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记：这里贴出的是我一个月前在北大历史系报告的整理稿。本来我的报告鄙之无甚高论，只是一些零碎的小想法，更重要的是利用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和先进后学交流而已，收获在我。但报告后有热心的同学将之整理出来。我很快收到两份整理稿，一份是胡逆天同学的稿子，一份是“《在北大听讲座》整理组“的整理稿。两份稿子整理得都很用心，都保持了讲话内容的原貌。但因为一位负责给《在北大听讲座》系列组稿的同学在报告后就和我接洽，希望能将我的报告收入《在北大听讲座》。我虽然觉得我的报告不成系统，本不具备收入其中的条件，但是在翻看了《在北大听讲座》的样书之后，发现该系列的内容颇有百家争鸣的味道，应该支持，于是也就应允了这一要求。而比较两个整理稿，发现《在北大听讲座》整理组的稿子更精确和完整些，所以决定采用这一稿件。因为出版有一定的时间，我回美后太忙，来不及对整理稿作必要的校对，一拖就是一个月，让我觉得很对不住胡逆天同学和整理组的辛勤帮助。加上有些好心的朋友也在网上也贴出些我的报告的摘录，不仅显得更零碎，也不一定符合我的意思。所以在征得《在北大听讲座》整理组的同意后，我想先在往复贴出这份整理改订的讲稿，供有兴趣的朋友参考。我对整理稿只作了很小的修订，去掉的大多是口语中的一些重复语句，以及几处人名的缺漏，也添加了三四处报告时没有来得及提到的书名。原则上尽最大可能保持报告的原话和原意。我已经表示了，我的报告没有什么精彩之处，有的只是一些学习体会而已。而且因为报告时间才一个小时，加上我也没有准备讲稿，所以并不能系统发挥。但既然受到那么多关心，我想还是有责任将这一不成熟的报告放在这里让大家批评。不过最近实在太忙，能上网讨论的时间几乎没有，所以如果有朋友希望讨论讲稿中涉及的问题，我大概无法参与了，只能请各位谅解。
当前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问题与主义
主讲人：陆扬；主持人：阎步克
2007年10月22日晚七点
北京大学二院（历史系）108会议室
非常感谢大家，也非常感谢主持人阎步克先生的介绍。
我这次到北大来，距离我上次来相隔差不多整整五年。我上次来北大，好像也是这个时节，也就差不多是在十月的最后一周。这五年的变化，我想是相当惊人的。前几天，我和历史系的同学有个交流的机会，很有启发性，可惜那天时差还没有倒过来，回答问题的时候我不太能够完全集中，有些问题可能只是点到而已。事后想来，有些问题还可以再深入地探讨。这次来北大也是因为罗志田先生的建议，他希望我能来做一个报告，而这次来北京实际上是去西安参加会议的顺道停留，但似乎这一顺道停留更为有意义。
我一直在想我今天要讲些什么，由于现代史学本身的发展非常广泛，大家的兴趣和着重点都非常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要是讲一个过于专门的题目，对各位的帮助可能会很有限。所以我就选了“当前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问题与主义”这样一个非常宽泛的题目。之所以选这个题目，另一个原因便是缘于网上的讨论。“问题与主义”这个主题，大家都很熟悉，它是二十世纪整个中国人文学的讨论主题，但我今天讨论的“问题与主义”和当时讨论所涉及的范围与定义略有不同，我今天要讨论的“问题与主义”主要是最近十几年以来，历史研究中的体会，尤其是以我一个长期从事历史研究的海外学人的角度，所观察而得到一些特别的现象，虽然我个人的经验是很有限的，但我希望它能给大家作一点参考。
今天的报告我想大概集中在三到四个问题上：第一个问题就是西方的中国史研究与中国的中国史研究之间存在怎样的容易为大家忽略的关联；第二个问题是史学研究本身所面临的危机。尤其是在中国当前的环境下，这个问题显得非常突出，当然海外也存在这样的问题。这个危机就是史学地位的下滑，史学家不仅是学者，也可为公众提供史学经验，而这两者在这一危机中应该怎么平衡，社会为什么都需要历史学家为自己作辩护，这一辩护是否有必要，这一辩护为什么越来越难; 第三个问题是中国传统史学本身有哪些可以发掘的资源。
对于第一个问题而言，就我的观察来说，从过去五年中国内外的讨论都可以看到，中国史学界的工作受到西方重视的程度确实大幅度提高，毋庸讳言，这一过程中有功利性，但这毕竟给了中国史学界一个很好的机会，所以未来十年是中国史学界的关键十年，一是要使自己的各种研究更成熟，二是中国史学界要更愿意与外界交流、对话，这并不是说要接受外界的看法，而是要更清晰地将自己的观点表达出来，同时也要更愿意把中国史学本身变为世界史学经验的一部分，这对中国史学界和世界历史研究都同样有意义。
这两天和阎步克、邓小南两位先生的交流给了我很多启发，虽然对他们的研究和著作我都较为熟悉，但交谈后对一个人的解读与单纯读他们的著作然后进行的解读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交流给我的启发使我注意到史学界有个普遍的倾向，也就是西方史学对中国史学的影响，而回到西方中国史学研究的层面来说，大家有个普遍的看法是认为西方史学比较重视理论，中国史学比较注重实证，也就是注重材料的分析。这个讲法本身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但这个看法往往会影响到对西方史学的评估，也会影响到对中国史学发展的评估。其实最近十年以来，对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发展的研究几乎已经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而这个领域可以说是由华语学者带领并渐渐影响到西方中国学研究领域的，其实在十年前，很少听到西方人提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的学者，更少有对他们的研究。我记得当时到普林斯顿大学的时候，知道陈寅恪的西方学者有我在普大的老师杜希德，他本来是想要跟陈寅恪先生读书的，但后来一直没有机会。他的领域是隋唐史，除他而外很少有其他西方学者知道陈先生的名字。很有意思的是，当时还有一个例外竟然是罗马史专家——彼得·布朗（Peter Brown）， 他不但知道陈寅恪的名字，还大致知道陈先生的研究领域与观点。但这些年来，我们可以发现很多西方学者会把中国二十世纪学人的研究反复提出来，虽然他们的解读可能也存在问题，有这样那样的倾向，但中国学界的研究已经被认可为这一领域的研究传统，西方史学界的研究也已绕不过已存在的这一传统。现在很多中国学者还在做这方面的工作，比如罗志田先生等等。我个人觉得，这一研究传统中还有很多有待发掘的资源。需要发掘的原因就在于中国史学界和西方史学界对中国研究的相互关系是很复杂的。
比如说中国二十世纪初史学上理论贡献最大的几个学派，一个是疑古学派，为顾颉刚先生倡导，还有傅斯年先生对国故的重整以及重建国史的工作，还有后来郭沫若运用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说对中国历史的重新断代分析，等等。这些学派本身的分别往往被简化为“史料派”和“史观派”，但实际上这种分法本身是将历史现象大大简化了，结果就是我们对很多问题存在误解，并进而影响我们的判定。比如陈寅恪的研究，应属于史料派还是史观派呢？这是很难讲的。对陈寅恪先生的研究今天有很多，但很少有相当深入的探讨，有一些很基本的问题还未讲清：比如陈先生为什么会对唐史产生了这么大的兴趣？我很少看到有人对这个问题加以探讨，大家似乎都认为这是个不需要解释的问题，但我恰恰以为这是个需要解释的重要问题，他从什么时候开始、在什么情况下对唐代历史产生这么大兴趣，并把他的主要精力转到这个方向上来？还有个例子，陈寅恪先生在三十年代后期有过一个很有名的给清华学生出考题的掌故，因为他当时出的考题是对对子，他希望对对子成为国文考试的基本项目。当然这引起了很多争议，后来他写了封信给刘叔雅（按：即刘文典），表明自己的立场并解释为什么要对对子。这当然使对对子得到了很大的学术提升，但对这种看似简单的问题大家做的研究工作还是不够深入。
我唯一看过对这个问题有较深入探讨的是桑兵先生几年前的文章，可惜他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从中西语文的文化差异角度来理解对对子，他认为当时非常强调传统的陈寅恪等博学学者都把语文作为一个文化的重要特征。但事实上如果仔细去读陈寅恪的信的话，你会发现那只是很表面的内容，实质上，陈寅恪先生在承认对对子可以体现中国传统语言特征的同时，还提到了另外的问题，即好的上下联对对子几乎就像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应该存在“正-反-合”的关系。我还没有看到就这一点进行探讨的文章。实际上，陈寅恪先生在这里探讨的也是一个史学问题，是他重要史学观点的表达，只是没有详细阐发而已。大家看看陈先生特别提到的吴伟业的歌行中对句的例子就可以知道，他所说的对对子绝不是门联什么的简单对子，在他看来，那种对子的水平都是不够高的，即根本达不到“正-反-合”的境界。他的所谓“正-反-合”的境界是指在语言上不仅完全对应，而且上下联意义要完成完整的叙述，就像吴伟业的歌行中的“南内方起看桂宫，北兵早报临瓜步”(《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 那一联。史学叙事的本质性问题就在这个小小的对子中体现了出来，这才是陈寅恪先生最关心的问题，只是很多人没有体会他的意思。
前几天有人提到陈平原先生的一个讲法，也就是郭沫若和傅斯年的区别，认为郭沫若代表了美国的汉学传统。后来我回去想了想，这个转述也许并非陈平原先生的原意，但也体现了一个趋势，因为桑兵教授也提到过，西洋汉学发展到美国汉学是从实证的汉学发展到以社会科学为出发点的汉学。我觉得这样的分析存在线性的危险，实际上很多重要的思想在早期的发展中就已经出现了。比如郭沫若，他的中国古代史研究无疑受了疑古派的影响，而且他对《诗经》的解读不可能不受法国汉学家葛兰言的影响，因为他对《诗经》的解读是完全象征化的，他眼中的《诗经》中的人和事就并非指对具体历史本身，而是象征某个系统或历史结构。当然郭沫若先生也有他的原创性，但我还是认为他明显受了葛兰言的影响。而且我还认为早期西洋汉学中有生命力的部分也是有其理论取向的。这些理论取向到今天已经逐渐被吸纳到新的理论体系中间，比如今天研究《诗经》，更多是从象征性的角度去读，我们很难说大家是直接受葛兰言的影响，但确实最早创发于他的解读。我们可以不同意他的方法，但不得不去面对他的方法，包括后来的闻一多先生，他的很多处理就很像葛兰言，但比葛兰言要做得精确，有些细节更富创见。
大家有一个比较大的误解，即认为西方史学重视理论，中国史学的长处不在理论。我觉得这种讲法是有问题的，至少从经验层面上来讲，是不符合事实真相的。就我接触到的西方对中国史的研究而言，很多西方研究中国史的史学家实际上对理论并不重视，而且绝大部分人事实上没有受过很系统的理论训练，更多的是在职业训练中形成了某种表述史学观点、分析解释文献的共识。他们重视的并不是理论，相反还有人是反对理论的。尤其是七十年代开始领导史学领域的学者，他们对理论并不感兴趣，而且对理论的运用也并不系统。即便是费正清的研究，虽说用了帕森斯的社会学理论，但有非常清楚的证据表明他并没有真正细读过帕森斯的作品，只是作为同事跟帕森斯聊过一次，并接受了部分观点并用到自己的研究中。所以，很多西方学者对理论还是保持了很大的距离的，相反，倒是中国学者对理论的重视有时还超过西方学者。因此，我认为这一点还是有必要澄清的，毕竟这一误解可能会影响到西方学者对中国学者研究成果的评判。因为西方学者也有从他们立场而来的成见，他们会假定自己的研究在知识掌握上不如中国学者，但同时会认为中国学者即使渊博，其深度还是不够的。我觉得这是个很大的偏见，即使是现在也依然根深蒂固。我对这一点很不满意，因为它会影响到各个层面，因此首先有必要打破中国学界对西方学者认识上的误区，也同样有必要打破西方学界对中国学者认识的误区。这个工作必须由中国学者采取主动，来彻底改变这些印象。
还有个问题是运用理论与中国史学的结合。有一个近期发生的例子，余英时先生前几年出版了《朱熹的历史世界》后，西方学者对这部著作产生特别的重视。余先生的著作当然涉及很多内容，主要集中在南宋时期的政治文化对朱熹及其追随者和同盟的政治理念、政治行为所产生的影响。他在研究中借用了“心理史学”的方法来分析孝宗为什么会对高宗特别孝顺，又想改变高宗时代的政治格局的怪异行为。我注意到汉语世界和西方学界对余先生的评价，都特别提到了“心理史学”，认为将它运用与中国传统史学的研究有一点过于冒险。其实余先生也讲过，这是西方背景下产生的史学理论，他在运用的时候不得不作适当的调整来适合中国史学研究的特点。但汉语世界和西方的学者很多人甚至都认为“心理史学”本身就是个富有争议性的理论，更不用说将它用于中国传统史学的研究。就这个问题我在两三年前特别请教过余先生，也就是“心理史学”如何能在这样的场合下使用。他就给了我一个非常简洁的回答，他说，“实际上，这不完全是心理史学的问题，而是在史学研究上如何借鉴概念的问题，因为在中国传统记载中没有这样的简洁概念来表述对父母心里的复杂性，都用孝来概括，但实际上中国传统社会是普遍存在比如因为过于孝顺而产生逆反的心理的。” 在中国社会中的一些表述和谚语实际也是要呈现出这种逆反心里的，但这些表述就是没有类似心理学上的概念来得简洁。所以余先生只是借鉴了这些词汇和概念来更有效地表达一些很特殊的情感和心理状态，而在他的分析中，实际大量运用的是传统的史料，“心理史学”只是其表层而不是其分析的基础，也就是说，完全可以不用这一概念，但一旦用了，可以更有力地表达和概括。所以说，运用理论本身并不是一定对理论有特殊的认可，而实际上重视的是理论的概括能力。回到中国史学研究的现状来看，中国学者的研究做了很多细致的工作，但这些工作往往到了最关键的时候不能完成跳跃，他不能把自己最精彩的东西整合起来，让别人感受到他史学的力量。也就是说，其研究最精彩的问题需要别人来帮他表达，这是非常可惜的。而西方学者很多时候会在这个地方取巧，他们会把中国学者的研究完全接受过来，再转换一种语言，用更符合现代史学的方式将其精义表述出来。这种情况非常普遍，而且也让人误以为西方学者能将这些问题讲得更清楚，实际上基本工作和史料解读往往并不是西方学者做的。比如史景迁的作品很好，但他的工作往往是依赖二手文献，他的解读依赖于其他学者的工作，其本身没有做原始文献的解读，这就使他虽然取得了很大的贡献，但这些贡献有时不具备原创性。另有一些西方学者较为含蓄，研究的时间跨度很大，显得很渊博扎实，但实际上对一手文献的分析研判也同样是很少的，在这里，就不展开说了。
接下来，我想涉及第二个问题，也就是史学家的责任问题。这一问题困扰了很多史学家，中国学者可能还幸运些，因为中国社会近些年来有大变化，更兴起了一股“国学热”。我和阎步克先生都同意的一点便是，“国学”真正代表的是一种情感性的东西。虽然我还认为在今天的基础上建设“国学”新学科的可能性是不可思议的，毕竟今天我们所讲的“国学”和“国故”的范围比起二十世纪初“整理国故”的范围要显得更窄，这就更让人不能理解了。就这点，我也想举个比较具体的例子。比如历史系的老前辈周一良先生，我们都相当尊敬他。周一良先生在五十年代批判胡适的时候，写过一篇批判文章，登在当时的报纸上。读那种在大批判的环境中写的文字，我们往往可以读到一般学者平时不敢讲、不想讲的内容。而我觉得这篇文章写得好极了，并不因其批判性而显得意识形态化，相反这篇文章很有意思也有一定的分寸。特别是周先生对胡适的“汉学”和“整理国故” 有非常好的概括，甚至是八十年代对胡适进行再反思之前对胡适的史学方法的最简洁精确的概括。周一良先生认为胡适的“汉学”包括了所有对中国文化、历史的分析，胡适的“汉学”想概括一切，实际上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故”，而是一种现代性的新学问。在批判胡适的同时，周一良先生也批判了费正清等西洋汉学的研究，虽然今天有人会说他的批判有意识形态性，但我仔细阅读之后，发现周一良先生的批判表达了中国史学要求回归到自己独特传统的愿望。周一良先生到哈佛学习过，和费正清他们几乎是同辈人，他对他们的学术也有相当的了解。从周先生的立场看，胡适的“汉学”要用西方的外在分析方法来对待中国传统，这种处理是有问题的，这种处理不能深入到中国史料本身内在的脉络，因此他的批判也是一种自我反省。我相信，周先生对史学道路当时已经有了一个抉择，可惜的是他并未能有机会将其阐清。
回到“史学家的使命”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看到，近几年来中国民众突然对中国历史故事和发展产生了很多兴趣，这很不可思议。在我来中国之前，我在哈佛和那里的外国学者聊天，他们都惊讶于中国史学书籍的畅销，因为那些书在中国能卖几十万本，而在美国最多只能卖几千本。但是这样的热潮是否就改变了史学家本身的境况呢？我觉得未必，实际上，史学家作为一种职业，可能是面临了更多的不幸。因为史学家本身的志业是要为自己史学立场辩护，这种辩护往往和一般观点相左，而现在历史通俗化的结果不是要给大众一个挑战。换句话说，史学家应该给大众一个挑战，要让大众感到自己以前的史观是有问题的，让大众意识到他们以前对历史发展的看法是过分简单了，这才是史学家应该起的作用。而不是反过来去印证大家已经抱有的对史学的看法，而现在的许多工作恰是印证大家已有的很多通俗的观念，实际上这对史学本身的发展一点好处都没有。这一现象在西方也是存在的，它涉及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即史学家作为人文、社会成员的责任问题，在中国也就是历史的教训问题，比如陈寅恪先生就说过他的最高目标是要写关于历史教训的问题。但历史的教训本身是不是应该成为史学家的责任？我觉得这是很难说的，历史学家的责任应该是从个人角度对历史作精确化的表述，至于这之中是否能带来道德上的责任或历史的教训，并不应该由历史学家承担，事实上历史学家也无法承担。
我举个比较近期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大家知道，美国这几年政治发展的状况非常地不好。我最近换到了堪萨斯大学，这是个特别的大学，处于美国中部，是美国传统力量比较重要的区域，离他不远的地方就是一所著名的军校，美国的著名将领，比如艾森豪威尔、巴顿都是从那里毕业的。美国的历史虽然不长，但它和军事的联系是很密切的，虽然国内和平时期很长，但战争对它国家的发展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在那里，最近就谈到伊拉克战争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美国近期的许多战争，特别是越战。我记得刚到美国的时候，也就是九十年代初，至到“9·11”之前，我接触到的美国一般的看法都是认为越战是个非常错误的政治事件，而且越战还暴露美国民主体制种种方面的漏洞，这一认识是比较统一的，甚至成为了一个大家不会挑战的“政治正确”。但最近这两年，对越战的看法开始变了，不是说认为越战不错误，而是对越战的看法突然模糊起来。各种人对越战的解读变得完全不一样，在解释为什么美军要在伊拉克继续呆下去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谈到越战。甚至还有些历史学家提到当时的越战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民众没有对越战加以全力的支持，政府没有充分相信军队的能力，如果这些情况反过来，那么当时的越战就可以坚持下去并取得最后的胜利。可见，当今的政治事件可以影响到对历史事件的理解，甚至可以使清晰的反省突然模糊起来。而这之中历史学家可以扮演的角色其实是非常微小的。同样的道理，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存在普遍的现象，就是最近几年对教科书的改写，中国、台湾、印度、美国、日本都有这样的情况。这些教科书的改写，本身就体现了大众对史学的压力，在这些改写过程中，声音最响亮的不是对各个研究领域的研究权威，而是一般最敢发言的那些通俗史学家，而认真研究的职业史学家往往选择沉默。这样的情况是不是正常？我并没有固定的答案，我只是觉得这不是史学家的责任，但史学家研究时应该有他的关怀和公共责任感，然而更重要的是他要对历史本身作出分析和理解，这之间应该力争平衡。
第三个问题就是怎么样发掘资源给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带来新的局面。我是觉得可以从很多层面对以前的研究工作加以反省和推进，特别是对传统文本的解读。这是因为中国古代史研究最集中的部分便是传统史料。我举一个为人广知的例子，比如李零先生的《丧家狗》引起了很多讨论。但有个问题很少有人讨论，即“丧家狗”是在哪个性质的文献里出现的。实际上，我们孔子的形象最重要的是从《史记·孔子世家》中出来的，并不是《论语》。因为《论语》虽然提供和孔子与其弟子的很多对话，但它并没有构成孔子生平的一个完整叙事，而这一叙事存留下来最早也最重要的文献便是《史记·孔子世家》。 但是很少有人讨论过《史记·孔子世家》对孔子形象的描述起过怎样的作用，它和汉代的很多观念又有什么关系。实际上，这些问题要是探讨清楚的话，我们就会知道司马迁对其笔下的孔子抱有怎样的观念，我们就不会纠缠于“丧家狗”表示褒义还是贬义的这样一个简单化的问题。你就会发现，司马迁反复要强调的是这样一个观念，即孔子是一个特殊形态的圣人，他代表了一种新的圣人。所以司马迁特别强调孔子的出身，他讲孔子出身时提到了神异的出现，但以前提到神异的时候往往是天神和超自然力量的直接介入，而他讲孔子的时候则是非常隐约，没有直接讲这些神异，但你能读出他强调某种超自然的力量在主导着孔子的出生。也就是说，司马迁注意在这中间做某种区分，即孔子是圣人，但他又不是如以前尧、舜、夏禹那样的圣人。司马迁既要符合当时对孔子的观念，他也强调自己对孔子的认识，反过来他也利用孔子来加强自己所追随的意识形态。司马迁可以说是从道家那个系统出来的，比如说他特别强调孔子的最高境界是学《易》并把《易》放在孔子最后。但这真的符合历史真相吗？我想可能就不是，只是太史公把《易》作为最高的境界，而《孔子世家》里又说在孔子探究《易》之前所完成的是《春秋》，春秋的地位可以说是第二高，原因我想便是《春秋》对于司马迁来说代表了史学的价值，是他个人使命的价值依据。然而由于司马迁家学的缘故，《春秋》的境界还比不上《易》，所以对这些编排其实都不是基于孔子生平的发展，而是太史公自己的价值观。后人往往容易把它接受为实证的知识而不能深入探讨在当时背景下对孔子的认识。所以史学家应该发展出复杂的解读结构去接近历史真相，如果存在这样一个历史真相的话，同时这种解读应该保持对文本的清醒反省。从这个角度说，西方学者对文本解读的反省确实要更自觉些，而中国学者对文本的解读有时也相当精彩，但并没有意识到对文本的清醒反思会对史学研究有关键的影响。
还有一点就是叙事史。从八十年代文化史、心态史兴起后，叙事史变得非常流行，这种情况在后现代兴起后继续蔓延。就叙事史本身来说，其实中国史学的很多经典名著大部分都是叙事史，都是用文字来讲述故事，对人事作出完整的评述。当然，中国叙事史有其很复杂的特点，比如体例，这在中国传统史学看来就是非常重要的，对它的精确掌握与否就决定了史学研究的价值。也就是说，不光是叙事本身要能讲述真实的情状，还要符合史学体例。但从近代来看，尤其是在现代的中国史研究中，叙事史实际上占了非常微弱的地位。甚至可以说，现代中国的史学著作中，重要的叙事性断代史著作非常少，这方面最重要的著作可以说大半都是西方学者所写。我举个例子，比如清代史，对它的完整叙述就很少，在我看来，能让我第一个想到的符合现代学术严谨性的著作便是魏斐德的《洪业——清朝开国史》（The Great Enterprise）。我觉得这两大卷著作是很精彩的，而这样的著作，中国学者很少去写，即使去做这样的工作，也往往把它写成教科书式的，或是较为通俗的著作。
然而叙事史恰恰是中国传统史学中的重要部分，二十世纪以来，对它的重视远远不够，包括陈寅恪、傅斯年等诸先生在内。虽然陈寅恪先生强调叙事，但他本人从没有写过叙事史著作，而更多的是考证式的文字和论著。西方虽然也有社会科学要求史学科学化，但这些观念往往不被史学家认同，至少现在的主流史学界大都不愿意说史学就是科学，甚至认为这是对史学丰富意蕴的简化和贬低。不管怎样，西方史学中的叙事还是占有重要的位置。回溯到西方的史学传统，大家都注意到兰克曾对中国二十世纪的史学产生过巨大的影响。陈寅恪、傅斯年等人可能都没有真正读过他的作品，而只是通过第二手、第三手的转述接触到兰克的观点，比如说通过接触兰克的学生的介绍等等，但这种转手实际上把兰克的很多史学方法都简化了。近几年普林斯顿大学研究文艺复兴文化史的安东尼· 格莱弗顿写了本小册子，叫《注脚》（The Footnote），北大出版社正准备把它翻译过来，我很支持，因为这本小册子非常精彩。它所探讨并不是中国国内讨论学术规范时对“注脚”的那种讨论，而是要通过对“注脚”变成一种必要的学术手段所经过的几个重要阶段的分析，比如从十七世纪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以来的种种变化，来把近代史学研究变化的基本特征给勾勒出来。其中有一章，我觉得特别精彩，那就是讲兰克的一章。我们现在讲兰克总提他的一个观点：“史料即史学”，也知道他很重视档案而不重视传统史料。如果照兰克的这种看法，那么中国明清以前的历史就几乎没办法研究了，因为那些史料几乎都不是可靠的档案。但实际上《注脚》那本书里提到兰克的史学观念实际很复杂，虽然后来特别强调档案研究给他带来的乐趣，比如他说他在冷清的傍晚在罗马的档案馆里做研究觉得享受得不得了。（笑声）但他一生还是不断反思写作中要包含多少叙事的成分，并且他不单纯只注重考察档案材料，他的目标还是在于通过综合以得到大的历史认识，比如他对中古晚期佛罗伦萨政治形态的勾勒就完全是宏观的。但这些方面的专著，我想陈寅恪、傅斯年等先生都没有读过，当然这不并意味着他们完全被经过转述的兰克的观点所误导，实际上，他们自己也很注重宏观的思考。
最后，我想给大家看一本小册子，题目叫“The Landscape of History”（《历史的景观》），这本书是2002年出的，2004年再版。书的作者是John Lewis Gaddis，在耶鲁教军事史。这本书是作者在剑桥担任访问教授时的讲座结集。这一系列讲座引起了听众的兴趣，其中有很多著名的重要历史学家，他们便促成作者整理出版了这本小册子。按照作者的说法，他希望作为实践历史学家，能通过这本册子对之前的另一本小册子，即卡尔的 What is History（《历史是什么》）作出新的反省。这就是他从实践的角度在九十年代写一本新的史学导论。这本书的内容我不多加介绍，而要来谈谈它的封面。它的封面是十九世纪德国浪漫派画家卡斯帕。弗里德里希的一幅画，强调的是知识人的孤独感，我们可以看到在断崖上拄着拐杖的一个人的背影，他正自信地注视着茫茫云海环绕着的群山。我想作者已经把封面上的人当作了史学家的形象，也就是史学家面对着他的史学对象，他在山巅之上可以看到史学对象的轮廓。作为史学家，我看到这幅画当然是信心百倍。（笑声）但我越来越觉得使用这幅画来说明史学实际上是有问题的，因为这里透露了史学家的过度自信，这种自信可能会妨碍我们的工作，我们史学家应该对历史对象保持敬畏，要意识到我们的认识是有限的，我们在任何场合下的认识都可能是有问题的，不要以为我们掌控着我们的研究对象。因此，我认为与其用这幅画，不如用“森林中的旅人”的譬喻，也就是说你面对着云雾缭绕的森林，你可能已经迷路了，但你还是要尽力找出一条路来，你要尽力看清森林中树木的轮廓，也许这个轮廓只是烟雾消逝的局部，也许这个轮廓会因其他的烟雾而呈现得不同。这才是现代的史学家应该有的态度，而我们以往过多强调了史学家对历史把握的本领，以至于中国史学家常常有不自觉的感受，即会认为自己对过去的认识拥有优势。我认为我们应该尽可能地降低这种优越感，不妨援引西方史学的一句格言：“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过去即是异国”）对我们来说，过去就像外国一样陌生，我们应该保持与普遍接受的内容之间的距离，这不是冷漠，而是一种冷静，如果能这样，即使在森林里迷路了，我想，你也能找到一条路来。（笑声）
（以下为讲座结束后，听众与陆扬先生之间的互动，仅录其中与讲题密切相关的内容）
学生甲：在您看来，陈寅恪先生为什么会在后期转入隋唐史研究？
陆扬：其实这还是我仍在思考的问题，我只能略说一点。陈寅恪先生的研究领域很广，在其他领域甚至贡献更大。我并不是说他的隋唐史研究不出色，而是就个人而言，我更喜欢他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但陈先生在其他领域的研究都没有像隋唐史研究那样全面。我觉得这和他个人的经历有关。大家或许注意到，在王国维投河之后，陈寅恪写过著名的《吊王国维诗》，如果我们进一步仔细地去看那首诗，便会发现其中用了大量的唐代典故，而且其中的一些典故后来就成了他很重要的研究对象。其原因我想或许在于他作为史家兼士大夫的敏感，他自然地认为晚唐和晚清的灭亡有相似点。我猜想，他应该是作了这样的联系，这主要是因为是唐末历史变化有相当的突然性，从相对稳定的局面到突然崩溃，而清末民初的转折也是非常迅疾的，作为渊博而敏感的史学家，不可能不注意到这一点。另外一点在于，晚唐的精英是特定的知识精英，这也很像晚清的“清流”。这些可能会触动陈先生去研究，当然也存在其他因素。
阎步克：学界还有种解释，即认为本来陈寅恪先生最感兴趣的是对敦煌卷子等的研究，但因为中国社会陷入战争，没有资料，便只能去转而研究正史了。
陆扬：这样的解释或许可以说明陈先生为何决定不去研究某些课题，而不能适用于解释陈先生为何选择某些课题。陈寅恪不是一般的史家，不会像现在的一些史学研究者那样被动地去做选择。
学生乙：请问西方学者是如何长于史料的解读？
陆扬：国外史学家当然是有长处的，但我并不认为西方史学家对中国史料的掌握是全面的，实际上恰恰相反，他们对中国史料的掌握过于专门，同时也过于宽泛，正是因为过于狭窄才会过于宽泛，这都使他们对史料的掌握显得不那么精确。其实西方中国史学的学生，在知识积累方面，花了很多精力于其他史学领域和社会科学等等方面，而对中国史领域内的把握则较为不够。这种注重很大程度上不是出于学问上的追求，而是出于职业上的追求。因为如果不注重这些，就很难在学界施展开来。在这个意义上说，“Professional Historian”（职业史学家）可以是褒称，也可以是个贬称。套用学界对王安石变法时期官僚的划分——理想主义官僚和职业生涯为主的官僚（career-minded），那么我要说有些西方的史学家往往也是“career-minded”的，没有什么太高远的理想，甚至对史学本身的兴趣也有限，不过却表现出了高度的职业化。当然，他们有个显著的特点，也就是他们对史料确实持较为谨慎的态度，他们承认对某个史料的解读可以多种多样，这也部分地是由于其职业化的关系。因为西方中国史的研究相对于西方史学的其他领域来说，是比较落后的，而且是跟着其他领域的变化在走，这之间的时间差大概是五年左右。当然这也和他们的训练有关系，他们在训练的时候就特别注意对概念的把握，比如要把握概念本身的历史，很像以前中国的经学研究。中国学者在材料掌握上的优势是相当明显的，但这个优势又使我们对某些材料尽可能榨取其价值的愿望又显得不够强烈。
学生丙：请您讲讲兰克强调档案和综合的两种形象对西方史学和中国史学分别有什么影响。
陆扬：我觉得最好的一个描述还是《注脚》那本书中的那一章，它确实把兰克的生平和当时的学术背景结合在一起，并揭示了兰克的两种倾向。其实兰克一开始最想做的还是叙事史，在当时看来，这当然和用史料考订事实有很大的差别。一个代表过去的史学方法，一个代表所谓比较科学的新的史学方法。但事实上，这两种方法在他的工作和著作中是很难分开的，而且他也没有讲过要将这两者强行分开。反倒是他的学生把他的基本思想给完全改变了，并通过一些小册子把他的思想变成了口号式的东西，也正是这些口号式的东西后来才传播开来，当然兰克在其他方面的影响也并未完全消失。比如他培养的重要的史学家布克哈特，就特别注意全面性的把握，这就是继承了兰克的研究思想。
最近这十年来，西方的史学史发展很快，这是很值得注意的。西方的史学史往往关注比较近期的史学，也就是二三十年之内的跨度，比如对法国年鉴学派，就有很多评述性质的著作来谈这个学派的发展，但反而对十八、十九世纪或二十世纪初的史学认识得不够。不过这个局面在过去这几年改变了。比如说有本很重要的英文著作就对布克哈特进行了全面分析，是Lionel Gossman 写的，书中把布克哈特的生活背景联系在一起阐述其史学思想的形成，这本书里也有对他与兰克之间关系的分析。所以，“史料即史学”只是兰史学思想中的一个层面，而兰克思想中的其他方面也是被完全继承下来的，所以布克哈特对意大利文艺复兴才有一个打破各个领域的研究。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例子就是吉本，在过去的十年里，就有 J.G.A. Pocock 关于吉本的多卷本著作，把他和英国当时的思想文化以及苏格兰文艺复兴结合在一起谈。这些对我们了解西方史学在十八、十九世纪的演变有很重要的作用。
另一个例子便是：在中国史学领域中，制度史是很重要的，而且出了大量的优秀学者和著作。而西方学者中国史研究有几个薄弱的环节，其中一个就是制度史，很多西方学者对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了解是很肤浅的，多少年来这一局面几乎没有得到改变。比如说最近北大要重新影印Charles Hucker编的《中华帝国官名辞典》，这几乎是西方唯一一部有关中国制度的工具书，在其引言中，Charles Hucker说他编著辞典的目的是要解救他的西方同行，使他们免于羞耻的境地。我们不要觉得制度史是个很特殊的领域，实际上制度史曾经在西方史学上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这种状况实际上也和西方史学的演变有关，在西方史学从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的发展过程中，它就把对制度演变的探讨看成是过去的陈旧的史学，认为这是一种“antiquarianism”（嗜古主义）的学问，这当然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武断的。实际上，在这之前西方有大量探讨制度演变的著作，比如对德国诸侯制度的探讨等等。只是在史学的演变中，西方逐渐抛弃了对这些领域研究的兴趣，我想这或许与忽视中国制度史有着非常大的关联。这种忽视对西方史学的发展是有很大负面影响的，曾经有重要的意大利史学家 Momigliano 专门撰文反对过这一倾向，强调 antiquarianism 的重要性。至于兰克对中国史学研究的影响，正如我刚才说的，是比较单一的，可惜现在好像还没有专门的研究。
学生丁：请问在历史研究过程中，史学家应当如何面对图像和“以图证史”，您对比如巫鸿等先生提倡的方法有什么看法？
陆扬：我对艺术史非常感兴趣，虽然我可能不会从事和图像方面有关的研究。巫鸿先生确实提出很多很有意思的研究方法，但有趣的是在他最初发表武梁祠作品时，他在西方受到赞扬的原因是因为西方人认为他的特色在于对中国传统学问的掌握很扎实。有个美术史学者对我开玩笑讲过，在中国美术史的研究中现在有着“古画派”和“古墓派”的分别，（笑声）以前是|“古画派”占据垄断的地位，现在则是“古墓派”开始全面占领战场；而且“古画派”不能解答的问题，“古墓派”似乎都能解答，相反，“古墓派”不能解答的问题，“古画派”通常也解答不了。（笑声）所谓“古墓派”就是指巫鸿先生他们的研究方法。其实不管你是否赞同巫鸿先生的研究方法，他们的贡献是非常大的，哪怕是从很功利的角度看，巫鸿先生培养的中国美术史方面的学生几乎超过其他任何美术史家，除了方闻先生以外。而作为一个领域来说，他还推动了两个方面，一是推动了西方对汉唐考古的重视，而汉唐考古的发现与其历史意义又迫使其他史学领域也不得不加以重视。
至于“以图证史”的问题，我想这是个复杂的问题，它也受到过很多批评。就我而言，图像史、美术史确实和物质文化史有着联系，但我们根据发现的图像是否就可以进行物质文化史的研究呢？我想未必，比如做这样的研究应该注意，墓葬中发现的图像和物质真的能代表一般的物质文化史吗，又是谁才能把这些东西放在墓葬里面？当然不是一般的人。“以图证史”也有类似的问题。这么说，并不是否认以往用图像来印证文献的方法，这一方法到现在还是适用的，比如汉画像石、画像砖印证文献的方法还是很有效的。
当前西方的中国艺术史研究往往着重于两个地方，一是艺术的社会功用，即想把图像和它的赞助人联系起来，比如官僚、士绅等人要借此表达自己的意识形态，很多著作都在这方面做文章；另一个是要把图像作为一个系统，要把图像和周遭的环境、建筑布局看成是一个完整的形态并解释其对当时人的精神、政治、宗教方面产生的作用。这两个方面的研究垄断了大部分研究，当然也出了许多有意思的成果，提了很多新的思路。巫鸿先生还是很谨慎的，他不愿在这个方向上走太远，“古墓派”的研究有时相对“古画派”的研究甚至会显得更谨慎些。有些“古画派”的研究甚至把某些创作背景不明的画作和古代文人文集中的某首题画诗联系在一起，还将画中的形象落实到诗中某些很具体的诗句上，看上去很“实证”，实际这之中转折太多，从现代史学的方法看，是站不住脚的。另一种情况则是接受的史学前提太陈旧，比如在研究汉代、唐代的艺术史时，要研究美术、艺术的社会背景，但其依据的却是那些显得过时了的知识前提，这些前提很多已被新近史学研究所否定。因此我认为美术史的研究与中国史研究的结合，还做得很不够。这之中还有个因素便是图像的限制，因为很多美术史的理论是来自西方美术的发展，尤其是文艺复兴之后的发展，但艺术在中西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是不一样的，中西方的大众对艺术社会功能的认识也是有很大差别的。比如文艺复兴以后西方美术中的赞助人确实会要求画家来表达自己想表达的隐含意思，但很难说中国古代艺术中的赞助人有这么强的意愿要表达这样的内容，所以我觉得借鉴西方美术史来研究中国美术需要特别谨慎。而这样的谨慎研究还不是很多，不过中国美术史研究的发展确实很令人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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