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曾佑:中国古代史
目 录
前言
中国古代史
第一篇 上古史
第一章 传疑时代(太古三代)
第一节 世界之初
第二节 地之各洲人之各种
第三节 中国种族之原
第四节 古今世变之大概
第五节 历史之益
第六节 上古神话
第七节 包牺氏
第八节 女娲氏
第九节 神农氏
第十节 神话之原因
第十一节 炎黄之际中国形势
第十二节 黄帝与炎帝之战
第十三节 黄帝与蚩尤之战
第十四节 黄帝之政教
第十五节 少昊氏颛顼氏
第十六节 帝喾氏
第十七节 尧舜
第十八节 尧舜之政教
第十九节 夏禹
第二十节 禹之政教
第二十一节 夏之列王
第二十二节 夏传疑之事
第二十三节 商之自出
第二十四节 商之列王
第二十五节 桀纣之恶
第二十六节 周之关系
第二十七节 周之自出
第二十八节 周之列王
第二十九节 周之政教
第二章 化成时代(春秋战国)
第一节 东周之列王
第二节 诸侯之大概
第三节 孔子以前之宗教上
第四节 孔子以前之宗教下
第五节 新说之渐
第六节 老子之道
第七节 孔子世系及形貌
第八节 孔子之事迹
第九节 孔子之异闻
第十节 孔子之六经
第十一节 墨子之道
第十二节 三家总论
第十三节 晚周之列王
第十四节 韩魏赵
第十五节 田齐
第十六节 七国并立
第十七节 秦之自出
第十八节 秦之列王上
第十九节 秦之列王下
第二十节 六国对秦之政策
第二十一节 戎狄灭亡
第二十二节 周秦之际之学派
第二十三节 春秋制度之大概
第二十四节 战国之变古
第二十五节 自上古至秦中国幅员之大略
第二篇 中古史
第一章 极盛时代(秦汉)
第一节 读本期历史之要旨
第二节 秦始皇帝上
第三节 秦始皇帝下
第四节 秦二世皇帝
第五节 秦于中国之关系上
第六节 秦于中国之关系下
第七节 受命之新局
第八节 天下叛秦上
第九节 天下叛秦下
第十节 秦亡之后诸侯直相攻伐上
第十一节 秦亡之后诸侯自相攻伐下
第十二节 楚汉相争上
第十三节 楚汉相争下
第十四节 高祖之政上
第十五节 高祖之政下
第十六节 汉之诸帝
第十七节 文帝黄老之治
第十八节 景帝名法之治
第十九节 武帝儒术之治
第二十节 汉外戚之祸一
第二十一节 汉外戚之祸二
第二十二节 汉外戚之祸三
第二十三节 汉外戚之祸四
第二十四节 汉外戚之祸五
第二十五节 汉外戚之祸六
第二十六节 光武中兴一
第二十七节 光武中兴二
第二十八节 光武中兴三
第二十九节 后汉之诸帝
第三 十 节 宦官外戚之冲突一
第三十一节 宦官外戚之冲突二
第三十二节 宦官外戚之冲突三
第三十三节 宦官外戚之冲突四
第三十四节 宦官外戚之冲突五
第三十五节 宦官外戚之冲突六
第三十六节 匈奴之政治上
第三十七节 匈奴之政治下
第三十八节 匈奴之世系上
第三十九节 匈奴之世系下
第四 十 节 南匈奴之世系
第四十一节 北匈奴之世系
第四十二节 西域之大略
第四十三节 南道诸国
第四十四节 北道诸国
第四十五节 葱岭外诸国
第四十六节 汉第一次通西域
第四十七节 汉第二次通西域
第四十八节 汉第三次通西域
第四十九节 汉第四次通西域
第五 十 节 西羌之概略
第五十一节 前汉之西羌
第五十二节 后汉之西羌上
第五十三节 后汉之西羌中
第五十四节 后汉之西羌下
第五十五节 西南夷
第五十六节 南粤
第五十七节 闽粤
第五十八节 朝鲜
第五十九节 日本
第六 十 节 儒家与方士之糅合
第六十一节 黄老之疑义
第六十二节 儒家与方士之分离即道教之原始
第六十三节 佛之事略
第六十四节 佛以前印度之宗教
第六十五节 文学源流
第六十六节 两汉官制
第六十七节 汉地理
第六十八节 凉州诸将之乱
第六十九节 曹操灭群雄
第七 十 节 刘备孙权拒曹操
第七十一节 司马懿盗魏政
第七十二节 吴蜀建国始末
第七十三节 三国末社会之变迁上
第七十四节 三国末社会之变迁下
第七十五节 三国疆域
第二章 中衰时代(魏晋南北朝)
第一节 读本期历史之要旨
第二节 魏晋之际上
第三节 魏晋之际下
第四节 晋诸帝之世系
第五节 晋大事之纲领
第六节 贾后之乱
第七节 八王之乱
第八节 五胡之乱之缘起
第九节 五胡之统系
第十节 前赵后赵之始末
第十一节 前燕后燕南燕北燕之始末
第十二节 前秦后秦西秦夏之始末
第十三节 前凉后凉南凉北凉西凉之始末
第十四节 蜀之始末賨
第十五节 元帝王敦之乱
第十六节 成帝苏峻之乱
第十七节 晋末桓氏之乱
第十八节 宋武帝之概略
第十九节 宋诸帝之世系
第二十节 宋少帝之乱
第二十一节 宋文帝被弒之乱
第二十二节 宋前废帝之乱
第二十三节 宋后废帝之乱
第二十四节 宋诸王之乱
第二十五节 齐诸帝之世系
第二十六节 齐郁林王之乱
第二十七节 齐末东昏侯之乱
第二十八节 梁诸帝之世系
第二十九节 北魏拓跋氏之世系
第三 十 节 拓跋氏之衰乱
第三十一节 北齐神武帝之概略
第三十二节 梁末侯景之乱
第三十三节 陈诸帝之世系
第三十四节 北齐高氏之世系
第三十五节 北周宇文氏之世系
第三十六节 隋诸帝之世系
第三十七节 晋南北朝隋之行政机关
第三十八节 晋南北朝隋之风俗
第三十九节 两晋疆域沿革
第四十节 南北朝疆域沿革
第四十一节 隋疆域沿革
第一篇 第一章 引用书目
第一篇 第二章 引用书目
附录
前 言
吴怀褀
《中国古代史》,原名《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亦简称《中国历史教科书》;193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大学课本,列入大学丛书,改名为《中国古代史》,共三册,夏曾佑著。
夏曾佑(1865一1924),字遂卿,一作穗卿,自号别士,浙江杭州人。父亲夏鸾翔,精算术。
夏曾佑一生读书兴趣广泛,好学深思,他对今文经学、佛学有精深的研究,对乾嘉考据学和诗文有相当的素养。此外他还注意学习外国史地知识和自然知识。黄遵宪对他的渊博的学识和学术上的独到的见解很推崇,在诗中称颂他,说:
兼综九流能说佛,旁通四邻善谈天。
红灯夜雨围炉话,累我明朝似失眠。
这首诗见《人境庐诗草•己亥续怀人诗•十三 仁和夏穗卿》。夏曾佑26岁中举。光绪十六年(1890年),夏曾佑28岁,中进士;后任礼部主事。
1890年,夏曾佑在北京结识了梁启超、谭嗣同等锐意改革之士。这一批年轻人关心国家民族前途,纵论大势;切磋辩难,追求真理。他们各自的住处相隔不远,几乎天天见面,见面即议论、辩难。夏曾佑对梁启超影响相当大,梁启超回忆说:“十次有九次我被穗卿屈服,我们总得到意见一致。”又说:“穗卿是我少年做学问最有力的一位导师。” (梁启超:《亡友夏穗卿先生》,载《东方杂志》第二十一卷第九号)他们成了“讲学最契之友。”(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二十五》)他们反对乾嘉考据学,认为汉以后的学问要不得;提倡“新学”,这种“新学”是以中国汉以前的儒家的经典、周秦诸子和当时教会翻译的几部西方著作为材料,融会这一批青年人的理想构成的。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由夏曾佑、汪康年、梁启超发起,在上海创办《时务报》,鼓吹变法图强。1896年、1897年,夏曾佑在天津候选,孙宝琦创办育才馆,延聘夏曾佑执教。夏曾佑在天津结识严复,交往甚密。1897年《国闻报》在天津创刊,夏曾佑与严复都是创始人。严复译《原富》、《社会通诠》、《群学肄言》、《法意》等西方学术名著,夏曾佑读这些作品,并且为一些作品写序或按语。夏曾佑与严复交往,阅读西方学术著作,进一步了解“西学”,特别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对夏氏哲学、史学思想有很大的影响。另外,在此期间,夏曾佑、梁启超、黄遵宪、谭嗣同等人还开展“新诗”运动,夏曾佑是这一运动的倡导者。他们写出不少作品,但应该说,除黄遵宪外,其他人的成就不大。
1899年,戊戌变法期间,夏曾佑关心变法进展,梁启超也不断写信给夏曾佑,把变法的情况与自己的想法告诉夏曾佑。百日维新失败后,梁启超避入日本领事馆,由日人伴送至塘沽,以东渡去日本。夏曾佑追至塘沽,同梁启超话别。
这一年,夏曾佑选授安徽祁门知县。任满居上海,旋迁直隶州知州,1902年,因母亲去世,夏曾佑丁忧未就,致力于中国古代史研究,写出《中国历史教科书》。
1906年,清政府玩弄立宪骗局,派载泽等五大臣出国考察,夏曾佑以随员身分同行。随着历史的发展,夏氏的认识显得落后,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主张君主立宪;对帝国主义,特别是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认识不正确。
辛亥革命前,夏曾佑曾任安徽广德县知县等职。辛亥革命后,一度退居上海,后任北洋政府教育部普通教育司司长,凡4年,后调任京师图书馆馆长。
夏曾佑晚年贫病交加,契友严复去世以后,他“尤落落寡合”,“杜门以诗酒自遣”。但对于求教者,夏曾佑“莫不殷殷诱导”;他“平生不喜谀附,做官无所干求,升沉听之。”1924年4月17日,夏曾佑辞世。
20世纪初,夏曾佑写的《中国历史教科书》是一部开风气的作品,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有相当大的影响。在夏曾佑之前,国内已经有人用新观点、新体裁写出了新式的中国通史。但夏曾佑的《中国历史教科书》的影响更大,在史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是中国近代的“第一部有名的新式通史”(齐思和:《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载《燕京社会科学》1949年l0月第二卷)。
夏曾佑把自己对民族前途的关心融进自己的史著中,说明自己写这部书的立意,他说:
智莫大于知来。来,何以能知,据往以为推而已矣。故史学者,人所不可无之学。……洎乎今日学科日侈,日不暇给,既无力以读全史,而运会所遭,人事将变。目前所食之果,非一一于古人证其因,即无以知其夷险,又不能不亟读史,若是者将奈之何哉?是必有一书焉,文简于古人,而理富于往籍,其足以供社会之需乎!(《中国历史教科书•序》)
历史学的功能在于据往以知来,历史发展到了近代,学科增多,人们不可能读全史,但又不能不读史,这是时代的要求。当时,中国民族危机深重,险象环生,夏曾佑著史,要从历史中探讨造成民族危机深重的原因,从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思考民族的前途。社会亟需要一部“文简于往古,理富于往籍”的历史书。他认为,中国历史到了道光以后,局势很危险,从“世运”转化上看,中国是处在一个变化的关口,但历史前途还是有希望的。他说:“于是识者知其运之将转矣,又未始无无穷之望也。”(《中国历史教科书》第一册,第8页)他写史的“宗趣”,体现了对历史前途的乐观精神。
《中国历史教科书》是第一部用近代史观分阶段地叙述中国历史的著作。他的历史进化思想来自中国今文经学,但又有变化发展,他说:“本编亦尊今文学者,惟其命意与国朝诸经师稍异,凡经义之变迁,皆以历史因果之理解之。”(《中国历史教科书》第二册,光绪三十二年版,第158页)同时,他又接受了西方的进化思想,两者相结合,构成了他的历史进化的“世运”说。
夏曾佑以历史进化的世运说,分析中国历史过程,把整个中国历史分为三个大的时期。自草昧以至周末为上古之世;自秦至唐,为中古之世;自宋至今,为近古之世。每一个人期,又分为几个阶段。上古之世包括两个阶段:由开辟至周初为传疑时期;周之中叶至战国为化成之期。中国的文化是在这个时期造成的。中古之世有三个阶段:自秦至三国为极盛之期;由晋至隋为中衰之期,唐室一代为复盛之期。近古之世分两个阶段:五季宋元明为退化之期;“国朝”二百六十一年为更化之期。所谓“更化”就是“历史将转入他局”的意思。
《中国历史教科书》对有文字记载以前的历史,有“崭新的见解”。夏曾佑认为伏羲时,历史离开渔猎社会进入到游牧社会;婚姻形态发生变化,从“知有母而不知父”的状态,改变为“家族”,始制嫁娶。神农氏时,社会由游牧社会,进入到耕稼社会。中国的历史是这样的发展,也是“万国各族所必历”,只是“为时有迟速”而已。
夏曾佑以生存竞争、优胜劣败学说解释社会发展,说:“循夫优胜劣败之理,服从强权,遂为世界之公例。威力所及,举世风靡,弱肉强食,视为公义,于是具有仁智勇者出,发明一种反抗强权之学说,以扶弱而抑强,此宗教之所兴,而人之所以异于禽兽也。”(《中国历史教科书》第二册,第217页)把宗教作为反抗强权的学说,是不正确的,但夏曾佑说优胜劣败是历史发展公例,意在对世界上帝国主义强权一种抗争,又是其合理的地方。在另一处又说:“凡国家之成立,必凭二事以型范,一外族之逼处,二宗教之熏染是也。此盖为天下万国所公用例,无国不然,亦无时不然。此二事明,则国家成立之根本亦明矣。”(《中国历史教科书》第三册,第1页)夏氏强调国家在反对“外族之逼处”中的重要意义,也是有积极的意义。
夏曾佑用文化典制解释历史的变动,对经济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他又用地理条件、种族竞争解说文化问题。夏氏在个别章节中,认为“革命用兵”之后,才出现“隆盛之世”,这是历史的公例。而在另外的章节中,又认为革命起义,是为祸于中国。一方面指出历史中革命、形势的意义,又一方面说秦皇、汉武是“造成中国之力”。总之,多元的历史动因论,反映了他的历史理论上的混乱、驳杂,也局限了他在史学上的成就。
《中国历史教科书》记载历史有一个原则,“总以发明今社会之原为主”。材料处理上有三条依据,“关乎皇室者,如宫廷之变、群雄之战,凡为一代兴亡所系者,无不详之;其一人一家之事者,则无不从略。”关乎各族关系,“事无大小,凡有交涉,皆举其略。”关乎社会的如宗教、风俗之类,“每于有大变化时,详述之,不随朝而举也”。(《中国历史教科书》第二册《凡例》)在材料处理上,《中国历史教科书》同旧的史书有着原则的不同,说明了这时期的史学家,已经把反对君史、提倡民史的观点,贯穿到史书编写工作中去。
《中国历史教科书》采用新的章节体裁,全书分篇、章、节几个部分。各册正文之前有《序》、《凡例》或按语。书中有史表,使史事纷繁时期的历史条理清晰,重点突出。书中的“注”,交待引用材料的来源。以夏曾佑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为代表的章节体裁,成为新世纪史学家编写史书的主要体裁。
夏曾佑开史学新风气,他写的历史作品,可以说是我们这个世纪史学变化的最初的标志。他在历史观点上、在历史材料的处理上以及史书编纂形式上,都进行了探索,并且把探索的认识在自己的史著中体现出来。他在史学上的成就被局限在一定的范围内,有历史的原因,也是自身思想上的缺陷所致。
20世纪即将过去,新的2l世纪即将来临,回顾本世纪史学家为开创史学的新局面所作的工作,我们会从中得到不少启发。
《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三册二篇四章凡170节(自上古至隋)。是书原计划写五册,实际只写三册。第一册初版发行在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发行了六版。第二、三册于同年初版,宣统元年(1909年)二、三册发行了五版。1933年,商务印书馆印大学课本,列入大学丛书,改名为《中国古代史》。此外,著有《京师图书馆善本简明书目》及论文多篇,如《中国社会之原》、《论中日分合之关系》及《论变法必以历史为根本》等,这些文章大多刊载在《新民丛报》、《东方杂志》等报刊上。
1997年6月15日
于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