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毛不容混同，儒法必须分清——略论当今一些反儒者之误
谭世宝
本文仅就甘阳先生〈儒学在现代中国的角色与出路〉﹑金观涛先生〈中国文化的理性精神及其缺陷--论大跌进和文化革命中理性的丧失〉﹑刘青峰女士〈试论文革前当代中国知识分别道德勇气的沦丧〉的一些谬误提出批评商榷。笔者认为他们共同之错在于把孔子儒学的道德理想主义和毛泽东的学说混为一谈，把毛泽东当政时的种种错误都追究到他所极力反应对孔子儒学头上，而放过了他所公开继承的法家秦始皇思想的责任。章节如下:
一、评甘阳先生之误
(一) 对社会主义与儒学关系的误定
(二) 继续批儒--文革遗嘱之执行
(以上两节把甘阳先生意图阻止儒学在中国大陆的复兴发展的各种谬论逐一批驳。)
二、评金观涛先笪与刘青峰女士之误
(一) 非理性地论理性的丧失
(此节反对把大距进和文革说成是中国文化突然从理性进入非理性状态，从而把理性的丧失归咎于代表理性的儒家文化。指出文革的非理性自始有其历史之渊源--法家等反儒学派。)
(二) 理性、道德之丧失与反理性、反道德的辨别
(此节着重反对金、刘二人把部分当全体，抹煞古今皆有理性、道德与反理性、反道德两类人物和思想的事实，特别反对他们把自觉个人在文革前后的一些过左、过于片面的思想经验都当作全体中国人或全体中国知识分子的看法。指责乡愿，表彰士节。)
在中国大陆，儒学包括新儒学的反对者仍然在学界占大多数。其中对群众尤其是青年最有影响力的反儒者，应是来自十年改革期间崛起的具有自由主义西化倾向的一些中青年学者。尽管他们的国学功底比五四时代甚至文革时代的反儒者都要浅薄得多，但他们却相应地增加了大量令人眼花缭乱的西洋新花样，因而颇为适应经历了文革十年浩劫的极端荒芜的大陆土壤。无可质疑，他们是在文革中成长的那一代中青年学者的典型代表。
常言道，苹果落下的地方不会离树根太远。他们决非文革的掘墓人，而是其遗嘱执行者。当备受文革摧残而不绝如缕的儒学等传统文化逐渐复兴之际，他们却仍然高扬反传统大旗，继续吹批儒。当然，他们主观上以为这样是有利于中国的改革进步，动机不能说不好。然而历史的悲剧往往就是这种自以为是，而实际是错的人制造的。因此，要清除文革的流毒，使儒学等传统文化之精华重新得到发扬光大，那就必须认真研究并化解他们对儒学的种种错误批判。
限于篇幅，本文仅就本文化仅就甘阳先生〈儒学在现代中国的角色与出路〉(载《我们在创造传统》，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中华民国七十八年八月版)﹑金观涛先生〈中国文化的理性精神及其缺陷--论大跌进和文化革命中理性的丧失〉(载《历史的反响》，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三联书店，一九九零年五月版)和刘青峰女士〈试论文革前当代中国知识分别道德勇气的沦丧〉(载同前书、以上三篇文后文引述不再注)的一些谬襄提出批评商榷。他们有一共同的错误，就是把孔子的道德理想主义和毛泽东的学说混为一谈，因此把毛泽东当政时种种错误都追究到孔子儒学头上，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反对把孔子当成毛泽东的替罪羊。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一、评甘阳先生之误
(一) 对社会主义与儒学关系的误定
甘阳先生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主要是由于他基本脱离了社会主义的「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实践，片面地夸大了「道德理想主义教育」的作用，乃至把它说成是唯一维系社会主义制度合法性的依据。他说:
【谁也不能否认，中国共产党在取得政权以后，一直以来都并不是靠经济上的巨大成就而恰恰是靠一种标准的「道德理想主义教育」来取得一个政权的维系必须具备的合理性依据、合法性根据和动机支持依据的。扩而言之，世界上所谓「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这两大阵营的基本区别，实践就在于: 后者主要靠经济成就(福利国家) 来取得社会承续所必须的合理性根据、合法性根据、动机和支持根据的，而前者则主要是靠「道德理想教育」(政治化的道德、道德化的政治) 来取得这些根据的。因此，对「资本主义」来说，最致命的危机是「经济危机」……相反，对「社会主义」来说，最致命的危机则是「信仰危机」……】
以上一段话，无论对于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都是极为主观片面的看片的看法。经济是人生之第一需要，没有哪个社会可以离开经济而单靠所谓「道德理想主义教育」来维系。社会主义社会也不例外，就讲中国大陆的社会主义，也是如此。从总体上说，大陆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成就，比以往任何时代的中国社会都要大，这是无可否定的。而中国的「信仰危机」之所以产生，实由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科学、民主、自由等方面都比资本主义先进国家相形见诎。
当然，毛泽东曾用政治统帅经济的谬论来对付经济困难，似乎曾一度耳得成功，但这其实是以其已有的强大的军事、政治等专政力量为支撑的所谓政治道德教育，并不真正说明这种道德教育具有超经济的力量。毛泽东所不断地发起清除异己的政治运如反右、文革等等，就是政治强权压迫超越政治道德教育的表现。但这只能是暂时的现象，因此正是毛泽东这种错误的理论和实践，才导致了日后社会主义中国的经济危机和信仰危机。类似的危机在苏联和东欧阵营则早已由斯大林播下种子，至今已是积重难返。能否在经济上有所改革并取得超越资产主义的成就，这是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生死存亡问题，是目前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大危机之所在，也是举世有目共睹的事实。
至于「道德理想主义」，也是任何社会都不可缺少的，决非如甘阳先生所想像那样，「道德理想主义教育」在当今世界上属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专利，而资本主义社会是绝对没有的。其实，自由、平常、民主、博爱、人权等观念都是属于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理论主义产物。斯大林及毛泽东的制度失败，虽然主要是由于经济上的落后导致，同时亦暴露了他们在道德理论主要方面有低劣及高空两极之弊。社会主要国家很多知识分子所以响往资本主义，主要是信仰其道德理想主义，至于物质生活的富裕倒在其次。说资本主义社会主要靠经济成就而无须道德理想主义来维系，这是不符合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史的。而这种思想正是当前资本主义社会所面临的危机的一种扭曲了的表现。因为事实和甘阳先生所说完全相反，资本主义已基本解决了经济危机问题，而其致命的危机则主要来自社会向后工业化时代迈进所导致的旧道德之沦丧解体而新道德之未形。所以真正面临信仰危机、精神危机的是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面临经济困境的则是社会主义国家。
由于误把道德理想主义判为社会主义社会与传统社会所共有，而资本主义社会所独无，甘阳先生作了如下更加混乱的论述:
【……在韦伯的思想中实际可引申出: 社会主义社会是与传统社会更相近，而资本主义社会却与传统社会截然背道这一逻辑推论。我以为这一逻辑推论在实际历史上是有所印证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与马克思当年设想全然相反) 全都出现在落后国家--即未经资本主义洗礼的「传统社会」中，因此，社会主义与传统社会的共同点连续性之多之强也就几乎是普遍的经济事实。人们一般多从负面价值的共同处如连续性上来观察这一问题，例如极权主义、思想专制等等。但我以为这种观察其实比较表层。我更愿意从正面价值上的连续性和共同点来考虑这一问题。因为任何一个社会都绝不可能纯粹靠负面价值来长期支持，它必须具有某种正面价值才能赢得首先是知识分子尔后则是一般民众的「默许」，从而得到其合法性根据，并从这合法性根据而转化为整个社会的动机支持，这样这个政权的具体政策法令等，才具有了「合理性」的根据。从这一角度来观察，则我们就可以看出: 中国传统特别是儒学思想与中国社会主义在正面价值上的连续性正是在于: 道德理想主义。】
以上这段话可谓片面性、主义性及自相矛盾等毛病的杂烩。姑且勿论其对韦伯思想之引申是否走样了，道先要指出: 其所印证的决非事实。
甘阳先生说「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全都出现在「未经资本主义洗礼的『传统社会』中」，显然是大错特错了。大概只有蒙古之类节国家或地区也许可以说是未经资本主义洗礼便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即使落叶如中国的汉族地区，也不能说在一九四九年以前未经过资本主义的洗礼。至于东德、匈牙利、波兰等东欧国家无疑是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后才被改变为社会主义的。
其次，甘阳先生反对人们多从负面价值的连续性来看社会主义社会与传统社会的关系，别出心裁地表示自己「更愿意从正面价值上的连续性和共同点来考虑这一问题。」表面看来，理由相当充分，作何社会包括社会主义社会都有其正面价值的支持，这是无可怀疑的。他的错误在于只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与传统社会在正面价值方面和负面价值方面都有连续性和共同点，而资本主义社会则与这两者绝然背道。
其实，资本主义社会同样有来自传统社会的正面价值及负面价值的延续。社会主义社会也有来自资本主义正负两方面的影响。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无须多论。值得指出的是，传统社会的各种价值之延续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可能要比某些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多。如英国的话皇制、贵族上院制、日本的天皇制、儒学、神道教、佛教等等。甘阳先生所以肯定传统社会的正面价值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延续有其必须性和合法性，并否定资本主义社会也有这种必须性和合法性，其目的道先是证明社会主义社会落后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原因，所以其下文的论述便用偷换概念的手法，把原来说是正面价值的东西变成了负面价值的东西。这点留待下文再述。
这里还要指出，甘阳先生完全无视毛泽东政权形成的历史事实:这就是由少数知识分子发动农民为主的群众武装夺取政权，在夺权后一直把知识分子的大多数视为改造的对象，在反右和文革时则变成打击、批判乃至专政的对象。而他们所信仰的传统的道德理想主义也就受到日渐升级的批判乃至文革时彻底否定。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日益激烈的理论和政策，其斗争对象是日益增加扩大，故日益脱离民众，乃至最后在国内外的斗争中都以「反车潮流」为号召。甘阳先生所谓先得到知识分子和民主「默许」的「合法性根据」，再由此「而转化为整个社会的动机支持」的说法，恰好如毛泽东所常嘲讽的，未免把几十年来毛泽东所领导进行的社会主义的复杂、残酷的「阶级斗争」变成过份美妙的儿戏了。其所以会有如此天真的怪论，是因为他对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中国大陆社会的看法，仍停留在一个十岁上下的儿童对所谓「学雷锋」运行的美好的追忆中。他说什么「雷锋这个形象无疑是符合儒学理想的」。此说无论对雷锋还是儒学理论，都是极大的歪曲。
无可否认，雷锋的形象有其正面价值，也有其与儒学理想一些相通之点。但毛泽东之所以要发动「学雷锋」运动，决非要实现什么儒学理想，而是借此搞愚民的个人崇拜，加强其个人的独裁制的基础，培养阶级斗争的驯服工具。「对敌人要像冬天一样冷酷无情」雷锋此类格言成了后来的四清运动、文革运动的酬金斗争的指南。可以说，文革中群众对毛泽东的疯狂崇拜以及对所谓敌人的残酷斗争的高潮，都是直接诱发自「学雷锋」运动的。当然，甘阳先生也看到文革与「学雷锋」的因果关系，只不迥他把两者都看成是属于儒学道德理想主义的正面东西。因此，他认为「『文革』期间，这种道德理想主义已到其顶点」。而文革实际上是毛泽东企图做现代的秦始皇，他公开承继法家传统，大搞「焚书坑儒」乃至残酷迫害一切有可能威胁其个人权力的同志战友，使整个社会陷入了全面分裂和内战的浩劫中。普遍的道德德沦丧、人性堕落，这是史无前例的历史丑剧作为这幕丑剧的主角的道德人格自然是彻底破产了，因为事实表明而且其本人亦公认不讳是一个彻底的反道德理想主义者。
然而，甘阳先生由于把极端反道德理想主义的文革说成是道德理想主义的顶点，所以他对文革结束中的意识及文革后大陆的发展趋向完全歪曲了。他说:
【「文革」的结束，实际意味著「道德理想主义」已经全然失去其魅力了，其正式标志则是一九八零年左右全国范围持续一年多的所谓「潘晓引起的人生观讨论」。】
其实，文革的结束是毛泽东所倡导的无产阶层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想破产，也是其所倡导的彻底反儒的雷锋式的阶层道德的破产。至于所谓「人生观讨论」，实际上已蕴含著人们对儒家传统的人生观及道德理想主义复兴的关注。在彻底反儒的文革废墟上，儒学的复兴是必然的，符合否极泰来之理。目前，儒学及新儒学在大陆一面受到相当程度的尊重和肯定，另一面则受甘阳先生等人的极力排拒反对，这就从正反两面表明了儒学并未随著文革结束而失去或减少其魅力，相反是逐步恢复和增加其魅力这真可谓方兴未艾。
(二) 继续批儒--文革遗嘱之执行
众所周知，毛泽东自吹其主政后所干唯一重要之事就是搞文革。而文革的终极口号和目标是批孔批儒，与传统文化作彻底的决裂。按正常的逻辑，反文革的重点就应是反批孔批儒反对与传统文章彻底决裂。因此，在文革被被否定性地宣告结束之后，儒学及儒学文化的正面价值之复兴是势所必然的，理当如此。然而历史的复杂性就在于文革的主要罪过并未受到彻底清算，其主要精神在十年改革中却被很多自称思想解放的人继承发扬了。甘阳先生可谓其中一个典型代表，他不但全盘继承了文革的反儒传统，而且把反儒的矛头指向了文革所不知而未触及的海外现代新儒学。他在前述的谬论基础上进一步说:【在这样一个「脱魅」的年代，儒学在当代中国的命运自然也可想而知了。中国大陆这些年来几乎一边倒的「反传统」浪潮也正是在这里有其充分的根据，充分的合理性、充分的必要性、甚至充分的迫切性。儒学重又被拉出来批判，并不仅仅是像海外学者所以为的那么只是「借钟馗打鬼」，因为根本的根本实际在于: 中国今后应该仍然是以「道德理想」为本，还是以「经济增长」为本，是以「价值理性」为原则，还是以「工具理性」为原则……儒学之童到普遍的拒斥，普遍的批判自然也就顺理成章了。
主要在大陆以外发展的「现代新儒学」，在大陆很难得到人们的同情和理解，自然也就是必然的了。因为牟宗三等人在理论上的「道德理想主义」，如果在现在大陆的实践层面上真正落实，不仍然正是回到以往的那种实践道德吗？】
尽管甘阳先生给文革后再度兴起的批儒反传统浪潮加添了「工具理性」的新泡沫，但根本无法掩饰这股浪潮的主流只是文革余波之回潮。而所谓「儒学之遭到普遍皂拒斥，普遍的批判」只能是文革时毛泽东淫威之下的不正常的短暂现象，把这说成是文革后「工具理性」取代「价值理性」的自然现象，这只是梦呓。诚然，文革后仍有不少人坚持批孔反传统，这些人的大多数不是文革时的理论帮凶，便是被文革毒昏了头或吓破了胆，他们的人数是随时间的推移而自然减小，而同情并致力于儒学复兴者自然是与日俱增。这点从甘阳等人不断高叫批儒反传统便可得到证明。因此儒学如已遭到普遍的拒斥和批判，那就不必再继承批判了。
至于「现代新儒学」在大陆很难得到人们的同情和理解，也是文革反儒之必然的后遗症，这种后遗症随著文革的逐步被否定而日渐减轻。尽管现代新儒学在大陆的进展缓慢，举步维难，但其同情和理解者正在般日俱增，也是无可否认的事实。显然，甘阳先生等人继续坚持批儒反传统，实在是逆文革结束后自然而起的反文革潮流而动，充当了文革的遗嘱执行者。然而，他却罔顾事实，先入为主地反诬「牟宗三等人在理论上的『道德理想主义』，如果在现在大陆的实践层面上真正落实，不仍然正是回到以往的那种实践道德吗？」众所周知，牟宗三等人在的「道德理想主义」是根本反对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实践尤其是反对文革的，从来没有在大陆落实过。其所以能在目前传入大陆，完全是托毛泽东的理论与实践失败之福。怎能说它的落实必然会导致大陆走回头路呢?恰恰相反，在批孔反儒这点上，正是甘阳先生等人在走文革之路啊！他们不去批判毛泽东所承继的法家阴谋权术加专制独裁的理论和实践，却极力鼓吹批判儒家具有正面价值的道德理想主义，如果这种谬说真的获得普遍的赞同并落实，则文革「焚书坑儒」的惨剧不重演才怪呢！
(三) 给新儒学指一条死路
如上文所述，甘阳先生由于把毛泽东主政时期的一切实践都说成是儒学的实践，所以他极力反对现代新儒学在大陆的落实。至于儒学的理，他虽然承认共产主义理想是与儒学想对立，共产当是公开反儒的，但却时而说「大陆知识分子则几乎普遍认为二者有血缘关系」时而又说儒学「遭到普遍的拒斥，普遍的批判」，并完全肯定了这种拒斥、批判的充分合理性和必要性以至迫切性。在这里，甘阳似乎要比毛泽东的反儒更进一步，因为在他看来，毛泽东只在理论上反儒而在实践上则同儒，而甘阳先生则从理论到实践都彻底反儒。在他自以为给儒学造成了双重困境之后，却有假惺惺地为儒学探求出路，他说：
【正是面对这一双重困难，本文主张：第一，从理论上，切断现代新儒家学把儒学与黑格尔主义的道路……第二，从实践上，切断新儒学使儒家继续一味向「道德理想主义」发展的道路……我阻断儒家开出「工具理性」的道路，又阻断儒家继续高扬「道德理想主义」(价值理性) 的道路，这岂不是宣判了儒家的死刑？非也。所谓「批判的文化保守主义」当另有落脚之处。】
抽刀断水水更流，儒家开出「工具理性」和高扬「道德理想主义」已是既成的事实和日益多人赞同的趋势，又岂能被一些狂言妄语所能阻断呢！
虽然，他否认这是宣判儒家的死刑，但他指给儒家的落脚处其实是落空处，所谓出路其实是死路一条。他说：
【我的看法是，儒家今日只有一条路：即把它的全副价值关怀均转入全力发展Geisteswissenchaften(精神科学、人文研究) 的方向上去。亦即把其价值关怀寄托在纯粹的学术研究上去。今日儒者的命运也只有一条路，即韦伯所谓「以学术为天职」(Wissenschaften als Beruf) 。换言之，如果说以徒在中国的情况是：学术层面上的儒家文化受到中阻，而社会层面或行动层面的儒家文化都全然相续，那么今后恰恰应反过来：全力进入学术层面上的儒家文化，暂时切断或说「悬扪」起行动层面即社会层面的儒家。】
事实正好相反，海内外大多数关心儒家命运的人，都为现代新儒学在理论学术层面上的巨大进化成就而敬佩，同时又为在行动层面即社会层面上所碰到的障碍重重，举步艰难而忧虑。因为自汉以来，儒家的要害问题就是理想难于落实在社会的层面。历代帝王大都是挂羊头卖狗肉，外尊儒而内道法的两面派。二千年来之政，大都是秦政也。而近代以来，从五四到文革，儒家既在理论上被批臭，在实践上就更无从谈起。
文革后迄今十多年，儒家幸赖海外新儒家之理论思潮的输入，在大陆才得妩借开放改革之机缘而复兴。但是正如杜甫诗云：「儒术诚难起，家声庶已存。」现代新儒家的贡献，主要是在理论上抗拒了五四至文革以及当今一些反儒派的胡批乱骂，使儒学之命脉得以延续并有所创新发展，儒家之声望有所恢复。但他们只是一群纯文化学术研究领域的知识分子，其思想观点对港台及大陆的社会上层人士及下层群众的影响尚微，所以，目前新儒家所迫切要做的，除了继续完善自己的学术理论之外，还要加紧向社会各阶层广泛传播自己的理论，使之能在社会的实践层面上得到落实并发挥应有的影响。这就使得现代新儒家，不能回避目前来自各方尤其是甘阳先生等提出的理论挑战和阻碍，不击败这些挑战并超越这些阻碍，儒家就不仅不能发展，而已有可能减亡。正如孟子所云：「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二、评金观涛先笪与刘青峰女士之误
(一) 非理性地论理性的丧失
如果说，金观涛与刘青峰在其早年的《兴盛与危机》等著作尚能比较理性地全面分析中国文化的儒、道、释等各部分，那么在论中国文化的理论丧失及中国知识分子道路勇气的沦丧时，他们自己就丧失了理性和全面的态度。在他们笔下，中国文化等于儒家文化，中国知识分子等同儒生，并由此把当代中国人之中的一些人的理性丧失现象、中国知识分子中一些人的道德沦丧现象，都算到儒家文化乃至整个中国文化和全体知识分子、全体中国人的账上。金观涛先生说:
【……众所周知，中国历来被称为礼仪之邦，中国人感情深沈而含蓄，是古代社会中最具有理性精神和平衡感的。自儒家文化成为正统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最早摆脱了对神的崇拜，很少出现西方那样的宗教激情。中国文化从来是反对偏激，讲中庸之道的。但是文化革命中，中国人的形象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出现了罕见的革命狂热，以及对领袖一般的迷信。本来中国人讲究家庭和谐与尊重师长，但文化革命中却出现了儿子斗父亲，学生打老师，甚至几千年来尊重文化知识的传统也荡然无存，代之以知识越多越反动。反智主义在中国大陆盛行。我认为，可以把上述种种有悖于中国人正常心态的状态概括起来，称之为理性之丧失。】
如此非理性地片面、简单看待中国文化及历史，实在罕见。众所周知，反儒的非理性传统在帝王将相以及知识分子直至一般百姓人民中一直贯串于古今。道家、法家的反智主义反儒主义就不必多说了。道教之神、佛教之佛乃至各种圣贤和帝皇，从来就受到多数人的崇拜迷信。而近代非理性之典型并不止金先生所举的义和团运动，相比较而言，洪秀全妄图建立其主宰神权而发起消灭中国传统文化的太平天国运动，才是毛泽东搞文革的原型。因此，金先生的看法有一点是对的，就是儒家文化是古代社会中最具有理性精神和平衡感的一种理性文化。他的错误就在于误把儒家文化等同于中国文化，所以他由此得出一个奇怪的问题：本来是如此理性的文化，怎么到了文化大革命价突然发生彻底的变化，完全丧失理性而进入疯狂状态呢？显然，这是由对中国文化的历史的错误概括而得出来的一个错误的问题。所以，他对此错误的问题所作的种种分析和结论，也就必然是错上加错了。这点下文我们再专题分析，现在再说明一下中国文化中的非理性传统与文革的关系。
笔者认为，既然承认儒家文化是古代社会中最具理性精神和平衡感的，那就必须承认理性精神和平衡感的丧失，就是由于儒家文化的丧失或被破坏而导致。从另一角度讲，就是由于历史现实中那些反儒家的非理性主义、偏激主义、反智主义的学派、教派、团体、政党及个人的势力膨胀，影响扩大而导致。只有从这两方面看，才可以清楚文革疯狂之真貌及其原因。毛泽东搞文革的思想渊源最远可追溯到先秦道家、法家的反孔、反儒、反智、反书本、反诗书、重兵、重农、重阴谋、重权势等思想理论。在帝王中则以秦始皇、洪秀全为榜样。但是他那套偏激的反孔反儒反传统思想，则直接承受于五四运动并在其后的长期革命斗争中巩固发展。毛泽东最崇拜的圣人--鲁迅就是以「狂人」的态度来否定中国传统的礼教、道德、中庸等思想并全盘否定中国的书籍、文字、医学、武术、京剧等等。[1] 因此，笔者认为中国文化并非如金先生所说，是从来讲中庸之道而突然间在大跃进中丧失了理性，走向偏激与疯狂。某些西方学者有这样的看法不足为怪，但在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学者竟然拾人牙慧，则是太离奇古怪了。实际情况是在中国历史上，从古至今都有讲理性、中庸、仁义、道德的学派，也有相反的学派。当社会处于正常情况下，则前者在学界尚能占主导地位。而社会之动乱程度，则显然与后者之流行程度互为因果并成正比例发展，并与前者之流行程度成反比例。
(二) 理性、道德之丧失与反理性、反道德的辨别
当我们回头再看金文的一些小标题如「论大跃进和文化革命中理性的丧失」、「理性的迷失：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就会看出其荒谬的根源在于作者实际上预先假定了大跃进和文化革命是理性的，只是后来莫名其妙地把理性丧失了。而实际上，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自始就是以倡愚反智为基础的反理性的疯狂运动。无疑，在这两次运动中陷于疯狂状态的只是毛泽东及其一大批狂热的崇拜者，这些人表面上似乎占了绝大多数，实际上只占全国人口中的极少数，即使在文革的最高潮时候，也是保持冷静的逍遥派居多。学生是如此，工人、农民就更是如此。而在被打倒关压的知识分子、干部中就更多人是如此。然而金先生却一口咬定：「如果撇开对理性严格的定义，每个人都知道理性指什么，也不会对文化革命中整个民族理性的迷失提出异议。」大概这是金先生个人的经验之谈，也可以说代表与他有同样体验的一些人的见解。但是鄙人也是亲身经历过文革的，我不能不出来为无数中国人在文革中始终保持了非文革甚至反文革的理性作见证，因此不能不对此否定整个民族的说法提出异议。
由于金先生老是把中国文革和中国人的某部分及其全体混乱而谈，所以才会把部分人的反理性看作全体人的理性丧失。让我们再看其后一段妙论吧：
【……「合理性」有著文化相对的含义，在一种价值系统认为是理性的东西，在另一种文化中可以是「非理性」的。这一点，经历过文革的人都有体会。在一九六七年，大多数处于文革狂热中的人，会把文革前的心态看作不合理的。今天我们之所以认为大跃进和文化革命是非理性的，这是因为我们已经跳出了文革时的价值系统，抛弃了当时所相信的合理性标准。……】
这段话的确反映了金先生等一些人的切身经历，真可谓「乡愿」之谈。试问如果再来一次文革，你们是否再跳回文革的价值系统呢？两者的抉择谁合理呢？须知，在文革中及其前后始终保持理性如一者大有人在。若照上述所谓理性的相对论，那就只有乡愿是永远保持理性，永远正确，永远合符某种有权势的价值系统。当然，我并非说金先生有意作这样的主张，因为这显然与其论证的「文革中的理性丧失」有矛盾。笔者之所以要严加反对这种乡愿之论，是因为金先生实际上把乡愿当成了全体中国人，把乡愿的随波逐流的变化当成了整个中国文化价值变化的模式来研究、分析、立论。所以他在文中第一节最后作总结说：
【……而我所谓的大跃进和文化革命理性之丧失，就变为如下问题：随著中国人文化价值体系的转化，合理性标准也必然发生变化，理性之丧失，既是合理性架构之改变，也是某一种文化价值系统内合理性标准的自我崩溃。本文试图证明中国当代文化的合理性标准，是儒家化马克思主义结构决定的，它似乎必定在自我的膨胀中毁灭，并探讨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在其中起了什么作用。】
如前所论「大跃进和文化革命理性之丧失」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命题。作为一个自称「现在已经跳出了文革时的价值系统」的人，理应对文革作出全盘的彻底否定，指出文革自始是反理性的。显而易见，由「文化革命理性之丧失」这一错误前提推出的「合作性标准的自我崩溃」、「中国当代文化的合理性标准，是儒家化马克思主义结构决定的」等论证只能是错上加错，限于篇幅，留日后另文评论。
最后要评刘青峰女士〈试论文革前当代中国知识分子道德勇气的沦丧〉，其错误与金观涛先生是同出一辙的。虽然，其所论范围较小，对象只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但也犯了把部分当全体之误。须知，中国知识分析从来就不是铁板一块。从古至今都有些人有道德勇气，有些人反道德勇气，有些人无道德勇气。只有对于第一种人，才谈得上有「当代中国知识分子道德勇气的沦丧」是犯了把部分当全体之误。刘女士却先入为主地说：
【我想，从感性上讲，很多人会同意本文提出的命题。文革前，当代大陆知识分子确实甘愿处于被改造的地位，独立人格和道德勇气逐步丧失，这是一个事实。】
可是鄙人却相反地想，无论从感性还是理性，很多都不会同意其命题，也不同意说「当代大陆知识分子确实甘愿处于被改造的地位」，这也只是阁下和部分人的经验和看法。试问有谁能否认有很多知识分子一直反抗改造而被迫害的事实呢？迫害的结果有三种，一是害死了，二是越害怕了而被迫接受改造。当然，不迫而自愿改造者也许有，至于是否真诚则大有疑问。当人们已普遍批判文革前对知识分子的种种残酷斗争、强迫改造政策、批判那些冯友兰式的趋炎附势，丧失人格独立尊严，甚至不惜以身殉道的大丈夫时[2] ，刘女士此论的确是太不符合潮流了，而不是她所自称「似乎不太符合潮流」。
虽然，我对金、钊二先生之观点极端反对，并提出了以上甚为激烈的批判。但我对他们在理论上的大胆而又真诚的探索是非常敬佩的。
刘女士在文章的开头说：
【在学潮风起云涌、知识分子独立和参与意识高涨的今天，来讨论文革前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态--特别是认为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道德勇气曾一度沦丧--这似乎不太符合潮流。但是，作为一个具有文革前、文革中以及今天思想解放运行三种截然不同感受的知识分子，总自以为有著把这种历史感带来的反思，转化为时代智慧的责任。我认为，知识分子心态的变化是中国当代政治文化演的风向标……】
能够结合个人的心路历史来论知识分子和文化问题，当然是一种难能可贵的真诚表现但是千万不能把自己个人的心态变化当成全中国知识分子乃至中国当代政治文化的演变。虽然刘女士的个人经历与感受在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中有相当代表性，毕竟只是一种类型，而不同的类型还有多的是。
总之，甘、金、刘等大体属于同类型，所以都有一个共同的弊病，就是把自己个人在文革前后对中国政治文化的片面经历认识误以为是全体知识分子的代表，在评论古今文化及知识分子问题时，往往以偏概全，把部分和全体混为一谈，甚至把本来完全对立的思想、人物混为一谈，因而得出社会主义社会与儒学的连续性在于道德理想主义、‰`革的儒家道德理想主义发展的顶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儒学化的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结构相同等怪论。在这种怪论中，古代的知识分子全部都是儒生，而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则似乎只有马克思主义一家。他们根本无视了一个基本事实，毛泽东公开标榜自己是法家、秦始皇效法者。与其说毛泽东是儒家化的马克思主义者，倒不如说他是法家化人物更为恰当。他们硬给毛泽东扣上一顶儒冠，归根到底是想实现那套已经过时的全盘西化论。可悲的是他们自以为这便可以借反传统反儒学连带把毛泽东那套都反掉，然而历史已通过五四及文革两次大反儒运行之恶果证明反儒不通。现在反儒既不能阻挡儒学的复兴，更未能触及毛泽东错误之实质，徒然在学术界制造思想混乱，为可能出现的历史悲剧创造条件。「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但愿他们能「改邪归正」吧，不要再误导读者了。
注释
[1] 参阅拙作〈中华文明之死与生--评《河殇》〉(载《鹅湖》1989/5) 、〈新儒家与中国现代化关系略述--兼与李泽厚先生商榷〉(载《鹅湖》1989/10)
[2] 参阅傅伟勋〈冯友兰的学思历程与生命坎坷〉(载《当代》第十三、十四期) 、刘述先〈不心论冯友兰〉(载《当代》第三十五期)
原 载 ： 鹅湖学术丛刊(10)《当代新儒学论文集总论篇》页265-284，文津出版社；中华民国八十五年五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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