隋唐制度三源中之（西）魏、周一源及南朝河西文化之影響約略述之矣。兹於（北）魏、（北）齊一源之中，除去關涉南朝及河西文化者不重複論述外，專就元魏孝文以後，迄於高齊之末，洛陽鄴都文化之影響於隋唐制度者考證之。
夫拓跋部族自道武帝入居中原，逐漸漢化，至孝文帝遷都洛陽後，其漢化之程度雖較前愈深，然孝文之所施為，實亦不過代表此歷代進行之途徑，益加速加甚而已。在孝文同時，其鮮卑舊族如穆泰等（見《魏書》貳柒、《北史》貳拾《穆崇傳》）其對於漢化政策固不同意，即孝文親子如廢太子恂（見《魏書》貳貳、《北史》壹玖《廢太子恂傳》）亦“謀召牧馬，輕騎奔代”，則鮮卑族對漢化政策反抗力之强大，略可窺見，因以愈知孝文之假辭南侵，遂成遷都之計者（見《魏書》伍叁《李沖傳》、《北史》壹百《序傳》），誠為不得已也。故自宣武以後，洛陽之漢化愈深，而腐化乃愈甚，其同時之代北六鎮保守胡化亦愈固，即反抗洛陽之漢化腐化力因隨之而益强，故魏末六鎮之亂，雖有諸原因，如饑饉虐政及府户待遇不平之類，然間接促成武泰元年四月十三日爾朱榮河陰之大屠殺實胡族對漢化政策有意無意中之一大表示，非僅爾朱榮、費穆等一時之權略所致也（見《魏書》柒肆、《北史》肆捌《爾朱榮傳》及《洛陽伽藍記》壹永寧寺像）。其後高歡得六鎮流民之大部，賀拔岳、宇文泰得其少數（見《北齊書》壹《神武紀》、《北史》陸《齊本紀》、《隋書》贰肆《食貨志》等），東西兩國俱以六鎮流民創業，初自表面觀察，可謂魏孝文遷都洛陽以後之漢化政策遭一大打擊，而逆轉為胡化，誠北朝政治社會之一大變也。
雖然，高歡本身，生於六鎮，極度胡化，其渤海世系即使依託，亦因以與當日代表漢化之山東士族如渤海之高氏、封氏及清河博陵之崔氏等不得不發生關係（見《北齊書》貳壹《高乾、封隆之傳》，《北史》叁叁《高允傳》、贰肆《封懿傳》；《北齊書》貳叁《崔悛傳》，《北史》贰肆《崔逞傳》；《北齊書》叁拾《崔暹傳》，《北史》叁貳《崔挺傳》，《北齊書》叁玖《崔季舒傳》，《北史》叁貳《崔挺傳》，《北齊書》叁拾《高德政傳》，《北史》叁壹《高允傳》等）。
其子登尤為漢化，據《北齊書》叁《文襄紀》（《北史》陸《齊本紀》同）云：
元象元年攝吏部尚書。魏自崔亮以後選人常以年劳為制，文襄乃釐改前式，銓擢唯在得人，又沙汰尚書郎，妙選人地以充之。至於才名之士咸被薦擢，假有未居顯位者，皆致之門下，以為賓客，每山園游燕，必見招攜，執射賦詩，各盡其所長，以為娱適。
夫當時所謂“妙選人地”，即“選用漢化士族”之意義，故高氏父子既執魏政，楊（愔）、王（昕及晞）既因才幹柄用，而邢（邵）、魏（收）亦以文采收錄（見《北齊書》叁肆《楊愔傳》，《北史》肆壹《楊播傳》；《北齊書》叁壹《王昕傳》，《北史》贰肆《王憲傳》；《北齊書》叁陸《邢邵傳》，《北史》肆叁《邢巒傳》；《北齊書》叁柒《魏收傳》，《北史》伍陸《魏收傳》）。洛陽文物人才雖經契胡之殘毁，其遺燼再由高氏父子之收掇，更得以恢復熾盛於鄴都。魏孝文以來，文化之正統仍在山東，遥與江左南朝並為衣冠禮樂之所萃，故宇文泰所不得不深相畏忌，而舆蘇綽之徒别以關隴為文化本位，虚飾周官舊文以適鮮卑野俗，非驢非馬，藉用欺籠一時之人心，所以至其子（武帝）併齊之後，成陵之鬼餒，而開國制度已漸為仇雠敵國之所染化（見下章論職官、刑律、兵制諸書）。然則當日山東鄴都文化势力之廣大可以推知也。
《隋書》貳《高祖紀下》仁壽二年十月己丑詔書所命修撰五禮之薛道衡、王劭及與制禮有關之人如裴矩、劉焯、劉炫、李百藥等，其本身或家世皆出自北齊，以廣義言，俱可謂之齊人也。兹節引史傳證之如下：
《隋書》伍柒《薛道衡傳》（《北史》叁陸《薛辯傳》同）略云：
薛道衡，河東汾陰人也。（齊後主）武平初詔與諸儒修定五禮，除尚書左外兵郎。待詔文林館，與范陽盧思道、安平李德林齊名友善。復以本官直中書省，尋拜中書侍郎。後主之時漸見親用，頗有附會之譏，後與斛律孝卿參預政事。及齊亡，周武引為御史二命士，後歸鄉里。高祖作相，從元帥梁睿擊王謙，攝陵州刺史。高祖受禪，坐事除名。河間王弘北征突厥，召典軍書，還除内史舍人。除吏部侍郎，坐黨蘇威除名，配防嶺表。尋有詔徵還，直内史省，後數歲授内史侍郎。
寅恪案：道衡家世本出北齊，其本身於北齊又修定五禮，參預政事，及齊亡歷周入隋，復久當樞要，隋文命其修定隋禮，自為適宜，而道衡依其舊習，効力新朝，史言隋禮之修“悉用東齊儀注以為準”，自所當然也。
《隋書》陸玖《王劭傳》（《北史》叁伍《王慧龍傳》同）略云：
王劭，太原晋陽人也。父松年齊通直散騎侍郎。齊尚書僕射魏收辟（劭）參開府軍事，累遷太子舍人，待詔文林館，後遷中書舍人。齊滅入周，不得調，高祖受禪，授著作佐郎。
《北史》叁捌《裴佗附矩傳》（《隋書》陸柒《裴矩傳》略同）略云：
裴佗字元化，河東聞喜人也。六世祖詵仕晋，位太常卿，因晋亂，避地凉州，苻堅平河西，東歸，因居解縣，世以文學顯[寅恪案：此亦河西文化世家也]。（孫）矩仕齊為高平王文學，齊亡不得調。隋文帝為定州總管，補記室，甚親近之，以母憂去職。及帝作相，遣使馳召之，參相府記室事。受禪，遷給事郎，奏舍人事，除户部侍郎，遷内史侍郎。上以啟人可汗初附，令矩撫慰之，還為尚書左丞。其年[仁壽二年]文獻皇后崩，太常舊無儀注，矩與牛弘、李百藥[《隋書•裴矩傳》不載李百藥名]等。
據齊禮參定[此條大部前已徵引，並附論證，見上文]。
《隋書》柒伍《儒林傳•劉焯傳》（《北史》捌贰《儒林傳下•劉焯傳》同）略云：
劉焯，信都昌亭人也。父洽郡功曹。少與河間劉炫結盟為友，以儒學知名，為州博士，舉秀才，射策甲科，與著作郎王劭同修國史，兼參議律曆。劉炫聰明博學，名亞於焯，故時人稱二劉焉。天下名儒後進質疑受業，不遠千里而至者，不可勝數。論者以為數百年已來博學通儒無能出其右者，焯又與諸儒修定禮律。
同書同卷《劉炫傳》（《北史》捌貳《儒林傳•劉炫傳》同）略云：
劉炫，河間景城人也。少以聰敏見稱，與信都劉焯閉户讀書，十年不出。周武帝平齊，瀛州刺史宇文亢引為户曹從事，後奉勅與著作郎王劭同修國史，又與諸術者修天文律曆，又與諸儒修定五禮，授旅騎尉。吏部尚書牛弘建議，以為禮諸侯絕旁期，大夫降一等，今之上柱國雖不同古諸侯，比大夫可也，官在第二品宜降旁親一等，議者多以為然。炫駮之曰：“古之仕者宗一人而已，庶子不得進，由是先王重適，其宗子有分禄之義，族人與宗子雖疏遠，猶服縗三月，良由受其恩也。今之仕者位以才升，不限適庶，與古既異，何降之有？”遂寢其事。煬帝即位，牛弘引炫修律令。高祖之世以刀筆吏類多小人，年久長姦，勢使然也，又以風俗陵遲，婦人無節，於是立格，州縣佐吏三年而代之，九品妻無得再醮。炫著論以為不可，弘竟從之。諸郡置學官及流外給庫皆發於炫。
同書肆貳《李德林傳》（《北史》柒贰《李德林傳》同）略云：
李德林，博陵安平人也。齊主留情文雅，召入文林館，又令與黄門侍郎颜之推同判文林館事。及周武帝克齊，入鄴之日勅小司馬唐道和就宅宣旨慰喻云：“平齊之利，唯在於爾，朕本畏爾，逐齊主東走，今聞猶在，大以慰懷，宜即入相見。”道和引之入内，遣内史宇文昂訪問齊朝俗風政教人物善惡，即留内省，三宿乃歸，仍遣從駕，至長安，授内史上士，自此以後詔誥格式及用山東人物一以委之。開皇元年勅令與太尉任國公于翼、高颎等同修律令，事訖奏聞，别賜九環金帶一腰、駿馬一匹，賞損益之多也。
《舊唐書》柒贰《李百藥傳》（《新唐書》壹百貳《李百藥傳》同）略云：
李百藥，定州安平人。隋内史令安平公德林子也。開皇初授東宫通事舍人，遷太子舍人，兼東宫學士。或嫉其才而毁之者，乃謝病免去，十九年追赴仁壽宫令襲父爵。左僕射楊素、吏部尚書牛弘雅愛其才，奏授禮部員外郎。皇太子勇又召為東宫學士，詔令修五禮，定律令，撰陰陽書。（唐太宗）貞觀元年召拜中書舍人，賜爵安平縣男，受詔修定五禮及律令，撰《齊書》。
寅恪案：王劭、劉焯、劉炫皆北齊儒學之士，而二劉尤為北朝數百年間之大儒。觀炫駮牛弘二品官降旁親服一等之議，則知山東禮學遠勝於關隴也。裴矩用東齊儀注以佐牛弘定獨孤后喪禮，已於前文論之。李德林為齊代文宗，周武得之，特加獎擢。百藥承其家學，既參定隋文獻皇后喪議，復於唐貞觀世修定五禮，則隋唐禮製與北齊人士有密切關係，於此可見也。
論隋唐制度（北）魏、（北）齊之源既竟，兹略考其梁陳之源，凡隋高祖仁壽二年閏十月己丑詔書所命修定五禮諸臣中如許善心、虞世基，以及其名不見於此詔書中而亦預聞修定禮儀製度之明克讓、裴政、袁朗等，俱屬於梁陳系統者也。以後略依時代先後，節錄史傳之文，證之如下：
《隋書》伍捌《明克讓傳》（《北史》捌叁《文苑傳•明克讓傳》同）略云：
明克讓，平原鬲人也，父山賓梁侍中。克讓博涉書史，所覽將萬卷，三禮禮論尤所研精。釋褐湘東王法曹參軍，仕歷司徒祭酒、尚書都官郎中、散騎侍郎、國子博士、中書侍郎。梁滅，歸於長安，周明帝引為麟趾殿學士。（隋）高祖受禪，拜太子内舍人。轉率更令，太子以師道處之，恩禮甚厚。於時東宫盛徵天下才學之士，至於博物洽聞，皆出其下。詔與太常牛弘等修禮議樂，當朝典故多所裁正。開皇十四年以疾去官，卒年七十。
寅恪案《梁書》贰柒《明山賓傳》（《南史》伍拾《明僧紹附山賓傳》同）略云：
山賓年十三博通經傳。梁臺建，為尚書駕部郎，遷治書侍御史右軍記室參軍，掌治吉禮。時初置五經博士，山賓首膺其選，所著吉禮儀注二百二十四卷、禮儀二十卷、孝經喪禮服儀十五卷。[參上文所引隋書垒泵一經籍志史部儀注類梁吉禮儀注條]
據此，山賓為梁代修定儀注之人，以禮學名世；克讓承其父學，據梁朝之故事，修隋室之新儀；牛弘制定五澧，欲取資於蕭梁，而求共事之人，則克讓實其上選無疑也。
《隋書》捌《禮儀志》略云：
開皇中，詔太常牛弘、太子庶子裴政，撰宣露布禮。
《梁書》貳捌《裴邃傳附之禮傳》（《南史》伍捌《裴邃傳》同）云：
子政承聖中官至給事黄門侍郎，江陵陷，隨例入西魏。
《隋書》陸陸《裴政傳》（《北史》柒柒《裴政傳》同）略云：
裴政，河東聞喜人也。高祖壽孫從宋武帝家於壽陽，祖邃梁侍中左衛將軍豫州大都督，父之禮廷尉卿。政博聞强記，達於時政，為當時所稱。江陵陷，與城中朝士俱送於京師，授員外散騎侍郎，引事相府，命與盧辯依周禮建六卿設公卿大夫士，並撰次朝儀車服器用，多遵古禮，革漢魏之法，事並施行。尋授刑部下大夫。政明習故事，參定周律，用法寬平，無有寃濫，又善鐘律。宣帝時以忤旨免職，高祖攝政，召復本官。開皇元年轉率更令，詔與蘇威等修定律令。政採魏晋刑典，下至齊梁，沿革輕重取其折衷，同撰著者十有餘人，凡疑滯不通，皆取決於政。
寅恪案：裴政為南朝將門及刑律世家，其與盧辯之摹倣周禮，為宇文泰文飾胡制，童牛角馬，貽譏通識，殆由亡國俘囚受命為此，諒非其所長及本心也。故一入隋代，乃能舆蘇威等為新朝創制律令，上採魏晉，下迄齊梁，是乃真能用南朝之文化及己身之學業，以佐成北朝完善之制度者，與其在西魏北周時迥不相同，今以其屬於刑律範圍，俟於後刑律章論之。
《隋書》伍捌《許善心傳》（《北史》捌叁《文苑傳•許善心傳》同）略云；
許善心，高陽北新城人也。祖茂，父亨。善心家有舊書萬餘卷，皆徧通涉。貞明二年聘於隋，遇高祖伐陳，禮成而不獲反命，累表請辭，上不許，留絷賓館。及陳亡，高祖勅以本宫直門下省。（開皇）十七年除祕書丞。（仁壽）二年加攝太常少卿，與牛弘等議定禮樂。
寅恪案：《梁書》肆拾《許懋傳》（《南史》陸拾《許懋傳》同）略云：
尤曉故事，稱為儀注之學。天監初，吏部尚書范雲舉懋參詳五禮。時有請封會稽禪國山者，高祖雅好禮，因集儒學之士草封禪儀，將欲行焉，懋以為不可，因建議，高祖嘉納之，因推演懋議，稱制旨以答請者，由是遂停。宋齊舊儀郊天祀帝皆用衮冕，至天監七年，懋始請造大裘，至是有事於明堂，儀注猶云服衮冕。懋駮云：“禮云：大裘而冕，祀昊天上帝亦如之，良由天神尊遠，須貴誠質，今泛祭五帝，理不容文。”改服大裘，自此始也。又降勅問：“凡求陰陽，應各從其類，今雩祭燔柴以火祈水，意以為疑。”懋答曰：“雩祭燔柴經無其文，良由先儒不思故也，請停用柴，其牲牢等物悉從坎瘗，以符周宣雲漢之說。”詔並從之。凡諸禮儀多所刊正。
據此，許懋尤曉故事，以儀注之學著名梁時，又參詳五禮，凡諸禮儀多刊正，則善心之預修隋禮，其梁陳故事，足供采擇者，乃其家世顓門之業也。
《隋書》陸柒《虞世基傳》（《北史》捌叁《文苑傳•虞世基傳》同）略云：
虞世基，會稽餘姚人也。父荔，陳太子中庶子。世基博學有高才，兼善草隸。陳中書令孔奂見而嘆曰：“南金之貴屬在斯人。”少傅徐陵一見而奇之，顧謂朝士曰：“當今潘陸也。”因以弟女妻焉。仕陳释褐建安王法曹參軍，遷中庶子散騎常侍尚書左丞。及陳滅歸國，為通直郎，直内史省，未幾拜内史舍人。
《舊唐書》壹玖拾上《文苑傳•袁朗傳》（《新唐書》贰百壹《文藝傳上•袁朗傳》同）略云：
袁朗，陳尚書左僕射樞之子。其先自陳郡仕江左，世為冠族，陳亡，徒關中。朗勤學好屬文，在陳釋褐祕書郎，甚為尚書令江總所重。嘗制千字詩，當時以為盛作。陳後主聞而召入禁中，使為月賦，朗染翰立成。後主曰：“觀此赋，謝希逸不能獨美於前矣。”又使為芝草、嘉蓮二頌，深見優賞，遷祕書丞。陳亡，仕隋為尚書儀曹郎。
寅恪案：明克讓、裴政俱以江陵俘虜入西魏，許善心以陳末聘使值國減而不歸，其身世與庾信相似，處世基、袁朗在陳時即有才名，因見收擢，皆為南朝之名士，而家世以學業顯於梁陳之時者也。隋修五禮，欲採梁陳以後江東發展之新跡，則兹數子者，亦猶北魏孝文帝之王肅、劉芳，然則史所謂隋“採梁儀注以為五禮”者，必經由此諸人所輸入，無疑也。（袁朗參預制定衣冠事見《隋書》壹貳《禮儀志》大業元年詔，《兩唐書》朗本傳未載。）
今已略據史傳，以考隋制五禮之三源，請更舉《隋書•禮儀志》之文，以為例證。主旨在闡明隋文帝雖受周禪，其禮制多不上襲北周，而轉倣北齊或更採江左蕭梁之舊典，與其政權之授受，王業之繼承，迥然别為一事，而與後來李唐之繼楊隋者不同。此本極顯著之常識，但近世之論史者，仍頗有誤會，故不憚繁瑣，重為申證，惟前文已徵引者，則從略焉。
《隋書》陸《禮儀志》略云：
後周憲章姬周，祭祀之式多依儀禮。（隋）高祖受命，欲新制度，乃命國子祭酒辛彦之議定祀典。
寅恪案：此隋祀典不襲北周之例證也。
又同書同卷略云：
明堂在國之陽，梁初依宋齊，其祀之法，猶依齊制，禮有不通者，武帝更與學者議之。
寅恪案：此梁更易齊制，乃南朝後期與其前期演變不同之例證。隋制五禮既用代表南朝前期之（北）魏、（北）齊制，又不得不採代表南朝後期之梁制，以臻完備也。
又同書柒《禮儀志》略云：
隋初因周制，定令亦以孟冬下亥蜡百神，臘宗廟，祭社稷，其方不熟，則闕其方之蜡焉。開皇四年十一月詔曰：“古稱臘者接也，取新故交接。前周歲首今之仲冬，建冬之月稱蜡可也。後周用夏后之時，行姬氏之蜡，考諸先代，其義有違，其十月行蜡者停，可以十二月為臘。”於是始革前制。
寅恪案：此隋祀典不襲北周制之例證也。
又同書捌《禮儀志》略云：
後魏每攻戰剋捷，欲天下聞知，迺書帛建於竿上，名為露布，其後相因施行。開皇中迺詔太常卿牛弘、太子庶子裴政撰宣露布禮。及九年平陳，元帥晋王以驛上露布，兵部奏請依新禮宣行。
寅恪案：此為隋代修禮，承襲北魏遺產，而更與南朝專家考定之一例證。裴政本江陵陷後朝士被俘之一人，而以律學顯名者也。詳上文所引史傳，茲不備述。
又同書拾《禮儀志》略云：
輿輦之别，蓋先王之所以列等威也。然隨時而變，代有不同。梁初尚遵其制，其後武帝既議定禮儀，乃漸有變革。
陳承梁末，王琳縱火，延燒車府。至天嘉元年，勅守都官尚書寶安侯到仲舉議造玉、金、象、革、木等五辂及五色副車。此後漸修，具依梁制。
寅恪案：此南朝後期文物發展變遷，梁創其制而陳因之之例證也。
又同書同卷略云：
    後魏天興初詔議曹郎董謐撰朝饗儀，始制軒冕，未知古式，多違舊章。孝文帝時，儀曹令李韶更奏詳定，討論經籍，議改正之，唯備五輅，各依方色，猶未能具。至熙平九年，明帝又詔侍中崔光與安豐王延明、博士崔瓚採其議，大造車服。自斯以後，條章粗備，北齊咸取用焉。其後因而著令，並無增損。
寅恪案：李韶、崔光傳文前已徵引，韶之家世代表河西文化，光之家世代表南朝前期文化，據此可知魏初之制多違舊章，得河西南朝前期之文化代表人物，始能制定一代新禮，足資後來師法。故北齊咸取用焉，其後因而著令，並無增損，是北齊文物即河西及南朝前期之遺產，得此為證，其事益明顯矣。
又同書同卷略云：
    及（周）平齊，得其輿辂，藏於中府，盡不施用，至大象初，遣鄭譯閱視武庫，得魏舊物，取尤異者，並加雕飾，分給六宫，合十餘乘，皆魏天興中之所制也。周宫一帝至是咸復御之。
開皇元年，内史令李德林奏：“周魏輿輦乖制，請皆廢毁。”高祖從之，唯留魏太和李韶所制五辂，齊天保所遵用者，又留魏（肅宗）熙平中太常卿穆紹議皇后之格。
寅恪案：周襲魏天興舊制，雖加雕飾，仍不合華夏文化正式系統也。李德林本北齊舊臣，當時禮制典章，尤所諳練（見前文所引），故請毁廢而用魏太和熙平齊天保之制度，而此制度即魏孝文及其後嗣所採用南朝前期之文物，經北齊遂成為一系統结集者。此隋在文物上不繼周而因齊之例證也。
又同書同卷略云：
象輅已下旒及就數各依爵品，雖依禮製名，未及創造，開皇三年閏十二月並詔停造，而盡用舊物。至九年平陳，又得輿輦，舊著令者，以付有司，所不載者，並皆毁棄，雖從儉省，而於禮多闕。十四年，詔又以見所乘車格因循近代，事非經典，於是命有司詳考故實，改造五辂及副。
大業元年，更製車輦，五辂之外設副車，詔尚書令楚公楊素、吏部尚書奇章公牛弘、工部尚書安平公宇文愷、内史侍郎虞世基、禮部侍郎許善心、太府少卿何稠、朝請郎閻毗等詳議奏決，於是審擇前朝故事，定其取舍云。
寅恪案：輿輦之制，隋文帝受禪不襲周而因齊，即因襲南朝前期之文物，經過魏太和、齊天保之結集者，而制度尚有所未備者，則南朝後期梁陳之文物未能採用故也。開皇九年平陳，初持保守主義，其乘用以限於舊令所著，是以於禮多闕，蓋欲求備禮，非更以南朝後期即梁陳二代之發展者增補之不可，此開皇十四年所以有更議之詔也。又大業元年所命議制車輦諸臣，其中大部分前已論及，而虞世基、許善心則南朝後期文物即梁陳文化之代表者，可為鄙說之例證也。至宇文愷、何稠、閻毗三人，俱特以工巧知名，其參與此役，蓋由於此，將於下文附論都城建築節中考證之，茲姑不涉及，以免枝蔓淆混焉。
又同書同卷略云：
    屬車秦為八十一乘，漢遵不改，法駕三十六乘，小駕十二乘，開皇中大駕十二乘，法駕減半。大業初屬車備八十一乘，三年二月帝嫌其多，問起部郎閻毗。毗曰：“臣共宇文愷參詳故實，此起於秦，遂為後式，又據宋孝建時有司奏議，晋遷江左，唯設五乘。尚書令建平王宏曰：“八十一乘無所準憑，江左五乘儉不中禮，宜設十二乘。“開皇平陳，因以為法令，憲章往古，大駕依秦，法駕依漢，小駕依宋。”帝曰：“大駕宜用三十六，法駕十二，小駕除之可也。”
皇后屬車三十六乘。初宇文愷、閻毗奏定請減乘輿之半。禮部侍郎許善心奏较曰：“宋孝建時議定輿輦，天子屬車十有二乘，至大明元年九月有司奏皇后副車未有定式，詔下禮官議正其數，博士王燮之議謂十二乘通關為允，宋帝從之，遂為後式，今請依乘輿，不須差降。”制曰：“可。”
寅恪案：屬車之數，晉遷江左為五乘，宋改十二乘，開皇平陳，因以為法令，雖曰依宋，實因平陳之故得以效法。至許善心駮皇后屬車之數不應差降，請從宋制為準，則南朝舊臣以其所習為隋代制度之準憑，於此可見。此隋文制禮兼採南朝文物之例證也。
又同書壹壹《禮儀志》略云：
自晋遷江左，中原禮儀多缺。後魏天興六年，詔有司始制冠冕，各依品秩，以示等差，然未能皆得舊制。至太和中方考故實，正定前謬，更造衣冠，尚不能周洽。及至熙平二年太傅清河王懌、黄門侍郎韋廷祥等奏定五時朝服，準漢故事，五郊衣帻，各如方色焉。及後齊因之，河清中改易舊物，著令定制云
後周設司服之官，掌皇帝十二服。（又）諸公侯伯子男三公三孤公卿上中下大夫士之服。（又）皇后衣十二等。
（周）宣帝即位，受朝於路門，初服通天冠絳紗袍，羣臣皆服漢魏衣冠。
寅恪案：周宣帝即位當時已服漢魏衣冠。所謂漢魏衣冠，即自北魏太和迄北齊河清時期北朝所輸入之晉南遷以後江左之文物也。周滅齊不久，即已採用齊之制度，然則隋之採用齊制，不過隨順當日之趨勢，更加以普遍化而已。此點當於後論府兵制時詳之，兹即就禮制言，亦最顯之例證也。
又《通鑑》壹柒叁《陳紀》，太建十一年春正月癸巳周主受朝於露門，始與羣臣服漢魏衣冠條，胡注云：
以此知後周之君臣，前此皆胡服也。
寅恪案：前此後周之君臣平時常服或雜胡制，而元旦朝賀，即服有摹擬禮經古制之衣冠，隋書壹壹禮儀志文，後周設司服之官下所列君臣衣冠諸制是也。此種摹倣古制之衣冠，當然於正式典禮如元旦朝賀時服用之。史載宣帝君臣服用漢魏衣冠者，乃不依後周先例服用摹倣禮經古制之衣冠，而改用東齊所承襲南朝北魏制度之意。舊史論官制時往往以周官與漢魏對文亦此意也。若依胡氏之說，豈後周既倣古制定衣冠，而不於正式典禮時用之，更將於何時用之乎？梅磵本通人，於此尚偶有未照，然則此書之分析系統，追溯淵源，其語似甚繁，其事似甚瑣，而終不能不為之者，蓋有所不得已也。
又《隋書》壹貳《禮儀志》略云：
（隋）高祖初即位，將改周制，乃下詔日：“祭祀之服須合禮經，宜集通儒，更可詳議，”太子庶子攝太常少卿裴正[寅恪案：正疑當作政，但隋書、北史裴政傳俱言政，轉左庶子，而未載其攝太常少卿，俟考]奏曰：“竊見後周制冕，加為十二，既與前禮數乃不同，而色應五行，又非典故，且後魏以來制度咸闕，天興之歲草創繕修，所造車服多參胡制，故魏收論之，稱為違古是也。周氏因襲，將為故事，大象承統，咸取用之，輿輦衣冠甚多迂怪。今皇隋革命，憲章前代，其魏周輦辂不合制者，已勅有司盡令除廢。然衣冠禮器尚且兼行，乃有立夏衮衣以赤為質，迎秋平冕用白成形，既越典章，須革其謬。謹案續漢書禮儀志云，立春之日京都皆著青衣，秋夏悉如其色。逮於魏晋迎氣五郊，行禮之人皆同此制，考尋故事，唯帻從衣色。今請冠及冕色並用玄，唯應著帻者任依漢晋。”制曰：“可！”於是定令採用東齊之法。
寅恪案：此隋制禮服不襲周而因齊之例證也。齊又襲魏太和以來所採用南朝前期之制，而江左之制源出自晉，上溯於漢，故曰漢晉，其引續漢書禮儀志以為依據，尤其明徵也。至其目北周車服為迂怪，乃以古禮文飾胡俗所必致，大抵宇文泰之制作皆可以迂怪目之，豈僅車服而已，後之論史者往往稱羡宇文氏之制度，若聞裴氏之言，當知其誤矣。
又同書同卷略云：
（隋）高祖元正朝會方御通天服，郊丘宗廟盡用龍衮衣，大裘毳■皆未能備。至平陳，得其器物，衣冠法服始依禮具，然皆藏御府，弗服用焉。及大業元年，煬帝始詔吏部尚書牛弘、工部尚書宇文愷、兼内史侍郎虞世基、給事郎許善心、儀曹郎袁朗等憲章古制，創造衣冠，自天子逮於胥皁，服章皆有等差，若先所有者，則因循取用。弘等議定乘輿服合八等焉。
寅恪案：史言隋高祖平陳，得其器物，衣冠法物，始依禮具，然則南朝後期文物之發展與隋代制度之關係密切如此。故梁陳舊人若虞世基、許善心、袁朗等尤為制定衣冠不可少之人，此隋制禮兼資梁陳之例證也。
又同書同卷略云：
通天冠之制，晋起居注成帝咸和五年制詔殿内曰，平天通天冠並不能佳，可更修理之。雖在禮無文，故知天子所冠其來久矣。
寅恪案：雖在禮無文，而為東晉南朝所習用者，即為典據，蓋舆北周制法服之泥執周官者不同。此隋制禮逕據江東習俗為典據，而不泥經典舊文以承北周制度之例證也。
又同書同卷略云：
始後周採用周禮，皇太子朝贺皆衮冕九章服。開皇初自非助祭皆冠遠遊冠。至此，牛弘奏云：“皇太子冬正大朝請服衮冕。”帝間給事郎許善心曰：“太子朝謁著遠遊冠，有何典故？”對曰：“晋令皇太子給五時朝服遠遊冠。至宋泰始六年更議儀注，儀曹郎丘仲起議：‘案周禮公自衮冕已下至卿大夫之玄冕皆其朝聘之服也。謂宜式遵盛典，服衮朝贺。’兼左丞陸澄議：‘服冕以朝，實著經典，自秦除六冕之制，後漢始備，魏晋以來非祀宗廟不欲令臣下服於衮冕，故太子入朝因亦不著。宜遵前王之令典，革近代之陋制，皇太子朝請服冕。’自宋以下始定此儀，至梁簡文之為太子，嫌於上逼，還冠遠遊，下及於陳，皆依此法，後周之時亦言服衮入朝，至於開皇，復遵魏晋故事。臣謂皇太子著遠遊謙不逼尊，於禮為允。”帝曰：“善！”竟用開皇舊式。
寅恪案：此節可取作例以為證明者，即隋代制禮實兼採梁陳之制，雖北周之制合於經典，牛弘亦所同意，然煬帝從許善心之言，依魏晉故事，不改開皇舊式。蓋不欲泥經典舊文，而以江東後期較近之故事為典據，可知北齊間接承襲南朝前期之文物尚有所不足，不得不用梁陳舊人以佐參定也。
又同書同卷略云：
梁武受禪於齊，侍衛多循其制，陳氏承梁，亦無改革。
齊文官受禪之後，警衛多循後魏之儀，及河清定令，宫衛之制云云。[從略]
後周警衛之制置左右宫伯，掌侍衛之禁，各更直於内。
（隋）高祖受命，因周齊宫衛微有變革。
寅恪案：宫衛之制關涉兵制，當於後兵制章詳之，茲姑置不論。但史述隋宫衛之制謂因於周齊而微有變革，绝舆南朝梁陳無涉，此為論隋唐兵制之要見，亦隋兼襲齊制之例證也。
隋修五禮，其所據之三源已略考證之矣。李唐承隋禮制，亦因其舊，此者所共知，無待詳考，今惟略引一二舊文，以備佐證云爾。《唐會要》叁柒《五禮篇目門》（《舊唐書》貳壹《禮儀志》略同）云：
武德初，朝廷草創，未遑制作，郊祀享宴，悉用隋代舊制。至貞觀初，詔中書令房玄齡、祕書監魏徵、禮官學士備考舊禮，著吉禮六十一篇、賓禮四篇、軍禮二十篇、嘉禮四十二篇、凶禮六篇、國恤禮五篇，總一百三十八篇，分為一百卷。初玄齡與禮官建議，以為月令蜡法唯祭天宗，謂日月以下，近代蜡，五天帝、五人帝、五地祇皆非古典，今並除之。神州者國之所託，餘八州則義不相及，近代通祭九州，今唯祭皇地祗及神州，以正祀典。又皇太子入學及太常行山陵、天子大射合朔、陳五兵於太社、農隙講武、納皇后行六禮、四孟月讀時令、天子上陵朝廟、養老於辟雍之禮，皆周隋所闕，凡增二十九條，餘並依古禮。七年正月二十四日獻之，詔行用焉。
《新唐書》壹壹《禮樂志》云：
唐初即用隋禮，至太宗時中書令房玄齡、祕書監魏徵與禮官學士等，因隋之禮，增以天子上陵朝廟、養老、大射講武、讀時令、納皇后、太子入學、太常行陵、合朔、陳兵太社等為吉禮六十一篇、賓禮四篇、軍禮二十篇、嘉禮四十二篇、凶禮十一篇，是為貞觀禮。高宗又詔太尉長孫無忌等增之為一百三十卷，是為顯慶禮。玄宗開元十四年，通事舍人王喦上疏請删去禮記舊文，而益以今事，詔付集賢院議。學士張說以為唐貞觀、顥慶禮儀注前後不同，宜加折衷，以為唐禮。乃詔集賢院學士右散騎常侍徐堅、左拾遺李銳及太常博士施敬本撰述，歷年未就，而銳卒，蕭嵩代銳為學士，奏起居舍人王仲丘撰定一百五十卷，是為大唐開元禮。由是五禮之文始備，而後世用之，雖時小有損益，不能過也。
寅恪案：《唐會要》及《舊唐書》之所謂古禮，參以《新唐書》之文，足知即為隋禮。然則唐高祖時固全襲隋禮，太宗時制定之貞觀禮，即據隋禮略有增省，其後高宗時制定之顯慶禮，亦不能脱此範圍，玄宗時制定之開元禮，乃折中貞觀、顯慶一一禮者，故亦仍間接襲用隋禮也。即“後世用之不能大過”，是唐禮不亡即隋禮猶存，其所從出之三源者，亦俱託唐禮而長存也。然則治李唐一代之文物制度者，於上所列舉之三源 ，究其所出，窮其所變，而後其嬗蜕演化之跡象始有系統可尋矣。

附：都城建築
唐之宮城承隋之舊，猶清之宫城承明之舊，但其事至明顯，無取多述，但舉一證，如《舊唐書》叁捌《地理志》關内道所云：
京師，秦之咸陽，漢之長安也。隋開皇二年，自漢長安故城東南移二十里，置新都，今京師是也。
即已足矣，然隋創建新都大興城，其宫市之位置與前此之長安不同，世有追究其所以殊異之原因，而推及隋代營造新都家世之所出，遂以為由於北魏胡族系之實行性者（見桑原隲藏《還歷紀念東洋史論叢》那波利貞氏《從支那首都計畫史上考察唐之長安城》）。寅恪則謂隋創新都，其市朝之位置所以舆前此之長安殊異者，實受北魏孝文營建之洛陽都城及東魏、北齊之鄴都南城之影響，此乃隋代大部分典章制度承襲北魏太和文化之一端，與其以北魏胡族系之實行性一點為解釋，無寧就楊隋一代全部典章制度立論較易可通，或竟以太和洛都新制歸功於河西系漢族之實行性，似尚可備一說，以資參考也，又隋代新都其市朝位置之異於前者，雖非由於北魏胡族系之實行性，然隋代之技術人才則頗與西胡種族有關，此固别為一事，以其與前所論中古時代漢族之家學一點相類，亦不可置而不論，故兹先論隋唐兩朝制度與北魏太和文化之關係，後附述隋代技術人才之家世。所以補上文論隋大業元年制定車輦條之所未備言者也。
《周官•考工記》匠人云：
面朝背市
其解釋雖謂宫在正中，朝在其南，而市在其北。然僅從宫舆市位置言，即是宫位於市之南，或市位於宮之北也。考工記之作成時代頗晚，要乃為儒家依據其所得之材料，而加以理想化之書，則無可疑，故其所依據匠人營國之材料其中必有為當時真正之背景者。據古今學人論漢初南北軍制之言（詳見前《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兵制研究專號》上賀昌羣先生《南北軍》論文中所徵引），推知西漢首都之長安“司馬門在未央宫之南，直抵長安城垣，並無坊市．而未央宫長樂宫則六街三市”，是與隋唐首都之大興長安城其宫位於首都之北部，市則位於南部者適為相反。然則西漢首都宫市之位置與考工記匠人之文可謂符合，豈與是書作成之時代有關耶？至唐代則守衛宫城北門之禁軍，以其駐屯地關係之故，在政變之際，其向背最足為重輕，此李唐一代中央政治革命之成敗所以往往繫於玄武門衛軍之手者也。（此點本甚明顯，一檢史文便可證知，惟唐武德九年六月四日玄武門之變，太宗所以能制勝建成元吉者，其關鍵實在守玄武門之禁軍，而舊史記載殊多隱諱，今得巴黎圖書館藏敦煌寫本伯希和號貳陸肆拾李義府撰常何墓志銘以供參證，於當日成敗所以然之故益瞭然可知矣。）
又若依寅恪前所持文化淵源之說，則太和洛陽新都之制度必舆江左、河西及平城故都皆有關無疑，《南齊書》伍柒《魏虜傳》略云：
平城南有干水，出定襄堺，流入海，去城五十里，世號為索干都，土氣寒凝，風砂恒起，六月雨雪。議遷都洛京，（永明）九年遣使李道固、蔣少游報使。少游有機巧，密令觀京師宫殿楷式。清河崔元祖啟世祖曰：“少游臣之外甥，特有公輸之思，宋世陷虜，處以大匠之官，今為副使，必欲模範宫闕，豈可令氈鄉之鄙取象天宫，臣謂且留少游，令主使反命。”世祖以非和通意，不許。少游，樂安人，虜宫室制度皆從此出。
寅恪案：建康臺城雖頗近城北，然其宫城對於其地山川形勢與北魏洛都有異，故洛都全體計畫，是否真舆建康有關，殊難論斷。但《魏書北史•蔣少游傳》（見前引）言：“後於平城將營太廟太極殿，遣少游乘傳諧洛，量準魏晉基址。後為散騎侍郎，副李彪使江南”，故魏孝文之遣少游使江左，自有摹擬建康宫闕之意。崔元祖之言不為虚發，但恐少游所摹擬或比較者，僅限於宫殿本身，如其量準洛陽魏晉廟殿之例，而非都城全部之計畫。史言“虜宫室制度皆從此出”，則言過其實，蓋北魏洛陽新都之全體計畫中尚有平城、河西二因子，且其規畫大計亦非少游主之。然則不得依南齊書魏虜傳之文，遽推斷北魏洛都新制悉倣江左之建明矣。
至平城舊都規制必有影響於洛陽新都，自無疑義，但當日平城規制頗不易考知，《南齊書》伍柒《魏虜傳》略云：
什翼珪始都平城，猶逐水車，無城郭，木末始土著。佛狸破梁[凉？]州[指北凉沮渠氏]、黄龍[指北燕馮氏]，徙其居民，大築郭邑，截平城西為宫城，其郭城繞宫城南，悉築為坊，坊開巷，坊大者容四五百家，小者容六七十家。
寅恪案：魏徙凉州之人民於平城，建築彫刻藝術受其影響，如雲崗石窟即其例證，故魏平凉州後，平城之新建築如郭城繞宫城南，悉築為坊一點，舆後之東魏鄴都南城之制頗有近似之處，蓋皆就已成之現實增修，以摹擬他處名都之制者（平城新制擬凉州都會，而鄴都南城不得不擬洛陽新都）。如是遷就，其詳容後證述，總之史料既太略，魏平城新制所受河西文化之程度如何，則不宜輒加論斷也。
但依較詳之史料考察，關於北魏洛都新制所受河西文化之影響，可得而言者，則有主建洛陽新都之人即李沖之家世一端。其人與河西關係密切，不待詳述，故引史文以資論證，並據簡略史料推測凉州都會姑臧宫城之規制。若所推測者不誤，則是平城規制之直接影響於洛陽新都者亦即河西文化之間接作用也。《魏書》柒下《高祖紀》（《北史》叁《魏本紀》同）云：
太和十七年冬十月，徵司空穆亮與尚書李沖、將作大匠董爵經始洛京。
寅恪案：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其營建之任委之穆亮、李沖及董爵（《通鑑》壹叁玖《齊紀》永明十一年作董爾）三人。此三人中穆亮仍代北舊人具有勛貴之资望，且職為司空，營國之事本冬官所掌，故以之領護此役；董爵則官將作大匠，建築是其職務，故不得不使之參預其事，其實洛陽新都之規制悉出自李沖一人。《魏書•李沖傳》所謂：
沖機敏有巧思，洛陽初基，安處郊兆，新起堂寢，皆資於沖。[前文已引]
者，是其明證也。北魏太和洛陽營建規制今日尚可於楊衒之洛陽伽藍記一書約略得知，而其顯異於前北國都皇居在南市場在北之特點，亦可於吴若準《洛陽伽藍記集證》、唐晏《洛陽伽藍記鈎沈》所附圖見之，不待詳證也。然則北魏洛都新制所以異於經典傳統面朝背市之成規者，似不得不於河西系漢族李沖本身求之，而凉州都會之規模，及其家世舊聞之薰習，疑舆此洛都新制不無關涉。兹設此假想，分別證述之如下：
《魏書•李沖傳》云：
葬於覆舟山，近杜預冢，高祖意也。[同前文已引]
蓋晉之杜預以儒者而有巧思，其所創製頗多，見《晉書》叁肆《杜預傳》，兹不具述，惟其中請建河橋於富平津一事尤與西晉首都洛陽之交通繁盛有關，甚為晉武帝贊賞。魏孝文之令李沖葬近杜預冢非僅有取於預遺令儉約之旨，亦實以沖之巧思有類乎預故以此二人相比方也。《洛陽伽藍記》叁其叙城南略云：
宣陽門外四里至洛水，上作浮橋，所謂永橋也。永橋以南圜丘以北伊洛之間夾御道有四夷館：西夷來附者處崦嵫館，賜宅慕義里。自葱嶺以西至於大秦，百國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販客日奔塞下，所謂盡天地之區矣。樂中國土風因而宅者，不可勝數，是以附化之民萬有餘家，門巷修整，閶闔填列，青槐蔭陌，綠柳垂庭，天下難得之貨，咸悉在焉。别立市於洛水南，號曰四通市，民間謂永橋市，伊洛之魚多於此賣，士庶須膾皆詣取之，魚味甚美，京師語曰：“伊洛鯉魴纺，貴於牛羊。”
據此，北魏洛陽城伊洛水旁乃市場繁盛之區，其所以置市於城南者，殆由伊洛水道運輸於當日之經濟政策及營造便利有關，此非全出假想也，請更證之以《魏書》柒玖《成淹傳》（《北史》肆陸《成淹傳》同），其傳文略云：
成淹，上谷居庸人也，自言晋侍中粲之六世孫。祖昇家於北海，父洪名犯顯祖廟諱，仕劉義隆為撫軍府中兵參軍。劉彧以為員外郎，假龍骧將軍領軍主，令援東陽歷城，皇興中降慕容白曜，赴闕授著作郎。太和中文明太后崩，萧赜遣裴昭明、謝竣等來吊，欲以朝服行事，執志不移，高祖勅尚書李沖令選一學識者更輿論執，沖奏遣淹。既而高祖遣李沖問淹昭明所言，淹以狀對，高祖詔沖曰：“我所用得人。”賜淹果食。高祖幸徐州，勅淹與閭龍駒等主舟械，將汎泗入河，诉流還洛，軍次碻磝，淹以黄河峻急，慮有傾危，乃上疏陳諫，高祖勅淹日：“朕以恒代無運漕之路，故京邑民貧，今移都伊洛，欲通運四方，而黄河峻急，人皆難涉，我因有此行，必須乘流，所以開百姓之心，知卿至誠，而今者不得相納。”勅賜驊騮馬一匹、衣冠一襲。於時宫殿初構，經始務廣，兵民運材日有萬計，伊洛流澌，苦於厲涉，淹遂啟求勅都水造浮航，高祖賞納之。意欲榮淹於泉，朔旦受朝，百官在位，乃賜帛百疋，知左右二都水事。
據此，得知魏孝文遷洛原因，除漢化及南侵二大計畫外，經濟政策亦為其一。夫遷都既有經濟原因，則建置新都之宫闕市場，更不能不就經濟觀點加以考慮。洛陽之地，本西晉首都舊址，加以擴充，則城南伊洛二川之傍水道運輸頗為便利，設置市場，乃最適宜之地。又成淹以南朝降人而受孝文帝之知賞，固由李沖之薦引，亦因淹本籍青州，習於水道運輸，觀其請建浮航及孝文令其主舟檝並知左右都水事等，可以推知。蓋與蔣少游之隸籍青州（樂安博昌），故孝文修船乘，任之為都水使者，其事相類也（見前引《魏書•蔣少游傳》）。但此經濟政策其最高主動者雖為孝文帝本身，然洛都營建，李沖實司其事，故一反傳統面朝背市之制，而置市場於城南者，當出於李沖之規畫。蓋李沖乃就地施工主持建設之人，此事非與之有關不可。此寅恪所以言與其就北魏胡族系之實行性以為解釋，無寧歸功於河西系漢族李沖之實行性，較易可通也。
至於關係李沖河西家世一點，姑就假想試為略論，聊備一說而已，殊不可視作定論也。
李沖為西凉李悬之曾孫，其對於凉州之親故鄉里，尤所篤愛，至以此獲譏於世。前引李沖傳文以論河西文化節中已言之，茲不復詳。故由史文推證，可知沖乃一保存鄉里土風國粹（西凉國也）之人物無疑也。今據一二简略史文推測，似凉州都邑頗有宫在城北而市在城南之狀况，如《晉書》壹貳貳《吕纂载記》所载：
纂，光之庶長子也。苻堅時入太學，及堅亂，西奔上邽，轉至姑臧，拜武賁中郎將，封太原公。光死，紹嗣偽位。（吕）弘密告纂曰：“欲遠追廢昌邑之義，以兄為中宗，何如？”纂於是夜率壯士數百，踰北城攻廣夏門，弘率東苑之象眾洪範門。左衛齊從守融明觀，逆問之曰：  “誰也？”眾曰：“太原公。”從曰：“國有大故，主上新立，太原公行不由道，夜入禁城，將為亂耶？”因抽劍直前，斫纂中額，纂左右擒之。纂曰：“義士也，勿殺！”紹遣武賁中朗將吕開率其禁兵距戰於端門。眾素憚纂，悉皆潰散。纂入自青角門，升於謙光殿，紹登紫閣自殺。
《水經注》肆拾都野澤條引王隱《晉書》（參《藝文類聚》陸叁及《太平御覽》壹玖柒所引）云：
凉州城有龍形，故日卧龍城。南北七里，東西三里，本匈奴所築，乃張氏之世居也。又張駿增築四城箱各千步。東城殖園果，命曰講武場，北城殖園果，命曰玄武圃，皆有宫殿；中城作四時宫，隨節游幸。並舊城為五，衛衢相通二十二門。大繕宫殿觀閣，采妝飾擬中夏也。
《通鑑》壹壹壹《晉紀》隆安三年凉王光疾甚條，胡注云：
廣夏門、洪範門皆中城門也。青角門，蓋凉州中城之東門也。
《太平御覽》壹陸伍州郡部凉州條引《晉書》云：
惠帝末，張軌求為凉州，於是大城此城[姑臧]為一府會以據之，號前凉，吕光復據之，號後凉。
若詳繹上引筒略殘缺之史料，則知姑臧之中城即張氏、吕氏有國之宫城，齊從所謂禁城者是也。張氏築宮摹擬中夏，則前後二凉，其城門之名，必多因襲晉代洛陽之舊，考《洛陽伽藍記》序云：
太和十七年，後魏高祖遷都洛陽，詔司空穆亮營造宫室，洛城門依魏晋舊名。北面有二門，西頭曰大夏門，漢曰夏門，魏晋日大夏門：東頭曰廣莫門，漢曰穀門，魏晋曰廣莫門，高祖因而不改。自廣莫門以西至於大夏門宫觀相連，被諸城上也。
據此，則吕纂踰姑臧北城所攻之廣夏門，必略與晉代洛陽之大夏門、廣莫門相當，乃其中城即宫城或禁城之北門。又依王隱所記張氏增築北城，命之日圃，既殖園果，復有宫殿，是由增築之北城直抵王宫，其間自不能容市場之存在，蓋舆經典傳統背市之說不合，夫姑臧之宫既在中城，其增築之北城及東城皆殖果木，俱無容納市場之餘地，自不待言。且其城南北長，東西狹，故增築之東西城地域甚小，而增築之南城則面積頗廣，然則以通常情势論，姑臧市場在增築之南城，即當中城前門之正面，實最為可能。若所推測者不誤，是前後凉之姑臧舆後來北魏之洛陽就宫在北市在南一點言之，殊有相似之處。又姑臧本為凉州政治文化中心，復經張氏增修，遂成河西模範標準之城邑，亦如中夏之有洛陽也。但其城本為匈奴舊建，當張氏增築時其宫市位置為遷就舊址之故，不能與中國經典舊說符合。李沖受命規畫洛陽新制，亦不能不就西晉故都址加以改善，殆有似張氏之增築姑臧城者，豈其為河西家世遺傳所薰習，無意之中受凉州都會姑臧名城之影響，遂致北魏洛都一反漢制之因襲，而開隋代之規模歟？此前所謂姑作假想，姑備一說，自不得目為定論者也。
夫北魏洛都新制其所以殊異於前代舊規之故，雖不易確知，然東魏鄴都南城及隋代大興即唐代長安之都邑建置全部直受北魏洛都之影響，此乃文化染習及師承問題，舆個人家世及性質無涉。故修建鄴都南城之高隆之為漢種，計畫大興新都之宇文愷為胡族，種族縱殊，性質或别，但同為北魏洛都文化系統之繼承人及摹擬者，則無少異。總而言之，全部北朝史中凡關於胡漢之問題，實一胡化漢化之問題，而非胡種漢種之問題，當時之所謂胡人漢人，大抵以胡化漢化而不以胡種漢種為分别，即文化之關係較重而種族之關係較輕，所謂有教無類者是也。此意非此書所能詳盡，要為論北朝史事不可不知者，遂亦略著其意於此。
《北史》伍肆《高隆之傳》（《北齊書》壹捌《高隆之傳》略同）略云：
高隆之，洛陽人也。為閹人徐成養子，少時賃升為事，或曰父幹為姑壻高氏所養，因從其姓。隆之俊有參定功，神武命為弟，仍云勃海蓨人。後起兵於山東，累遷并州刺史，入為尚書右僕射，又領營構大匠，以十萬夫撤洛陽宫殿運於鄴。構营之制皆委隆之，增築南城周二十五里，以漳水近帝城，起長隄以防汎溢，又鑿渠引漳水周流城郭，造水碾磑，並有利於時。太僕卿任集[北齊書作太府卿任集，通鑑壹伍柒梁紀大同元年十一月甲午（寅）東魏閶闔門灾條作太府卿任忻集]同知营構。
《北齊書》叁捌《辛術傳》（《北史》伍拾《辛雄傳附術傳》同）略云：
辛術，少明敏有識度，解褐司空冑曹參軍，與僕射高隆之共典營構鄴都宫室。術有思理，百工克濟。
《魏書》壹貳《孝静紀》（《北史》伍《魏本紀》同）略云：
天平元年十月丙子車駕北遷於鄴。庚寅車駕至鄴，居北城相州之廨。
二年八月甲午發眾七萬六千人營新宫，冬十有一月甲寅閶闔門灾。
四年夏四月辛未遷七帝神主入新廟，大赦天下，内外百官普進一階。六月己巳幸華林園理訟，壬午閶闔門灾。
元象元年六月壬辰帝幸華林都堂聽訟。
興和元年冬十有一月癸亥以新宫成，大赦天下．
二年正月丁丑徙御新宫，大赦，内外百官普進一階，營構主匠别優一階。人築漳濱堰，三十五日罷。
寅恪案：東魏鄴都之制，可略於葛邏禄迺賢河朔訪古記中及顧炎武歷代帝王宅京記壹贰所考窥見梗概，茲不備引。其宫市位置及門闕名稱無一不沿襲洛都之舊，質言之，即將洛陽全部移徙於鄴是也。其司營構之任而可考知者，如高隆之、任集、辛術諸人，其男女系之血統雖不盡悉，但可一言以蔽之，北魏洛陽都邑環境中所產生之人物而已。觀於主持營構者高隆之一傳，即知東魏及高齊之鄴都之新構，乃全襲北魏太和洛陽之舊規，無復種族性質之問題，直是文化系統之關係，事實顯著，不待詳論也。
茲請考隋造新都大興城之經過。《隋書》壹《高祖紀上》（《北史》壹壹《隋本紀上》同）略云：
開皇二年六月丙申詔左僕射高颎、將作大匠劉龍、鉅鹿郡公贺婁子幹、太府少卿高龍义等創造新都，十月辛卯以營新都副監賀婁子幹為工部尚書，十二月丙子名新都日大興城。
三年正月庚子將入新都，大赦天下。三月丙辰雨，常服入新都。
《唐六典》（近衛本）柒工部郎中員外郎條略云：
今京城隋文帝開皇二年六月詔左僕射高颎所置，南直終南山子午谷，北據渭水，東臨滻川，西次澧水。太子左庶子宇文愷創制規模，將作大匠劉龍、工部尚書賀婁子幹、太府少卿高龍乂並充檢校。至三年三月移入新都焉，名曰大興城。東西十八里一百一十五步，南北十五里一百七十五步。墙高一丈八尺，皇城之南東西十坊，南北九坊，皇城之東西各一十二坊，兩市居四坊之地，凡一百一十坊。開元十四年又取東面兩坊作興慶宫。
《北史》柒贰《高額傳》（《隋書》肆壹《高頻傳》略同）略云：
高須，自言勃海蓨人也。其先因官北邊，没於遼左。曾祖暠，以太和中自遼東歸魏，官至衛尉卿。祖孝安，位衮州刺史。父賓，仕東魏。大統六年避讒棄官奔西魏，獨孤信引賓為僚佐，賜姓獨孤氏。及（隋文）帝受禪，拜尚書左僕射納言，領新都大監，制度多出於颎。
《隋書》伍叁《賀婁子幹傳》（《北史》柒叁《賀婁子幹傳》同）略云：
賀婁子幹，本代人也。隨魏氏南遷，世居關右。祖道成，魏侍中太子太傅；父景賢，右衛大將軍。子幹少以驍武知名，周武帝時釋褐司水上士，稱為强濟，累遷小司水，以勤勞封思安縣子。大象初，領軍器監。開皇元年，進爵鉅鹿郡公。其年吐谷渾寇凉州，子幹以行軍總管從上柱國元諧擊之，功最，優詔褒美。高祖慮邊塞未安，即令子幹鎮凉州。明年徵授營新都副監，尋拜工部尚書。其年突厥復犯塞，以行軍總管從竇榮定擊之。
《周書》壹玖《宇文貴傳》（《北史》陸拾《宇文貴傳》同）略云：
宇文貴，其先昌黎大棘人，徙居夏州，父莫豆干，（子）愷。
《隋書》陸捌《宇文愷傳》（《北史》陸拾《宇文貴傳附愷傳》及《周書》壹玖《宇文貴傳》略同）略云：
愷少有器局，家世武將，並以弓馬自達。愷獨好學，博覽書記，解屬文，多技藝，號為名父公子。及（隋高祖）踐阼，誅宇文氏，愷亦在殺中，以其與周本别，兄忻有功於國，使人馳赦之，僅而得免。後拜營宗廟副監太子左庶子。及遷都，上以愷有巧思，詔領營新都副監。高颎雖總其大綱，凡所規畫皆出於愷。後決渭水達河以通運漕，詔愷總督其事．兄忻被誅，除名於家，久不得調，會朝廷以魯班故道久绝不行，令愷修復之。既而上建仁壽宫，訪可任者，楊素言愷有巧思，上然之，於是檢校將作大匠，歲餘拜仁壽宫監，尋為將作少監。文獻皇后崩，愷與楊素營山陵事。煬帝即位，遷都洛陽，以愷為營東都副監。愷揣帝心在宏侈，於是東京制度窮極壯麗，帝大悅之，拜工部尚書。及長城之役，詔愷規度之。時帝北巡，欲誇戎狄，令愷為大帳，其下坐數千人；又造觀風行殿，上容侍衛者數百人，離合為之，下施輪軸，推移倏忽，有若神功，戎狄見之，莫不驚駭。自永嘉之亂，明堂廢绝，隋有天下，將復古制，議者紛然，皆不能決。愷博考羣籍，奏明堂儀，表曰：“宋起居注曰：‘孝武帝大明五年立明堂。’梁武即位之後，移宋時太極殿以為明堂。平陳之後，臣得目觀，遂量步數，紀其丈尺。猶見基内有焚燒殘柱，毁斫之餘入地一丈，儼然如舊。柱下以樟木為跗長丈餘闊四尺許，兩兩相並，瓦安數重，宫城處所乃在郭内。雖湫隘卑陋，未合規摹，祖宗之靈得崇嚴祀。周齊二代闕而不修，大饗之典於焉靡託。臣研究眾說，總撰今圖，其樣以木為之。”帝可其奏。會遼東之役事不果行。卒官。撰東都圖記二十卷、明堂圖議二卷、释疑一卷，見行於世。
同書同卷《何稠傳附劉龍傳》（《北史》玖拾《藝術傳下•何稠傳附劉龍傳》同）云：
開皇時有劉龍者，河間人也。性强明有巧思，齊後主知之，令修三爵臺，甚稱旨，因而歷職通顯。及高祖踐阼，大見親委，拜右衛將軍，兼將作大匠。遷都之始，輿高颎參掌制度，代號為能。
《北齊書》壹肆《長樂太守靈山傳》（《北史》伍壹《齊宗室諸王傳上•長樂太守靈山傳》同）云：
乂少謹，武平末給事黄門侍郎，隋開皇中為太府少卿，坐事卒。
寅恪案：隋代營建大興新都城即後來唐代長安城諸人，除賀婁子幹及宇文愷外，高颎、劉龍及高龍乂即高乂，或家世久居山東，或本為北齊宗室及遺臣，俱可謂洛陽鄴都系文化之產物。高傳雖言新都“制度多出於颎”，然宇文愷傳又謂“高颎雖總其大綱，凡所規畫皆出於愷”，又《唐六典》以為“宇文愷創制規模”，故知高颎之於營建新都，殆不過以宰相資望領護其事，如楊素領護制定五禮之比，吾人可不必於颎本身性質及其家世多所推究也。贺婁子幹雖於開皇三年六月任營新都副監，但是年即率兵出擊突厥，居職甚暫，實無足述。劉龍在北齊本以修宫室稱旨，致位通顯，《隋書》無《高龍乂傳》，而《北齊書》、《北史齊宗室高靈山傳》附有高乂事跡，謂其於隋開皇中為太府少卿，則開皇二年六月丙申命營新都詔書中之太府少卿高龍乂當即其人無疑。然則鄴都南城之制即太和洛陽之遺，必至少由劉龍、高乂二人輸入於隋也。至宇文愷一人蓋舆山東地域無關，而大興新制彼獨主其事，似難解釋，鄙意宇文愷、閻毗、何稠三人皆隋代之技術專家，已於前論大業元年議制車輦時涉及，前已節錄宇文愷傳文較詳，茲並取舊史中閻毗、何稠及其家屬傳文有關者迻寫於下，綜合試釋之。
《周書》貳拾《閻慶傳》（《北史》陸壹《閻慶傳》同）略云：
閻慶，河南河陰人也。曾祖善，仕魏歷龍骧將軍雲州鎮將，因家於雲州之盛樂郡。祖提，使持節車騎大將軍、燉煌鎮都大將。父進，正光中拜龍驤將軍，屬衛可孤作亂，攻圍盛樂，進率眾拒守，城竟獲全，以功拜盛樂郡守。晋公（宇文）護母，慶之姑也。次子毗。
《隋書》陸捌《閻慶傳》（《北史》陸壹《閻慶傳》同）略云：
（毗）能篆書，工草隸，尤善晝，為當時之妙，周武帝見而悅之，命尚清都公主。（隋）高祖受禪，以技藝侍東宫，數以琱麗之物取悦於皇太子（勇）。太子服玩之物，多毗所為。煬帝嗣位，盛修軍器，以毗性巧，諳練舊事，詔典其職，尋授朝請郎，毗立議輦辂車輿多所增損。長城之役，毗總其事。及帝有事恒岳，詔毗營立壇場。將興遼東之役，自洛口開渠，達於涿郡，以通運漕，毗督其役。營建臨朔宫，又領將作少監。
《新唐書》柒叁下《宰相世系表》閻氏條略云：
北平太守安成侯鼎，字玉鉉，死劉聰之難。子昌奔於代王猗盧，遂居馬邑。孫滿後魏諸曹大夫，自馬邑又徙河南。孫善龍驤將軍雲中鎮將，因居雲中盛樂。生車騎將軍燉煌鎮都大將提，提生盛樂郡守進，進少子慶生毗。
《舊唐書》柒柒《閻立德傳》（《新唐書》壹百《閻讓傳》同）略云：
閻立德，雍州萬年人，隋殿内少監毗之子也。其先自馬邑徙關中。毗初以工藝知名，立德與弟立本早傳家業，武德中累除尚衣奉御。立德所造衮冕、大裘等六服並腰輿、傘扇咸依典式，時人稱之。貞觀初歷遷將作少匠，封大安縣男。高祖崩，立德以營山陵功擢為將作大匠。貞觀十年文德皇后崩，又令攝司空，營昭陵，坐怠慢解職。十三年復為將作大匠。十八年從征高麗，及師旅至遼澤，東西二百餘里泥淖，人馬不通，立德填道造橋，兵無留礙，太宗甚悅。尋受詔造翠微宫及玉華宫，咸稱旨，賞賜甚厚。俄遷工部尚書。二十三年攝司空，營護太宗山陵，事畢進封為公，顯慶元年卒。
立本顥慶中累遷將作大匠。後代立德為工部尚書，兄弟相代為八座，時論榮之。總章元年遷右相。立本雖有應務之才，而尤善圖畫，工於寫真，秦府十八學士圖及貞觀中凌烟閣功臣圖並立本之跡也，時人咸稱其妙。太宗嘗與侍臣學士泛舟於宜春苑池中，有異鳥隨波容與，太宗擊賞數四，詔坐者為詠，召立本今寫焉，時閣外傳呼云晝師閻立本。立本時已為主爵郎中，奔走流汗，俛伏池側，手揮丹粉，瞻望坐賓，不勝媿赧，退戒其子曰：“吾少好讀書，幸免面墙，緣情染翰，頗及儕流，唯以丹青見知，躬厮役之務，辱莫大焉，汝宜深誡，勿習此末伎！”立本為性所好，欲罷不能也。及為右相，與左相姜洛對掌樞密。恪既歷任將軍，立功塞外，立本唯善於圖畫，非宰輔之器，故時人以千字文為語曰：
左相宣威沙漢，右相馳譽丹青。[參考張彦遠歷代名畫記玖駿此說]
《隋書》柒伍《儒林傳•何妥傳》（《北史》捌貳《儒林傳下•何妥傳》同）略云：
何妥，西域人也。父細胡[北史作細脚胡]通商入蜀，遂家郫縣，事梁武陵王紀，主知金帛，遂致巨富，號為西州大賈。妥少機警，十七以技巧事湘東王，後知其聰明，召為誦書左右。江陵陷，周武帝尤重之，授太學博士。高祖受禪，除國子博士，島國子祭酒，卒。
同書陸捌《何稠傳》（《北史》玖拾《藝術傳下•何稠傳》同）略云：
何稠，國子祭酒妥之兄子也。父通善▉玉。稠性绝巧，有智思，用意精微。年十餘歲遇江陵陷，隨妥入長安，仕周御飾下士。及高祖為丞相，召補參軍，兼掌細作署，累遷御府監，歷太府丞。稠博覽古圖，多識舊物，波斯嘗獻金緜錦袍，組織殊麗，上命稠為之。稠錦既成，逾所獻者，上甚悅。時中國久绝琉璃之作，匠人無敢厝意，稠以綠瓷為之，與真不異。仁壽初，文獻皇后崩，與宇文愷參典山陵制。大業初，煬帝將幸揚州，謂稠曰：“今天下大定，朕承洪業，服章文物闕略猶多，卿可討閲圖籍，營造輿服羽儀，送至江都也。”其日拜少府卿。稠於是營黄麾三萬六十人仗及車輿輦辂、皇后鹵簿、百官儀服依期而就，送於江都。所役二十萬餘人，用金銀錢物鉅億計，帝使兵部侍郎明雅、選部郎薛邁等勾竅之，數年方竟，毫釐無舛。稠參會今古，多所改創。帝復令稠造戎車萬乘鈞陣八百連，帝善之，以稠守太府卿。後三歲兼領少府監。遼東之役攝右屯衛將軍，領御營弓弩手三萬人。時工部尚書宇文愷造遼水橋不成，師不得濟，右屯衛大將軍麥鐵杖因而遇害，帝遣稠造橋，二日而就。初稠制行殿及六合城，至是帝於遼左與賊相對，夜中施之，其城周迴八里，城及女垣合高十仞，上布甲士，立仗建旗，四圍置闕，面别一觀，觀下三門，遲明而畢，高麗望見，謂若神功。從幸江都，遇宇文化及作亂，以為工部尚書。化及敗，陷於竇建德，復以為工部尚書。建德敗，歸於大唐，授將作小匠[北史作少府監]，卒。
綜合隋代三大技術家宇文愷、閻毗、何稠之家世事跡推論，蓋其人俱含有西域胡族血統，而又久為華夏文化所染習，故其事業皆藉西域家世之奇技，以飾中國經典之古制。如明堂、輅輦、衮冕等，雖皆為華夏之古制，然能依託經典舊文，而實施精作之，則不藉西域之工藝亦不為功。夫大興、長安都城宫市之規模取法太和洛陽及東魏高齊鄴都南城，猶明堂、車服之制度取法中國之經典也。但其實行营建製造而使成宏麗精巧，則有資於西域藝術之流傳者矣，故謂大興長安城之規模及隋唐大輅、衮冕之制度出於胡制者固非，然謂其绝無繫於西域之工藝者，亦不具通識之言者也。前賢有中學作體，西學為用之說，若取以喻此，其最適合之義歟？（魯般為燉煌人之傳說，亦舆西域及河西建築工藝有關，見段成式酉陽雜俎續集肆貶誤門引朝野▉載。）何稠家世出於西域，史已明言，無待推證，所可注意者，則蜀漢之地當梁時為西域胡人通商及居留之區域一事，寅恪曾别有所論，兹不復贅（見一九三五年《清華學報》拙著《李白氏族之疑問》）。
閻毗家世如《新唐書•宰相世系表》所記者，其源當出於閻氏所自述，但與《晉書》肆捌《閻缵傳》及陸拾《閻鼎傳》不符，沈炳震《新唐書宰相世系表訂謁》亦已言及，故其所謂閻鼎子昌避難奔於馬邑者，乃胡族家譜冒充漢人，其關節所聯繫之通例，其為依託亦不待辨，質言之，阎氏家世所出必非華夏種類無疑也。至其是何胡族，則有略可推測者，宇文護之母乃閻慶之姑，《周書》壹壹《晉蕩公護傳》（《北史》伍柒《周宗室傳邵惠公顥傳附護傳》同）略云：
晋蕩公護，字薩保，太祖之兄邵惠公顥之少于也。護至涇州見太祖，而太祖疾已綿篤，謂護曰：“天下之事屬之於汝。”護涕泣奉命，行至雲陽，而太祖崩，護秘之，至長安，乃發喪。時嗣子沖弱，强寇在近，人情不安，護綱紀内外，撫循文武，於是眾心乃定，先是太祖常云：“我得胡力”，當時莫曉其旨。至是人以護字當之。護性至孝，得（母閻姬）書，悲不自勝，報書曰：“受形稟氣，皆知母子，誰同薩保，如此不孝。當鄉里破敗之日，薩保年已十餘歲，鄰曲舊事猶自記憶。太祖升遐，天保未定，薩保屬當猶子之長，親受顧命，雖身居重任，職當憂責。不期今日得通家問，蒙寄薩保别時所留錦袍表，年歲雖久，宛然猶識。”
寅恪案：薩保即宇文護本來之胡名，其後别命漢名，乃以其原有胡名為字，此北朝胡人之通例，故護報其母閻氏書即自稱薩保，其明證也。考《隋書》貳柒《百官志》載北齊鴻臚寺典客署有京邑薩甫二人，諸州薩甫一人。又同書貳捌《百官志》載隋雍州薩保為視從七品，諸州胡二百户已上薩保為視正九品。《通典》肆拾《職官典》贰贰薩寶符袄正條注云：
袄者，西域國天神，武德四年置袄祠及官，常有羣胡奉事，取火呪詛
夫宇文護字之薩保舆隋之薩保同，亦即北齊之薩甫、唐之薩寶，此名與火袄之關係，自不待論，火袄教人中國之始末亦非此文所論也。茲所欲論者，即宇文護既以薩保為名，則其母閻氏或與火袄教有關，而閻氏家世殆出於西域，又觀閻慶之祖提即宇文護母之父，其人曾為敦煌鎮都大將，敦煌為交通西域要道，或亦因是舆西域有關耶？至宇文愷雖氏族出自東北，而世居夏州，其地較近西北，與西域交通亦易發生關係，故其技術之養成，推原於家世所出及地理環境，則不難解釋。總而言之，若技術人才出於胡族，則必於西胡而不於東胡求之，蓋當中古時代吾國工藝之發展實有資於西域之文明，而東方胡族之藝術殊不足有所貢獻於中國，故世之稱揚隋唐都邑新制歸功於胡族，即東方胡族實行性之表現者，似僅就表面籠統推測，而無深刻之觀察，但此點史料缺乏，本極難斷定，固不敢固執鄙見，特陳其所疑，以求通人之敦正如此。

静水流深

三  職    官
隋唐職官之名號任務，其淵源變革記載本較明顯，而與此章有關之隋唐制度之三源復已於前章詳悉考論，其涉及職官者尤為易知，故此章僅擇其要點言之，其餘可從簡略。但有二事，實為隋唐制度淵源系統之所繫，甚為重要，而往往為論史者所忽視或誤解，則不得不詳為考辨，蓋所以證實本書之主旨也。其第一事即宇文泰所以令蘇绰、盧辯等摹倣周官之故及其制度實非普遍於全體，而僅限於中央文官制度一部分。第二事即唐代職官乃承附北魏太和、高齊、楊隋之系統，而宇文氏之官制除極少數外，原非所因襲。開元時所修《六典》乃排比當時施行令式以合古書體裁，本為粉飾太平制禮作樂之一端，故其書在唐代行政上遂成為一種便於徵引之類書，並非依其所託之《周官》體裁，以設官分職實施政事也。觀其書編修之經過，即知不獨唐代職官與《周禮》無關，且更可證明適得其反者。然則論者據《唐六典》一書竟謂唐代施政得用官之遺意者，殆由不能明悉唐代制度之系統淵源所致也。兹依時代先後，略述職官淵源流變之史料，而附以辨證焉。
《魏書》壹壹叁《官氏志》略云：
自太祖至高祖初，其内外百官屢有減置，或事出當時，不為常目，如萬騎、飛鴻、常忠、直意將軍之徒是也。舊令亡失，無所依據。太和中，高祖詔羣寮議定百官，著於令。
孝莊初，以爾朱榮有扶翼之功，拜柱國大將軍，位在丞相上。
同書柒下《高祖紀下》（《北史》叁《魏本紀》同）略云：
太和十七年六月乙巳詔曰：“遠依往籍，近採時宜，作職員令二十一卷，權可付外施行，其有當局所疑而令文不載者，隨事以聞，當更附之。”
十九年十二月乙未朔引見羣臣於光極堂，宣示品令，為大選之始。
寅恪案：北魏在孝文帝太和制定官制以前，其官職名號華夷雜糅，不易詳考，自太和改制以後，始得較詳之記載，今見於魏收書《官氏志》所叙列者是也。《新唐書》伍捌《藝文志》史部職官類有《魏官品令》一卷，其書諒舆太和十九年十二月朔宣示羣臣之品令有關也。魏孝文之改制，即吸收南朝前期發展之文化，其事已於前論禮儀章考辨證明，兹不必詳及。
《隋書》贰陸《百官志》序略云：
漢高祖職官之制因於嬴氏，其間同異，抑亦可知。光武中興，聿遵前緒，唯廢丞相與御史大夫，而以三司綜理眾務，洎於叔世，事歸臺閣，論道之官備員而已。魏晋繼及，大抵略同。爰及宋齊，亦無改作。梁武受終，多循齊舊，然而定諸卿之位，各配四時，置戎秩之宫，百有餘號。陳氏繼梁，不失舊物。高齊創業，亦遵後魏，臺省位號與江左稍殊。有周創據關右，日不暇給，洎乎克清江漢，爰議憲章，酌酆鎬之遺文，置六官以綜務，詳其典制，有可稱焉。高祖踐極，百度伊始，復廢周官，還依漢魏，唯以中書為内史，侍中為納言，自餘庶僚頗有損益。煬帝嗣位，意在稽古，建官分職，率由舊章，大業三年，始行新令，今之存錄者，不能詳備焉。
《新唐書》肆陸《百官志》序（《舊唐書》肆贰《職官志》序略同）略云：
唐之官制，其名號禄秩雖因時增損，而大體皆沿隋故。其官司之别曰省，曰臺，曰監，曰衛，曰府，各統其屬，以分職定位。其辨貴賤，叙勞能，則有品，有爵，有勳，有階，以時考覈，而升降之，所以任羣材，治百事。其為法則精而密，其施於事則簡而易行，所以然者，由職有常守，而位有常員故也。方唐之盛時，其制如此。
寅恪案：上引史文，不待解釋，若能注意“高齊創業，亦遵後魏”，“（隋）高祖踐極，復廢周官，還依漢魏”及“唐之官制大體皆沿隋故”數語，則隋唐官制之系統淵源已得其要領。茲更依舊史之文，略詮論一二以資參證，至前所謂忽視及誤解之點，則於此章之末論之，庶於叙說較便也。
《隋書》贰柒《百官志》略云：
後齊制官，多循後魏。
寅恪案，高齊職官之承襲北魏，不待贅論，惟其尚書省五兵尚書之職掌及中書省所領進御之音樂諸官則與後來兵制及音樂有關，俟於後音樂章及兵制章詳論之。
同書贰捌《百官志》：
（隋）高祖既受命，改周之六官，其所制名多依前代之法。
寅恪案：所謂前代之法即所謂漢魏之制，實則大抵自北魏太和傳授北齊之制，此隋官制承北齊不承北周之一例證也。杜佑於《通典》貳伍《職官典》柒總論諸卿條子注中論隋之改制頗為有識，其後宋人論《唐六典》其意亦同，其言當於下論六典時再詳引之。杜氏注略云：
        後周依周禮置六官，而年代短促，人情相習已久，不能革其視聽，故隋氏復廢六官多依北齊之制。官職重設，庶務煩滯，加六尚書似周之六卿，又更别立寺監，則户部與太府分地官司徒職事，禮部與太常分春官宗伯職事，刑部與大理分秋官司寇職事，工部與將作分冬官司空職事。自餘百司之事多類於斯，欲求理要，實在簡省。
寅恪案：杜君卿謂隋之職官多依北齊之制，自是確實。然尚有一事關於職官之選任者，初視之似為隋代創制，而唐復因之。實則亦北魏末年及北齊之遺習，不過隋承之，又加以普遍化而已。其事悉廢漢以來州郡辟署僚佐之制，改歸吏部銓授，乃中國政治史上中央集權之一大變革也。故不可不略考論之。
《隋書》貳捌《百官志》（《唐六典》叁拾刺史條、《通典》叁叁《職官典》鄉官條同）略云：
（開皇三年）舊周齊州郡縣職自州都郡縣正已下皆州郡將縣令至而調用，理時事，至是不知時事，直謂之鄉官，别置品官，吏部除授。
（開皇）十五年罷州縣鄉官。
同書柒伍《儒林傳•劉炫傳》略云：
（牛）弘又問：“魏齊之時令史從容而已，今則不遑寧舍，其事何由?”炫對曰：“往者州唯置綱紀，郡置守丞，縣唯令而已，其所具僚則長官自辟，受詔赴任，每州不過數十，今則不然，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纖介之跡皆屬考功。”
《通典》叁叁《職官典》總論縣佐條漢有丞尉及諸曹掾句下杜氏注云：
多以本郡人為之，三輔則兼用他郡，及隋氏革選，盡用他郡人。
寅恪案：若僅據此，似中央政府之吏部奪取地方政府州郡縣令自辟之權，以及縣佐之回迴避本郡，均始於隋代，然若就其他史料考之，則知殊不然也。如《北齊書》捌《幼主紀》（《北史》捌《齊本紀》同）略云：
帑藏空竭，乃賜諸佞幸賣官，或得郡兩三，或得縣六七，各分州郡，下逮鄉官，亦多降中者，故有勑用州主簿、勑用郡功曹。
《通典》壹肆《選舉典》略云：
其（漢代）州郡佐吏自别駕長史以下，皆刺史太守自辟，歷代因而不革。洎北齊武平中，後主失政，多有佞倖，乃賜其賣官，分占州郡，下及鄉官，多降中旨，故有勑用州主簿、郡功曹者。自是之後，州郡辟士之權浸移於朝廷，以故外吏不得精覈，由此起也。
        後周其刺史僚佐則自署，府官則命於朝廷。
（隋）牛弘為吏部尚書，高構為侍郎，最為稱職。當時之制，尚書舉其大者，侍郎舉其小者，則六品以下官咸吏部所掌，自是海内一命以上之官州郡無復辟署矣。[原注云：自後魏、北齊州郡僚佐已多為吏部所授，至隋一切歸在省司。]
寅恪案：北周刺史尚自署僚佐，而後魏、北齊州郡僚佐則已多為吏部所授，至隋一切歸之省司，此隋代政治中央集權之特徵，亦即其職官選任之制不因北周而承北齊之一例證也。
又《隋書》貳捌《百官志》略云：
高祖又採後周之制，置上柱國、柱國、上大將軍、大將軍、上開府儀同三司、開府儀同三司、上儀同三司、儀同三司、大都督、帥都督、都督，總十一等以酬勤勞。
《唐六典》贰肆左右衛大將軍各一人正三品注略云：
自兩漢王北齊大將軍位視三公，至隋十二大將軍直為武職，位左右臺省之下，與右[近衛本考訂云：右疑當作古]大將軍但名號同，而統務别。
寅恪案：此為隋制之因於北周而不承北齊者，似為變例，然考所謂柱國大將軍之號其實亦始於北魏之末年，而西魏北周承之，故隋採此制，可言祧北齊而承魏周。蓋楊氏王業所基，别是一胡化系統，當於後兵制章詳之，兹僅節绿舊籍關於此名號之源流，以備參證，觀者自能得之，可不詳論也。如《周書》壹陸《侯莫陳崇傅》後（《北史》陸拾《王雄傳》後、《通典》贰捌《職官典》将軍總叙條及叁肆職官典勳官條俱略同）略云：
初魏孝武莊帝以爾朱榮有詡戴之功，拜榮柱國大將軍，位在丞相之上。榮敗後，此官遂廢。大統三年，魏文帝複以太祖中興之業，始命為之。其後功參佐命、望實俱重者亦居此職，自大統十六年以前任者凡有八人。太祖位總百揆，督中外軍，魏廣陵王欣元氏懿戚，從容禁間而已，此外六人各督二大將軍，分掌禁旅，當爪牙禦侮之寄，當時榮盛莫與為比，故今之稱門閥者鹹推八柱國家雲。今並十二大將軍錄之于左：
（上略）。
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大司馬河内郡開國公獨孤信。
（下略）。
右與太祖為八柱國。
（上略）。
使持節大將尔大都督陳留郡開國公楊忠。
茲請言宇文泰摹倣周官之事，先略引舊史之文有關於此者，然後再討論之。
《周書》贰《文帝紀》（《北史》玖《周本紀》同）略云：
魏廢帝三年春正月始作九命之典，以敘內外官爵，以第一品為九命，第九品為一命，改流外品為九秩，亦以九為上。
魏恭帝三年春正月丁丑初行周禮，建六官。初太祖以漢魏官繁，思革前弊，大統中乃命蘇綽，盧辩依周制改創其事，尋亦置六卿官，然為撰次未成，眾務猶歸臺閣，至是始畢，乃命行之。
《北史》伍《魏本紀》云：
大統十四年五月以安定公宇文泰為太師，廣陵王欣為太傅，太尉李弼為大宗伯，前太尉趙貴為大司寇，以司空于謹為大司空。
《通鑑》壹陸壹《梁紀》太清二年五月載此事，胡注云：
宇文相魏，倣成周之制建官。
寅恪案：此即《周書》貳《文帝紀》、《北史》玖《魏本紀》所謂“大統中置六卿官”者也。《周書》贰肆《盧辯傳》（《北史》叁拾《盧同傳附辯傳》略同）略云：
        盧辯，范陽涿人，累世儒學。辯少好學，博通經籍，舉秀才，為太學博士，以《大戴禮》未有解詁，辯乃注之。其兄景裕為當時碩儒，謂辯曰：“昔侍中注小戴，今爾注大戴，庶纂前修矣。”太祖以辩有儒術，甚禮之。自魏末亂離，孝武西遷，朝章禮度湮墜咸盡，辩因時制宜，皆合軌度。性强記默契，能斷大事，凡所創制，處之不疑。初太祖欲行周官，命蘇綽專掌其事，未幾而綽卒，乃令辩成之。於是依周禮建六官，置公卿大夫士，並撰次朝儀、車服、器用，多依古禮，革漢魏之法，事並施行。辩所述六官，太祖以魏恭帝三年始命行之，自茲厥後，世有損益，於時雖行周禮，其内外眾職又兼用秦漢等官，今略舉其名號及命數附之於左：
        柱國大將軍、大將軍。
        右正九命。   
        驃騎車騎等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雍州牧。
        右九命。
        驃騎車騎等將軍左右光禄大夫、户三萬以上州刺史。
        右正八命。
（下略）。
《隋書》贰柒《百官志》略云：
周太祖初據關内，官名未改魏號，及方隅粗定，命尚書盧辩遠師周之建職，置三公、三孤，以為論道之官；次置六卿，以分司庶務。制度既畢，太祖以魏恭帝三年始命行之。
觀上所引舊載宇文泰摹倣成周，創建官制之始末，亦可略知梗概。《周禮》一書，其真偽及著作年代問題古今說者多矣，大致為儒家依據舊資料加以系統理想化之偉作，蓋託古改制而未嘗實行者，則無疑義也。自西漢以來，摹倣《周禮》建設制度，則新莽、周文帝、宋神宗，而略傅會其名號者則武則天，四代而已。四者之中三為後人所譏笑，獨宇文之制甚為前代史家所稱道，至今日論史者尚復如此。夫評議其事之是非成敗，本非本章之主旨及範圍，故俱置不論。兹所言者，僅宇文泰摹倣《周禮》創建制度之用心及其所以創建之制度之實質而已。宇文泰憑藉六鎮一小部分之武力，割據關隴，與山東、江左鼎足而三，然以物質論，其人力財富遠不及高歡所轄之境域，固不待言，以文化言，則魏孝文以來之洛陽及洛陽之繼承者鄴都之典章制度，亦豈荒殘僻陋之關隴所可相比。至於江左，則自晉室南遷以後，本神州文化正統之所在，況值梁武之時庾子山所謂“五十年間江表無事”之盛世乎?故宇文苟欲抗衡高氏及蕭梁，除整軍務農、力圖富强等充實物質之政策外，必應别有精神上獨立有自成一系統之文化政策，其作用既能文飾輔助其物質即整軍務農政策之進行，更可以維繫其關隴轄境以内之胡漢諸族之人心，使其融合成為一家，以關隴地域為本位之堅强團體。此種關隴文化本位之政策，範圍頗廣，包括甚眾，要言之，即陽傅《周禮》經典制度之文，陰適關隴胡漢現狀之實而已。其關係氏族郡望者，寅恪嘗於考辨李唐氏族問題文中論之，如《李唐武周先世雜考》所引《隋書•經籍志》之文，即其確證之一也（見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五本第二分）。約言之，西魏宇文泰改造漢人姓氏及郡望之政策分為二階段，其先則改山東郡望為關隴郡望，且加以假託，使之與六鎮發生關係。其後則逕賜以胡姓，使繼鮮卑部落之後。迨周末隋文帝恢復漢姓之時，大抵僅迴至所改關隴郡望之第一階段，如隋唐皇室之郡望仍稱弘農隴西是也。關於北周隋唐人物之郡望，史家記載頗有纷歧，如李弼一族，《周書》、《兩唐書•弼孫密傳》及《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俱屬之遼東襄平，而《北史•李弼傅》及魏徵撰《李密墓誌銘》則又皆以為隴西成紀人，究其所以紀述差異之故，蓋由先後史家依據其恢復不同之階段以立言所致，其餘可以類推，未能一一於此詳悉論列也。
又與此關隴物質本位政策相關之府兵制，當於後兵制章詳言之，於此不置論。茲舉一史料可以闡發當日北朝東西分峙之情勢者，以為例證。
《北齊書》贰肆《杜弼傳》（《北史》伍伍《杜弼傳》略同）略云：
弼以文武在位罕有廉潔，言之於高祖[高歡]。高祖曰：“弼來!我語爾：天下濁亂，習俗已久，今督將家屬多在關西，黑獭常相招誘，人情去留未定，江東復有一吴兒老翁蕭衍者，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為正朔所在。我若急作法網，不相饒借，恐督將盡投黑獭，士子悉奔蕭衍，則人物流散，何以為國?”
觀高歡之用心，即知當日分争鼎立之情势，不能不有維繫人心之政策者矣。夫高歡所據之地，其富饒固能使武夫有所留戀，而鄴都典章文物悉繼太和洛陽之遺業，亦可令中原士族略得滿足，至隴之地則財富文化兩俱不如，若勉强追隨，將愈相形見拙，故利用關中士族如蘇綽輩地方保守性之特長，又假借關中之地姬周舊土，可以為名號，遂毅然決然捨棄摹倣不能及之漢魏以來江左、山東之文化，而上擬周官之古制。蘇綽既以地方性之特長創其始，盧辯復以習於複制竟其業者，寶此之由也。否則宇文出於邊裔，汉化至淺，縱有政事之天才，寧具詩書之教澤，豈可與巨君介甫諸人儒化者相比竝哉，然而其成敗所以與新宋二代不同者，正以其並非徒泥《周官》之舊文，實僅利用其名號，以暗合其當日現狀，故能收摹倣之功用，而少滯格不通之弊害，終以出於一時之權宜，故創制未久，子孫已不能奉行，逐漸改移，還漢魏之舊，如周宣帝露門元旦受朝賀時，君臣皆服漢魏衣冠，即可以證明，此事已於前禮儀章論之，茲再舉一二事於下：
《周書》肆《明帝紀》（《北史》玖《周本紀》同）云：
武成元年秋八月己亥改天王稱皇帝，追尊文王為帝，大赦改元。
同書叁伍《崔猷傳》（《北史》叁贰《崔挺傳附猷傳》略同）略云：
世宗即位，徵拜御正中大夫，時依周禮稱天王，又不建年號，猷以為世有澆淳，運有治亂，故帝王以之沿革，聖哲因時制宜。今天子稱王，不足以威天下，請遵秦漢稱皇帝，建年號，朝議從之。世宗崩，遺詔立高祖，晋公護謂猷曰：“魯國公稟性寬仁，太祖諸子之中年又居長，今奉遵遺旨，翊戴為主，君以為何如?”猷對曰：“殷道尊尊，周道親親，今朝廷既尊周禮，無容輒違此義。”護曰：“天下事大，畢公沖幼耳。”猷曰：“昔周公輔成王以朝諸侯，況明公親賢莫二，若行周公之事，方為不負顧託。”事雖不行。當時稱其守正。
寅恪案：周明帝世距始依《周禮》創建制度之時至近，即已改天王之號，遵秦漢稱皇帝，蓋民間習於皇帝之尊稱已久，忽聞天王之名，誠如崔猷所言“不足以威天下”，即不足以維持尊嚴之意，故不得不先改革之也。又宇文護不依《周禮》立子，而依殷禮立弟，亦不效周公輔成王者，所以適合當時現實之利害也。夫《周禮》原是文飾之具，故可不拘，宇文泰已如是，更何論宇文護乎?
《周書》貳叁《蘇绰傳》（《北史》陸叁《蘇綽傳》同）略云：
自有晋之季，文章競為浮華，太子欲革其弊。因魏帝祭廟，羣臣畢至，乃命綽為大誥，奏行之。自是之後文筆皆依此體。
《通鑑》壹伍玖《梁紀中》大同十一年（即西魏文帝大統十一年）六月丁巳魏主饗太廟條，胡注云：
宇文泰令蘇綽倣《周書》作大誥，其文尚在，使當時文章皆依此體，亦非所以崇雅黜浮也。
《周書》贰貳《柳慶傳》（《北史》陸肆《柳虬傳附慶傳》同）略云：
        （大統）十年除尚書都兵郎中如故，並領記室。時北雍州獻白鹿，羣臣欲草表陳贺，尚書蘇綽謂慶曰：“近代以來文章華靡，逮於江左，彌復輕薄，洛陽後進，祖述不已。相公[宇文泰]柄民軌物，君職典文房，宜製此表，以革前弊。”慶操筆立成，辭兼文質，綽讀而笑曰：“枳橘猶自可移，況才子也。”   
寅恪案：蘇綽作大誥在大統十一年。《周書》貳《文帝紀》（《北史》玖《魏本紀》同）載魏恭帝元年夏四月帝大饗羣臣，太祖（宇文泰）因柳虬之責難，令太常盧辯作誥諭公卿，其文體固無異蘇綽所作之大誥，但一檢《周書》肆《明帝紀》所载武成元年後之韶書，其體己漸同晉後之文，無復蘇绰所倣周誥之形似，可知此種矯枉過正之偽體，  一傳之後，周室君臣即已不復遵用也。若更檢《周書》，則見明帝紀所載武成元年前一歲九月丁未帝幸同州故宅，賦詩曰。
        玉燭調秋氣，金輿歷舊宫。還如過白水，更似入新豐。霜潭漬晚菊，寒井落疎桐。皋杯延故老，令聞歌大風。
則竟是南朝後期文士、北周羈旅▉臣如庾義城、王石泉之語，此豈宇文泰、蘇绰創造大誥文體時所及料者哉!
又近日論文者有以唐代貞元、元和古文運動乃遠承北朝蘇綽摹倣古體之遺風者，鄙意其說甚與事實不合。蓋唐代貞元、元和古文運動由於天寶亂後居留南方之文士對於當時政教之反動及民間俗體文之薰習，取古文之體，以試作小說，而卒底於成功者。此意嘗於《論韓愈與唐代小說之關係》一文（見《哈佛亞綑亞學報》第二期）中略發之，以其舆本書無涉，故不多及也。
茲所舉一二例已可證宇文泰摹古之制，身没未久，其子孫已不能遵用，而復返於漢魏，漸舆山東、江左混同，至隋氏繼其遺業，遂明顯不疑，一掃而幾盡去之。蓋周禮本其一時權宜文飾之過渡工具，而非其基本霸業永久實質之所在。此點固當於兵制章詳論之，然就職官一端，亦闡明此意，而知宇文所摹倣之周制其實質究為如何也。
所謂《周禮》者乃託附於封建之制度也，其最要在行封國制，而不用郡縣制，又其軍隊必略依《周禮•夏官大司馬》之文即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之制。今據《周書、北史•盧辯傳》所載不改從《周禮》而仍襲漢魏之官職，大抵為地方政府及領兵之武職，是宇文之依《周官》改制，大致亦僅限於中央政府之文官而已。其地方政府既仍襲用郡縣制，封爵只為虚名，而不畀以土地人民政事，軍事則用府兵番衛制，集大權於中央，其受封藩國者，何嘗得具《周官》所謂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之設置乎?
又《周書》贰叁《蘇綽傳》（《北史》陸叁《蘇綽傳》同）略云：
        又為六條詔書奏施行之。其四擢賢良曰：“今刺史守令悉有僚吏，皆佐治之人也。刺史府官則命於天朝，其州吏以下並牧守自置，自昔以來，州郡大吏但取門資。夫門資者乃先世之爵禄，無妨子孫之愚瞽；今之選舉者當不限資蔭，唯在得人。苟得其人，自可起厮養而為卿相，伊尹、傅說是也，而況州郡之職乎?苟非其人，則丹朱、商均雖帝王之胤，不能守百里之封，而況公卿之冑乎?”
寅恪案：北朝自魏孝文以來，極力摹倣南朝崇尚門第之制（見《魏書》陸拾、《北史》肆拾《韓麒麟傅附顯宗傅》），而蘇綽實亦即宇文泰不尚門資之論，其在當時誠為政治上一大反動。夫州郡僚吏之尚門資猶以為非，則其不能亦不欲實行成周封建之制，以分散其所獲之政權，其事甚明，此宇文所以雖傚《周禮》以建官，而地方政治仍用郡縣之制，绝無成周封建之形似也。
又考《晉書》叁玖《荀勖傳》略云：
        時又議省州郡縣半吏以赴農功，勖議以為省吏不如省官，若欲省官，私謂九寺可並於尚書，蘭臺宜省付三府，然施行歷代，世之所習，是以久抱愚懷，而不敢言。
然則汉魏以來中央政府職官重複，識者雖心知其非，祇以世之所習而不敢言，宇文之改革摹倣周澧託體甚高，實則僅實行其近代識者改革中央政府官制之議，而加以擴大，並改易其名，以符周制耳。宇文創建周官之實質及其限度如此，論史者不可不正確認識者也。
前所謂第二事即《唐六典》之性質，兹略加闡明。關於此書之施行問題，《四庫全書》柒玖史部職官類《唐六典提要》已有正確之論斷，近日本西京東方文化研究所《東方學報》第柒册内藤乾吉氏復於其所著《就唐六典施用》一文詳為引申，故《六典》一書在唐代施行之問題已大體解決，不必别更討論。但寅恪此書主旨在說明唐代官制近承楊隋，遠祖（北）魏、（北）齊而祧北周者，舆《周官》绝無干涉，此事本甚易知，然世仍有惑於《六典》之形式，不明瞭其成書之原委，而生誤會，遂謂其得《周官》遺意者，則與寅恪所持之說不合，因不得不略舉史實，以為證明。雖所舉材料不出四庫館臣所引之範圍，但彼等所討論者為《六典》施行與否之間題，寅恪所考辨者為唐代官制淵源系統之問題，主旨既别，材料即同，不妨引用也。
劉肅《大唐新語》玖著述類（參《新唐書》伍捌《藝文志•史部》職官類《六典》三十卷注文及壹叁貳《韋述傳》，又程大昌《考古编》玖《六典》條）云：
        開元十年玄宗韶書院撰《六典》以進，時張說為麗正學士，以其事委徐堅。沈吟歲餘，謂人曰：“堅承乏已曾七度修書，有憑准，皆似不難，惟《六典》歷年措思，未知所從。”說又令學士母嬰（煚）等檢前史職官，以今（令）式分入六司，以今朝《六典》象《周官》之制，然用功艱難，綿歷數載。其後張九齡委陸善經，李林甫委苑咸，至二十六年始奏上，百寮陳賀，迄今行之。
陳振孫《書錄解題》陸職官類《唐六典》叁拾卷（參晁公武《郡齋讀書志》柒職官類《唐六典》條）云：
        題御撰，李林甫等奉勅注。按：韋述集賢記注，開元十年起居舍人陸堅被旨修六典，上手寫白麻紙凡六條，曰：“理、教、禮、政、刑、事典，令以類相從，撰錄以進。”張說以其事委徐堅，思之歷年，未知所適；又委母煚、余欽、韋述，始以令式分入六司，象《周禮》六官之制，其沿革並入注，然用功艱難；其後張九齡又以委苑咸，二十六年奏草上，至今在書院。[武英殿聚珍本原注案：《唐書•藝文志》張說以其事委徐堅，經歲無規制，乃命母煚、余欽、咸廙、業孫、季良、韋述等參撰，及蕭嵩知院，加劉鄭蘭、萧晟、盧若虚；張九齡知院，加陸善經；李林甫代九齡，加苑咸。委苑成者，乃李林甫也。至云二十六年冬草上，考《新舊唐書》，九齡以二十四年罷政事，尋謫荆州，程大昌謂書成於九齡為相之日，當在二十四年，林甫注成奏進，當在二十七年，故是書卷首止列林甫，而不及九齡也。)
今案《新書•百官志》皆取此書，即太宗貞觀六年所定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