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文怀远

年届六十

岁月堂堂忽六旬，

　　天涯望断日黄昏。

　　玉关红柳梦魂远，

　　雁塔苍槐意念真。

　　卅载风云似反掌，

　　南飞东走且栖身。

　　自来不识路归处，

　　却话帆樯待丽晨。

　　注释：

　　（1）全部起因，概因挂历首页为唐寅一首七律，第一句即为“岁月堂堂忽六旬”，再就是杜甫的《观公孙大娘子舞剑器行》中有“五十年间似反掌”一句，便有感而发，遂成此诗；

　　（2）天涯望断：在海南七年，留下无尽思念，萌萌是永远留在那里了；

　　（3）玉关红柳：老友王世忠一家移居克拉玛依迄今已近三十年矣，1999年偕少华同去，走星星峡、红柳河，入玉门关到敦煌，再返伊犁，一路坐车，观红柳苍劲、寂寞，少华尤喜，几番留影，不忍离去；

　　（4）卅载：原为“三十年间似反掌”，照搬杜甫原诗，归智兄考虑诗词格律，改为此句。卅年，恰为一半，中国之变化始自1977，当时年届三十，一切有如昨日；

　　（5）西安、武汉、海口、上海，一生大概就是这四个地方了，南飞东走，其实不知何处栖身；父亲是绍兴人，在北京长大，其余一概不知，所以也就来历不明，不知魂归何处；

　　（6）“日黄昏”、“待丽晨”，无形中成了一个循环论者，大约也是老人心态吧，反正一个甲子也正好是一轮；

　　（7）此诗多赖归智兄斧正，不胜唏嘘，青少年时节，从不考虑平仄，只有由着性子信笔写去，想不到日近黄昏，竟从形而上学之逻辑改学诗词格律，人生之不可料知，由此可见一斑也。

[ 本帖最后由 宇文怀远 于 2008-6-24 20:59 编辑 ]

宇文怀远

一代人的回望　　（一）

　　这是一批六十来岁的人了。

　　“六十岁”是个什么概念？这只有当那些来自山南海北、几乎连姓名和性别都忘记了的小学同学有了毕业后的第一次聚会时才能让人深切感受到。这就是今年春节我在西安时的一种经历：每个人都在对方的脸庞和举止上确认着自己可能的样子，这和在镜子中端详自己时的感觉完全不同。

　　“六十岁”，按照中国传统的纪年，算是一个甲子了，也就是西方人所理解的一个世纪，至此以后周而复始，又开始了新的一轮循环。孔子说“六十而耳顺”，我以前把“耳顺”理解为“能听得进各种反对意见”，后来才知道指的是“知之之至，不思而得”；按程子的说法，叫“耳顺，所闻皆通也”。杨伯峻老先生据此解释为“六十岁的人，一听别人的言语，便可以分辨真假，判明是非”。这就是说，六十岁的人，对真假是非大约就都已经有了一个基本的判断。也许孔子是在说他自己，我们自然不能和他比，但能不能试着也扪心自问地对“别人的言语”（对我们来说，这别人的言语只能是国家的说法，因为它具有无可替代的权威性）有一个真假是非上的基本判断呢？于是，夜深人静之时，一个年近六十且多有失眠的准老人，就很可能在回望中对自己进行着某种“年龄”上的检验；或者说，在某种意义上，这也就是对我们这一代人的一种检验，看大家到底在什么意义上可称之为“同一代人”。

　　“代”，这是一个什么概念？什么叫“一代人”？有些人讲以30年为一代，有些人认为它指的是“世系的辈分”，父子相继为一代；但在我看来，它更应该指的就是当这些人在步入成年时，因共同经历的某件事而有了共同的话题、共同的感情和是非标准。这里的“对错”，不是科学的或事实意义上的“对错”，它就指的是一种价值判断，一种是真还是假、是对还是错的判断；这里的真假对错，有着强烈的感情色彩，它想通过自己的判断来获得一种信念或态度上的共鸣。正是这种情感或价值观念上的判断使得任何经验对我们来说都具有了文化的意味；当然，也正是这种信念与态度上的共鸣（但不一定一致）使他们确认自己是“同一代人”。比如文革时的老大学生，尽管在年龄上与我们差不多，或只比我们大两三岁，而且在对一些事情的判断上也基本一致，但情感上却似乎相去甚远。许多我们说起来很有感情的事，他们却无动于衷。他们比我们成熟。当我们无所着落，准备下乡插队时，他们在等待分配，开始拿工资。但这能不能算根本原因？我说不大出来，但总似乎隔着层什么，就是直到今天，也依然觉得隔着层什么。这种感觉是真实的。这里重要的只是感觉。所谓“忘年交”，就指的是感觉上的相知相通。

　　恰好，对任何一代人来说，都有着这样那样的把他们的思想感情连接在一起的事件，也正是这一事件使他们把自己这代人与上代人或下代人区分开来。

　　对任何一代人、特别是对那些年近花甲的人来说，最关紧要的就是要找到一种方式把你所经历的那件事关“一代人”这一概念能否成立的“事件”表达出来；因为这种表达及其所具有的思想感情并不仅仅属于这一代人的“当下”，也不仅仅事关“过去”，它实际上关系着一个民族的“未来”；因为所谓的“当下”或“今天”，实际上就具有着它自己的“过去”（过去活在今天，或构成今天的背景）；而在“今天”如何表达，又会成为“明天”的“过去”（今天以背景的方式活在明天）。历史就是这样一个连续的过程，它由一个接一个的事件构成，而我们在“今天”对那件事关“一代人”这一概念能否成立的事件的任何表达，都既是对这一事件的重构，也是为了使其成为明天的背景。对任何一个民族的未来来说，这种背景总是越厚重就越好；或者说，越复杂就越好。我们难道没有感觉到当我们这代人在年龄上走向成熟时，实际上已经没有多少历史的厚重感，所以不管表面上看起来多么慷慨激昂，实际上已经很有些轻飘飘了吗？那时候一说一个人历史复杂，这个人几乎就可以等同于坏人了。所以我们都努力使自己变得“简单”，就跟现在在电视上“征婚”的人一般都会说自己的“恋爱经历”很简单一样。这样一种出于“需要”而训练出来的思维定式，使得我们整个民族或共和国的历史也就变得越来越简单，越来越单纯。于是也就有了诸如“儒法斗争”、“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无非是怎么怎么”、“只要……就一定能……”之类的语式，总之要把本来复杂的问题归结为一二三四条，尽量使其简单、易记。措施就是考试。古代人懂得这一点（八股文即为一例），今天的人更懂；比如用类似于“托福”那样的考试方式来考中文、历史、政治、经济、哲学，其后果是可想而知的。今天，我们又只能眼看着我们的下一代以这样一种较为新颖的方式重复着我们过去曾有过的那种轻飘飘的状态。究其原因，这种状态的形成大约就与历史或事件的被强行切断有关，与记忆被抹煞、历史被遗忘有关。也就是说，从我们的上一代人起，他们就没有意识到或没有寻觅到一种方式把他们那代人所共同经历的某一事件表达出来。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还有别样的看法和事实。也许上一代人有意识到了的，也有人以不同方式表达了出来的，但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那些极其简化了的几个概念，用这些概念套来套去，给人一种无所不知、包打天下的感觉。这种状态就这样一直延续着，直到构成这个民族的背景被完全淘空为止。这种“淘空”，决非读经、汉服或祭孔这些形式化的活动所能弥补，因为一代人与下一代人在信念与思想感情上早已失去了相互信任的联系。我们不但不信对一些基本事实的解释，甚至已经不再相信事实本身的真伪。我们和我们的下一代就将生活在对历史的疑虑与不信任之中。我有时想，假设有一天我们的档案材料也解禁了，于是成百吨的材料一下子涌到人们面前，谁有兴趣去仔细梳理，使其变成我们民族的一种精神财富？那时，恐怕又会是另一种形式的轻飘飘了。我觉得我们这个民族几乎注定了将会从此生活在轻飘飘中，无论是信息的封锁还是开放，恐怕这几十年的宣传教育，已经完成对我们这个民族在精神历程上的一个最大变革，这就是渗透在骨子里的麻木与不信任。与之相适应的，就是同样轻飘飘的歌舞升平式的麻木不仁。当我在一本有关历史的书中读到，上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在弗朗哥政权的统治下，受政府控制的媒体就是通过有意把人们吸引到足球场、斗牛场和肥皂广播剧来达到“躲避文化”这一目的，读到那时的西班牙有一种在“真实问题”的外面笼罩着一种“人为的寂静气氛”时，真感到诧异不已。

　　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或者说构成我们这一代人的共同经历的事件，无疑就是文化大革命了。

　　我们是文革那一代人。

　　又是一年“5·16”。

　　40年前的这一天，文化大革命拉开了它的序幕，那时的我们是高中生，即将步入20岁的样子。很遗憾（不知道是该庆幸还是有些悲哀），在现在的20来岁的人身上，已经丝毫看不到我们当初的样子了。真的，无论是城里的孩子还是乡下的孩子，作为刚刚入校的大学生，我总想竭力在他们身上找出自己当年的影子，哪怕只有一点也行，但没有。我们作为过去了的一代人的身上的一切，在下一代人身上几乎早已荡然无存。我们和现在40来岁的人是完全不同的两代人；而他们又与现在20来岁的人截然不同。当我们刚刚知道有“80后”这个概念时，“90后”的小青年早已粉墨登场。而且文革后的40年，一茬人与另一茬人之间的断裂感越来越加速，越来越明显。也正是这种感受，促使我想到了“回望”这个词，而且是“一代人的回望”：这可是几千万人共同的事情啊！

　　两年前的“5·16”，我曾在网上发表过一篇文章，题为《一个富有命运特征的一天》，说的就是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在这一天奇妙地结合在了一起。

　　文革，一方面是没有多少正儿八经地讨论，另一方面又似乎是一个早已说腻了的、陈旧不堪的话题；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人们不再有丝毫兴趣的话题。中国的好多事情，不知不觉中就都变成了这个样子，最后的结果，就是你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于是只好加速遗忘，或装聋卖哑。全民都如此这般，大到国际上所发生的那些大事，小到身边的种种不平，什么事都变得既不好说，又不想说，觉得没有多大意思，因为说来说去无非那些话。时间长了，人，或者整个民族自然也就越来越蠢。话，或者语言，是一种只会越说越多的东西；但长期地大脑疲劳，永远只是那样一种的说法和理解，只会使我们这个民族的语言活力慢慢枯萎、死去。过去是无论大事小事都上街游行，今天反对这个，明天声援那个；现在是无论有天大的事，大家都只能静悄悄地待着，谈不上任何自主性的情绪表达。甚至就连情绪，也要谨慎防范。比如“9、11”这样的事，比如美军入侵伊拉克这样的事，除了网上能听到一些“非正式”的言论外，我们谁又能知道自己该如何说话？只要有孩子大胆说出自己的不同见解，马上就会遭到家长和老师的制止，而且免不了要惊恐地四下张望一下。一个民族到了这种地步，空虚和危险就几乎已经成为了一种压抑中的涌动。这是一种很可怕也很让人悲哀的状态。尼采曾在一本书中说过，当弦蹦到极限的时候，任何一种情绪都可能引发暴力。在讨论希特勒是如何出现的问题上，伯林说是因为以前的绝对主义反弹出了希特勒的独裁统治，而列奥·斯特莱斯则说正是由于以前的相对主义，所以德国人民才失去了抵抗纳粹德国的精神力量。不管他们谁更有理，但“绝对主义”（真理只此一种表达方式）和“相对主义”（早已取消了真理的话题）总是我们这一代人亲身经历过的两个极端化了的时代。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决裂，与十七年的决裂；同时又是一种渊源，成了我们这代人的思想方法、行为方式的象征，到八九年，又来了一次决裂与渊源。我们真的觉得自己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了。也许重新认识自己的唯一途径就是回忆，在回忆中给自己重新定位。我在这里所说的回忆，几乎不带一点清算、惩罚、宽恕、忏悔的意思。我想的只是理性，理性的思考和在理论上所能达到的深度。我们该如何表达文革，确实事关一个民族是否还能重新燃起激情，至少是理论思考的激情，因为“文革”这个词语不仅包含着太多的眼泪、欢乐、痛苦和死亡，还包含着更多的、几乎可以说是没有触动过的与现代性、与共产党、与毛泽东，与理想、信仰、追求、爱情，与对我们这代人的教育及成长方式有关的所有的理论问题。对这些问题，不要说“知之之至”，我们恐怕连“知”的兴趣都没有了；要说不能与孔子相比，这恐怕是最先要提到的一点。孔子活在两千多年前，说他“六十而耳顺”，我们，就是真的“耳顺”了，又有谁敢这样说？

　　不往远处说，至少20世纪后半叶以来，世界上有那么多国家和民族有过“暴力之后的正义与和解”问题（这本身就是一本书的书名），但我想，我们的不同，就在于我们（至少是我）并没有那么具体的目标；我想的更多的还是理论问题。如果我们这样一个有悠久文明传统的大国可以不在乎理论思维的成就的话，我们自然也会活得较为轻松一些，但，这种不甘心几乎压倒了对某种具体目标（比如政治体制改革、民主法制等等）的关注；常常想起的一个例证就是19世纪的德国，就是康德、黑格尔的榜样，就是斐特烈大帝的那句著名的、同时也让康德唏嘘不已话：你们想说什么就尽管说、随便说，只要行动上听话就行（大意）。

　　“六十而耳顺”，想想我们所经历过的事，总该有个大体上的是非对错的判断。有些事，发生了，但与我们无关，比如三反五反、农业合作化运动、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和国有化、双百方针以及庐山会议等等；有些事发生在我们身边，对我们有间接影响，记忆很深，比如中苏友好、斯大林逝世、镇压反革命、粮食统购统销等，但总的来说，那时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新的时代，我们所有的人都充满信心，对报纸上所说的一切也都坚信不疑，随时准备检举揭发身边的坏人坏事，准备到边疆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甚至总想着打仗，解放全世界的受压迫者。这是非常真实的思想感情。就是“除四害”的日子里，看着成千上万的人一起出动消灭麻雀，那种壮观与同心协力，也让人真切感受到举国一致的伟大与力量。共产党执政之前，恐怕没有任何一个政权能做到这一步。所有这一切，哪怕就是真把麻雀“冤枉了”，也让人感受到生活的振奋与昂扬。我常常想起那些日子里锣鼓喧天，红旗招展，房上树上站满了人，在齐声呐喊和欢呼声中眼看着一批又一批的麻雀纷纷落地的景象。当政治运动搞起来，大家像消灭麻雀一样消灭“走资派”或“黑五类”时，那种声势和感觉其实也差不多。

　　早在文化大革命前，“史无前例”的事共产党其实已经干了许多许多，而且每件事都让人极其振奋，比如大炼钢铁的日子，全家出动，把能交出去的“铁器”都交了出去，母亲每天站在霸河里浪铁沙，回家时两腿都是肿的，但第二天依旧，而且没有一句怨言，觉得与解放前的妇女只能呆在家里相比，自然可以称之为一种“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了。那时候好像也不上班。整整一条街上没有一家店铺开门也很正常。大家都在忙，高高兴兴，觉得上班才是一件平庸无聊的事，因为与整个国家的“超英赶美”无关。

　　当然，生活中也会偶尔掠过几丝阴影，比如感到全家的气氛都很压抑、紧张，从不大声说话，更不让我们听见；再比如，看到学校的墙壁上忽然贴出一些“小字报”，据说是在揭发某个老师。接着就会有几个老师或同学不知不觉消失了，一问，才知道家里出了什么事，于是不上学了或转走了。具体情况没有谁认真打听，但有些伤感，感受到离别的滋味，但又在心中美化着这种离别，渴望当自己走上前线或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时，也让别人感受到离别的苦楚，但自己却豪情万丈。镇反留给人的印象更深一些，因为亲眼看到那么多人被绑在汽车上押赴刑场，还是有些害怕。我记得母亲竭力不让我看，但我总是能从人缝中看到汽车上的那些人的表情。每人身后插一个牌子，上面似乎写着姓名和罪名，有的只是几个类似于“恶霸”或“投机倒把犯”之类的很抽象的字眼。恐怖的感觉是事后，而且是很久以后才有的，在当时，只是感到场面的肃穆和森严。我记得四周站满了人，但听不到一点声响。像“工业化”、“现代化”这样一些词语，对我们的生活其实没有什么影响，没有谁关心商品、物价、住房、道路、学校的操场、街道里的自来水龙头、院子里的公共厕所的改造等等这些事，所有的人都被组织起来学习、讨论、发言，每个人也都迅速掌握了那套语言，甚至学会了那种表情，因为只有那样说话、那种表情才是“对”的。对与错的判断也就是好与坏的判断；而什么对，什么错，其实早就一目了然。一个共同体的集体情感或游戏规则，都必须基于“是对的”或“是正确的”这一前提；而对错（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真理）一旦被垄断起来，而且这种垄断不只是结论的垄断，而是论证方式上的垄断和灌输，那么大家也就自然学会了哪些话题可以说、应该说、怎么说，比如某件小事上表现了自己的私心杂念，而这种私心杂念又与资本主义复辟、千百万人头落地有什么直接间接的关系，等等。这样的讨论总是很热烈，七嘴八舌，你一言我一语，绕得圈子越大，认识也就越深刻，当然这种方式和结论又只能符合一个最高原则，这就是要“有利于绝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那么谁代表着“绝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谁也就自然成了真理的化身。

　　我曾经关于“文革话语”写过好几篇文章，最深的感受就是那种被引导着进行阐释的方式。解放了，解放者也就有了对一切重新命名、规定、阐释的权力。“正本清源”和“把被颠倒的历史再重新颠倒过来”几乎是最自然而然的事；我们也就自然而然地接受了下来。被讨论、被认知的对象都很确定，比如地富反坏右时时刻刻梦想着复辟，而广大的工农兵是反对这种复辟的主力军；青少年则是双方争夺的对象，他们心地纯洁，但很容易上当受骗，时时刻刻生活在一种危险之中。这种“危险”，换一个词，就是“恐惧”：既恐惧敌人的“糖衣炮弹”，也恐惧自己在不知不觉中成了人民的敌人。这种恐惧感几乎伴随着人的一生。再引伸一步，作为相应的要求，就是你必须时刻处于“临战状态”，处于“时刻准备着”和“备战备荒”的状态之中。使人们时时生活在恐惧与临战状态之中，则就可以定义为集权或专制政体的根本特征。

　　处于临战状态下的人，可以干出许多平时不可思议的事，那种热情、互助、无私和服从，那种大无畏的献身精神，都很值得回味和珍藏。所以看电视连续剧《激情燃烧的岁月》时，我们想起的就是自己那一段岁月，而且就激情的燃烧而言，远在战争年代的战士们之上，因为他们的敌人是面对面的，而我们的敌人则躲藏在暗处，而且时时刻刻窥视着时机以求复辟。

　　在无形的战场上寻找着敌人并与之作战，这就是文革开始前我们在精神状态上的一个基本情况。

　　当然，这种临战状态慢慢也就变成了自己与自己的作战，即所谓的斗私批修，而且必须是斗志昂扬地走上自己与自己作战的战场。

　　所谓的“困难时期”确实是很困难的。那是一种很真实的困难，但在报纸上却看不到，看到的，依旧是热火朝天的劳动和歌颂。所有的人都认为这种困难是自然灾害和苏修造成的，结果就是你越让我们困难，我们就越要乐观，越要欢天喜地。我们都很会“把坏事变成好事”，一个地方出了事，死了人，我们就歌颂党和政府的救助，接着就出现了一大批好人好事。于是我们也就总盼着出事。但日子总的来说是平淡乏味的。我记得一家人一个月只能领到一张到外面的餐馆去吃一顿饭的餐券，通常就让我去了，而我也通常去吃羊肉泡馍，因为它既便宜也能饱人。老爷每天早上五点起床，为的就是到“东亚饭店”去喝一碗豆浆。姥姥发明了一种办法，使得蒸出来的玉米面馒头给人变大了很多的感觉，于是就被邀请到四邻去传经。大家就那样过着日子，没有谁觉得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一切似乎本来就该这样。说是“暂时的困难时期”，但一连许多年，大家也就习惯了。

　　农村饿死了成千上万的人。说整个国家“民有饥色，野有饿殍”一点也不为过。这应该是一个毫无疑义、很本就不需要再争论的问题。当我在网上看到今天的许多年轻人不相信有大规模的饿死人的事情时，我真的很伤心，而且欲哭无泪。连这样的事情，政府都不能给出一个真假的说法，就是各地的县志，也都或多或少地隐瞒或缩小着明知的事实，那么我们以后到底还能信什么？我们该以怎样怀疑的神情在猜度和“从反面来看”中处理这些表面上最为生硬的数字和统计？但我那时确实不知道发生在农村里的事。在城里，也有在街上抢东西的人，一般来说都是抢吃的东西，抢到手后先往上面吐口水，或在地上踩几脚，看主人确实不要了，再自己拿起来吃。我就被抢过几次。自己不会受到任何伤害，除了有些惊吓以外。倒是家里的大人总免不了多说几句，因为那毕竟也是全家人等着的粮食。商店的柜台紧锁着，顾客隔着玻璃可以看到几样有限的点心。售货员必须在你指定要买什么东西并掏出足够的钱和粮票（当，且仅当）时，才会真的一手交钱和粮票，一手交货。像现在的“超市”，真是在梦中都没有出现过，而且就是所有的人在一起想象共产主义应该是什么样子时，也不会有人想到电视机、手机、超市，更不用说电脑和互联网了。那时候我们一天到晚读《科学家谈二十一世纪》，用对未来的想象来填补眼下的贫乏，但就是没有一个科学家告诉我们人可以就如今天这样过日子。我们可以大声地告诉我们的下一代：我们那时就是把自己最丰富的想像力全都调动起来，尽最大可能去想象共产主义的美好，也从来就没有达到过今天的现实生活的水平。我们根本就不知道美国、欧洲发达国家的人们是怎样生活的；那些知道的人又不告诉我们，就让我们生活在自己的被有意引导着的狭小想象之中。而且现实生活越困难，想象中的共产主义也就越美好，而革命的热情也就越高涨。因为共产主义的一个必要前提就是先得消灭帝修反，把自己造就成新人。缺乏一种“在另一时空”中的想象力，这成了一种致命的缺陷。

　　今天回头去看，那种困难（应该理解为灾难）当然是人为造成的。能从那样的困难（或灾难）中挺过来，靠的是信念，相信党和国家说得都是真话。事实上却是假话。这当然是现在才知道的。把假话当成真话来说，是为了让大家都能挺过来。这样的动机和效果都是好的。如果当时把一切实情都披露或揭发出来，天下不知道会乱成什么样子，死人也一定更多。凭心而论，那样连着几年的困难时期，多亏发生在那个年代；也多亏人们愿意勒紧裤带跟着党走。但这种愿意，是以封锁所有外部消息和对自己的人民进行欺骗宣传为代价的。我承认，目的或效果都是好的。也许这就足以压倒了一切。我不知道当时的情况放在我身上，或放在任何一个外国领导人身上，他们会怎样。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政权能如共产党这样有效地发动和组织群众，而那时或今天的中国，所需要的就是被组织和被管理。我们这个社会已经没有了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的机制与意识。所以想到共产党能如此把社会组织起来，总感到是一件好事；尽管在措施上错了，但人心的向背还是清楚的，只要道出实情，其实也没有什么；当然要负责任的主要是毛。但这又是不可能的，因为如何维护自己用千百万人的生命夺来的政权，就一直被列为所有价值系列中的最高价值；而这个政权又与毛这个具体的人紧紧联系在一起，任何动摇的结果只能更坏。于是，恐怕就只能那样先把假的说成真的，然后再让大家慢慢遗忘这一切。时间本身有遗忘机制；或者说，遗忘本身也不失为一种解决问题的途径。这是一种没有办法了的办法。除此之外，我实在想不出还能怎样。

　　问题在于，一旦有了这样明显地把假的说成真的、把彭德怀等人的好心打成恶意的经历，就需要一直这样坚持下去，用十个谎言给一个谎言自圆其说，然后再把所有可能知道真相的人都压制住。

　　可惜类似这样的事太多了，绝不仅限于“三面红旗”和“困难时期”。

　　在文革前的所有灾难中，没有罪过，只有无知——立场是对的，心情是好的，态度是积极的；最大，也不过可以理解为“交学费”而已。恶越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人们也就越习惯于遗忘和抹去罪责。到文化大革命时，我们也发现了许多恶是可以肆无忌惮地去干的，因为积累的恶太多了，多到已经无法清算的地步。于是所有的人也就很轻而易举地可以把恶归结为认识、理解、执行上存在着的某种偏差。

　　如何转移大家的注意力或设法把人们的“业余时间”都“填满”，这恐怕是一个让各级领导都很头痛的问题。基层的党组织自有他们的办法，事实就是根本就没有所谓的“业余时间”；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天天都在大干、献礼、赶超、竞赛，所有的人都没有休息、娱乐的概念，更谈不上旅游之类的事了。全家人似乎很难聚在一起。在我的印象中，好像从来就没有过一家人坐在一起说说话的时候。我想，一旦出现那种情况，大家一定会很紧张，很局促，觉得不正常。那时我在学校，也是开各种各样的会，有时拉练，有时义务劳动，帮助清洁工打扫卫生，或到柜台上去帮助卖东西。大家整日都很高兴，写诗，朗诵，参观，军训，等等，日子很充实。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忆苦思甜，参观“收租院”，学习刘文学。没有谁更多的想到学习。当然学习要好，因为要为国争光，但当时“学习好”这个概念很抽象，大家觉得只要思想好了学习自然就会好，否则就是白专道路，那更危险。“思想好”也很抽象。我得承认我的思想和学习都不够好，主要是喜欢打球，游泳，再就是读了大量的课外书，古今中外，拿到什么就读什么。今天再回头去看，其实我是歪打正着，因为我的课外书看得比别人多，这就给以后、也就是今天的学业打下了基础。那时的老师也不让看课外书，但似乎并不严格，课程不重，几乎没有什么课外作业，大量的时间都用来参加集体活动，其余的，就是自己读自己想读的书。批判白专道路之类的政治活动，客观上使得像我这样不好好学习的人有了借口，也大大减轻了学习的负担，使得读书真正成为一件让自己高兴的事。那时能找到一本课外书简直就是天大的喜事，人会高兴得几天睡不着觉，总想着那本书。所以看到现在的孩子这么苦，觉得还不如我们当时。

　　我觉得毛也一直寻找着转移人们注意力的突破口。经济没有搞好，饿死了那么多人，总得想个办法把人们的“业余时间”“填满”，就是说，不能让人们多想、细想、深想。建国后，围绕在他身边的人有了新的争斗形式，这他是肯定知道并高度警惕着的。问题是要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思维的框架来解释所有的社会现象，并从而统一大家的思想。这种思维的框架一定要高度政治化、也就是敌我矛盾化，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将人全部攫取，让你全身心投入。这一点，卡尔·施密特在《政治的概念》中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他说，政治诞生于两个人走到一起并联合起来对抗某个敌人的地方；政治的权威性就体现在它能作为整体（比如无产阶级司令部，比如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等等）来对任何一个个体发号施令，而这个人又必须无条件地服从。这个“思维框架”就是“阶级斗争”。“冷战”结束后，塞纽尔·亨廷顿提出的“文明的冲突”，也是想为眼下的世界提供一个“思维框架”。“思维框架”也就是意识形态，它的一个功能就是掩盖和歪曲现实的丰富性。但人们又离不了这样那样的“思维框架”，或者说，你不这样就那样，总受着“思维框架”的支配。所以哲学才成为一种出于怀疑而想有所挣脱的生活方式，它应该为一种特殊的激情所支配，这就是全身心投入的精神。在这一点上，哲学与政治是一样的。别的学科，下班了，就可以不想了，但哲学却需要你总在想；由于哲学问题不是某个人想出来、而是出自生存本身的问题，所以哲学也就与政治难分难解，这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和孔子的《论语》中就能看出来。在这一意义上，哲学为自身的处境着想，也就是为思想自由着想，为某种共同体的根本原则到底是依据什么建构起来的着想。所以哲学应该是一种很微妙的慎思。“过”与“不及”都很不妙。可惜对我们进行的哲学教育就只围绕着一个目的来旋转，那就是让你在没有对“思维框架”的意识下相信它所说的一切就是真理。

　　由于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思想，所以哲学在我们国家一直享有特殊的地位，就如神学在中世纪后期的大学里所享有的地位一样。我们不能否认，现代性的几乎所有范畴都来自神学概念的世俗化；那么同样的道理，我们今天对过去的所有反思，都受益于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其中特别给我们以深刻影响的，就是马克思的怀疑与批判。假设在过去的年代里没有如此宣传过马克思主义，假设我们没有因此而从马克思的书中读到黑格尔、康德、斯宾诺莎这些人的名字，我们也就不会有今天在思想上所能达到的高度与深度。这种理论的热情和对思想的执着对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今天来说，难道真的不再需要了吗？有多少人嘲笑过我，何必呢？你又想怎么样？面对一个完全非偶然同时又强大无比的国家机器，你的这些思考到底能有多大作用？然而思想本身的诱惑与魅力就足以回答这一切。我们这个古老民族是否从此彻底变得不会、或不再习惯于任何非功利的学术探究？

　　“思维框架”（可能也有人更喜欢“思维范式”这样的词语）总有着某种乌托邦的意味；它不同于想象或幻想的地方，就在于它暗中规定了你想象与幻想的方向。所以，我们那时候所有的想象与幻想，都离不了消灭资本主义、全人类的解放和共产主义的实现；它几乎就成了一切美好的东西的代名词。

　　改革开放后，我们其实也一直就期待着用某种“思维的框架”来解释我们的新鲜经验。如果我们既不提阶级斗争，也不提文明的冲突，更不提贫富、东西、城乡的差别，那么我们当如何整理、描述我们的经验？“和谐”总是相对于大量“不和谐”的感性经验而言的。切不谈它明显的与我们所经验到的社会现象相矛盾，仅就一个必须把自己的命运与政权的得失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政治共同体而言，淡化政治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那种政治权威性和必须无条件加以服从的客观有效性的松动或瓦解。政治松动了，人生活得自然会轻松一些，但那种轻松又是以一个分明是政治共同体的“非政治化”（也就是非信仰化）为代价的。我们以前拼命想使日常生活从政治中摆脱出来（所谓的自由主义的思路），而现在，却发现经济与技术根本就填充不了精神的追求。而且，这样一个共同体到底是靠什么才能把大家扭成一团的呢？马克思说过“全面发展的个人”，但人与人、个人与共同体之间呢？似乎只剩下了利益的纽带；说是“共同利益”，但也正如在人们心目中的“国家财产”一样，成为巧取豪夺和近水楼台的觊觎目标。当更大的利益到来时，谁都知道这些心中只剩下了利益的人会如何“倒戈”。前苏联的瓦解就是一个例证。

　　从生存论的角度看，在一个无法谈论政治、同时又高度政治化了的共同体中，在人的精神生活中所受到的损害最大的，就是与信念、与自由意识密不可分的道德意识。文革时不管我们干了多少蠢事、傻事、恶事，我们还是有道德的一代，因为有政治热情，有政治理想，有政治关怀。

　　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在文革开始时，整个中国社会又太政治化和太道德化了。

　　在中国，道德从来就是高度政治化了的。所以当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提出政治的“非道德化”时，不管它事实上会带来怎样的后果（也就是所谓的现代性危机），党和政府总是对此予以最高度的警惕的。因为一个如此政治化了的国度，怎么可能设想它的“非道德化”？然而这个趋势又不可阻挡，于是如何在道德之外为自己的政治行为寻求别的理论支援，就一直是一个很重要、但又不可明言的问题。如前所说，它只能是利益，赤裸裸的利益。

　　但政治、阶级、敌我，毫不利己、全心全意、赤胆忠心，这几个早已本体论化了的概念依然有效。它不是告诉我们应该怎样认识社会，而是说：你应该在这样的政治关系或个体与群体的关系中确定自己的位置和态度。所以表态就成为一种惯例。这种表态除了平时的开会发言外，就是成千上万人的欢呼和游行。很多人认为这才是真正的民主，比议员投票要更能体现民意。也许是这样吧，但要看前提和背景。当我最初看到卡尔·施密特的有关论述时，就想到了毛的话，想到了文革那种“大民主”的形式，而且感受到几分恐惧。

　　人是靠确立敌人来把朋友团结在一起的，因为你必须与敌人作斗争，而且这种斗争越是事关生死存亡，朋友们也就越团结；与敌人作殊死战斗，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与另一个“自己”作殊死战斗。所以必须不断开展斗私批修的思想教育运动。国家有国家的敌人，自己也有自己的敌人，这是使人民高度团结的不二法宝。当国家的“敌人”（因为开放了，要做生意）松动了以后，自己心中的“敌人”当然也就不那么可怕了；不仅不可怕，而且要尽可能地让它释放出来，以抵抗或抵消那种表面上的冠冕堂皇。

　　如果说文革前，党和政府成功地把人们的“集体欲望”引导向了一个“虚构”的敌人和“想象”的未来的话，改革开放后的今天，被调动起来的“个人欲望”则不可遏制地指向触手可及的权势和金钱。人们的生活态度一下子变得如此之现实，这应该是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的。

　　想在这样的思想巨变中寻求到一种不自相矛盾的说法，实在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所以邓小平的“不讨论、不争论”、“一心一意”或“只埋头拉车”是最明智的远见。文革时批判过这一点，但那时我们确实不懂。现在懂了，但已不再是“只埋头拉车”，而是明白了不准“抬头看路”的原因就在于“地上本没有路”。

　　我想有这样几个基本事实是大体上可以确定下来的：第一，从来就是构成一个社会能自行调节的、本属民间的基层组织（社会细胞）都被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取代了；离开了共产党，整个社会也就真成了一盘散沙。这是有意造成的，目的就是使整个社会须臾不可脱离共产党的组织管理。第二，把社会的经济、建设、文化活动都统统政治化的一个目的，就是可以有效抵制资本、市场、技术的渗透，在当时，也就可以理解为对资本主义的抵制与消灭，于是整个社会也就真成了一个普遍同质化了的共同体，大家说一样的话，穿一样的衣，住一样的房子，有一样的理想和观念。你不能不承认，这很合乎许多人对一个理想社会的设想，而且想不到就真的在我们那一代人的眼前就变成了现实。第三，每个人都以通过对他人的否定来证成自己的存在。这里就指的是那种高度警惕的阶级斗争观念。在我读中学时，莫名其妙地总渴望着身边有阶级敌人，而且隐藏得很深，很狡猾，但终于被自己识破了。后来看样板戏，包括自己写剧本，也是这个思路。那时也期待着有小孩掉到河里，或者说哪里着火了，自己就可以奋不顾身地进行抢救。是想出名吗？可能也有，但主要是想表白。整个社会的阶级斗争的弦绷得越紧，人越恐惧，也就越想表白，想以自己的行动证明这种教育是多么的成功。第四，所以，党、阶级、人定胜天、意志的力量、现代的组织，大规模的集体活动形式，这一切都是现代性的表征，或者说，都以我们事实上已经完成了一个现代性的心性模式（精神追求与价值观念）的转变为前提；但反过来看，就每个人又都自觉抵制着任何可能出现的“非政治化”或“道德中立化”而言，所有的人又都对任何现代性意义上的观念转变有着一种深深地恐惧。第五，也就是最后，我觉得文革前，我们是生活在一种很强烈的宗教情绪之中，比如相信奇迹，认为奇迹就是毛主席让我们相信的东西。所以说亩产十万斤，15年超英赶美之类的话在我们心目中已经不再是“奇迹”，而就每个人只要想看就能看到的现实或事实。我觉得，这几点，恐怕在文革前就已经是我们所有人的共识了。在此前提下，文革的爆发，才变得合情合理。

　　我们这一代人，如果认为文革前就是这个样子，而且在今天有了足够的反思能力的话，那么走向它的反面也就变得合情合理。

　　这种反面，就是前面所说的，我们在为一种特殊的激情所激发，觉得在几乎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这一情况下，必须要对自己所经历的是非对错有一个了断才行。所以，我们作为文革的一代，也就会始终成为当政者眼中的不安分者。

　　（二）

　　关于文化大革命，无论是毛，还是下面的亿万民众，大家关注的主要是一个动机问题。我们这一代人，以及我们生活的这样一个时代，是一个只可能从崇高动机出发（我们先已假定了动机一定是好的；当然，这与先已假定了动机一定不好同样没有道理。两厢比较，我们宁肯选择动机是好的）来对恶行进行判断（辩解）的时代。离开动机，我们真的不知道该如何解释眼前的一切。

　　然而毛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到底是什么？我们如此热情地投身进去，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动机又是什么？

　　动机的问题，只涉及一个是否正当、是否合理的问题；而任何人又都可以为自己的所有行为提供出足够的正当性的依据。

　　我们没有法的意识，没有任何程序上是否“合法”的意识，国家没有，党更没有。所以当刘少奇拿出宪法想分辩几句时，那是一个很可笑的举动；我相信连他自己都知道这一举动的可笑。

　　所以是否合法的问题首先就应该被排除在外。

　　剩下的，就是一个正当性问题，以及道德界限，或者说，道德制约的问题，因为说到底，正当性的问题也就是一个历时性地来看，有无道德依据的问题；但由于这个政权的出现本身就“切断”了传统所能提供的正当性依据，加上文革又是一场政治革命，本身就想再次“切断”与传统的“正当性”联系（这种联系在黑格尔的语境中，也就是伦理的而非道德的联系；但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暂且不作如此区分），我们又从来视政治压倒一切，首先是压倒道德，所以在讨论文化大革命时拿出道德问题也依然是可笑的，就如拿出法的有关条例一样可笑。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与政治家，特别是与像毛这样的政治家就变得不能谈法，不能谈道德，这也很奇怪，但似乎就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这样一个几乎所有的人都认可了的样子。我在看有关长征的电影时，就总在想：当所有人都需要或都必须剃成光头时，毛自己一头长发，而周则留着胡须，并在无形中成了被认可、受到赞美的现象。文革时，自己身边也有些人的独特性变成了被认可的“常态”，包括政治、道德、法的观念；这种“常态”到底是靠什么力量形成的？一个社会自身就具有或就需要有这样的把“特例”变成“常态”的力量吗？由这个问题，我想到了“法权问题”，当然，这是后话。

　　不管怎么说，在当时和今天可供我们讨论的，就只是一个动机问题；把这个话题扩展一点，也可以说成是心理机制或“无意识中的情感方式”，比如自然而然地情感反应的问题。

　　对于文化大革命，我的基本着眼点还是在民众的普遍意志，看文革在什么意义上满足了一种集体情感或集体无意识的满足。因为这毕竟是一场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最为广泛、最为狂热的群众运动。这种需要，如上所说，是共产党教育和培养的结果，文化大革命中所出现的群众运动的场面，戴高帽、游街、批斗、严刑拷问、“街头正义”，甚至武斗，也是共产党、至少是毛本人所极为习惯并暗中赞许的行为。而这一切，又确实有着某种“正当性”或“合理性”的说明。

　　这种“正当性”至少可以做出这样两个方面的论证：一是毛本人要寻找到一种巩固政权，使权力在不断自我更新中充满活力的形式。这种政权的性质，他称之为“无产阶级专政”，其实也就是共产党的一党专政。“无产阶级”是个很含混的概念，就与“阶级”这个概念一样，都早已从单纯的经济上的区分转变为政治概念；而且是这样一种在政治上区分开了对错的概念：无产阶级就等于正确。如果按现在的说法，当科学技术成为生产力的决定性因素后，“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就更站不住了。但之所以还要强调“无产阶级”，无非是为了突出它的“下层人”或“贫苦人”的政权性质。无产阶级就等于正确的原因就在于贫穷就等于革命。共产党站在“下层人”一边，这几乎成为了一种常识，也是共产党能打败国民党的一个宣传上的优势所在。尽管在共产党夺取政权后受苦受难的依旧是农民和社会下层，但这种宣传上的优势却是不能丢掉的。共产党一直在理论宣传上有极大的优势，比如关于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的学说，包括进步等观念的确立；比如有关剩余价值和剥削理论的建立；比如穷则思变，穷人闹革命、穷人最革命的理论以及为一个真正自由、民主的共和国而奋斗的理想等等。共产党以此起家，当然也就必须不断捍卫、补充这一套理论；只是由于现实的问题过于紧迫，我们才相信自由、民主的问题只好在不断推后。

　　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王朝都想过用各种办法来巩固自己的统治，一部《资治通鉴》所汇总的就是如何才能实行有效统治的经验教训。特别对于那些通过起义或造反的形式来夺得的政权来说，巩固政权始终是压倒一切的问题。总结所有帝王将相的成王败寇，不仅包括出身于社会下层的朱元璋的后人，也包括前苏联的列宁、斯大林的继承者，在毛看来显然都没有成功。不成功的原因可以举出许多，但后期的“腐败”和“脱离群众”（那时用“变修”加以概括）则是普遍的。赫鲁晓夫的出现对毛无疑是一个极大的刺激，而经济的失败又使他背上了沉重的历史包袱。“赫鲁晓夫事件”至少使他知道了“反攻倒算”或“秋后算账”的可能。甚至都不一定要等到他死后。这是一种很现实的威胁，所以他必须千方百计寻找新的突破口。如果共产党以千百万人的生命换来的政权是必须维护的，那么文革也就在根本上具有了某种正当性，因为它确实出于某种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的需要。只有当这种权力在握时，才不会有人“算账”。至于巩固了政权要干什么，则是另外一个问题，或者说，是一个一直来不及去想的问题。显然，毛成功地把这种“算账”的可能一直推迟到他去世后，甚至可以说一直推迟到现在。就此而论，你又不能不说它是成功的。毛认为他是在进行一种试验。甚至是一种孤注一掷的实验。这种实验当然不惜千万人的生命，也不在乎民主、法治、人权、道德这些概念，因为巩固自己的权力压倒了一切。

　　第二，毛自认为他一直就站在社会下层民众一边。我们从小接受的就是 “仇恨教育”，就是怎样“夺过鞭子揍敌人”，也一直对“上层人士”（有钱、有地位的人，那时用“资产阶级”加以概括）充满反感。这是“造反有理”的心理基础。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农民造反运动不仅在清理上是正当的，无产阶级革命也是为了革资产阶级的命，这是一场没钱的人革有钱的人的命的革命，即所谓的“剥夺剥夺者”、“剥夺者被剥夺”。文革前，共产党“上层人士”的腐败生活被掩盖着，我们不知道。文革一开始，首先揭发的就是他们腐朽没落的生活方式。一切的一切，不仅匪夷所思，而且骇人听闻。毛则把这种腐败归结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或“资本主义的糖衣炮弹”的必然结果。所以，如果那些人的腐朽生活是应该揭露和打倒的（“防修反修”正当性），那么文革也就具有了它的正当性。所以，一个巩固自己的权力（无产阶级专政），一个把那些腐败分子清除出去（反修防修），这就构成了文革正当性的依据。

　　就对 “文化”和“革命”这两个概念的理解而言，以前只理解为移风易俗；但在中国人心目中，“文化”就一直具有着维护社会秩序的功能，所以文化革命也就是政治革命，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革命。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重新提出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革命？毛显然不满足于他所取得的夺取政权的成就。他想通过一种新的革命形式，使共产党能在自己革自己的命中获得新生；同时还想在他的手里给出一个消除三大差别的理想社会的基本雏形。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过于理想化了的浪漫主义者，但他所有的设想都立足于一个很现实的考虑，这就是使自己这个执政党不腐败、有朝气、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办法就是文革这种自我更新的形式，过七、八年就来一次，每次新上来的总能维持七、八年内不腐败。他在以文革这种形式把所有“变修了的人”都清除出去的同时，也把自己排除在整个执政党之外，由他扮演上帝的角色，高高在上，生杀予夺。如果这种自我革命的方式是行不通的，那么诸如去读“论修养”、搞“整风”、进行“道德教育”等“和风细雨”的方式也就根本上无济于事。事实本身也正在证明着这一点。毛通过文革把在共产党一党专政这一前提下所可能想到的激烈（敌我矛盾）与和缓（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种“自我更新”的法宝都使用到了极端。

　　“革命”的总体特征可以归结为“涉及各个领域、包括触及人的灵魂”的全面型、国共两党战争的继续的暴力性以及群众运动的广泛性。这样理解的“革命”，自然就与“改革”或“改良”，就与所谓的“政变”区分了开来。文革是革命，不是改革，不是整风，也不是政变，这一点，我们也是后来才逐渐明白的。

　　与此有关的，还涉及这么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与文革的正当性密切相关的，就是我们这些投身文革的人的动机的纯正性。文革的可怕，就在于正因为我们认为我们的动机是无比纯正的，所以也就可以为所欲为，而且以比赛的方式竞相向毛表忠心；按照这种“自我正义”、“自我表白”的逻辑，极左与过火也就必不可免，因为不过火、不极左，就无法体现自己的正义与忠心。人类的苦难大都是在动机纯正这一借口下干出来的。我们之所以认为我们完全应该听毛的话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还有一个特殊的事因，这就是工作组的进校与抓右派学生。这完全是过去共产党整“下层人士”那一套，现在，有了毛的撑腰，让年轻的中学生们起来造他们的反，这怎么可能不让人热血沸腾？当然，诸如建国后抓右派、戴帽子、批这个批那个，等等，也是毛干的，但我们并不明真相，以为以前所有的“坏事”都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干的，而毛则一直在保护着我们并与他们进行着斗争，包括把一些孩子定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我们也认为是在迫不得已中保护我们的一种说法：尽管平白无故地戴上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帽子”，但总比“地富狗崽子”要好听许多。第二，反资产阶级法权问题，追求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平等，想从根本上对整个社会的结构进行一番改造，不信法治，信的是人的善良意志，是雷锋式的新人。这是一个更为纯粹的理论问题，涉及对自由、平等、人与人的相互承认的重新理解。张春桥的几篇关于反对资产阶级法权的文章，无疑提出了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问题。要说对一个并不想多么富裕、但又相对平等、上下和谐的理想王国的理论设计，有关法权的问题就必在讨论之列。英国革命和缓，是因为先以法权的形式维护了贵族们的既得利益；法国革命激烈，一个焦点就在于要破除一切要维护贵族利益的法权，而我们，自然赞美的是法国革命，而且认为只有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彻底破除一切资产阶级法权，就如“巴黎公社”所实现的那样。当改革到了今天，当我们发现“特权”具有着某种“天然合理性”，而且你不得不以此作为前提来推进下一步的改革（也就是政治体制改革）时，法权的问题就又一次摆到了桌面上：如何才能既纠正过去而又不伤害未来？离开法权（而且只能是资产阶级法权，因为首先就是财产的所有权）的维护，问题事实上就根本无法推进一步；因为有关法的概念，首先所伴随的，就是有关什么必须以法的形式加以维护的意识。第三，文革在什么意义上可以称之为一种现代性的试验？《共产党宣言》中关于一切固定的、素被尊重的东西都被打碎了，都灰飞烟灭了，这就是当时特别让我们兴奋的地方。现代性给了我们冒险、征服、改造的意识与意志；一党体制、意识形态的统治、统一行动、服从命令，还有人的平等意识（特别是男女平等的意识），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包括反帝反修，备战备荒等，所有这一切都属现代性的意识。在我看了鲍曼（Bauman）所著的《现代性与大屠杀》后，就更加确信了文化大革命是一次真正的现代性意义上的社会革命。第四，如果我们按照康德的说法，把思想的启蒙就理解为就公共问题公开地运用自己的理智的话，那么文化大革命就给我们这一代人提供了唯一的一次可以公开辩论的舞台；尽管所有人事实上都是在比赛背诵毛主席语录，但反驳对方时的逻辑训练以及那种理直气壮的神情，却是新中国成立后，哪怕就是直到今天也再没有过的一次活生生的理论实践。也正是在那样的辩论中，我们才真地发现了那些平日里高高在上的各级官僚都是些不学无术的“草包”，才更感到文化大革命的及时与必要。在辩论中，当有人不仅背诵毛主席语录，而且背出大段列宁、马克思的话时，大家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我们也正是在那样一种背景下开始了马列原著的选读的。

　　最后，就是巴黎公社的影响，它主要包括这样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必须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二是对敌人不能太仁慈；三是工人或革命者无祖国概念，属世界公民。

　　“反启蒙的启蒙”，“反现代性的现代性”，文革将这二者纠缠在一起。

　　造神，相信奇迹，因为毛的诞生和共产党的胜利本身就被说成了奇迹。在这一意义上，完全可以说文化大革命是一次空前惨烈的类似于宗教迫害的新式宗教运动；但它宣扬的决不是爱，而是恨，不是宽容与和解，而是凶残与报复。那是一个没有了道德、只剩下政治的时代，而且这是一种宗教化了的政治。

　　当然，文化大革命在使我们具有了强烈的政治意识的同时，这本身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也就同时对当权者构成了一种威胁，所以始终也就成为必须被严防的一批人。再经过后来的“四五运动”和“八九民运”，任何有关政治的理性思考都不再可能，到今天，文革，构成我们这一代人之命运的共和国历史上最大的事件，也终于成为了一个“不能讲道理”的理论禁区。

　　我们心里清楚，对于文革，我们谁也永远不可能知道全部的真相；或者说，本来就不存在这样的“真相”；因为“事情本身”与我们的“印象”、“感受”总是不可分的。但人文知识分子最高的使命，就是分析某些前所未有或不断反复出现的事情的成因，就是努力抵达那种“不可能的可能性”。能做到哪一步是一回事，连这样的念头都没有了，或者说，都觉得可笑了，那么我们到底还有没有一种说大了是民族、国家，说小了是个人职业的义务感或使命感呢？

　　这是一个真正困惑人的时期，有点像文革后期我们下乡插队时的困惑与迷茫，也是信心和激情过后的无奈与彷徨。

　　（三）

　　文化大革命是一出大戏，起、承、转、合，有高潮，有平静，有信誓旦旦，有蒙混过关，有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理，也有死不悔改，自绝于人民，形形色色，五花八门，其中的武斗场面，还有审讯、招供、越狱、追杀，等等，超过了迄今为止我们所看过的任何小说的想象。但我相信，就是让所有的作家畅所欲言，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我们也依然写不出能进入世界文学史上最优秀作品之列的作品；我们的哲学思考也无法提出最为深邃的问题。因为我们缺乏宗教（这里指的是基督教）的思想资源；基督教中有两种感情是所有伟大作品的精神源泉，这就是对神圣的感受以及发自内心的对感恩的意识。文革时我们有神圣感，那是对毛的，所以唱“抬头望见北斗星”时的感情真挚无比。就是今天回头去看那时写的一些诗歌，虽说幼稚，但感情却非常投入。可惜这种把个人神化了的全民欺骗导致的却是实实在在的灾难。毛也会死？当这个完全无法让人相信的事实发生时，那种把凡人神化了的全民欺骗也就等于同时宣告了破产。感恩与宽恕、与启示、与对神律、对义务的意识有关。而这些感情都是我们所十分稀缺的。我们把对神圣的感受变成对毛个人的无限崇拜，把感恩的意识局限在对党和政府的感恩上，这实际上也就从根本上败坏了人类的这两种崇高感情。败坏了的，也就无法恢复。所以在文学和哲学表达（它们均涉及到某种超越性的情感体验）上，我们已经先天不足，恐怕很难有所作为。有希望的倒是一些经验性的统计与归纳，比如在社会学领域里的开掘，就很可能为人类如何认识自己的活动提供更多的佐证。再就是心理学领域里的个案分析或对群体性无意识活动的分析，特别是当运动来临或大祸临头时那种心理的变化，包括如何罗织罪名转移视线，还有每次听到毛的最新指示时都会有的那种莫名的兴奋，而且自己总能想到许多理由告诉自己毛真是英明伟大，每次最高指示都来得正是时候，等等。对所有这些心理现象的分析研究，都很可能做出我们自己独特的贡献。这实际上也就是对现代性的另一角度的认识：在现代社会中，基于仇恨的感恩是怎样完成了一种心理转换，使得毛这个人真的成为了一个无所不能、洞察秋毫的“神”。

　　我自己关心的还是那套所谓的“文革话语”，也可以理解为自然形成了的一整套地“阅读制度”：不但使几乎所有的日常用语都高度严肃化、政治化了，而且用那样一些政治术语就可以把人生中的一切问题（从人生理想、集体主义一直到生老病死、恋爱婚姻、饥俄疼痛等等，我家里有一本那时候买的《赤脚医生手册》，上面就写着得了什么病，哪里出了问题就应该到那条毛主席语录中去寻找答案和解决的办法）全部囊括进某种固定了的词语搭配之中。语言真的成了一个“无个性特征的游戏空间”，谁都想把自己熔化在里面，然后用这一套语言去重写历史，启蒙全人类。对此，我已写过好几篇专论“文革话语”的论文。

　　“文革话语”不仅仅只是指那些豪言壮语，它主要是一种论证方式，一种情感表达的方式和对问题的感知方式。“方式”，在这里具有着一种方法论上的意义；所以我们讲哲学，偏重于认识论、方法论，这其实也就是近代哲学所确立的知识论原则。而我们则把这套就具体领域里的问题而言的知识当成了方法论上独此一家并普遍适用的教条。这样一种思考问题的方式（在认识外部事物时，同时要想到自己的立场、观点、方法，要想到资产阶级的影响等等），应该说早已滲入我们的血液之中。

　　就对我们这一代人的回望而言，从1968年底到1976年或1978年这一段时间，是无论如何不能轻易放过的，因为那是我们在痛苦地反思中蜕皮、成长，在读书与交谈，在不断有人被以各种名目抓进监狱（最重要的活动就是成立各种读书小组，而最主要的罪名也就是“反革命集团”）和实在看不到任何出路时彻底消沉、然后再重新燃起希望的一个阶段。

　　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三年还是十年，这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但1968年后的我们，才真正把文化大革命作为了一个“认识对象”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为从哪一时候起，我们才真正意识到我们这些人既在文革中，又在文革外；文革与我们有关，我们仍是毛主席的红卫兵，但却是一些不戴袖章、不能辩论，更不能成立任何“战斗队”的“红卫兵”。

　　到底应不应该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如何理解“进行到底”和“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改造客观世界与改造主观世界之间是什么关系；我们现在能做什么，该做什么，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在那一阶段提出来的。

　　对我们而言的真正的思想启蒙是在农村实现的。第一，我们根本没有想到农村如此贫穷，农民生活如此艰难，这与我们在报纸上看到的完全不同；不仅不同，而且是相反的。我在农村插队几年，记得一个劳动日七分钱，从早上一直到晚上。在农村插队的全部日子里，我没有领过工钱，全靠家里给我的补贴。我是自愿的。但我无法想象别人是怎么过的。第二，阶级斗争、贫下中农之类的概念害死人；我们才到农村，也想这样把贫下中农团结起来，教他们学唱歌、念语录、读报纸，关心天下大事，等等，也找到地富及其子女，与他们谈心，启发他们的觉悟，这一切的一切都只能导致一个后果，就是犯罪，冤枉好人和自己良心上的受谴责。李少华写过一篇《反标事件》的文章，记述的就是自己在清查一起所谓的“反标事件”中既被迫、又自愿，但事实上却是伤害了真正的好人的经历。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忏悔，悔恨自己听信了党和政府的宣传教育。第三，我们亲眼看到了农民，而且是真正的贫下中农对这种集体劳动的反感和抵制；能不劳动就不劳动，能偷懒就偷懒，劳动时能怎么样损坏临队的庄稼就怎么损坏，一切的一切简直是过去无法想象的。我不是说所有的农民都这样，而是说哪怕只有一例，也足以对过去的概念化宣传构成足够大的挑战，足以使我们的心灵感受到巨大的震撼。我们这才知道了电影、戏剧、报纸、电台是如何欺骗着我们。这种欺骗的方式就是用概念掩盖或歪曲现实。我们过去讲的“现实主义”，实际上就是合乎对概念的单意性理解的“现实主义”。第四，我们的性启蒙是在农村完成的，是通过农民们的口语和打情骂俏，才知道了有那么多“性语言”活跃在民间，简直就是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而且真的很可爱。第五，农民们自身的那种纯朴，那种自然思维的常识，都让我们的宣传败坏了，在这中间，我们这些知识青年也都扮演着极不光彩的角色。毛让我们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是对的，但他也没有想到这种再教育的结果，却是反叛，对他的思想和教育的彻底反叛。农民中有许多人也关心国家大事，但他们更相信自己的直觉与常识，相信千百年来就流传在民间的一些说法，所以也就往往一语道破表面的假象，很早就“预见”到了后来的事变。第六，农村的那几年，我们在思想深处，对人性、对生死、对国共两党的斗争、对三年困难时期的真相、对阶级斗争的学说、对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得失，还有那种慢慢积淀起来的对受苦受难的农民兄弟们的深厚的感情，包括着同情与理解的情感共鸣，都在根本上发生或实现了一个转变；这个转变是潜移默化的，它所给与我们的启迪和精神力量，也许直到今天还没有完全被我们所意识到。

　　在这段时间里，最大的一个事情就是林彪事件的发生。

　　林彪事件对我们这代人的重要，无论怎么说它的重大，都不会过分；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当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的时候，毛也在我们心中慢慢死去。

　　林彪与毛同归于尽，不过迟早而已；因为飞机摔下来，总要快一些，但无形中竟也多了几分悲（歌？切？怆？悼？壮？凉？愤？叹？哀？………）的感觉。

　　林彪事件发生的时候，我正在去海南岛培育杂交玉米的路上。

　　当时我是一名插队知识青年，正在所谓的“五·七大学”学习作物栽培，于是自愿放弃招工和回城的机会，兴高采烈地与一群农民到海南的乐东县去培育杂交玉米。

　　海南是一个很神秘的地方。我觉得如果放弃了这次机会，就可能永远也去不成那里了。另外，当时正在轰轰烈烈地开展“批清运动”，传达了中央文件，听了外交部揭批现行反革命分子姚登山的现场录音报告，然后就有了“5、16反革命集团”这样一个正式名称；各地都开始相互揭发，自我检讨，据说是“文化大革命的继续”；但诸如“极左”之类的概念，又明显包含有对文革中的群众运动进行某种意义上的否定的含义。所以，我们也就都在忧心忡忡中看着运动的进展，并不得不在自我反省中意识到中央可能在对文革的看法上存在着分歧。

　　毛说，现在该轮到小将们犯错误了，就这么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就使我们又如文革前一样，成了革命的对象，尽管自己还是中学生，而中学生天然热爱毛主席，不会犯“路线错误”的惯常说法也依旧使我们心里有些踏实，但那种自上而下地批判、抓人、判刑、直至枪毙的力度，还是远非当年我们批斗当权派时所可比拟。

　　在这个时候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也是自己心中所渴望的。

　　1971年9月30日，车到郑州，住在南二七路的红武旅社；当天举行二七纪念塔的落成典礼，于是我们也就一起进行了参观，而且免不了大大抒发了一通革命的豪情壮志。

　　但我们谁都没有想到在遥远的温都尔汗发生了那样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国庆22周年的纪念冷冷清清，有些出人意料；而且第二天的报纸上再也没有出现那些将军们的名字，比如黄、吴、叶、李、邱。

　　我是一个比较关心时事的人，当时就感到蹊跷，但很快也就过去了，只是想到也许有什么特殊的事情。

　　10月3号到湛江，由于有台风，在那里一直住到9号，10号过的琼州海峡；正式知道林彪的事是在这一事件发生整整一个半月之后，即1971年的10月底，是一位在部队的朋友在信中告诉我的，就只说了这么简单的一句话：林彪是一个反党集团的阴谋家，叛国时摔死在温都尔汗。

　　于是全部问题集中在这样两个问题上：第一，还相信不相信毛主席？第二，自己还需不需要改造世界观？再下来，就是改造世界观与相信毛主席之间是个什么关系？

　　其实，自己向自己的这种提问方式，就已经预设了答案。

　　然而这样的答案并没有解决真正的问题。真正的问题是：如果连毛这样“洞察秋毫的神”都三番五次选不准自己的接班人，那是不是说明这种由最高领袖亲自挑选自己的接班人的政权接替方式本身并不可信或并不牢靠？

　　而这，真与自己的世界观改造有关吗？

　　那正是一个及其繁忙的播种时期。自己思想上的压力也大，加上林彪事件，几乎夜夜无眠：一面是反复告诫自己，这正是一个考验自己的关口，千万不能因此而丧失对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信心，所以不断以表决心的方式把这件事变成了一个自我教育的机会，意识到所谓的世界观改造其实就指的是信念的坚定；另一面就是强使自己静下心来读书，想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寻求另外的答案。

　　所读的书依旧是《哥达纲领批判》和《反杜林论》。

　　涉及“信念”，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中的最后一句话犹如一根芒刺一样永远扎在我们的“灵魂深处”：“我已经说了，我已经拯救了自己的灵魂。”我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马克思如此尖锐地批判了‘自己的党’，并以这种批判的方式拯救了自己的灵魂，我们，能做到吗？”什么叫“我的义务也不允许我即是只用外交式的沉默方法来承认一个我认为极其糟糕的、会使党堕落的纲领”？

　　“拯救灵魂”和与之相关的“义务”这样的概念，是我们以前从未想过的，而现在，却不断出现在脑海中。

　　今天回头去看，说马克思的学说忽略了人的道德义务，就恐怕有些不恰当了；而在强调改造世界观的同时，能想到“灵魂”与“义务”这两个概念，也实属不易。但当时，也仅仅只是对这两个词表示诧异而已。

　　值得注意的是“人权”这个概念。

　　在我1972年3月底的一篇日记中，记着这样一件事：我在当时的通什饭店的门前看到过这样一份小字报，作者名叫冯国华，是一位下放到干校的干部，他在一封致党中央的信中说，自治州革委会侵犯了他的人权。我把这段话抄了下来，特别强调了其中的“人权”二字（这是以前从未听说过的），并联想到《五七一工程纪要》中关于“干部下放等于变相劳改”的言论，感到“人权”二字的出现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

　　这也就是说，有了林彪事件，有了《五七一工程纪要》，尽管是“反面教材”，尽管不断告诫着自己要“站稳立场，经受考验”，但“灵魂”、“义务”和“人权”这三个概念还是就此进入了我的视线。所以在这一意义上也可以说，思想的转变就是从这一时刻开始的。

　　只有对那些产生了“临阵脱逃”思想的人来说，不断地坚定自己、告诫自己要坚持，要相信才有意义；从那个时候的日记中就可以看出，自己几乎每天都在给自己打气，希望自己在这个时候能经受得住“考验”，但这恰恰说明了自己的彷徨和恐惧。所以那时候也写了许多类似于“秋风送三载，飘零忆四方；老屋织新梦，只身入大荒”这样的诗词，总之“看穿”和“逍遥”就如一股势不可挡的力量，把我们这一代人推向事情的反面。

　　我个人认为对我们这一代人而言的文化大革命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关键词”是“复辟与专政”，冲在最前面的是所谓的“红五类”，形式就是“破四旧”和抄家、批斗老师和血统论；第二阶段的“关键词”是“造反与夺权”，有了造反派与保守派之分，而由此分野而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反工作组、批斗所谓的走资派，大规模的武斗和夺权，成立革委会；第三个阶段的“关键词”是“消沉与反思”，主力就是我们这些插队知识青年。当时最大的问题集中在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解上：“革”谁的“命”？谁是“革命者”？我们自己在三种意义上成了革命的“对象”，一是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二是正在开展的大规模的“清查516分子”的运动，我们中的许多人（恰恰也正是文革中最肯想问题、最能提出不同见解或者说表现最为积极的那些人）就是被“清查”的对象；第三，毛说了，“要斗私批修”，于是我们自己必须自己革自己的命，而且要在灵魂深处革自己的命。但这种自我革命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反思，就是回想、回望和自己对自己的“坚定与决心”的质疑，就是更多的消沉和彷徨。

　　随着书越读越广泛、越读越深入，这种对个人的质疑也就变成了对道德与法的观念，对社会与政治的制度，对历史与未来的认识的质疑。

　　文革开始时，我是一名“造反派”，这里的“造反派”应该有特定的含义，它就指的是对自上而下派驻学校的工作组的不满与反抗。派工作组下去“搞运动”，延续的也就是1964年以来的“四清运动”的方式，或者把这种方式也可以理解为共产党最为擅长的“运动方式”：它让各级地方领导结合公安的力量，以谈话、调查、走访、交代、检举、揭发等方式为主，把学生或所谓的学生后面的“黑手”也就是老师揪出来，不仅是批斗，而且要判刑直至枪毙，这一套“整人方式”甚至比毛的发动群众、自下而上地揭发批判更加恐怖；到后来清查“516分子”时，沿用的也就是这套方式。这是两种不同的运动方式，前者（以四清运动或王光美的桃园经验为代表）也把各级领导视为“清查”的重点；但由于这种方式依赖于“上级”，所以也就具有了“上级整下级”、“下级整群众”的运动特点；后者（即文革这种群众运动的方式）则是较为单纯的“群众整领导”（所谓的批斗走资派）的特点。这两种方式轮番使用，这就是这几十年来无数人（无论是领导干部还是一般群众，也无论是红五类还是黑五类）都被冤枉了的基本原因。因为被前一种方式（四清）整苦了的领导与群众就以后一种方式（文革）进行报复，于是斗来斗去，你方唱罢我登台，动辄就是上百万人的被冤屈致死，如此的灾难，难道仅只是这么两家人（比如刘少奇王光美与毛泽东江青）的问题吗？这样的思考应该说是必不可免的，而且是一种真正负责任的态度；当然，这里所负的，还是国家、民族、理想、未来的“责任”，当大家真的感到这种负责任的态度不但可笑，而且也就是直接导致

　　各种灾难不断发生的一个心理动因时，我们该怎样回望过去并重新设想自己的人生？

　　（四）

　　1972年从夏天到冬天，我一直在写一个剧本，开始起名为《根深叶茂》，后改为《广阔天地》；这部戏先由华县秦腔剧团演出，后改为渭南地区的剧团演出，参加全省汇演，大约共演出了一百多场；剧本1976年10月由陕西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定价0、20元。剧本的扉页上印着毛主席的三条“最高指示”，分别是：

　　“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

　　出版社和我们都未料到，当这个剧本出版时，北京会发生另一件与林彪事件一样大、或者说更大的、直接改变了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的大事，这就是毛的去世和“四人帮”的被捕。

　　但这件大事在思想上对我们的振动却并没有林彪事件那样剧烈，有些人是麻木了，有些人一直企盼着这样的时刻而且认为这样的时刻一定会到来，有些人则在惊讶之余表示出极大的愤怒，但这种愤怒还并没有上升为一种怀疑和反思，大家还停留在过去的坚持与捍卫上。

　　对我个人来说，这个时候已经冷静了许多，而且在内心深处支持发生在北京天安门的“四、五运动”，支持任何想表达自己的怀疑和不满、反对和抗议的举动，因为我自己就已经是这样一个人了。

　　这和我已经在监狱里工作了五个年头，而且有着许多“外面的人”无法想象的个人经历密不可分。

　　我是1972年12月28日知道了我被陕西省莲花寺石渣厂（陕西省第二劳动改造管教支队）所录取，录取我的人答应了我的要求：到石渣厂当一名汽车司机。

　　然而到厂之后才发现他们录取我的原因，其实就是因为我写了剧本，这个戏又正在上演，是一个“写手”；他们需要由人来写各种各样的宣传和教育的材料。他们并不知道能写剧本的人一般来说是写不了这样的材料的。那时的人还没有这样的概念。

　　在石渣厂待了整整七年，在管教科写了近百万字的宣传、宣讲材料，还有无数的“敌情汇报”和“总结报告”，留下深刻印象的“犯人”总有十多个，其中大都为政治犯。今天回头去看，差不多可以得出这样一些结论：

　　第一， 这些所谓的“政治犯”，其实并没有任何反动的纲领，甚至连言行也没有，最主要的“犯罪事实”就是偷听敌台和设法与境外取得联系，目的也无非是获取一些“飞来的横财”。就是因为这样一些事，判20年徒刑，也就这样在里面呆着，因为任何申诉和上诉都是无济于事的：你有罪，而且是政治上的罪，这个前提一定下来，判多少年刑从来就没有一个经过反复辩驳的客观标准，只知道从重从快，而且任何人也不会为他们说话，因为说话也同样没有依据。

　　第二， 正是通过无休止地书写各种宣讲材料，我才真正明白了所有这些话都只是“宣传”。“宣传”是一种需要。既然是“需要”，那就必须这样。“需要”成了压倒一切的“需要”。至于这样写的人是不是真信已经完全不重要了。所有的人也就都在这一层次上达成了一种默契，彼此心照不宣，都知道这只不过是必须这样的“宣传”而已。所有的学习和提高都只为了一个目的，这就是怎样才能“宣传”得更好。又由于这种“宣传”是从来不会遇到质疑和反驳的，所以“宣传者”也就免不了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为所欲为，而且自以为天下无敌，或者说自以为天下的道理不过如此。这是根子里的虚无主义。我曾经在一次审讯记录中，亲耳听到当一名“犯人”说这件事不是他干的，因为他不可能在那一时间到达现场，硬说成是他，这不合逻辑时，我们的干部的回答是：“逻辑是有阶级性的”。这已是差不多三十多年前的往事了，但那名犯人无言以对的神情仍时时刺痛着我的心。

　　第三， 有些也许就是我们现在在学术辩论中免不了会不断碰到、而且又似乎无法解决的“假问题”。1976年毛主席逝世后，我们面临的一个谁也解决不了的最大问题就是犯人，特别是政治犯能不能悼念，能不能在监舍里搭建灵台，进行祭典的问题。犯人们当时哭成一片。哭的原因很多，但热爱毛、相信毛，觉得只要毛活着就有可能给自己减刑或平反的心理是主要的。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号啕大哭。我们也不排除这里面有伪装，又看到别人哭，自己也不得不哭的人，但从理论上讲，这些“阶级敌人”应该高兴才对，不可能哭成这个样子。当时为此事向上级打了无数报告，但没有任何一级领导敢作主、能作主，于是一切也就只好不了了之，犯人们愿意怎样就怎样，我们既不提倡，也不反对。单纯作为一种处理方式，这无疑是对的，但因此事而在理论上所提出的问题却似乎从未引起过任何人的关注。

　　第四， 身为管教干部，我不能不承认自己是许多坏事的直接或间接参与者。文革中，我们就曾参与制造和宣传过许多自以为千真万确的真理。但那毕竟是间接的，是听从伟大领袖的号召，是自己学习、领会的结果；但在监狱里，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有些你明知是错的事，但为了维护“政府”的名誉，你必须就那样坚持或设法回避。有些犯人递交的上诉材料，我们可能在自己的抽屉里一压就是几个星期，纯粹不过是忘了而已，但这些材料确实犯人们日思夜想的救命稻草。有些材料，我们一看就知道是当地法院的错判、误判，但也只能这样搪塞过去。有时讨论犯人的减刑，只要有一个干部提出某某犯人反应他说过什么或哼过什么“黄色小调”，这个犯人的减刑材料就被压了下去。对我们来说，这是无所谓的事，但对这个犯人来说，却是整整两年或三年的徒刑啊！时间长了，讨论的材料多了，人也就麻痹了。这也是一种“恶”，一种比单纯的“服从命令”更“平庸”的“恶”。一个人为了能在那种环境下生存下去，应该把“适应”限制在一个什么样的范围内？有没有今天所谓的“道德底线”？到底什么是正义？正义是一个与公共利益相关的概念，为了维护正义是不是就可以不顾真相与人权，或者说，只有揭露出真相才有正义可言？事情是这样吗？限度何在？在自己的所有“恶行”中，什么属于一种体制性的压迫与恐怖，什么又是自己所习惯了的“暴力文化”如遣词造句上的霸道与蛮横？

宇文怀远

　



人忽然都有了一种流失感。生活的节奏越快，物质上的享用越充裕，人的流失感反而越强。为什么？和年龄、事业心、怀旧、心境之忧郁有关？也许是，也许不是，但不管怎么说，总与对时间的感受有关。

　　古代人的时间观无疑来自于“事物的自然变化”，所以有了一年四季的春夏秋冬，有了一天到晚的日出日落，人们也就相信了时间的自然循环。

　　时间的自然循环或永恒轮回给了我们的心灵以极大的安慰，让我们相信了“灵魂不灭”和“

　　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然而我们现在普遍采用的公历制却源于西方的基督教。正是基督教把循环式的宿命转变为对未来的希望：人类的希望在未来，在未来的某个日子里上帝的重新降临。

　　于是有了“临近”、“趋向”、“企盼”和“等待”。

　　前些天上海曾演出过贝克特的《等待戈多》，于是在一家报纸上我们就看到了这样的大标题：“没有正确的等待，只有等待是正确的”。

　　等待：对未来的希望取代了对过去的知识；“我们的今天”是由昨天决定的转变为“今天的意义”取决于明天的赋予。这就叫宗教战胜了科学，换成更哲学一点的话来说，就叫把对世界的静观态度转变为一种对历史道义的允诺。当然，这种允诺是以上帝的再次降临为前提的。

　　可惜我们并不相信上帝。

　　尽管我们今天的时间观（历史观）基本来自于那种世俗化了的基督教，但却是一种没有了上帝的基督教。

　　于是也就没有了拯救，没有了末日审判，所有的就只有等待和在等待中对人自己的力量的无比夸大，比如相信自己完全可以创造一个只属于自己的未来（人间天堂）等等。

　　用某些哲学家的话来说，这就叫世俗化了的圣经信仰或再无救赎希望的永恒地狱。

　　另有一些哲学家既不要上帝，也不要这种指向未来的时间观，于是就把时间内在化为一种“先验”意识，比如康德、胡塞尔都这样。

　　其实正是意识才使人有了对时间的感受：所谓“过去”，大多与某些让人感受到沉重的东西相联系，哪怕就是辉煌的过去，也总免不了眼泪与苦难；而“现在”，又总在自行消失中，于是使人感受到紧迫，感受到生命的短促与无奈；至于“讲来”，本来是让人忧虑的，因为世间也只有人才为自己的“明天”谋划。但如何才能以“乐观”的一切取代时间所给与我们的这种种“不快”呢？也许，所有的“不快”，皆因你只关注于自己，自己对时间的感受。有没有在你我这种种感受之外的“时间”？有人说是“历史”，不依你我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而“历史”又总在大踏步地走着自己的路，一直向前，永不回头。

　　“历史”真如此可怕吗？

　　作为民族意识，我们现在是既没有了古代人的自然循环，也没有内在化（先验化）了的时间意识，当然更谈不上对上帝的观念；于是所有、所相信和所创造的就只有了明天。“历史”之可怕，就在于它已被等同于“明天”。

　　明天对我们来说就是一切。它可以抹平或消灭过去，可以让我们不是在“等待”而是在“赶快”中“抓住今天”。

　　但这明天又有如潮水般地涌来，压迫者、逼迫着我们以越来越快的速度把“今天”推向“昨天”。而我们却以为我们这是在追赶明天—追赶历史。

　　这倒让我想起了《庄子·知北游》中的一段话：“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

　　忽然而已。

　　于是干脆连明天也不要了，要的只是对“昨天”的遗忘和“抓住今天”。

　　这就是我所理解的“跟着感觉走”、“重在参与”和“不在乎怎么怎么，只在乎曾经拥有”之类的话的意思。

　　这是一种没有了“后天”的对“明天”的占有，一种完全“今天化”了的“明天”。

　　一种紧迫到慌乱地步的抢夺，早已使我们这个古老民族失去了任何可能想象到的平和与安宁；大家都巴不得“明天”早点到来，哪怕明天的后面还有明天。

　　然而在潮水般涌来的明天中，我们又都明显感觉到脚下的沙子正在被潮水冲走。

　　所以“流失”的另一层含义就是我们相信时间能抹平一切、治愈一切。

　　但我们还都坚持着，想把它审美化，想通过讴歌来麻醉自己，哪怕就是一个单调平庸的无限延长而又不自行中断的时间也行。

　　不中断就意味着连续。只有连续的才谈得上进步。

　　然而时间（历史）又怎么可能不被出发点、目的地，不被死亡和重复所打断，怎么可能就这样一直直线、匀速地从我们身边滑过而又不带走脚下的沙子？

　　所以我始终没有去看《等待戈多》，因为我知道在那种等待中，伴随着我的除了流失还有晕眩，一种在转瞬即逝和被潮水般涌来的明天所拍打与撞击着的无天南地北之辨的晕眩。

宇文怀远

1978：30年前的命运转折　　


（一）、公元1978年的元旦社论是“两报一刊”的《光明的中国》。

　　今天的大学生们已经不知道“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在那个年代所享有的至高无上的权威性了。

　　这种权威性来自于一种声音——党中央的声音。

　　中国那么大，声音又那么嘈杂，但有一种声音是必须仔细辨听的，那就是来自党中央的声音。

　　从文化大革命中过来的我们已经知道了“党中央”并不只会发出一种声音，所以就需要仔细辨听，这种能力的训练应该说是刻骨铭心的，特别对于我们这些关心国家大事的人来说尤其如此；一般来说，什么声音最大（所谓“时代的最强音”），我们也就相信这就是党中央的声音了。和平年代，人们在硝烟后面争夺的是看不见的声音，以后把它叫做“话语权”。

　　1978年，经过一轮又一轮地阶级搏杀，在刘少奇、林彪、四人帮等一个又一个“反党集团”被粉碎（也就是声音的消失）后，“声音”自身的权威性也就得到了了足够的保证。所以那时候的“两报一刊”自身也就象征着“光明”。

　　重提“光明”与“黑暗”的决战，说明“光明”必将、而且已经战胜了“黑暗”，这样的“重提”早已成为一种思维的定势，话语的定势。人们自然而然地就相信着“前途光明”和“光明必胜”。

　　这是一种历史观，决定人的世界观、方法论、立场、观点、价值观等等一切的历史观。

　　近代哲学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一种历史哲学，因为“历史”无形中成为了一个谁也回避不了的“事实”。没有人会想到这一“事实”其实是被人用语言建构起来的，古人并不如我们这样看待过去、现在与未来。当然，从这种历史观出发，我们也可以说，那是因为他们愚昧、落后，因为他们不懂科学。这种回答方式，等于本身就证明了我们现有的历史观的先进与科学。当然，“先进”与“科学”这两个词本身的“先进性”与“科学性”就已无可置疑。

　　这个话题先放在这里。仅就“光明”二字而言，在过去的那个年代，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林彪1968年10月26日的一次关于《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讲话，这个讲话后来在《新华月报》1980年5月号上重新刊出，其中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现在，我们可以高瞻远瞩地看到全世界上的远景，看到一个国家能够空前地影响全世界历史、人类命运的，推动世界向前进的，促进世界革命，帮助世界革命的，成为世界上最强、最大、最持久的国家，影响世界各国人民命运的，那就是中国。所以中国在世界上的作用，一方面从革命方面说，那是最大的，超过苏联的；那么，就是从实际力量的影响上，它超过西班牙，超过英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最革命的国家，最影响人类命运的国家。”

　　（回想起来，在我的记忆中，真正感到自己作为一个“大国”“崛起”了的，还是1958年的大跃进和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那时候真是热血沸腾，激情澎湃，似乎“大国崛起”之梦在做了一百多年后，终于梦醒了，实现了）

　　我之所以重提这段话，是因为1978年4月6日的《参考消息》上刊登有美国办公厅主任哈得曼的回忆录《权力的终结》，里面说1969年苏联想对中国的原子工厂进行一次“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美国从空中拍摄到了数以百计的核弹头成堆垒在一起，一万八千个帐篷一夜之间在九英尺深的雪地上架设了起来。

　　这就是1978年一开始所带给我的习惯性的期待与恐惧。

　　（二）、提到1978年，就不能不说说那时候所看的电影。

　　1978年1月15日晚，我妻子的工厂露天播放南斯拉夫电影《桥》，当时天降大雪，雪真大，密密麻麻，漫天皆白。那是真正北方的大雪，可比这些日子给南方造成空前灾难的雪大多了。但由于人们已经习惯了，而且所有设备似乎也“习惯了”，所以并没有造成什么恐慌与破坏，唯一的，就是影响了那场电影。

　　但还是有至少上千人坐在野外看那场电影。大家都自觉地不打伞、不戴草帽（那时候的人的自觉性与安全感也超乎现在的想象，当然，前提是人们什么东西都没有，所以也就可以夜不闭户；由于这场电影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关系太大，于是每个人也就都有了不得不遵守某种不成文法则的自觉性）；我每隔5分钟就必须把妻子和儿子身上厚厚的积雪掸下去，儿子不到三岁，只露两只眼睛在外面，惊恐地看着画面上的枪击、格斗、爆炸。这场电影的内容，在我的记忆中早已忘记，但这一幕，在我的一生中却永不能忘。

　　那个年代的人们到底在渴望什么呢？自由、平等、幸福、公正，都太抽象、太遥远。其实，比如如我这样的人所想的，或者说在那个时代还感到不满足的，其实就两件事，一是每月的肉票、油票多发一点；二是能有更多的精神享受，如多有些书看，多有些电影看———当然最好是外国的，但这只能在心中默想，或者祈祷，总之是太过于奢侈的梦想。那时候能看到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的电影就已经是一顿精神大餐了。

　　以后，在那个精神生活极度贫乏的年代，也只有电影才能带给人些许欢乐，但那都是些什么电影啊！《六号门》（只有里面的天津话在音调上让我记忆犹新）、《汾水长流》、《征途万里》、《朝阳沟》、《同志，感谢你！》、《奴隶的女儿》、《暗礁》、《人欢马叫》，几乎全都看不下去，但依旧每演必看；后来“解禁”的一些电影如《羊城暗哨》、《阿诗玛》、《五朵金花》、《东港谍影》、《黑三角》就觉得好多了；再后来，就开始拼命看外国电影：《百万英镑》、《追捕》、《雾都孤儿》、《巴黎圣母院》、《白痴》等等。这里要特别提一下日本电影《望乡》在当时所引起的全国大辩论，因为从主题到里面的一些镜头都超出了人们可接受的程度，非常类似于今天的《色·戒》。那时我刚到武汉读研究生，也卷入了辩论之中，想想真是好笑，后来看删节版《望乡》时的感受，也类似于今天看删节版的《色·戒》一样，一切都似乎在重演。只是把电影《红楼梦》一连看了五遍的事是再也不会发生了。

　　（三）、1978年，有几篇文章是不能不提的。

　　首先是2月17日的《光明日报》上刊登了徐迟的一篇长文：《哥德巴赫猜想》。

　　这篇文章简直如晴天霹雳一样把人惊呆了：文章竟然可以这样写！世上竟有陈景润这样的人，竟有这样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需要解答！一切都匪夷所思！最让人震惊的还是那种文体，那种介乎中文与译文、小说与人物传记、理论思考与报告文学之间的自由洒脱与豪迈大气。我当时拟出了十个可供讨论的问题，感觉到那种唤醒某种情感，让人在联想中进一步思索的力量才是最伟大的力量。

　　几乎自那以后，我就一直在想：哲学，或者说哲学家的传记，能不能也这样写？后来看苏联的哲学家阿尔森·古留加所著的《康德传》和《黑格尔小传》就有了类似的感觉，特别是前者，真正精彩；当然，这也和贾泽林他们几个人的译笔有关，后来见到贾先生，我还多次提及此事，而且从不少新入学的研究生口中，也知道了这两本书的影响之大、范围之广。至于由此而造成的“误读”，就该是另一个问题了。

　　再就是当时曾对比着读了波兰作家显克微支的长篇历史小说《十字军骑士》与姚雪垠的《李自成》，想从中发现我们文学创作之所以不能成为世界名著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就在前几天，我在报上看到，姚老当年的助手重新修改、完成了这本书。我不知道修改后的《李自成》是什么样子，但依旧不想去再看。为什么？不知道。也许与年龄有关。人过了那个年龄，也就没有了那种兴致。

　　那年5月4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特约评论员”的文章：《科学和民主》，让人精神为之一震。“特约评论员”的权威性尽管远远比不上“两报一刊”，但也不可小视，因为伟大如毛泽东这样的人物，也曾化名“特约评论员”写过文章。但如此文这样明显打出“德先生与赛先生”旗号的，以后每到“五·四”，就似乎再也没有刊登过了。

　　5月8日的《参考消息》上刊登出了一篇雷震致蒋经国的长信，有一万多字，详尽论述了解除党禁、开放言论、维护法制的必要。我把它保留下来，觉得很有价值（价值在哪里？当然也不可料知，至少绝对想象不到它会导致国民党失去在台湾的领导地位，当然更想象不到这种“失去”本身却在艰难中确立着另一种不为我们所熟悉的对“话语权”的争夺方式）。

　　6月14日的《参考消息》上转载了香港《争鸣》杂志的一篇文章：《话说浪费人才》，看了让人欲哭无泪。那时的《参考消息》不是谁都能看到的，而凡看到的每一份，都如珍宝似的密藏着。

　　那时候的人才，都指的是“有特殊才能的人”，当然首先是自然科学家。这一点很奇怪，不知怎么形成的。但我相信，恐怕没有谁会给出一个有关“人才”的定义。

　　6月12日郭沫若逝世，终年86岁。追悼会很隆重，叶剑英主持，邓小平致悼词。这位应该与鲁迅先生、胡适先生差不多算是同时代的人竟多活了这么多年，但这到底是福还是祸？郭老的临终遗嘱是让把他的骨灰撒在大寨的土地上。那可是个神奇得不得了的地方，基本上代表着全中国整个的农村。他也终于想回归大地了。

　　鲁迅、胡适、郭沫若，三个人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介入政治，同时也以各自不一的方式对待西方文化和传统文化，其间可说的话似乎很多很多。

　　这一年的第七期《大众电影》上有白杨的一篇文章，提到1957年郭沫若曾送给白杨一幅“荷花”，上面亲笔题写了“出污泥而不染，亭亭玉立，香色雍容，为人民带来祝福，愿世界早进大同”几个字，让人忽然在普遍的阴暗中感受到某种美好的东西。那应该是一种很浪漫的情怀。郭沫若就应该是让这种情怀滋养大的。相比较而言，胡适要冷静许多，但最冷静的，恐怕还是鲁迅。但谁又能预计出个人的浪漫情怀在某种语境下到底会有多少种表现形式呢？

　　当年的《天安门诗抄》也已作为手抄本流传到我手中，印象最深的是一首类似于“打油诗”式的《向总理请示》和另一首《儿歌》：

　　“黄浦江上有座桥，江桥腐朽已动摇。江桥摇，眼看要跨掉。请指示，是拆还是烧？”

　　“蚍蜉撼大树，边摇边狂叫：‘我的力量大，知道不知道？’大树说：‘我知道，我知道，一张报，两个校，几个小丑嗷嗷叫。’”

　　最值得记下的，就是在1月10日的日记中，我不知道根据从哪里看到的材料，把有关社会主义的复杂理论概括成6个问题：（1）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原因到底是什么？（2）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为什么可以说表现为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矛盾？（3）为什么说“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矛盾既不是一个经济形式、也不是一个法律形式的问题，，而是一个基本的社会关系即阶级关系的问题？（4）出现国家资产阶级的根本标志就是群众的非政治化，苏联社会的保守性是否与整个社会的“非政治化”有关？（5）苏联社会的演变过程，“阶层”与“阶级”这两个概念的区分与联系；（6）关于社会的历史决定论与意志决定论的关系问题。这篇日记密密麻麻写了12页，不知出处，但从文章中可以看出是引自一个叫保罗·斯威齐（美国经济学家，《每月评论》主编）和夏尔·贝特兰（法国经济学家，法中友协执行主席）的有关言论。

　　（四）、1978年，国家的命运发生着转折，我个人的命运也同样发生着转折。

　　年初，我即获知我无法参加“文革”后的第一届高考，具体原因始终不明，只有各种各样的猜测；我的好友王世忠参加了，语文、政治都是80分，史地72分，数学58分，平均73分，录取分数线是58分。这件事让我极为兴奋，几乎彻夜不眠，一连写了好几首诗词抒情、祝贺。

　　4月18日，决定报考武汉大学外国哲学史专业研究生并获批准，于是开始复习俄语，最兴奋的，是知道考试时可以带词典。单位开展了轰轰烈烈地“一批两打三整顿”运动，具体内容未记，但整天开会，每个人都在清查自己；把我招进这个单位的管教科副科长贺玉祺畏罪自杀。那时我在陕西省某监狱工作，犯人都管我们每个人叫“政府”，所以贺玉祺的自杀在犯人中也引起了不小骚动，传言“‘政府’吊死了自己”。

　　那年农村旱情严重。每次外出看到田野里的荒芜景象，都心情沉重，觉得农民又没有了盼头。

　　我5月15号在县城的城关小学参加研究生考试，“四个人围坐着一个乒乓球台各考各的，始终伴随着考试的，就是无数小学生们在四周唱歌、跳舞，在腿下钻来钻去。15号上午政治，下午外语，16号上午基础课，17号上午专业课。”

　　回来后凭记忆把所有考题记录在自己的日记本上，“政治题”中有“为什么说实践是认识论的首要观点”和“为什么说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以及“有关三个世界的内容和指导意义”，可见“试题”都与“现实”结合得很紧密。这种考试的习俗或惯例也一直延续下来，所以许多人也就都学会了“猜题”。当年的“基础题”中问了“马克思的辩证法与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区别”，问了“中国古代‘两点论’与‘一点论’的代表人物的代表思想”；“专业课”考了德谟克利特、柏拉图、唯名论、百科全书派、四因、我思故我在以及康德的认识论。最有意思的是在附加题中问：“四人帮是如何继承实用主义的衣钵的”。这最后的“附加题”在今天会把那些研究“实用主义”的人（比如南京大学的陈亚军）活活气死。但，这就是30年前的“现实”。

　　然后就是焦急地等待。

　　6月27日收到复试通知。

　　7月13号来到武汉大学，180多名复试人员集体住在体育馆里，热闹非凡。那年夏天，武汉极热，考试的教室里用冰块降温，每天晚上每个人都光着膀子述说着自己的革命历史和坎坷经历，淋浴处3个水龙头下24小时水声哗哗不断，那种兴奋，那种莫名的冲动与憧憬让几乎所有的人在整整三天时间里无法入睡。

　　我知道了我“初试”的成绩，“专业课”的成绩名列第一，这件事让我兴奋得在随后的“复试”中有些手舞足蹈。真正的打击是外语的口试。陈老师和杨老师其实也不懂俄语，拿出那篇列宁的《向报告人提十个问题》，让我读一遍，说出大意。勉强读完后（俄语好读），我只好承认不知道什么意思，只知道标题。这件事，又让我的情绪一落千丈。

　　但一考完，我还是去参观了“红楼”（辛亥革命纪念馆），并与刚刚结识的一位朋友丁毅华（他2007年夏天病逝，生前是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的教授，那年未被武大录取，后再考两次，最后终于在兰州大学读完硕士。在此谨以此简短的文字致以沉痛哀悼，因为在后来的岁月中，只要有机会，他就会向我提及这些往事，以后，就只有我自己孤独的回忆了）一起去了庐山。

　　上庐山不是去欣赏风景或解除紧张（口袋里已经没有什么钱了，这才是最大的紧张），而是因为在那里开过两次决定中国命运的会议。

　　然后就又是等待，那种焦虑，那种祈祷中的期待，那种即将爬到山顶但已无力向上的绝望、懊悔，几乎挣扎在日记的每一个字中。

　　9月24号，老友二黑专程来陪我等待消息，三天后悻悻离去；也就在他登上回去的火车前，我收到了武汉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追赶，告别，用毛泽东才发表的一首词中的“热泪欲零还住”不断向自己所熟悉的过去告别，似乎一切都将重新开始一样。

　　10月6日，我到武汉大学报到。

　　1976年10月6日，国家发生了突然事变；1978年10月6日，我成了“文革”后的第一届研究生，而且所学的正是自己所最感兴趣的外国哲学。

　　这里面是不是有一种因果关系呢？没有两年前的10月6日，也就没有两年后的我？

　　到校后就开始用各种看过了的小说交换《英汉字典》，所有书籍的交换价值都自然形成，比如《红楼梦》、《战争与和平》、《唐·吉柯德》是第一等，三本合起来换一本精装的《英汉词典》；《三国演义》、《红与黑》、《安娜·卡列尼娜》三本交换较小的词典，或者换《俄华辞典》。我在那里徘徊良久，最后狠狠心，用一本《吉尔·布拉斯》和《切身的事业》换了一本价值4元的薄薄的《英汉词典》，这本辞典伴随我度过了三年研究生的英语学习。

　　入校后的第一天晚上，我的导师陈修斋先生就与他的公子，也是我的同班同学、至交好友陈宣良一起到12舍来看我，解释了为什么录取通知发那么晚。在当天的日记中，我记下了我的准考证号码是1048，学生证号码是78207，校徽是04532；并用程光锐先生的一首《沁园春：题东汉出土铜奔马》的最后几句表达了自己的心情：“一觉醒来，人间换了，日耀山河别样红。重抖擞，送风流人物，跃上葱茏。”

　　还是那种“光明就在前头”的逻辑与情感。在以后的读书生活中，要使自己从中挣脱出来，而且意识到自己挣脱了出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然，挣脱出来并不就意味着好。在“前头”等待着自己的将是无尽的徘徊、相对、无助与困惑。

　　（五）、读研究生的第一学期，人依旧处于紧张与兴奋之中，11月8日听陈修斋和杨祖陶老师传达“芜湖会议”精神。那时开会讲究传达，而“芜湖会议”据说对我国的哲学研究有巨大的思想解放作用——我前不久也受到了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的通知，说今年4月要重在芜湖开会，主题是“中国哲学界思想解放三十年——纪念芜湖会议暨两学会成立三十周年学术研讨会”。

　　除了紧张的学习（压力来自外语），在当时最让我全身心投入的，还是集体声援黄克剑的“业余行动”，要求学校一定要录取他（具体原因不详，总之是些与成绩无关的外在原因，而几乎所有的人在一开始都想表达出自己的某种正义感）；11月28日终于在武昌火车站接到从新疆风尘仆仆赶来报道的他，而他到校后的第三天，就感受到了另一种潜伏着的危险与争斗——依旧是话语权的问题。这种感受，也使我慢慢从兴奋与狂热中冷静了下来。

　　但紧接着就是北大的郭教授来校讲《关于思想再解放一点》的报告，这个报告引起轩然大波，几乎所有的人都卷入激烈辩论。北京的局势动荡不宁，“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大家又是激烈辩论；研究生人心浮动，中哲史的一位名叫高广的人走了，据说再也不回来了。黄克剑也要走，我死死挽留，觉得这不仅仅只是个人的事，要想到妻子、孩子，想到可能会有的未来（除了“光明的未来”，我们几乎不会说出任何别一种鼓励的话）。

　　几乎每天晚上，我们都在严寒中沿“巴士底獄”（正式的名称是“樱花大道”）走来走去，讨论着国家的未来与自己的命运。那时的人们自觉地都把自己的一切与国家连接在一起，这是一种政治激情。这种政治激情是共产党教育的结果，具体说来又与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有关。也正是这种激情使得我们对祖国的未来抱有信心，使得我们热烈支持诸如“四、五运动”这样的天安门事件，并在以后的读书与思考中贪婪地阅读和吸取着一切外来的知识，有着强烈的求知欲望；当然，也正是这种激情，使我们对周围的一切（包括自己）始终怀疑着、幼稚着，一直到今天。

　　让人高兴的事也有，这就是1978年12月16日中美正式建交。我用大字，用刚刚学会的几句英文把这条消息写在自己的日记本上。

　　1978年12月29日，有人给毛泽东贴出了大字报，哲学系所有研究生在一起以开会的形式辩论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

　　还有没有阶级斗争？有没有阶级敌人？

　　难道阶级斗争说消失就消失了？我们刚刚“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时刻不忘的一个铁一样的事实”，怎么说没有就没有了？我们到底是在用语词说语词，还是用语词说不同于语词的事物？“阶级斗争”仅仅只是一个概念吗？

　　工业不学大庆，农业不学大寨，你说工业、农业该怎样发展？

　　没有人能给出答案。

　　这里面已经涉及到一些最为“尖端”的哲学问题，还需要我们在以后的日子里仔细思考。

　　我是毫无保留地支持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但也有了另一种自我解脱的方式。于是尽可能地不说话，我忽然发现自己也真的生活在了一个比过去的危险性更大的环境之中。

　　还是这一年开始时的期待与恐惧，还是在电影世界中的欢乐与悲哀，但这时所看的电影已经是以前连想都没有想过的外国电影了；虽说还都是“旧片”，但对当时的我来说，就已经足够。

　　以前只存在于梦中的幸福就是吃与看，而这两点，竟如此快捷地得到了满足。但生活难道仅仅就只是这些吗？

　　我觉得这一年几乎就是以后的30年的浓缩。

　　晚，1978年的第一场、也是最后一场大雪让我想起了幼时就熟记了的《水浒传》中的那几句话来：“正是严冬天气，彤云密布，朔风渐起，却早纷纷扬扬卷下一天大雪来。”

　　1979年，似乎就没有了惯常的“元旦社论”，提不提“两报一刊”，日记上也没有，可见这一切正在从人们的视野中淡出、遗忘；现在只记得1978年12月31日晚看的电影名叫《激战前夜》，具体内容也早已不记得了。

宇文怀远

1998：共和国第三代人

98年，已经有了一种临近世 纪 末的感觉。元旦那天，在日记中从欧洲1848年革命到中国1898年戊戌变法，一直说到18、28、38、48、58、68、78，似乎每个年头都意义非凡。

　　但这一年，在我个人的记忆中，最应该说一说的还是大型纪实性政论片《共和国第三代人》的拍摄。

　　那是5月里的一天，在海南大学的家里，忽然来了几个人，提着摄影器材，说是受共青团中央的委托，西安电视台让他们几个人（总策划杨元洲、编导陈忠宪、摄影蔺宏、摄影助理任伟）来筹拍一部《共和国第三代人》的大型政论电视纪录片，作为向建国50周年的献礼节目。

　　于是开始了对话、讨论，最后基本达成一致：经历的苦难或多磨不一定就是财富，在理想、热情、献身精神后面还有怀疑、困惑和挣脱中的执着，所以更多需要的是思索；于是，他们就拍摄了我上课时的情景：当我问课堂上近两百位大学生们：“今天，5月16日，是个什么日子”时，没有一个人能回答上来。

　　这就是我们这代人与下一代人之间的鸿沟，它并不仅限于对这个特殊日子的记忆，这里凝聚着整整一代人在一个被共同的符号所模写的世界里的共同的情感与渴望，共同的思维方式与表达方式。

　　我们被称为“共和国第三代人”，同时也被认为是共和国的同龄人，也就是说，当共和国成立时，在我们上面还有两代人：开国元勋与50年代的大学生。在我的理解中，所谓“一代人”不一定仅限于年龄上的界限，它指的是共同经历的某件“大事”，正是这一“大事”决定或改变了他们以后的人生道路。对我们来说，这里所谓的“大事”，当然就指的是文革。

　　后来，我就收到了这部六集电视片的DVD。赵忠祥解说，从儿童时代一直说到改革开放，文革这一阶段主要的被采访者有友渔、学勤、西林、许明、周为民、郭齐勇、胡发云、李明华、宁夏的陈通明和我，包括南京《知青之歌》的作者任毅，总的感觉还不错。可惜后来又不让上中央台了，只好在陕西台播放，据说反响强烈，连播几次。由于各种原因，对这一代人的经历感兴趣的人尽管很多，关于文革，后来也看到了不少的纪实性政论片，但由于彼此缺乏交流，只好浪费资源，让整体水平原地踏步：能挖掘的资料就那么多，而理论探讨又无法深入，于是那段历史，也就是我们的生命，也就只能被冻结在那里，让它慢慢死去，然后再被静悄悄地埋葬。

　　这一年在海南的生活丰富多彩，有意思的是，与我们这代人多有来往并有着共同语言的，竟大都是共和国的第一代人。

　　4月2日，萌萌的父亲曾卓和牛汉来到海南，大家相谈甚欢，其中的一个话题就是林贤治发表在《黄河》第一期上的关于“胡风集团”的长篇文章，于是就从毛泽东、郭沫若、胡乔木、周扬、林默涵一直说到舒芜，涉及到什么是“五四精神”、“鲁迅精神”，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及人格、品行是如何出于政治需要而被“手段化”、“工具化”的，也涉及到如何理解个人的忏悔等方面的问题，因为他们那代人的经历在某种意义上又一而再地重现于我们这代人身上。

　　在我的日记本上，抄录有绿原和曾卓的各一首小诗，今天重读，更是感慨万分：

　　绿原：人淡如菊

　　故乡就在我们心里

　　我们流连忘返于湖边

　　湖水粼粼，隐约回响起

　　那支久已失落的

　　灵魂之鸟的歌

　　歌浓如酒而

　　人淡如菊

　　曾卓：我遥望

　　当我年轻的时候

　　在生活的海洋中，偶尔抬头

　　遥望六十岁，像遥望

　　一个远在异国的港口

　　经历了狂风暴雨，惊涛骇浪

　　而今我到达了，有时回头

　　遥望我年轻的时候，像遥望

　　迷失在烟雾中的故乡

　　还能再说些什么呢？第二期《新文学史料》上有《黄秋耘谈中国作协反胡风运动》，文章的最后是这样两句诗：“开国应兴文字狱，坑儒方显帝王威”。

　　这一年的夏天，海南特别热，电力不足，加上还没有空调，真是酷暑难当；我是白天读舍勒，晚上看世界杯，尼日利亚和南非分别战胜西班牙和丹麦，大快人心；而阿根廷与英格兰、法国与意大利、巴西与荷兰都是点球决胜，让人热血沸腾。这年十月，我们三人再飞成都，与兴明、荣昌再次聚首，并最后与方正兄、友渔、李杨，加上我们三个，一起去了黄龙和九寨沟，当时那张照片一直压在我书桌的玻璃板下。那真是一段美好而难忘的经历：“有泪尽洒山野王，无语话别菜根香”。

　　这一年，克林顿刚刚在西安南门参加完一个盛大的“入城式典礼”，回去不久就有了人们津津乐道的“拉链门事件”；而俄罗斯的叶利钦也深陷与国家杜马及车臣战争的紧张关系中无法自拔。但这一切，真的与我们有关吗？哪怕到了年底，美英联军开始轰炸伊拉克，我们也依旧置身事外，关心程度甚至远不如在亚运会上中国足球队以0﹕1输给伊朗。

　　那种普遍的冷漠乃至麻木，已经在“不讨论”的理论窒息中使人的感知器官近乎痴呆；周围全是一派歌舞升平的欢乐、娱乐，所有的人都把完全可以正当争论的问题变成了玩笑式的窃窃私语。

　　这一年元月，宣良一家首度来琼，带来了刚刚几个月大的stella，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海口的冬天竟如此之热，小stella昼夜啼哭不止，只好匆匆离去；

　　在这一年2月6日的《中华读书报》上有耿彪的“回忆录”，里面说文革期间我国共给阿尔巴尼亚这盏“欧洲社会主义明灯”援助了90多亿人民币，阿共有人口200来万，平均每人4000多元，而且每亩土地还至少援助了400斤化肥；除此之外，阿还要让他们的每个农业社都能看上我们生产的电视机，而当时的北京、上海尚且达不到这样的水平；在2000年3月30日的《报刊文摘》上，有曾任阿尔巴尼亚驻中国大使马利列所著的《我眼中的中国政要》一本摘要，里面说1962年，在中国最困难的时候，刘少奇、李先念曾下令航行在大西洋上的几艘刚刚从加拿大购买的满载小麦的轮船改变方向，支援阿尔巴尼亚。读到这里，我曾泪流满面，因为我依旧记得那一年的惨景，尽管我无法知道中国到底饿死了多少人；

　　这一年，海南大学与南京大学合办的“研究生班”开学，我主讲“西方哲学与西方文化”，自那以后一连三届，让我有机会结识了许多校外的各方人士，他们中的一些人与我的友情一直维系到今天；

　　还是这一年的8月，陈希同判刑16年；10年后的今天，与陈希同地位相当、罪名一样（但数额、性质显然严重得多），姓氏笔画也完全一样的陈良宇判刑18年；

　　10月31日晚电影台播放的《欲望号街车》就这样横冲直撞地让几乎所有的人都完成了从目瞪口呆到习以为常的转变。

　　这一年12月初，在海南文昌铜鼓岭的云龙度假村终于开了一个“现象学与语言”的年会，能来的人基本上都来了，祥龙、东明、重庆、伯凡、志林、舒炜等都是第一次见面，我也借机邀请了我个人的朋友劲松、宪文前来海南，大家终于在海边有了一个团聚、叙旧的机会。

　　维特根斯坦为什么认为“想象一种语言就是想象一种生活方式”？我们真能想象一种语言吗？

宇文怀远

2005：像一只鹅一样大声叫嚷　


　这一年总的气氛是沉闷、压抑。当然，这纯粹是个人的一种感觉，拿不出什么明显的证据，但似乎某种希冀，某种模模糊糊的东西在岁月的磨损中日渐消散了。

　　“新华社北京1月17日电 赵紫阳同志长期患呼吸系统和心血管系统的多种疾病，多次住院治疗，近日病情恶化，经抢救无效，于1月17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5岁。”

　　这就是全国统一口径的电文，连标点符号在内，刚刚60个字。

　　上海《新闻午报》的这条消息编排在最不起眼的一个角落，在这条消息上面，是“大平和铜川矿难正抓紧调查处理”、“南川云华矿瓦斯突出，10人死亡2人失踪”和“浙大失踪女生确认被害，凶手勾某已被抓获”这样三条更为吸引人的消息。

　　拿着好几张都刊有这条消息的报纸问听课大学生：“赵紫阳是谁？”众皆摇头，充满好奇：一个如此不起眼的人又为什么所有报纸都同时刊登，而且所有的话都一模一样？

　　16年前的往事自然不需要说了，但至少应该告诉学生们：这个赵紫阳曾经担任过国务院总理和中共中央总书记，后来犯了严重错误。仅此而已。

　　1月的上海，雨特别多。民间流传着“鸡年无春寡妇多”（春节前就立了春）的说法，所以有许多人要赶在鸡年到来之前结婚，这件事竟闹到需要官方媒体出面“辟谣”的程度。

　　无休无止、接连不断的矿难消息已让人的神经疲惫不堪，小的几个人遇难，大的几百人死亡，如2月14日（年初六）辽宁阜顺阜新矿业集团下属的孙家湾煤矿瓦斯爆炸，死203人，29人受伤，12人下落不明。一旦下落不明了，就会一直下落不明，不会再有后续报道的，就是有，除了失踪者的家属、朋友，恐怕也不会有多少人关心；再如赶在这一年过去之前，11月29日，黑龙江东风煤矿又爆炸了，至少150人遇难。在电视上偶尔看到了家属的眼泪流在脸上结成了冰凌，我和少华也大哭起来。相比之下，松花江污染和省长喝第一口水已经变得无足轻重了。

　　要说大事，第一是连战和宋楚瑜相继来大陆访问。西安后宰门小学生的载歌载舞和那声“连爷爷”的称呼，让我难受了好多天。我毕竟是在那座城市长大的，而且后宰门小学离我们家很近，而且与我读书的中学就在同一条街上。

　　第二就是法国民众投票否定了《欧盟宪法》。作为一个发起国和核心成员，民众却不支持“欧盟宪法”，说明了什么？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什么才是更应该珍视的“普世价值”？

　　第三就是我们开了一个纪念萨特、阿隆诞辰一百周年的学术研讨会。这两个冤家对头，曾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走到过一起？为什么？左派和右派在什么情况下会取得一致？这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1月27日是奥斯威辛集中营解放60周年纪念日。在电视上重新看到了集中营门前的那块“劳动使你自由”的巨大标语。

　　这一年的生日，第一次让老友世忠书写了陆放翁的一首绝句悬挂在自己的书房里：“慷慨心犹有，蹉跎鬓已秋；百年殊鼎鼎，万事只悠悠。”

　　我开始写我的《哲学的基本假设与理想国》；少华在医院开始写她的《记忆一生》，病情时好时坏，万般无奈之下，只好转而求助于中医。

　　10月27日，应邀去上海美术馆看了“刘宇廉画展”，主要是连环画，画得是张志新；解说词都是他个人拟写的，其中有这样几段话让人永世难忘：

　　“人民的监狱里，囚禁着人民的女儿；民主的旗帜下，扼杀了民主的声音”。

　　“你倒在血一般红的旗帜下，你倒在旗一般红的血液里；你牺牲在新中国的祭坛上，奉献给明天的共产主义”。

　　6月3、4、5号，一连三个晚上，在那种悠长的、不绝于耳而又典雅至极的哀怨诉说声中，在同济大学的礼堂里，我们看了白先勇先生亲自执导的昆剧《牡丹亭》。

　　然后，9月25日，在上海大剧院看了法国巴黎国家芭蕾舞团演出的《吉赛尔》和《波莱罗》。特别是“波莱罗”里那种不断重复着的旋律，是我早就熟悉但又百听不厌的。

　　我忽然真的喜欢上了上海，因为它让我有机会看到这些在其他地方看不到的艺术精品，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心灵满足。

　　但不知怎么搞的，无论是看《牡丹亭》还是欣赏《吉赛尔》与《波莱罗》，我的心境都是那样的苍凉、悲哀，哪怕看到的绝对是美。。

　　12月中旬，在海南开了一个《意向性：现象学与分析哲学》的专题研讨会。

　　萌萌已经卧床不起了。

　　于是，2004年9月中旬，我们在兰州参加一个共同的会议，会后我去西宁看我的老友中太，志扬、尚杰、郭大为与她一起去塔尔寺、青海湖就成了我们一起外出的最后记忆。

　　“像一只鹅一样大声叫嚷”是署名何郁的一首诗，发表在2月份的《文汇报》上，我在日记中留下了这首诗，但没有注明日子，因为我知道我永远也不可能像一只鹅那样大声叫嚷。

　　诗的最后几句是这样写的：

　　“如果一个人

　　像一只鹅一样

　　快乐的时候，或者沮丧的时候

　　能够自由自在地叫嚷

　　——该有多好

　　更何况是在一所百年老校里

　　——那里有自由而浪漫的阳光”。

　　2007年，就该是同济大学百年校庆的日子了。

宇文怀远

2006年，说过去就过去了。

　　这曾是一个在眺望中期盼了许久的年份。我与无数的人都说过：到了2006年，我们一定要怎么怎么样，其中就包括离开了这个世界刚刚一百天的萌萌。我手里拿着的，就是一本关于她的纪念文集：《眷念的一瞥》。

　　这无形中使这一年也变得分外沉重。

　　然而这一年还是就这样过去了。

　　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沉下心来把事情想想清楚。

　　什么事情？

　　以往的事情。

　　以往的什么事情？

　　那些使自己成为今天这个样子的事情。

　　所以重要的还是认识今天的自己，今天的时代；想想清楚今天的自己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在想什么、做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以及是否还想去想想清楚这些事。而所有这一切又与对我们这个时代的认识有关。

　　哈贝马斯在《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中说，人一旦想认识自己的时代，意识到自己的时代是一个历史时代，那么断裂就已然发生；就是说，我们就已经知道“自己的时代”已经脱离了过去和必然的规约，于是重新解释传统和自力更生地创造新的规范就已经摆在了所有人的面前。应该承认，意识到自己的时代的独特性（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意识到与传统的断裂）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了大家的共识。

　　为什么2006年是这样一个年份？

　　因为40年前有过文化大革命，它对我们这一代人到底意味着什么似乎是一个不言自明的事情，但实际上又一切都在云里雾里，大家最急切的，反倒是都有了一种莫名其妙地想尽快忘掉这一切的模糊愿望，这说明断裂不仅已然发生，而且就是人们的愿望；因为30年前，中国开始了另一方向上的转变，于是就有了这个在每个人身上都可能早已失去了任何统一的价值尺度的今天，但这一切，为什么并不成其为问题反而如此安然地就接受了？因为20年前，1986年，仅仅20年前，今天回想起来，竟然恍若隔世，一切都显得那么陌生，那么奇怪。我对自己的这种陌生感、奇怪感感到陌生而奇怪。那是一个学术界正在重新聚集力量准备“大干一场”的时期。“走向未来”丛书已成气候，“文化：中国与世界”正在筹办。1986年8月在贵阳开会，叶秀山讲哲学与哲学史的关系，熊伟讲海德格尔，陈鼓应讲尼采，我们武汉的朋友与北京的朋友辩论风格、气质与学养、学理的关系，讲文化与哲学、哲学与语言、语言与翻译、翻译与理解、理解与中国的当下之间的关系。翻开那时的日记，看到的是迷茫中的执着（这是我发表在《青年论坛》上的一篇文章），是与一群朋友筹划“鸭嘴兽”丛书并动手写作《浪漫与幽默》时的兴奋，我觉得自己似乎找到了一种更好地表达自己的形式。我至今也还记得发表在那一年12月17日的《人民日报》上的一位荷兰人（当年的联合国士兵）寻找当年在朝鲜战场上与他狭路相逢的一位中国人（当年的志愿军战士）的感人故事：他们同去取水，都端着枪，忽然看到对方，立即向对方瞄准，但又不知为什么在没有任何语言交流的情况下竟各自礼让着，一步一步退回自己的阵地。一切的一切，都似乎在给人一种希望，一种能在相互试探中“各自礼让”的希望。因为那一年的年底，到处都是学潮的消息，我们在焦虑与期盼中憧憬着未来。

　　就这样，20年过去了，30年过去了，40年过去了。

　　当年的红卫兵已步入老年。

　　2006年，就我个人而言，一直努力地想在现在与过去间建立起一种联系，想重新解释着什么，抵抗着什么、打捞着什么、维护着什么；说出来，一是为了捍卫记忆，使其清晰化，二是为了与大家交流一下各自所想到的问题。，最后，还想特别从记忆的角度谈谈萌萌的事，我觉得这是一种无可推卸的义务。

　　第一，在一个很小的范围里，我参加了一个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座谈会。大家关心的还是事件与人物的来龙去脉，想把线索理理清楚；想把世界范围里有关文革的研究动态纳入自己的视野。我关心的是几个理论问题，最重要的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和“破除资产阶级法权”问题。“法权”是否可以理解为一种维护社会秩序的唯一的、至少在形式上具有着某种合法性的社会形态？而革命，到底是破除一切形式上的法权形态，还是为了确立一种新的维护权贵阶层利益的“法权”——“法权”这一概念与“无产阶级”显然是矛盾的，因为在我们的印象中，无产阶级既没有可能也没有意识到应该以法的形式来维护自己的权益（那就成了投降主义或和平演变）；或者，就是为了确立一种并无任何法权形式而只剩下赤裸裸的强权利益的政治统治？与这一问题有关的，就是在我看来，“和谐”的社会秩序一定与某种社会等级差序有关，比如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对统治者、护卫者、生产者各自的道德观念与品性要求的规定，比如孔子在《论语》中对君子与小人的不同的道德要求。这一切，都需要以法权的形式固定下来；而其前提，就是对“正义”与“权利”要有明确的阐释。其中平等指的是人格尊严（以及形式上的选举权）的平等；“正义”，按柏拉图的说法，就是“各就其位，各司其职”，各有各的游戏规则，各有各的道德要求；所谓的“为承认而斗争”，按黑格尔所说，就是就人类社会起源上的不平等（主奴关系）而言的历史动力，就在于获得一种对人之为人而必须享有的“权利”上的相互承认。这种承认，也是必须以法权的形式固定下来的。那么文化大革命，在破除一切“资产阶级法权”这一口号下，是否相信一个和谐社会并不需要有任何外在的法权形式，而只要每个人都是“活雷锋”，只要每个人都能做到道德上的自律，社会自然而然地就会和谐地处于相互关系之中呢？毛认为这种关系应该是动态的和谐，所以他反对法权上的固定；但为什么他就不会想到人性本身的“动态”，而且这种“动态”其实更多地只能表现为“恶”的无可遏制（至于为什么会这样，是一个需要专门讨论的问题）呢？我们这个古老民族是否对这种“恶”缺乏足够的警觉（或者说一直有意无意地进行着掩饰）？而“法权”，则是在承认“恶”的前提下对人所应享有的最低的权利的保护；它实际上是对国家在维护法的尊严上要有所作为的一种要求。我们的国家权力一方面把国家的力量看得很重，另一方面又使得国家无法可循，不知如何作为。这应该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它与我们在今天如何认识我们的传统文化密切相关；而这种传统文化又是如何转变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就更是一个绕有意味的话题了。钱穆老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实际上已经涉及到了这个问题，比如他说，“上面说过，皇权相权是分开的，皇室与政府也是分开的，这话固不错。但中国一向似乎看重不成文法，往往遇到最大关节，反而没有明白规定。”（第一讲，第28页）“汉武帝自身是一好皇帝，明帝、章帝都好，然而只是人事好，没有立下好制度。因此皇帝好，事情也做得好。皇帝坏了，而政治上并不曾有管束皇帝的制度，这是东汉政治制度上的一个大问题。也是将来中国政治制度史上的一个大问题。”（同上，第32页）

　　表现出来的，就是相权（政府）日渐式微，皇权（皇室）独揽天下；而这一点，又与刘惠恕先生在《中国政治哲学发展史——从儒学到马克思主义·附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中的一个论述有关。他说，回顾中国历史，共有两次贵族政治和平民政治交替发展的情况，或者说，一共有两次，都是以平民政治战胜贵族政治而告终，一次是战国时代以前存在的“世卿世禄”制度，结果为秦政权的平民化了的“察举制度”所战胜；再一次是魏、晋时期的“士族－门第制度”为隋、唐时兴起并完善了的“科举制度”所战胜。作者说，“它开辟的是中国文官制度的新时代，这也是世界文官制度之起源”；“科举制度对‘九品中正’制度的否定，最终使国家在法律上认可了凡受过教育的男子都有可能成为国家命官，由非统治集团进入到统治集团的政治平等精神，这也是中国封建时代政治所取得的最高成就。”然而作者在里所谈到的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另一面来看，没有了贵族政治，没有了士族—门第制度对皇权的制约，不仅客观上导致了相权（政府）的式微（只有贵族阶层才可能进入政府），导致了中国式的“君主立宪”实际上只能“有君无宪”（最高统治者直接面对广大民众，这是一种多么可怕的政治格局），因为事实上早就没有了通过“维宪”来维护自身利益的贵族阶层（正如没有了“士”，废除了科举制度，中国的经学传统事实上也就没有了承续者一样）；而且更重要的，是曾为或专为贵族阶层所独有的道德品性（先秦君子风范中的进德修业、礼贤下士、人格节操、义士情怀、恭敬谦和等等）的流失。所有这一切，对今天的我们来说就只剩下了一些美好的记忆。

　　关于文革期间所读的书及所想的问题，我已在接受《南风窗》记者的采访中有了一定程度上的说明（参见：《穿过红色岁月的阅读之路》）《载《南风窗·2006.8月号》》。里面有许多删节，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能做到这一步已实属不易；另外，《当代中国出版社》在今年10月出版的《精神历程：36位中国当代学人自述》中也有我的《不只是为了记住过去》。我还写了一篇18000字的文章重读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说明马克思在面临政治行动主义与一般的伦理规范的冲突时所做出的选择。这篇文章即将发表在《广东社会科学》上。我之所以提到它，是因为马克思的这篇文章从观点到文风，都对我们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作为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我想以此纪念那段过去了但又永存于我们心中的岁月。

　　第二，表达这种纪念之情的另一种形式就是在今年春节，我见到了我的所有朋友，从小学的一直到现在的。那是一种近乎癫狂的状态，就是为了见见他们，特别是我的班主任，在文化大革命中备受磨难的杨桂梅老师。我并没有参与当时的行动，但却对在批斗会上能勇敢地走上去从杨老师脖子上挂着的三块砖中拿走两块的同学表示了最大的敬意。我觉得我必须这样做。甚至那些重新上演的古典剧目如《火焰驹》、《三滴血》都让我感到极其亲切；所有与过去有关的人与事，都在我心中激起阵阵涟漪，让我怀念过去那狭窄的小巷和也曾有过的宁静的街道。这一切都永远地逝去了。我在上海住了四年多，只活动在上海东北角的一小块地方中，骑单车从家到学校不过半小时；但在这半小时中，四年多的时间，我从未遇到过一天有道路完全畅通的情况：总在修，不是修桥就是修楼，当然最多的还是修路（因为铺设电缆、下水道，就是修地铁，或处于方便行人的种种原因），有些地方是反复修，两年前才修过的路挖掉重修。上海的这一个小小的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