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文怀远

俺先开个头，抛砖引玉，欢迎诸位朋友参与这个讨论。

正如八十年代成长的一代青年都是喝着李泽厚的奶水长大的那样，90年代以来包括今日的很多青年，大都是喝着甘阳、刘小枫的奶水长大的。事实上，他们二人一直是学术界与思想界的弄潮高手，领军人物。反思总结他们的思想道路因而具有特殊的意义，甚至是青年学者反省自身思想背景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甘刘二人在80年代共同参与“文化中国与世界”与现代西方学术文库的事业。但尽管如此，个人觉得他们还是两种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甘阳是个政治知识分子，对于政治（包括文化层面的政治）具有高度的敏感。即便是甘的同时代人如陈嘉映等无不佩服甘阳的深谋远虑与领导智慧，当然还有他的深刻洞见。1993年发表《走向政治民族》可以说开启了汉语思想转向政治哲学的风潮，而在此之前是汉语学界是经济学与法学的天下。他对共和国未来之路的设计也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关于通识教育的讨论、关于新三统的思想，等等，无一不显示他的思想领导能力。但他似乎不是那种愿意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某一个特有的领域的知识分子，所以他留下来的东西，没有汪晖那样的石头一样的著作。刘小枫呢？似乎在转向引导汉语人全面地重新阅读西方思想与文化之前，他已经涉足了诸多领域，它的学科涉及似乎最为广泛。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他才能进入西方思想的各大领域。我称他为修道以立教的知识分子，也就是他把教化年轻人这样的事业视为最根本的事业，有点像苏格拉底与晚年孔夫子所作所为。与那些学院派知识分子不同，他把个人的学术研究提升到教化的高度。这两个人物构成了很多年轻人的精神领袖。例如新古典主义的思想史学派一个代表人物就在酒桌上当着甘阳的面说，是喝他的奶长大的。而在西南政大学的一次讲座中，主持人也称小枫为“我们的”其实也就是一代的精神领袖。先来个引子吧。



[ 本帖最后由 大粽子 于 2007-12-14 08:44 编辑 ]

宇文怀远

二人都是有智慧的学者。惟其抱负宏大，对学术与思想有长期的规划与目标，故而他们懂得在什么时候推出什么东西。比如，据说小枫多年前就写了一部关于庄子的书稿，但始终藏而不露，他会等待一个他认为比较适当的时机将之公布。由此可见一斑啊。如今小枫的经典与解释已经从西方传统进入到中国传统，但似乎不是走“解释”的路径了，而有些整理国故的味道了。他在那本关于王闿运春秋思想的著作中，似乎强调了清代学者的方向。不知诸位如何看待这些。这至少与陈寅恪所谓的新宋学的复兴有所不同。

宇文怀远

个人觉得二人似乎可以理解为中国思想走向成熟阶段的知识分子，也就是过渡时代的知识分子。他们致力于改变汉语思想界的方向，但汉语思想自身的更悠久的历史传统还没有成为他们最内在的资源。因而，与印度的知识分子如帕尔塔·查特吉等还不一样，在后者那里，印度的思想似乎更为内在一些，所以查特吉也能将自己的那些东西提供给英美学术界，转换成世界性的知识分子。甘刘二人目前还主要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向世界性的知识分子的过渡时代的人物。不知这个说法是否妥当，仅仅是个人感想。

心岳

值得观察、思考他们引进施特劳斯著作及其施特劳斯派著作的效果史。

宇文怀远

这个效果，似乎是小枫先生已经预料到的。据说，他似曾经说过（大意如下），今日介绍斯特劳斯，明天就会有人象斯特劳斯那样解读中国经典。

呆呆向前冲

中国思想的道路，牟先生是不能回避又极具争议的人物。在五十年的时代他着重研究了中国文化的出路问题，后又从头梳理儒道佛三家文化，特别是为儒家思想“把脉”“判教”“正名”，将儒学的内核勘定为“身心性命”之学，长期以来，此种论点备受争议，但观中西学之差异，牟之见解深刻禀然。
然就其所倡经由“良知坎陷”而转出知性主体、道德主体，由内圣开出新外王，此种路径是否可行？如何行走？还是一问题。
另，就牟先生所说的“智的直觉”，我始终困惑，作为个体的人如何能获得具有普遍直观的能力，个别直观如何把握住普遍本质？在胡塞尔那里也未曾获得合理解释，牟先生的解释我也始终不明白，希望借此讨论之机再增进了解。

心岳

引用:

原帖由 宇文怀远 于 2007-11-9 10:38 发表
这个效果，似乎是小枫先生已经预料到的。据说，他似曾经说过（大意如下），今日介绍斯特劳斯，明天就会有人象斯特劳斯那样解读中国经典。

问题在于，有些人会以为，自己掌握了微言，你们都是只懂大意的人，免谈。于是，造成思想的封闭，而不是敞开。这与沃格林揭示的现代性中的禁止提问现象是不是一样？

宇文怀远

引用:

原帖由 心岳 于 2007-11-9 11:36 发表


问题在于，有些人会以为，自己掌握了微言，你们都是只懂大意的人，免谈。于是，造成思想的封闭，而不是敞开。这与沃格林揭示的现代性中的禁止提问现象是不是一样？

这个问题很好。可有时候再大众不能自理自立的情况下，专制一些还可能保留秩序啊。这就好像晋人郭象所说的，君王一旦进入统治，政治就会出种种问题，但即使是这样，也还是比没有王好啊。当然，我个人觉得你所说的现象的确存在。

陈西米

恐怕，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
但甘刘二人，对于中国思想界乃至于现实中国之影响，会是我们这二三代人所要承受、消化并发展的。
二人，我以为，固然表面看起来各有不同的表象：比如甘阳更显白些，和现实政治文化联系比较紧密。刘小枫更隐微些，似乎专注于介绍中西经典并注释之。但显白背后，其实有有微言；隐微之处有大义。；因此究其里，二人是惺惺相通的，其落脚点是教化而已。似乎，甘犹如写《君主论》的马基雅维里，要当身居高位者的“帝王师”；而刘犹如写《李维史论》的马基雅维里，要把帝王之术传给潜在君王。正如，Leo 所言，两本书是有着隐秘的关联和统一的。因此，甘阳和刘小枫，亦是如此。甚至可以说是一体两面而已。
不过，最终怎么评价二位前辈，还要继续看那。
孔子五十多，才周游列国回鲁，编订诗、书呀；至七十三而卒。

宇文怀远

非常同意西米的看法。
然，也许对我们来说，应该思考的是，为什么刘转向经典研究，这背后的蕴含着的判断是什么？蕴含着的是时代思想状况的理解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将对他们的观察转向对我们自身的理解啊，而不是给他们盖棺论定，套个帽子，那时我们做不了的工作。